“天下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在大力倡导家庭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家庭、家教、家风之间的关系，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深化优良家风传承。
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家庭。家庭是社会这个大的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单位，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每一个家庭的有序运作。在阶级尚未消亡以前，家庭的主要功能不会改变，家庭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家庭是社会细胞的角色也不会改变。
1.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
家庭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家庭并非自古有之。人类从远古时代到近代经过了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个体婚制（一夫一妻制）三种家庭婚姻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这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在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愚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它的最后胜利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一夫一妻制源于财产继承的需要，而财产继承制度又巩固了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既是人口生产单位，又是社会生产单位。家庭为种族进行人口再生产，以满足种族繁衍的需要；为维持生存，又进行着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而社会生产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点尤为重要。以汉字“家”的创造和衍生的轨迹为例，古人创造“家”字时，本义是指“蓄养牲畜的稳定居所”，也就是说，家庭最早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场所，后来才被引申为人居住的居所。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生产单元和社会经济组织，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形式表现日益突出。在古代和近现代乡土气息浓厚的农业社会，家庭作坊、男耕女织的家庭内部分工协作保证了家庭的长期稳定性。一个小农家庭，除了少量物质资料之外，几乎所有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都能实现和满足。因此，在一个家庭内部就能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自循环，只有少量富余物资可用来换取生产生活所需的其他物质资料。
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普通大众不再占有生产资料，家庭的经济组织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再也不能维持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组织的形态了，而是融入社会大生产，成为了社会大生产环节的一个小分子。在现代社会，家庭所需的衣食住行，甚至一些家务劳作，比如打扫清洁、洗衣做饭等等，都可以由机器及雇佣人工解决，家庭的主要经济形式从生产转为消费，比如购买汽车、房屋、电器等消费行为。当然，家庭的生产功能并没有彻底消失，只不过退为社会生产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但仍然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单元。
2.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
没有两性结合，就没有婚姻和家庭。两性结合进行种族繁衍是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家庭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最大区别。家庭承担着抚育后代和赡养老人这两项非常重大的责任和义务。
康有为是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戊戌变法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他游历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寻找医治国家和民族的良方，最终在中国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创作了《大同书》，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畅想。
在书中，康有为勾勒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蓝图——“大同世界”。“大同世界”主要施政措施包括：无国家无政府；妇女怀孕进入胎教院养胎待产，儿童生下来后送入育婴院抚育；学龄童进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学习；生病送入养病院，老人则入养老院养老。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均产说”。“均产说”指出了私有制给人们造成的种种弊害，进一步肯定了公工、公农、公商之于独工、独农、独商的优越性，描绘了一幅公有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景。康有为的这些思想，同中国古代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不谋而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可以说，《大同书》的这些天才论断，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家庭是阶级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组织这一基本事实。
此外，中华民族对于家国同构的关系理解得非常透彻。《孟子》中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华民族自古就产生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伦理境界，也传承了“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样的千载古训。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小家”同“大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
