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学院制度、学科制度的建设走向稳固，学科分化愈加精细的同时，对学院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反思也迈开了脚步。引入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恢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将社会关怀置于研究的首要位置，成为新一代人文研究者的研究趋向。鲁迅研究，因为这一能指场域勾连丰富的社会政治概念、关系和问题，所以在突破制度限制、指向现实问题方面，呈现出先锋的姿态。反思研究的“碎片化”倾向，重建宏观视野，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成为鲁迅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于鲁迅研究政治性的重新关注，带来了鲁迅研究学术场域的整体变动。政治性的引入，带来鲁迅研究价值的整体重新审视，促使各个鲁迅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不得不应对方法论批判，审视自身的立场性前提。无论是鲁迅研究论文的商榷文风，还是鲁迅研究会议上的唇枪舌剑，鲁迅研究中研究结论和价值立场的激烈碰撞，正表明该研究领域开始摆脱单篇论文或论著的自律性或自洽性逻辑，改变作为特定范式话语衍生的研究方式，从而走向研究范式、价值前提之间的对话。具体来说，鲁迅研究就“启蒙鲁迅”和“革命鲁迅”、民族主义鲁迅和世界主义鲁迅、殖民鲁迅还是后殖民鲁迅、政治鲁迅还是文学鲁迅等问题展开论争，这些分歧的背后潜藏着“一致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来自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切。即使是“启蒙鲁迅”“文学鲁迅”，表面上看这些研究服从于学科分化、知识和实践、政治和文学相分离的逻辑，但除了一些纯粹满足于知识衍生的研究，许多文章和论著对于“启蒙鲁迅”和“文学鲁迅”的坚守，也在表达对民族和社会秩序的关注和立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并非是走向政治立场的直接交锋。相反，扩大所谓“政治”的内涵，丰富对政治、文化和学术之间关系的理解，成为重新审视鲁迅研究政治功能的前提。今天，开阔的理论资源和革命、改革经验的累积，已经提供了学术参与政治的新的可能性。只要稍稍借鉴话语分析、文化研究的思路，就可以指认学术制度、信仰以及主体身份的构造特质、权力关系以及政治性影响。解构主义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则对所有文化和知识表述方式的霸权性和边缘性进行区分。马克思主义被运用到审美领域，审美风格和趣味的社会学特质也相应地被揭示出来。这些思路带来对于中国学术实践和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纯学术”“纯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不能再被充分掩盖起来。由此，新的学术活动将具有这样一种自觉性，即学术研究的“万事万物”（包括研究对象、方法、逻辑、结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动机和倾向（尽管这可能是“无意识”的）。“政治”不再被局限于政权斗争，它的所指在语言层面、文化层面得到扩大，从而联结着对于“事实”和“现实”的认定，联结着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建构。就鲁迅研究来说，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意味着不再局限于鲁迅学这一学科体制之内，而是带着对学科体制政治功能的审视和批判（并非是否定）进行鲁迅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论题的确立、逻辑的编织亦不能回避与研究者所拟定的“现实语境”之间的关系，明确研究及结论得出的前提是在于针对“现实语境”的“问题”，而非研究假定的“历史事实”。
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也并非完全否定鲁迅研究界以科学理性和经验性论证为主导的研究方式。该研究方式假定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强调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化“还原”，或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和揭示。虽然20世纪诸多历史哲学对将科学理性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的“错位”加以分析，但它们不足以将科学理性完全排除在历史构建方式之外。借助作为具有普泛影响的科学世界观，结合经验实证的逻辑，打造具有“目的性”的历史叙事编织，从而推陈不容置疑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研究具有强大的社会实践功能，即将“叙事”确定为“事实”，以“客观性”“介入”社会现实。今天，认可科学理性历史叙事的价值，并非认可其“客观性”，这恰恰是解构主义语境下科学理性最受质疑的方面。科学理性历史叙事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社会历史功能，即通过对“客观性”的构建影响社会现实。不完全否定科学理性叙事的价值，而是对科学理性叙事价值的重新认定，意味着历史研究价值标准的结构性转换，即从追求“事实真理”走向“理性真理”。如果说“事实真理”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假定性基础上，将经验性感知直接作为客观性的“事实”的话，那么“理性真理”则强调感知产生的认知框架和功能。“理性真理”标准下的历史研究，首先检验的是叙述历史时的问题假定、概念界定以及关系功能。在这一标准审视下，历史叙述所呈现的将不再是一幅清晰的事实图景回放，而是在“讲述”中浮现的历史对象、主体和依存的制度的权力关系，“历史事实”和“客观性”成为在这些关系中“漂浮的能指”。后者虽然具有暧昧不清的“不确定性”，但因其通过对“历史”的“再历史化”，重新恢复了历史叙述和现实政治的张力，开启“政治”的理性化批判的空间和功能，因而具有超越科学理性的“真实性”。重启鲁迅研究政治性的价值，也并不是在“事实真理”层面，而是在“理性真理”层面。强调鲁迅研究的前提、概念以及对象选择、叙事方式的政治功能和现实指向，并不是说鲁迅“本来”或是“普遍”具有政治介入功能，而是呈现对鲁迅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赋予和构建，在关系语境的考虑中探讨各个“鲁迅”的价值。
