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之北新都的桂湖、新繁的东湖，与成都之西崇州的罨画湖，并称“川西三湖”。三湖的风光，固然各有各的不同，但最重要的不同：三湖分属唐、宋、明三朝，也就是说，出成都城二三十公里，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便可以足踏三朝风云，横跨千年历史，领略往昔的烟雨迷蒙，把历史显影并定格于今天风景的山水与亭台楼阁的形态之中，将无形化为有形。在如此紧凑的地理区域里，可以浓缩这样的历史断代层，便如同看冰川，一眼望尽历史清晰而色彩纷呈的层叠，实在是别处难得一见的奇迹。所以，我说要看，必要三湖连在一起看，才有意思，才过瘾，才得要领，才获真谛。这是一部三集连台本的大戏，前应后合着情感与人物的种种细节和轨迹。
桂湖属明朝。三湖中面积最大，湖面最开阔，号称“川西第一湖”。相传是杨升庵年轻时在这里的湖边遍植桂花树而得名，又有说桂湖是杨升庵的读书处，也有人说是他的故居。当然，这样的传说，本不必较真。当年，湖是官湖，并不是杨家的私家花园，杨升庵中第入仕之前，怎么可以有权跑进湖中遍植桂花树？他家那时候住在城里的状元巷（这个名字也是因为杨升庵中了状元后改的），离着湖还有一段距离，他可以跑到湖边来玩，也可以到这里读书，但怎么可以绕湖沿堤种植一圈桂花树？
那天，参观桂湖，我将这疑问抛给年轻的解说员。她听完不置可否，只是咯咯地笑，我们大家也都笑了起来。其实，任何传说都表达着百姓心中对历史对人物的评判尺度，是人们代代口口相传中渗透进来的感情。杨升庵是四川是成都更是新都人的骄傲。杨升庵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在京为官时刚正不阿，因对明武宗、世宗两代皇帝直言犯谏，而遭受贬黜，乃至发配充军，最后客死他乡。如此颠沛流离的命运，自然更会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敬重。这样两重原因，桂湖归属于杨升庵名下，并让他植桂花树于满园之中，便可以理解了。桂湖是人们感情的外化，桂子飘香，是杨升庵灵魂或精神的一种飘逸，四季轮回，往返于人间和我们的心中。
事实上，桂湖中最重要的建筑升庵祠，是清代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个叫张丰书的县官到新都上任后，敬重杨升庵而修建的。至于香世界、澄心阁、绿漪亭等亭台楼阁，更是后建的。桂湖中的老建筑，如杨升庵夫妇婚后曾经住过的榴阁，如今难见了。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桂湖的高大形象，后人对桂湖的维护与扩建，恰恰说明其地位与价值，获得了时间的考验与认可。在现存的成都城内外所有的湖中，没有比桂湖更为轩豁的了。
桂湖，最值得看的，其实不是湖，而是春天里大门口的紫藤，夏天里湖中的荷花和秋天里满园的桂花。荷花哪里都有，桂湖的荷花，赶不上北京北海和白洋淀里荷花的声势浩大。但桂湖里的紫藤和桂花却是别处哪里也比不了的。
那两架紫藤（有人说象征着杨升庵和他坚贞的妻子黄娥，当然是比附，是人们美好的心愿），左拥右抱，纵横交错，长近百米，覆盖面积四百余平方米，春天的时候，绿叶如盖，紫藤花如蝶飞舞，更似紫瀑倾泻，或似一条紫龙腾空，是园中最为触目惊心的景象。在全国所有的园林中，我从未见过这样巨大的古藤，称之为紫藤中的巨无霸，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同为明朝的古藤，与杨升庵、解缙并称“明代三大才子”的徐渭徐文长绍兴老宅里，他亲手种植的那架古藤，也难与之比抵。漫不要说徐渭没有杨升庵那样的骨气，投降在严嵩严党门下当走狗，而后又翻云覆雨，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杀了，就是古藤本身也难敌桂湖的这样铺天盖地的壮观。或许，花品里有人品，便忍不住想起美国生物学家迈克尔·波伦说过的：“花的背后有一个帝国价值的历史，花的形状和颜色以及香气，它的那些基因，都承载着人们在时间长河中的观念和欲望的反映。”他称郁金香、百合、兰花，是植物界里的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托尔斯泰。那么，桂湖里的紫藤就应该是植物界里泽畔长吟的屈原，起码也是和杨升庵命运相似的苏东坡，或是路谪八千的韩愈吧？