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化服务水平越来越高，康有为的愿望部分实现了——孩子和老人的抚养赡养义务部分转向了社会，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但对于大部分孩子和老人来说，家庭的抚养和赡养功能仍然是任何一个社会机构所无法取代的。同时，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组织的其他作用也日益突出。
正因为家庭对社会的作用如此重要，因此，家庭与社会必须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为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强化家庭的重要性，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之后每年的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以此提高各国政府和民众对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社会的共同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的安定，离不开每一个家庭的和谐安定。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家庭这一基本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将更多的关爱传递回家庭，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家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家庭是最核心的精神家园
家庭是人最核心的精神家园。人的情感体验从家庭开始，也大多以家庭为归宿。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是人赖以休憩和放松的心灵港湾。家庭的这种精神上的呵护作用，是由家庭所独具的亲情和感情所决定的。
人们常常用血浓于水、手足情深等词语来比喻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的真挚情感。家庭成员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彼此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产生了密不可分的深厚感情。这种浓浓的亲情和感情，对一个人的性格发展、品质养成、情感培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林觉民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牺牲时年仅25岁。他既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革命家，又是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普通人。他在广州起义前夕，留给妻子陈意映的绝笔《与妻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对妻子的绵绵深情，他是一个典型的胸怀“小家”，但为了“大家”而英勇献身的英雄。
《与妻书》是林觉民在1911年广州起义前写给陈意映的。当时，他从广州来到香港，迎接从日本归来参加起义的同志，住在临江边的一幢小楼上。夜阑人静时，想到即将到来的残酷而生死难卜的起义以及家中的妻儿老小，他思绪翻涌，彻夜疾书，分别写下了给父亲和妻子的诀别书，天亮后交给一位朋友，说：“我死，幸为转达。”写《与妻书》时，林觉民满怀悲壮，已下定慷慨赴死的决心，在信的第一句，他就毅然决然地告诉妻子“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他置生死于度外，抛却与爱妻的儿女情长而“勇于就死”，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积极投身到推翻清政府黑暗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中。
《与妻书》为何感人至深，就在于烈士为国捐躯的激情与对爱妻的深情两相交融、相互辉映，叫人断肠落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家庭作为人最核心的精神家园，所具有的独特的心灵抚慰和精神寄托作用。
“家和万事兴。”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提及家庭建设，往往局限于买房、买车、买衣服、买首饰等物质资料的满足，却忽视了精神家园的搭建。向往更好的物质生活本无过错，但弃精神生活如敝屣则无疑是错误的。家庭文明建设中，我们应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都要硬，决不能厚此薄彼，徒留遗憾。
二 家教是教育的开端
家教是教育的开端，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注重家教，其本质是注重教育，注重人的本身全面健康成长。
1.家教是人生的第一课
教育随着生命的诞生而开始。中国的传统蒙书《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育学家福禄贝尔则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当一个生命呱呱坠地后，他最先接触到的，是家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教育具有早期性、基础性、长期性、继承性。家庭教育早于学校教育，孩子一出生，家长就开始了家庭教育。从这个角度看，家庭教育具有早期性。人的成长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在这项工程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家庭教育具有基础性。家庭教育伴随人的一生，即使孩子长大成人，依然应该进行家庭教育。从这个角度看，家庭教育具有长期性；孩子接受了父祖辈的教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也会用同样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去教育自己的后代。从这个角度看，家庭教育具有继承性。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儿童的行为习惯尚于养成阶段，他们善于模仿、意识单纯、是非分辨能力差，可塑性很强。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分清对错、善恶、美丑等不同性质的事物，为其日后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托尔斯泰认为：“全部教育，或者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事实上，家庭教育确实远重于学校教育。这是因为，家庭教育的奥秘在于“潜移默化”之间的言传身教，在于“润物细无声”。比如，父母会时常在家里议论社会上、邻里间、单位里发生的事，父母对这些事物的分析、判断及他们的处世方式，时刻在影响着孩子。孩子长大后，他们也会模仿、借鉴或发展父母的处世模式。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从一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其父母的影子——父母遇事爱发脾气、骂人，小孩遇事也会发脾气、骂人；父母经常关心、帮助别人，小孩往往也有一颗关爱之心。同时，父母的个人爱好往往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孩子的个人事业选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丁努思·韦尔特曼说：“父母灌输给你们的理想或者人生的目标将会影响你的一生，如果你们的父母希望你赚很多的钱，那么你肯定成不了科学家。”作为父母应该铭记，自己是家长，也是老师；家庭是孩子生活的地方，也是受教育的场所。