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强调研究的实践功能，但避免走向意识形态化。现实关怀和当下意识，是推动鲁迅研究政治化的强大动力。它带来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重新审视，通过将知识表述视作“话语实践”，凸显学术的社会学意义和功能。其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重新被重视，思想的“物质性”、理论的“社会性”、表述的“实践性”得到伸张。但重新审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非恢复理论指导实践的庸俗化理解，也并非走向特定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化。重视“话语实践”的价值，其中重要的内容是重视“话语实践”中所具有的理性批判的功能，在“去中心化”的意义上使用理性批判，而不是走向“普遍化”和“权力化”。意识形态批判要避免走向“普遍化”和“本质化”的意识形态，要坚持自我批判，从而避免走向制度化。所以，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最终目的，是在“复数”的政治关系表达中，营造政治对话的空间，它将从“本质真理”走向“关系真理”，即在相互关系中呈现各自的功能和边界，在“虚假”的对照中实现“真实”，在对“客观”不确定性的呈现中实现“客观性”。相反，如果对所谓现实关怀和当下意识本身不加理性审视和批判，“政治性”的追求是以“普遍化”和“权力化”为特征并且付诸制度建设，那么，它将陷入另一种“本质真理”的幻觉中，它的教训对于经历过20世纪的每一人都不陌生。所以，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以开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为应有之义。
二
鲁迅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而且在于鲁迅的文学、文化活动与中国政治、社会变动紧密相连。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时刻反映和表现他所面向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进行的阐释、言说、研究和引用，已经被“编织”在20世纪中国，乃至之后社会政治变动的过程中，成为推动、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研究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及对于鲁迅身后符号化“鲁迅”的研究，能够塑造面向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精神资源。
鲁迅所经历的社会改革进程不能回避政治的影响作用，对此，学术界并无异议。但问题是，鲁迅到底怎样受着政治变革的影响，鲁迅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到底怎样，鲁迅的文学因此具有怎样的价值？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曾出现截然对立的理解。概括来说，一种是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初，为凸显鲁迅的“政治性”，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另一种是1980年代以降，对于鲁迅文学创作“自主性”加以强调。在简单地判断孰是孰非之间，我们首先应该寻找对立观点的“一致性”，即造成对立的根本性命题。
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末，鲁迅的学术研究的兴盛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有密切关系。党的领袖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价值的概括和评价对鲁迅身后数十年代的阐释和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这在建国后至1970年代末期间表现得最为直接。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和概念，被用来“解读”鲁迅。鲁迅的思想被定位于“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等。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如“农民问题”“小资产阶级问题”以及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有关内容构成了鲁迅创作的阐释体系。至于研究的具体视角，则为“唯物史观”，鲁迅阐释的逻辑始终未曾偏离将鲁迅视作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发展壮大“必然性”的“典型”。由此，艺术手法也侧重于文学反映论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当然，概念和侧重点也随着领袖思想的发展发生具体而微的变化。这在“文革”时期最为显著。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从属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为建立和巩固生产关系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构建过程。无论是对“鲁迅”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标杆的“塑造”，还是研究者本身致力于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服务的研究动机和研究方式，都根本上受到当时的体制和思想层面的政治文化的影响。