十多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来桂湖，正赶上桂花盛放。仿佛赶上了一场新嫁娘隆重的婚礼，花香馥郁，如同婚轿和贺喜的人群，从入门处开始，一直逶迤着，拥挤着，摩肩接踵，水流一样，弥散到园子里四面八方的角角落落。举目之处，身临之处，向往之处，处处都是桂花之香。金桂、银桂和四季桂，仿佛小姑娘、少妇和老夫人，齐齐崭崭地都跑进园中看新娘，个个裙袂叮当，衣襟带香，沾惹得空气中都是散不去的香味。我还从来没有闻过这样浓郁的花香，几近醉人。同别的花香相比，桂花的香味属于浓郁，要香就搅得周天香透，绝不做遮遮掩掩，不屑于扭扭捏捏的小家子气和故作姿态的含蓄状，是花中的烈性子，迸发如潮，按捺不住，如烈酒。这一点，暗合了杨升庵的心性与品性。
想想，一座园林，有这样一种紫藤，有这样满园桂香，有这样一个硬汉子杨升庵，也实属难得。要颜色有颜色，是那种高贵的紫色；要香气有香气，是那种浓烈的天香；要人物有人物，是那种谭叫天式高亢入云的正派老生。
罨画湖，是三湖中我最向往的，因为罨画湖几乎可以称为放翁之湖，而我对放翁最是向往。
虽在杜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的诗句，但诗中写得很清楚，唐朝时那里不叫罨画湖，只叫东阁，因在崇州县衙之东，又叫东湖。而“官梅”一词，更说明那属于官湖。那时候在县衙之东开湖造园，几成风气，却未成气候。东湖真正成气候，是在宋代。即在北宋嘉祐时期，东湖才日渐扩建，湖深水阔，林繁花盛，远近闻名起来。直到宋赵汴游后写道：“占胜芳菲地，标明罨画池。”罨画湖，才第一次被命名，而不胫而走。罨画湖的意思，是说天光云影，树影花影，一起映照在湖中，一湖美景，如画如绘。而这之后不久，正是放翁来四川并到崇州做小官的时候。我猜想，好风景也需要人物来衬托方显其美吧，放翁来得正是时候，仿佛舞台上料理停妥，就等他出场了，湖光山色，花草树木，才因此亮了起来。
放翁到四川八年，在崇州近两年时光。在他八十余岁的生命中，两年的时间不长，却分量不轻。他所作有关崇州的诗有一百四十余首，我算了算，他在崇州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共写下了整整七十首诗。而他在崇州，就住在罨画湖畔，这七十首诗便也全部写在罨画湖畔。我曾猜想，那时罨画湖虽然风景不错，但并不太适合住人，县太爷便没有住在那里，看放翁的诗，说他住的地方在罨画湖之东，一个叫怡斋的地方。“怡斋”这个名字不错，雨季里却是常常屋漏墙湿，房顶落瓦。放翁诗里不止一次地说：“涨水及栏雨败墙”，“雨多幽草上墙生”，“湿菌扶疏生屋梁”，“屋顶时闻坠瓦声”。至于酷暑，更是难熬：“挥汗驱蚊废夜眠”，“薄书围坐如居窑”。他那个怡斋，居住的条件一定并不怎么样。
但即便如此，罨画湖风景独幽，崇州人人情独厚，还是让放翁度过了两年难忘的日子。因为他所写的诗句中更多是罨画湖的美丽：“冒雨莺不去，过春花续开。”“凭栏投饭看鱼队，挟弹惊鸦护雀雏。”“青萍叶过知鱼动，朱阁帘开看燕归。”在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他念念不忘吃到的苦笋、紫笋、薏米、巢羹，看到的百亩东湖竹林，唐安（唐安为崇州的古称）的红索琵琶。而且，他在罨画湖里娶妾并生下了儿子，他在罨画湖度过了他五十岁的生日，还有他一生难忘的好友张季长。为此，他特别为自己写了五十自寿诗，还曾经写下这样其乐融融的诗句：“晚花藏密叶，新笋铺疏枝。硕果畦丁献，芳缪稚子斟。”颇有些乐蜀思蜀，难怪他写出这样的诗句：“小阁东头罨画池，秋来长是忆幽期。”“江湖四十余年梦，岂信人间有蜀州。”蜀州，即今天的崇州。
