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大事者的眼中，任何委屈都不足以让人心灰意冷，相反更能鼓舞士气，激发一定要成大事的欲望。
在成大事的过程中，一个人难免会有受委屈的时候，而如何以柔克刚，尽显本色，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人能否成大事，就看他在这样的时候是否能以一种良好的习惯来控制自己，是否能够以柔克刚。
能忍一时的委屈，才会有将来的成绩。
唐代武则天专权时，为了给自己当皇帝扫清道路，先后重用了武三思、武承嗣、来俊臣、周兴等一批酷吏。她以严刑厉法、奖励告密等手段，实行高压统治，对抱有反抗意图的李唐宗室、贵族和官僚进行严厉的镇压，先后杀害李唐宗室贵成数百人，接着又杀了大臣数百家；至于所杀的中下层官吏，就多得无法统计。武则天曾下令在都城洛阳四门设置“匦”（即意见箱）接受告密文书。对于告密者，任何管员都不得询问，告密核实后，对告密者封官赐禄；告密失实，并不反坐。这样一来，告密之风大兴，不幸被株连者上千万，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一次，酷史来俊臣诬陷平章事狄仁杰等人有谋反行为。来俊臣出其不意地先将狄仁杰逮捕入狱，然后上书武则天，建议武则天降旨诱供，说什么如果罪犯承认谋反，可以减刑免死。狄仁杰突然遭到监禁，既来不及与家里人通气，也没有机会面见武则天，说明事实，心中不由焦急万分。审讯的日子到了，来俊臣在大堂上读武后的诏书，就见狄仁杰已伏地告饶。他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嘴里还不停地说：“罪臣该死，罪臣该死！大周革命使得万物更新，我仍坚持做唐室的旧臣，理应受诛。”狄仁杰不打自招的这一手，反倒使来俊臣弄不懂他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戏了。既然秋仁杰已经招供，来俊臣将计就计，判他个“谋反是实”，免去死罪，听候发落。
来俊臣退堂后，坐在一旁的判官王德寿悄悄地对狄仁杰说：“你也要再诬告几个人，如把平章事杨执柔等几个人牵扯进来，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狄仁杰听后，感慨地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既没有干这样的事，更与别人无关，怎能再加害他人？”说完一头向大堂中央的顶柱撞去，顿时血流满面。王德寿见状，吓得急忙上前将狄仁杰扶起，送到旁边的厢房里休息，又赶紧处理柱子上和地上的血渍。狄仁杰见王德寿出去了，急忙从袖中抽出手绢，蘸着身上的血，将自己的冤屈都写在上面，写好后，又将棉衣撕开，把状子藏了进去。一会儿，王德寿进来了，见狄仁杰一切正常，这才放下心来。
狄仁杰对王德寿说：“天气这么热了，烦请您将我的这件棉衣带出去，交给我家里人，让他们将棉絮拆了洗洗，再给我送来。”王德寿答应了他的要求。狄仁杰的儿子接到棉衣，听到父亲要他将棉絮拆了，就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他送走王德寿后，急忙将棉衣拆开，看了血书，才知道父亲遭人诬陷。他几经周折，托人将状子递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看后，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派人把来俊臣叫来询问。来俊臣做贼心虚，一听说太后要召见他，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找人伪造了一张狄仁杰的“谢死表”奏上，并编造了一大堆谎话，将武则天应付过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曾被来俊臣妄杀的平章事乐思晦的儿子也出来替父伸冤，并得到武则天的召见。他在回答武则天的询问后说：“现在我父亲已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但可惜的是太后的法律却被来俊臣等人给玩弄了。如果太后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吩咐一个忠厚清廉、你平时信赖的朝臣假造一篇某人谋反的状子，交给来俊臣处理，我敢担保，在他残酷的刑讯下，那人没有不承认的。”武则天听了这话，稍稍有些醒悟，不由想起狄仁杰一案，忙把狄仁杰召来，不解地问道：“你既然有冤，为何又承认谋反呢？”狄仁杰回答说：“我若不承认，可能早死于严刑酷法了。”武则天又问：“那你为什么又写‘谢死表’上奏呢？”狄仁杰断然否认说：“根本没这事，请太后明察。”武则天拿出“谢死表”核对了狄仁杰的笔迹，发觉完全不同，才知道是宋俊臣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下令将秋仁杰释放。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柔克刚、忍一时委屈、而最终达到目的的例子。狄仁杰的做法告诉我们，有时候以“忍”为武器与对手周旋，是斗争中的良策，相反以硬碰硬，会让自己吃大亏，这样做无论从哪方面都是不明智的。欲成大事者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在事业的开创中，以此为鉴，学会耐住委屈的习惯，记住柔亦可克刚。
忍人所不能忍，需要一个人的勇气和毅力，需要一个人拥有良好的宽容与忍让的习惯和作风，同时，更需要一种成功者的大家风范。一个人要成大事，这种习惯和作风是必不可少的，惟有如此，才会在关键时刻显出英雄宽宏大量的气魄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