1980年代以来新的研究范式的引入，推进了鲁迅研究。首先，鲁迅思想和创作中“非政治”的成分格外受到关注。1980年代前期，对鲁迅思想的研究由“反资产阶级”向“反封建”转移（与此相联系的知识衍生是，鲁迅与一系列和“启蒙”有关的范畴的联系考察，诸如与“立人”、民俗思想、教育思想、国民性思想等等）。而1980年代后期，研究者的注意力则从“宏大历史决定论”转移到“个体精神”上来，特别关注鲁迅思想中具有“反抗”“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分。诸如区别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社会进化论的“中间物”思想、“孤独”、“绝望”、“荒诞感”或是“反抗绝望”的思想得以重视，并贯彻到对其文学创作的解读之中。于是，“另一部分”作品成为鲁迅研究的重点，比如在五六十年代被“忽略”的《野草》《故事新编》，以及《彷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等。与此相对应的是，鲁迅文学创作所使用的艺术形式的重要性也随之发生向“现实主义”之外的倾斜，“象征主义”“复调”等成为鲁迅研究论述的重点。其次，在研究角度上，摒弃了“历史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模式，崇尚“回到鲁迅本体”的“文本细读”，注重“审美现代性”与鲁迅创作的关系。于是，在“文本研究”“诗学研究”等研究视角下，鲁迅的“比较研究”也重在发现鲁迅与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同构性，而非强调鲁迅与其“异构”。
是“依附性”还是“独立性”，是“政治的留声机”还是“非功利的审美现代性”，鲁迅的研究在对这些问题的辩驳中发生巨大转变。而需要注意的是：鲁迅阐释方式的转变并非仅仅是“回到鲁迅自身”的研究动机使然。我们应该看到该种研究动机背后的“历史之手”。鲁迅研究方式的转型根本取决于文学标准的转变。与五六十年代将“政治标准”作为“文学标准”的情况正好相反，1980年代的文学标准将“非政治”与“文学性”建立紧密关联。这种文学标准也正是特定“政治文化转向”的产物。将与“政治”的对抗表述为“文学”概念中的“应有之义”，正反映出“文学”并非如此“独立”，它依然置身在“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中。只不过，此时政治文化正推动文学应和于1980年代政治对“极左思潮”的反抗，并服从于加剧“专业化”的文化体制。也就是说，1980年代鲁迅研究范式根本受制于1980年代由政治体制决定的政治文化，造成1980年代对鲁迅政治性认识和1980年代之前鲁迅研究对立的恰恰就是不同的政治诉求。
本研究所针对的问题是1980年代之后“去政治化”思潮带来的学术和思想问题。在“文化超越政治”思路的推动下，文化和文学和政治的距离被拉开，在失去该思路原有的社会变动推动力后，1990年代后的文化、文学活动呈现“去政治化”[1]的特点。在“去政治化”语境下，鲁迅研究淡化鲁迅及鲁迅阐释的社会历史功能的问题，认为忽视鲁迅与外部社会历史变动之间密切关系的观点，或者是认为鲁迅的价值在于对政治历史的审美超越的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去政治化”的鲁迅观建立在特定的哲学观和审美观基础上，着重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自主性”。这在学理逻辑上自然能够自圆其说，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的“历史性”。“去政治化”鲁迅研究的盛行承袭1980年代“文化超越政治”的话语发展脉络，与中国在社会经济领域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在对外政策上认同和适应欧美经济体制和秩序，在文化制度上弱化文化的政治参与功能，在意识形态上为超历史的私有化和个体性立言等当下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制度有关。但随着历史情势的发展，1980年代建立的“文化超越政治”的历史功能式微，有意“区隔”政治的文化和文学，成为它所参与塑造的社会政治的“衍生物”，从而丧失继续影响和创造社会实践的活力。
三
重塑鲁迅文学和文化活动的政治性，需要借助政治文化等研究思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是美国政治家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md）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时首先创用的。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而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一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认为“如果要确定政治态度、非政治态度和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区别前者和后者，哪怕二者之间的界线并不如我们所使用术语表示的那样分明”[2]，所以他使用了“政治文化”这个概念。不过他指出人类学家使用“文化”一词时意义含糊，而他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时，只是指它的多种意义的一种：即对社会客体的心理取向。在谈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3]
1990年代朱晓进首先引入该概念研究20世纪30年代文学。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研究界出现过两种倾向，或是过分强调艺术对于政治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常常出现以政治情绪化评判取代客观的文学研究的情况；或是有意无意忽略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也难以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做出客观的历史评判。要避免上述走极端的研究倾向，就必须真实客观地来看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以往学术界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最大的失误是并未真正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方式……政治与文艺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深度仿佛在一块二维屏幕上被压扁了，一切都满足于在朦胧状态中被描述、被概括。