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诸教之关系
（一）中国学术分三大时期
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等，皆是以正治国。在吴司马稷苴，是以奇用兵，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老子》一书，是把世间法和出世法，一以贯之，两无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
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愈传愈盛，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派，相推相荡，到了程明道出来，把二者融合为一，是为宋明之理学，名为儒家，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跟着就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程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所以宋学，要以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从周秦至今，可分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学术之进化，其轨道历历可循，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二）《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之总纲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足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是以老子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于史官，我国有史以来，零零碎碎的，留下许多学说，直到老子出来，才把它整理成一个系统。他生于春秋时代，事变纷繁，他年纪又高，眼见的事又多，身为周之柱下史，是国立图书馆馆长，读的书又多。他自隐无名，不问外事，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
老子把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了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德者有得于心也，根据以往的事变，就可以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本着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一部分，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黄帝，如太公，如鬻子管子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驱，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的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至吕不韦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的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至于老子年代问题，有人说：孔子问礼于老子，为春秋时人，著道德经之老子，为战国时人，是两人，不是一人。这层不必深问，我们只说：《道德经》一书，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是诸子渊源于老子；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或在其后，我们可说：《道德经》可以贯通诸子，而集周秦学术之大成。无论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甚或生在嬴秦时，其为周秦学术之总代表则一也。
关于老子姓名问题，有种种说法，甚有谓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这样讲，古人的名字，有点像字学中之反切法，用两个字，切出一个字，举出其人之两个特点，即知其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鮀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字之上冠以官。东里子产，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纥，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马迁是史官，故称史迁，曾受腐刑，又称腐迁。他如髯参军，短主簿，是官职之上，冠以形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即可确定其为某人，大约老子耳有异状，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隐无名的人，埋头研究学问，世人得见他时，年已老矣，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因其须发皓然，又是一个大耳朵，因呼之为老聃，聃是生前的绰号，不是死后之谥，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得见他时，业已皓首了。一般学者，闻老子之名，都来请教。孔子也去问礼。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发辉光大之，就成为一家之言，发表出来，尽是新奇之说，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隐无名，其出处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犹之四川廖平与康有为说一席话，康本其说，跟即著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震惊一世，而廖之书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为世注意。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大二三十岁，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老子修神养身，享年最高，或许活到二百多岁，著道德经时，已入了战国时代，这也是可能的事。
（三）无为之意义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老子》一书，是有为，不是无为。他以为：要想有为，当从无为下手，所以说“无为则无不为”。他的书，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走。要想广，当从俭做起走。要想成器长，当从不敢为天下先做起走。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无为；能勇，能广，能成器长，即是有为。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阴阳动静，互相为根，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写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我无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朴，是有为。“弱胜强，柔胜刚”。弱柔是无为，胜强胜刚，是有为。老子书中，这类话很多，都是“无为则无不为”的实证。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其自然，我无容心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做有为，算不得无为。王弼注老子，就是这种见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须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说道：“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韩非本作恃，按作辅义较长）。即是《阴符经》所说：“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现在的《阴符经》，虽是伪书，但说的道理不错。）也即是《易经》所说：“裁成天地之体，辅相天地之宜”。曹参为相，日饮醇酒，诸事不为，只可谓之“不辅万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辅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不制之”。黄老之道，岂是这样吗？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未发动，或才发动，就把他弄好了。犹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只须轻轻地把舵一搬，那船就平平稳稳的下去了，这叫做无为。即是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何尝是曹参那种办法呢？文景行黄老，只是得点皮毛，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无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成为三代下第一。黄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见了。
（四）“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之意义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连贯而下的。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吾人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即为德，本着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人即为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之，使之合宜，归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是为饰文，即为礼。万一遇着不守礼之徒，为之奈何？于是威之以刑。万一有悖礼之人，刑罚不能加，又将奈何？于是临之以兵。我们可续两句曰：“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而已。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卿，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申韩之刻薄寡恩，来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我真要为老子叫屈。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是顺着次序说的，韩昌黎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就算弄颠倒了。
老子说：“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这也是误解老子。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这是天然的趋势，等于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壮，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于说：“失孩而后少，失少而后壮，失壮而后老”。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知道继续下去，就是为刑为兵，故警告人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于说：“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这本是自然的现象，说此等话的人，有何罪过。
要救死只有“复归于婴儿”，要救乱只有“复归于无为”。吾人身体发育最快，要算婴儿时代，婴儿无知无欲，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修养家叫人静坐，用种种方法，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婴儿的半睡眠状态，是天然的，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是人工做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婴儿之未孩，也就可以长生久存了。我们知：复归于婴儿，可以救死；即知：复归于无为，可以救乱。
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跟着就有不礼之人，非用刑不可，跟着就有刑罚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礼之时，乱兆已萌，故曰：“乱之首”。然则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乱机虽动，用无为二字，即可把他镇压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这个话不是空谈，是有实事可以证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延至嬴秦，人心险诈，盗贼纵横，与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始皇二世，用严刑峻罚，其乱愈甚，到了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是讲黄老的人，曹参相惠帝用黄老，文景也用黄老，而民风忽然浑朴，俨然三代遗风，这就是实行“镇之以无名之朴”，人民就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说：“复归于无为”，是治乱的妙法。“复归于婴儿”，可以常壮不老；“复归于无为”，可以常治不乱。
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义，为礼，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屡言兵，他连兵都不废，何至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即是顾及本源之意。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衰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间，不至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能到熙熙皞浩的盛世，不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吾故曰，老子不废礼。唯其不废礼，以知礼守礼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礼之弊，故善言礼。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曰：“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无为之域。我们识得此意，即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说“礼仁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五）绝圣弃智之作用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些话很受世人的訾议，也未免误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着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话，就是害的这个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作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又曰：“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濡以沫，相濡以湿，不知相忘于江湖”。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昌黎说老子小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得不小。嬴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即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