“问题孩子”出自“问题教育”，好的亲子关系胜过一切教育，拥有良好的亲子关系，任何教育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卡耐基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9岁时，父亲又续弦了。继母刚进家门的那天，父亲指着卡耐基向妻子介绍说：“以后你可千万要提防他，他可是全镇公认的最坏的孩子，说不定哪天你就会被这个倒霉蛋害得头疼不已。”卡耐基本来就不打算接受这个继母，看见父亲向继母“告状”，他就更加生气了。在卡耐基心中，一直觉得“继母”这个词会给他带来霉运。但出乎意料的是，继母却微笑着走到了卡耐基面前。她蹲下身子，抚摸着小卡耐基的头，回过头来笑着责怪丈夫：“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看哪，他怎么会是全镇最坏的男孩呢？他应该是全镇最聪明最快乐的孩子才对。”继母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卡耐基——还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即使母亲在世时也没有。就凭着继母这一句话，小卡耐基和继母开始建立了友谊。继母的这句话，成为卡耐基上进的动力，帮助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全世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走上了成功和致富的光明大道。
2.品德是家教的必修课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也视“德育为万事之本”，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在张伯苓先生看来，德育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内容——积极的人生观、事业心、意志、社会公德、正直、善良、无私等多种素质——这些都是衡量一个人品格的重要尺度。
品德教育是“成人”教育，一般与“成才”教育相对。从教育的目的和实践经验来看，成人教育是教育的根本，成才教育应该主动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注重成才教育而忽略成人教育，就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脚，绝不会培养出真正优秀健康的人才。这方面的教训不胜枚举、非常惨痛。
出生于1983年的湖南省华容县人魏永康，自小生活在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家庭。据媒体报道，因为母亲曾学梅的悉心教育，两岁时，魏永康认识的汉字就超过了1000个，被人们视为“神童”。魏永康4岁时就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步入法定入学年龄后，魏永康只读了小学二年级和六年级，就跳级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13岁时，魏永康以高分考进湘潭大学物理系。4年后，他又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成为一名硕博连读研究生。
然而，由于父母忽略了“做人”这个根本问题，魏永康在思想品德方面存在很大缺陷。魏永康上中学、大学时，学校考虑到他年纪尚小，就给他的妈妈安排了住处，以便照顾其生活。平时除学习外，从早晨挤牙膏到给儿子洗衣服、做饭、洗澡、洗脸……妈妈几乎包揽了儿子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就读于中科院后，由于没有妈妈的照顾，魏永康完全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热了不知道脱衣服，寒冷冬天不懂得加衣服，仍然穿着单衣、趿着拖鞋外出；房间不打扫，袜子、脏衣服随处乱扔，屋子里永远是臭烘烘的……由于缺乏基本的自理能力，魏永康甚至忘记了参加考试和撰写毕业论文，学校也因此劝退了他。魏永康的母亲没有就此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反而对他进行言语刺激，导致其频频离家出走。魏永康不辞而别最长一次竟达39天。
“神童”魏永康的陨落，是一则父母过分注重成才教育而忽略成人教育的典型案例。我们应该汲取魏永康母子的教训，正确理解和处理成人与成才的关系，全面准确理解家教的内涵，在培养下一代时，德才并举，以德为先，将孩子培养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3.家教是社会教育之基
人的一生要经历三个教育阶段：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内涵不必赘言，社会教育是通过学校以外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对青少年和人民群众进行的教育。社会教育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比，具有开放性、群众性、多样性、补偿性等多种特点。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三种教育形式中，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础，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成功的保障。如果把教育比作一棵树的话，社会教育是树冠，学校教育是树干，家庭教育则是树根。要实现全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培养综合素质过硬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落实“家庭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是关键”“社会教育作保障”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才能真正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威力。