这样所导致的后果是，要不就是在主观的想象中强化政治的作用；要不就是在盲目的臆测中否认政治对于文学事实上所起的作用，二极对立观点的构成其实都源于一种朦胧。事实上，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只能是历史地、具体地、阶段性地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文学史的研究正应该去历史地、具体地加以探究，以便揭开这种关系之上的朦胧面纱。在这里，我们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无非是尝试着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条关系方式的桥梁。”[4]“政治文化”概念的引入，针对1980年代在政治之外确立文化、文学价值带来的问题，为对政治和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
自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对政治和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解进一步深入。汪晖在《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指出：“二十世纪的‘文化’命运始终在外在于国家政治与内在于国家政治之间摆荡，前者的范例是‘五四’文化运动，而后者的范例是政党与国家内部的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一种通过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而介入、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5]这一论断也在试图以“历史”沟通文化活动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层面，汪晖经常运用“文化政治”的概念，强调文化活动的政治功能性。该“文化政治”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运用意识形态理论沟通文化和实践的关系。
近些年来，“政治哲学”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所指向的“政治性”，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因此，对政治和文化关系的理解，亦可由此推向深入。相较于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更多地从经验层面思考文化心理和政治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将文化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突出文化的实践功能，由是实现对旧的生产关系和压迫的反抗，“政治哲学”则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中思考其“政治可能性”，即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性和谱系性的研究，如何反抗思想层面的“本质真实”的话语暴力和体制层面的集权可能，由对“可交流性”的“真”的重建实现“主体间性”的“政治”。[6]
借鉴政治文化等研究思路，重新思考政治和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重塑鲁迅及其身后符号化的“鲁迅”与各时期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讨论鲁迅对政治事件参与的方式和立场，而且揭示鲁迅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背后的政治性考量和政治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去政治化”鲁迅研究所“遮蔽”和“忽略”的“历史”浮出地表，从而照亮“去政治化”鲁迅研究的“历史性”。
总体来说，本书研究抓住鲁迅生前文化和文学活动以及身后阐释“鲁迅”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章研究政治文化与鲁迅的人生道路之间的关系。第一节对辛亥革命前期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面貌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和分析，在此背景下揭示出鲁迅“从文道路”中体现的辛亥革命前后“新政治”“新文化”和“新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发现否定性的政治心理引领着鲁迅的“从文”之路，促成他由对“民族主义”的反思出发，纠正辛亥革命文化偏颇，以“新文化”促发“新政治”的思想源头，由此鲁迅对于文学的认识和追求也区别于晚清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观，其具有开放性主体机构的文学观成为新文学建设的重要线索，并决定着此后鲁迅的文学道路。由对辛亥革命前期政治文化影响下鲁迅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形成的研究，推进对于辛亥革命前社会政治变动过程中文化转型、生长、分化的过程，以及新文学发生的源流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二节抓住北伐期间及之后鲁迅逐渐离开教育界这一问题，通过弄清北伐期间政治变动和文化分化之间的关系，从鲁迅在北伐期间的教职变动谈起，在鲁迅与其他知识分子观点的碰撞中，以窥见北伐期间新文化知识界的分化，及其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解释北伐后鲁迅放弃教职背后的政治文化立场。