可以想象，如果少了放翁，不仅罨画湖，就连整个崇州，都少了多少情趣。我去罨画湖，看见了清人在重修罨画湖扩湖挖湖清理淤泥时用河泥堆成的湖心亭上的罨画亭，却没有找到怡斋。在放翁诗中，还看到有漱玉窗、苹凤阁、放怀亭，都没有见到。朋友引我到湖的东侧，指紧靠湖边的一间小屋说：相传这就是放翁的故居。也就是说，是怡斋了。北窗临湖，方位是对的；门前有两株罗汉松，是后栽的了。朋友说：当年在这里拍电视剧《红楼梦》时，用这里做大观园的厨房。
紧靠罨画湖有陆游祠，湖祠双辉，联袂成趣。祠是后建的，地址未变，最早祠建造于明朝，几代荒废，几代重建，说明放翁一直是崇州人所爱。现在从罨画湖到陆游祠的路上，还可以看到一个空场，四围有方正的一圈树木，想来以前该是祠堂的一部分。如今的陆游祠，分大门、序馆、正馆和后院，一条笔直的线路贯穿，有种一线通天的感觉。
大门门楣上有吴作人题写的“陆游祠”匾额，门两侧有张爱萍将军题写的门联“怀壮志统一国土，含悲愤夙愿未酬”。首先彰显放翁军人与壮怀激烈的一面。门左面的墙上是川师大教授王文才先生撰文刻录的碑文《崇庆陆游祠记》，它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重修陆游祠的经过，表达崇州人对这位伟大的诗人的感情。
序馆“香如故堂”的匾额，李一氓所题，会让人立刻想起放翁最为人所知的那一阕《卜算子》——“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是他的情怀缱绻的一面。里面的正堂的匾额“放翁堂”，黄苗子题写。据说这里的院子以前种有白梅红梅各一半，可惜，白梅后来全都枯死了，我来的那一天，红梅正放，如烟霞一片，开得那样让人心动。
走出“放翁堂”和“香如故堂”，站在门前的台阶上，不宽的甬道旁植有几株楠木，笔直参天，如果成排成林，该是另一种森森气象了。看来，祠堂还是显得有些新，但罨画湖足够老，那里有金弹子木、银杏、老桂和古楠，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们曾陪伴放翁“婆娑东湖上，幽狂足自娱”那两年难得的日子。老树古木，总让我躬身敬重，它们比再伟大的人物都活得长，见证历史，也让我们能够回望历史，将历史上书写的一行行文字，化为苍劲枝头上一片片绿意葱葱的叶子。在罨画湖，这些古木老树枝头上绽放的便是放翁不朽的诗行。
东湖是三湖中最老的湖，属唐朝，且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唐代的园林。我国现存的园林大多是清代的，明代的都少见。去东湖那天，天刚放晴，阳光出奇地好。一连几天成都阴雨绵绵，让东湖一直湿漉漉的，充满湿润的期待。
东湖在成都北三十多公里处的新繁，现在是成都的郊区了，咫尺之遥。我是从东湖后门进去的，遗憾未能先看到前门“唐贤胜迹”的横匾。后门镶在古城墙之中，是后开的，门不大，但有古城墙的衬托，显得古色古香，特别是阴雨的淋漓，使得城墙青苔斑驳砖石浸润得格外沧桑，没有进门便对里面充满厚重的想象。
东湖当年在县衙之东，因之得名。唐宋时，官湖开在县衙东，几成传统，或是图紫气东来的吉兆吧。此东湖是唐时为官居宰相的李德裕在新繁当县令时所建。最早见诸文字是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新繁县有东湖，李德裕为宰日所凿。”难得的是千余年的风霜雪雨变化至今整体骨架未动，前后两湖——砚湖和万花湖，唐代风光依旧，还保留着当初的唐风唐韵。
好多人都以为我们的古迹和欧洲不同，欧洲是石头的建筑，而我们则是木头的建筑，所以难以保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关键在于维修和保护。由于东湖历代都有维护和修建，它才得以存活至今而出类拔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同治年间任新繁知县的一个叫程祥栋的人，自己从薪水里掏出两千贯捐助翻修东湖。我不太弄得清这两千贯到底值多少钱，但看他新修了怀李堂，清湖底的淤泥筑蝠崖，在蝠崖上建青白江亭这样的多重项目，应该颇为可观。有意思的是，包括程祥栋在内的历任修建东湖的县太爷都为东湖留下了诗文，而不是仅仅动动嘴。