有三对年轻人，他们在同一天结婚，也在同一天向上帝祈祷：“万能的上帝呀，请赐给我们一个孩子，请赐给他聪明、勇敢、爱心和健康。”第二年，这三对夫妇都生下了一个小宝宝。二十年后，这三对夫妇又来到了教堂，向万能的上帝祈祷。第一对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惩罚我们，我们的孩子现在完全成了一个暴戾的人。”第二对说：“上帝啊，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吧，他自私、贪婪，又一无所长，我们不知道他以后靠什么生活。”最后一对夫妇说：“万能的上帝啊，感谢你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好孩子，他热情，聪明，又有爱心，他简直成了我们快乐的源泉……”这时候，教堂的穹顶上突然被一道光照亮，一个声音从这道光中传出：“二十年前，我应你们的要求，把三个可爱的孩子交给你们，他们都一样聪明可爱，只不过每个孩子的特点不同罢了，他们每个人的潜能都足以使他们成为社会的骄傲。但是后来呢，你们之中有人悉心去培养，像照料一粒麦种；有的却渐渐失去了耐心，不再去寻求教育孩子的方法，反而粗暴、简单地对待孩子，以致孩子越来越愚钝，甚至走向歧途。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你们中间，那些悉心照料和培育孩子的，并不全是富有的，有权势的，有的甚至屡遭厄运，但他们的信心和耐心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有的尽管富有，但却早早地在教育上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教堂里的三对夫妇，有的羞愧满面，有的若有所思。他们无不在心里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斯宾塞的快乐教育》书中的这则寓言，强调了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们警醒和沉思。
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案例层出不穷、让人唏嘘不已。一位名叫“叨叨”的15岁网友在微博上炫富：“过年收了这么多台iPhone，现砸一台。”这位网友实为一名中学生，家住武汉，父母经商，生活富裕。年纪轻轻的他，名下就拥有了多辆豪车。他时常喝名贵的茅台酒，混迹酒吧夜店，还用给自己的宠物狗送名牌包的方式公然嘲笑穷人。这名纨绔学生被曝光之后，很多网友纷纷谴责其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叨叨”的炫富、“嘲穷”行为固然应该受到鄙视，但他毕竟只是未成年人，最应该受到批评的是其父母——儿子微博炫富，父母教育有责。儿子之所以能养成这种不良习气和错误行为，显然和父母失败的家庭教育分不开。他的爸爸妈妈也许应该想想，在给予“叨叨”名车名酒和各种优越物质生活的同时，为什么没有教会他尊重别人，为什么没有教会他应该具备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呢？为人父母，不能只想着挣钱，只想着给予孩子更多的钱，还要给孩子一个起码合格的家庭教育。尤其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家庭教育，不可或缺；否则，孩子的成长很可能不健康甚至存有缺陷，这些隐患，随时可能暴露和爆发，让孩子和父母后悔莫及，甚至危害社会。
因此，在构建文明和谐的家庭，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高素质人才时，我们更需要深入领会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紧紧抓住家庭教育这个根本不放，让家庭教育成为社会进步的基石，致力于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社会中获得更多选择机会；只有这样，我们培育出来的一代新人，才能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才能完成家庭教育的光荣使命。
三 家风是文明的传承
家风顾名思义，就是家庭风气，家庭美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也构成了整个社会文明的一部分，对文明的发展与传承，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家庭形成的家风，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已经“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1.优良家风是家族传承的精神纽带
家风对文明的传承，首先就表现在对家庭文明的传承上。家风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文化，是家庭（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家风不仅指导着家庭成员的日用民生，更是一个家庭的精神纽带，关乎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演化与兴衰。在我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明星家族，他们的家风世代相传，在为整个中华民族贡献着独特的精神财富的同时，生动地演绎了“家风正则家族旺”这一经典判断。
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郑宅镇的郑义门，有着“江南第一家”之称，绵延生息至今已900多年。据记载，从宋、元到明、清，郑义门约有173人为官，尤其是明代，出仕者达47人，官位最高者位居礼部尚书。更加令人惊叹的是，郑氏子孙中，竟没有一人因贪墨而罢官。
这一切，与长达168条的郑义门家规《郑氏规范》密不可分，而《郑氏规范》也被称为支撑“郑义门”的精神支柱。其将儒家的“孝义”理念，如数学公式般转换成操作性极强的行为规范，历经几代人创制、修订、增删，最终定格为168条，涉及家政管理、子孙教育、冠婚丧祭、生活学习、为人处世等方方面面，堪称世上最齐全的家庭管理规范。它甚至将大家庭的管理成员，分为18种职务26人，形成一个网络式的多层结构。一个庞大家族的秩序也由此严丝合缝地建立起来。
《郑氏规范》通篇都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厚人伦，崇尚孝顺父母、兄弟恭让、勤劳俭朴的持家原则；二是美教化，开办东明书院，注重教育，且教子有方；三是讲廉洁，从家庭角度制约为官者“奉公勤政，毋蹈贪黩”。正是这种智慧，指引着这个家族在历史长河中前行。
这种家庭“文化基因”，已经超出了朝代的循环更替，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今天的郑义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廉政教育基地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郑氏家风也不再是郑家一家的精神财富，而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在这里，我们可以不时看到以郑氏家族“孝”为内容的遗迹。在社会更加开放的今天，我们倡导注重家风，就要开阔视野，博采众长，善于汲取多家家风的优点，形成自家的特色。广大党员干部更是要从历史的高度审视家风的意义，从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把党中央注重家风的号召落到实处。