第二章研究政治文化与鲁迅的文化立场之间的关系。研究鲁迅面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危机和共和危机，如何以“新文化”的方式来开启新的政治革命之路。第一节从辛亥革命前期鲁迅翻译的两篇小说谈起，分析鲁迅对“尚武精神”的态度的变化，来探讨鲁迅对“民族主义”思想的思考，以及这变化与鲁迅文学观的确立之间的联系，从中揭示鲁迅文学追求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二节试图说明：对于鲁迅来说，“大学”是实现“新政治”目的的“文化载体”，这决定了鲁迅对于“大学”“革命精神”内涵的独特期待。这种期待决定着，鲁迅对“大学”发展问题十分关注。他对“大学”发展问题的发言，对“学潮”的参与和推动，以及对大学本质的思考，都涉及有关“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思考。第三节研究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因其特殊的发生背景和历史任务，而具有其独特的分化逻辑和发展道路。诸多学术问题的讨论和解决，都不是单纯的学术内部的“学理”问题，而与特定的政治立场和追求相关。研究以此为背景分析了鲁迅在“文化传统”“整理国故”“文学史”等学术问题方面的态度，彰显他与“学衡”、胡适等在“学理”态度上的分歧，揭示鲁迅所坚持的“另一种学理”包含政治批判功能的张力。在研究历次的学术论争中，鲁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并就学术问题发言。他重视整体的学术指向，着力维持学术和政治的张力关系。从而揭示出鲁迅在学术问题上经常表现出的“非学术化”立场，而这种“非学术化”实际上是对学术分化后远离政治的抵触，是对“学术标准”中“政治张力”的维护。
第三章研究政治文化与鲁迅代际想象之间的关系。第一节研究分析了“青年问题”与政治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揭示出鲁迅有关“青年”“不读中国书”等言论背后的政治文化指向，并对鲁迅有关“青年”审美形象塑造、鲁迅对于“青年”态度的转变等问题进行新的解释。第二节分析民族政治与鲁迅儿童观之间的关系。展现鲁迅一方面反对“把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借“童心”实现他对传统社会的挑战和否定，以对儿童的叙述表达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另一方面常常以“成人”的观念、思想，甚至形象要求儿童，强调“环境”“成人”对儿童的影响以表达对社会改革方向的焦虑，我们只能说，鲁迅并没有改变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的时代。鲁迅只是把“儿童”当作联结民族政治新旧转换、东西沟通的“联结”，“解放儿童”是民族革命的“能指”。他“发现”或者说“发明”的“儿童”是一个所指的游移和分裂的能指符号，被用来实现他转换新旧政治的目的，他在儿童叙述上的种种矛盾都可借此加以解释。
第四章研究鲁迅将文学机制理解政治权力场的特质。第一节从对1920年代文坛包括（文学政策、制度、出版等）的整体状况和政治权力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入手，展现鲁迅对“文学制度”所代表的政治权力特殊的敏感性，以及参与“文坛”权力分化的斗争的态度和方式。第二节分析鲁迅在1930年代文学出版的情况以及他对1930年代文学出版问题的态度，分析19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对文学出版的挤压与鲁迅焦虑文坛问题背后的政治原因。
第五章研究政治文化与鲁迅的文学观之间的关系。第一节从展现1920年代“新文学”产生的“思想的标准”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入手，彰显鲁迅等有关“文学内容”“文体理论”等“文学问题”发言背后的政治指向，分析鲁迅“为人生”的文学态度所包含的历史张力，以及他参与文学论争特殊的角度和立场。第二节抓住1930年代鲁迅杂文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的现象，分析他在杂文风格方面的探索怎样受制于193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由此生成他在1930年代中后期杂文独特的审美风格。
第六章研究鲁迅逝世前后对鲁迅的阐释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一节探讨1936年作为“纪念”文章的《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以及周作人有关纪念鲁迅的发言，揭示它们通过“记住”和“忘记”，通过另一种历史时间的编织，塑造“另一个鲁迅”，从而展现“鲁迅”的矛盾性，表达对中国民族建构的“另一种”理解，对“新文学”的“另一种”理解，对“人”的“另一种”理解。第二节关注1936—1942年，毛泽东对鲁迅由“漠视”到“关注”的复杂过程。对1936—1942年毛泽东为何、如何“引用”鲁迅进行话语分析，探讨其动机、方式和功能，揭示毛泽东在政治语境的促发下，逐步“选择”“引用”“鲁迅”的“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新文化的方向”，以建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此过程中，引用者毛泽东和被引用者“鲁迅”之间的“历史互文”体现着参与20世纪中国现代进程的历史力量的“合谋”，但也潜藏着“分裂”的线索。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人生道路的选择，还是对于文化问题的观感和表态，无论是参与社会历史的现实肉身鲁迅，还是其身后参与对符号化的“鲁迅”的言说者和阐释者，他们的话语实践均直接面向一时一地的政治变动，着重其言说实践的社会政治功能，试图推动或阻止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或特定政治力量的增长。由于“政治文化”摆脱了将“政治”简单地理解为政策纲领的局限，本研究能够超越五六十年代“政治代文学”的话语范式以及80年代以来“自主的本体”“审美”的范畴的局限，从而能够呈现出政治和文学之间复杂的纠葛。
由于对于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抓住鲁迅文化、文学活动的几个侧面展现一个面向政治，以“新文化”“新政治”的鲁迅，研究未能覆盖鲁迅整体文化、文学活动，也未能纵向贯穿整个20世纪。它只能作为思考鲁迅与政治关系的一个开始。特别是，研究在展现鲁迅生前文化活动和文化态度与政治文化关系方面较为详细，而在研究鲁迅身后有关鲁迅的阐释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方面较为薄弱。今后，将进一步研究政治文化与鲁迅研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