之所以这么多朝代的县太爷对东湖情有独钟，在我参观一圈东湖之后，明白了，因为他们都敬重和新繁相关的三个人。一个是唐代的李德裕，一个是北宋的赵汴，一个是南宋的梅挚。他们的官职有大有小，李德裕官至当朝宰相，赵汴时任封疆大吏西川节度使，梅挚只是地方的一个小官。但是，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为官清廉，一为百姓做过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那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得无厌者。看来，历朝历代，人们对于当官的要求和期待，就是这样简单明了的两点。你做到了这两点，人们就记住你，做不到，遗臭万年。
李德裕是高官，也是诗人，是真正的诗人，全唐诗里收录了他的一百四十余首诗，称赞他“身在大位，手不去书”。他在成都时，平定南诏和吐蕃入侵，让百姓安居乐业，起到重要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如今李德裕的遗迹东湖独存，说明新繁人对他的厚爱。据说，李德裕当年在东湖亲手植下四株柏树，历经千年，一直到民国期间还在。人们特别在古柏前修建了古柏亭。一个军阀手底下的士兵，在古柏的树洞烧纸，把树点燃烧死，新繁人不干了，最后军阀只好把士兵枪毙才平息民愤，足见人们对李德裕的感情。
赵汴时任御史，因一身清廉，不畏权贵，被称为“铁面御史”。他任成都州府时，一次路过新繁，看见湔江清澈见底，感慨道：“我们当官的，就要像这江水一样保持自己的清白才是！”从此，当地人把湔江叫作了青白江，一直叫到了今天。程祥栋在蝠崖上才修建了青白江亭，站在那里，青白江一览脚下，那从雪山融化下的雪水汇成的江水，确实是清澄明澈，如练如镜。
梅挚是新繁人，一生清清白白为人，认认真真做事，骨头还硬，敢于直言上疏。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五瘴说》，所谓“五瘴”，是直斥为官的五病：“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栋姬妾，以娱声色，此惟薄之瘴也。”实在像是句句说给今天的，仿佛有先见之明。他同时还说了这样一句：“有一于此，民怨神怒。”一针见血，更是戳到腰眼儿上。我心想，如今我们愿意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应该是才对，特别应该让那些为官者到这里看看。其实，梅挚所说的五瘴，历朝历代都存在，贪污腐败，营私舞弊，是所有有良知者的大敌。南宋时就有人将这《五瘴说》刻在桂林龙隐崖上，清代有人从那里拓印回新繁藏于龙藏寺，光绪年间的新繁知县段莹，索性将其翻刻于石碑上，立于东湖，让更多的人知道并看见。后人又在东湖西岸专门修三百梅花馆纪念他，不仅因为他姓梅，更取段莹当年翻刻立碑时写过的诗句“精神应与老梅通”之意。
一座唐代的古老园林，不仅因为亭台楼阁湖水树木秀丽而令人流连，也不仅因为年代久远硕果仅存而令人怜惜，更因为有这样三位古人的存在而令人景仰。就像舞台上背景雕梁画栋炫目，天幕上日月星辰闪烁，但没有人物出场是无法打动人的。难得的是东湖有这样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这和桂湖有杨升庵、罨画湖有放翁一样，让这三座湖有了生命，不仅有历史的厚度，还充满感情的温度。难得的是东湖为了纪念这三位古人，几代后人在怀李堂前特意种植了柏树，在青白江亭前种植了竹林，在古城墙周围遍植梅花，于是有了今天的梅岭。柏、竹、梅，成为三位贤人的形象的比兴，也使得人们的感情和心情得以抒发。正是初春时节，雨后的梅花满园绽放，沿东湖，我连转了两圈，如放翁诗中所说：“人人襟袖带香归”。
2012年3月记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