2.优良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们在前文已经述及，家风的影响不限于家庭，而是与整个社会处于互动之中。而且，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家风也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基本单位。在我国历史上，一系列明星家族的家风，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的家风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谦虚奋进的精神品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就非常推崇他。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曾国藩可谓达到了儒家一直倡导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在功业上，他力挽狂澜于既倒，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治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德性修养上，他恪守儒家士大夫的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堪称一代典范；在立言上，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垂范后人。
曾国藩被世人所推崇，除了其本人的功业外，更与其教育子孙的家规家训有密切关系。曾国藩不仅律己甚严，还把这些道德修养的功夫形成文字传诸子孙后代，在启迪滋润曾氏后人的同时，也为其他家庭带来了可贵的精神养分。曾国藩家训有……“三看”，即三个地方看一个家庭的兴败：一看子孙睡到几点，假如睡到太阳都已经升得很高的时候才起来，那代表这个家族会慢慢懈怠下来；二看子孙有没有做家务，因为勤劳的习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三看后代子孙有没有在读圣贤的经典，“人不学，不知义”。他曾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在曾国藩的训导下，曾氏后人牢记家训，打破了家族“盛不过三代”这个历史魔咒。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而家风就是最好的传承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可谓包罗万象，但中国人特别注重家庭，一提到家庭，传统就“活”化到日常生活中了。在大力倡导文明家风的今天，党员干部更要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高度认真对待家风建设，向历史上的明星家庭学习，在家风建设中自觉践行传统文化，逐步建立文化自信。
3.优良家风是社会发展的文明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因此，家风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试金石。有个成语说得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有时候，从家风的状况，我们就能对这个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早在先秦时期，《尚书》中就有周公重视家风的记载。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读到周公对儿子的告诫，还可以看到周公对侄子周成王的一篇诰辞。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享乐，不要荒废政事，要安定民心。帝王家族在历史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其家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甚至决定着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周公重视家风，对周朝的成康之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成王与其子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创造了历史上的“成康之治”。
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家风起初只在帝王、名门望族等大户人家盛行。隋唐以后，科举取士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传统士族逐步走向衰落，但为官出仕者多重视家风，成为家风建设的主力。宋明以后，读书人发生了分化，家风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当时，除了在朝为官的，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只能闲居乡间，构成了支撑中国社会基层的重要的乡绅阶层。一方面，他们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挥着为朝廷供给人才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基层密不可分，成为基层社会的引领力量。在广大乡村社会，他们续族谱、讲乡约，使家风不再局限于名门望族，开始进入普通百姓家。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康熙等皇帝都曾通过颁布圣旨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家风普及。与官方的大力普及相适应，不少民间士绅也通过编辑各种通俗教材，比如《三字经》《弟子规》等，有力地推动家风教化的社会化。
当今时代，一个个文明家庭的出现，表征着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新高度。《中国妇女报》曾经报道过一个深圳市的“最美家庭”——张瑞雪和陶非一家的事迹：他们夫妻俩，恩爱有加、孝敬父母，让邻里羡慕。四川长大的张瑞雪从小看到父母乐善好施、接济乡亲，深受影响。成年后的张瑞雪热心公益，女儿从小也跟随她爱心义卖、帮困扶贫、公益宣传，她们带动做公益的家庭总数超过1000户。
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一件有利于全社会的事情，也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家庭共担责任。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党中央明确提出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像张瑞雪和陶非这样的家庭将会越来越多，这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作为时刻站在时代前列的先锋队，作为社会发展的领路人，广大党员干部在文明家庭建设方面也要紧跟时代，引领潮流，立足家庭，示范社会，为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素养的提高献策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