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既不可避免，又无处不在。
昨天你盖了一座坚固的堤坝，号称能抵抗百年不遇大洪水，可如果老天爷心情不好，制造出万年不遇的大洪水，你就根本无从预测，也无法应对。逻辑所能体现的，是老天爷出1，你也出1，老天爷出100，你也出100，你能一直跟老天爷应对下去，于是我们就可以认定你至少没有输。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老天爷根本不管刚才那一套，突然打出100000，你硬着头皮好不容易也打出了100000时，老天爷改变了规则和标准，非说你必须上翻3倍才不算输，你也许正准备质询对方耍赖，老天爷此时竟然就掀桌子不玩了，而且判你输！
1.1 何谓不确定性
凡人皆盼万事确定，所以从古至今世界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各种预测确定性（certainty）的活动。从占卜算命、八卦紫薇，到水晶占星、伏都巫咒，各民族似乎都能开发出一整套看似值得深信的理论来保证确定性的存在，但又似乎无法相互说服。比如，一个非常相信阴阳风水的韩国人，在“应该把鱼缸放在距离泳池更远还是更近的房中”这类问题的争论中，总是很难胜过一个坚信魔力8号球[1]神奇能力的阿根廷人。我曾故意要求一位美国朋友向中国学生打听十二生肖中具有的禁忌，但很显然，出生于1991年的这位美国朋友，认为“属羊的人往往命不好”的说法非常荒谬。
在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的人们都是在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统治下得过且过，在做决定的时候，大家也都一直不曾重视与其相关的不确定性。
直到差不多四百年前，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满足于用自身的本能（instinct）来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这时有一群数学家站了出来，开始用后来被称为概率论（theory of probability）的方法来应对他们在欧洲各国赌场里遇到的不确定性问题。突然间，人类似乎配备了某种武器，可用以取代占卜算命之类的方法，具有了某种“先知”的能力。
但是，许多人又开始怀念当初得过且过的日子了。在此姑且称他们为“不确定性的爱好者”吧！“不确定性的爱好者”常常会提出如下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能够确定万事万物未来的状态，那么，当他知道明天必然会购买什么物品，下周必然会获得什么工作，死前必然会患有什么疾病，即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确定无比时，他还能对自己的人生提得起兴趣吗？或者说，他是否还会认为自己应该努力去过此一生？进一步说，若是人人都过着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的日子，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人会有不同意见。在此姑且称之为“不确定性的厌恶者”。喜欢看电视剧的“不确定性厌恶者”们，会很容易想到那些以现代人为主角的穿越剧，并幻想自己能变成穿越剧里的主人公，在未来已知的情况下，顺风顺水地走向成功。但是请注意，穿越剧剧本中隐藏着一个细节不确定的条件，或者说，剧本中是不存在确定性的完全覆盖的。就算主人公穿越之前已经从历史书中得知“清嘉庆皇帝登基之后，会处死乾隆的宠臣和珅”，可无法确定的是“和珅的最后一位小妾的父亲在和珅上吊那一天夜里到底在不在家”。如果穿越后主人公的角色是一个神偷，那么这条信息也许就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穿越剧令观众们感到有兴趣的原因，就在于即便剧中人物身处总体确定的大框架下，仍具保留各种细节不确定的故事推进可能性。
厌恶者们永远无法反驳爱好者们的质疑：确定性令人安心而自信，而不确定性令人生充满惊喜和乐趣，并能给人不断探索的勇气。
确定性，少则使人惶恐，多则令人乏味。反过来，不确定性，多则使人惶恐，少则令人乏味。为了展现不确定性的作用，我们来看看历史小说《巨人的陨落》中的一个片段：
一战爆发之前，英国女士茉黛还没有向家里人公开自己与德国男人沃尔特的关系。剧院里正在上演《唐璜》，茉黛所在包厢的后排只有两个视角较差的座位，她的哥哥就坐在前面，而茉黛和沃尔特便在黑暗中偷偷地坐了下来。
……
没人跟茉黛或沃尔特说话，甚至都没往他们这边看，茉黛心中暗喜，打算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机会。她大着胆子，悄悄去摸沃尔特的手。他笑着，用拇指肚抚弄着她的手指。她真的希望能吻他，但这样做太鲁莽了。
采琳娜用感伤的八分之三拍子唱出咏叹调《要是你乖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诱惑着茉黛，当采琳娜把马赛托的手按在自己心口上时，茉黛把沃尔特的手放在她的前胸。他不由自主地喘着气，但没有人注意，因为马赛托也在发出类似的声音，他刚被唐璜痛打了一顿。[2]
我很难确定读者看了上面这一段以后，会怎样看待整个过程中茉黛和沃尔特面临的可能会被他人发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让两人更兴奋，还是更害怕？如果多年后他们再聊起这段时光，是赞叹不确定性做出的贡献之大，还是会因为头上悬垂之利剑般的不确定性而感到后怕呢？不确定性，对人类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似乎特别难以判断。
这里我所提到的判断（judge），在文中其实只是判定对错的意思。如果我们深究这个词，就会发现它的含义十分丰富。判断的含义和范围，不管是在英语还是汉语中，都是比较复杂的。在汉语中，“判断”本身既是动词又是名词；而在英语中，judge是动词，其名词为judgment或judgement。judgment在美式英语中更常见一些，《韦氏词典》（美国人的《新华词典》）就明显更青睐省略了一个字母e的拼法。鉴于许多美国专家都采用这种拼法，而判断学研究的主流学者又主要集中在美国各大学之中，因此我在本书中就使用judgment作为判断动词judge的名词形式。
我们常说大家的判断力（judgment）有高低之分，是指不同的人之间，能否敏锐地评估环境及条件并得出结论的能力往往存在差异。单就judgment这个名词来说，其含义也比较复杂。人们日常使用judgment时，常常指的是“评价或判定一个人、一件事、一种情况的行为”本身。我们在汉语中直接译为“判断”或“判断行为”。而当我们所指的是“敏锐地评估环境及条件并得出结论的能力”时，其对应的汉语应为“判断力”或“判断能力”。而当学术研究人员使用judgment一词时，它还特指完成一次决策或得到一个结论的认知过程，但对于该释义，汉语中没有含义完全相同的词，因此我将其用“判断”一词笼统地代替，或将其翻译为“判断过程”。
影响人类判断力的因素有很多，最大的障碍就是不确定性。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说过，感性认识属于判断力，而科学属于理解力[3]。显然，他认为前者推到极致即为直觉，后者最终会推向数学。当然，数学只能代表理解力的一部分，单就理解力来说，帕斯卡认为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强而窄的理解力，是依据较少的前提进行敏锐推导的能力，即精准推导能力，属于逻辑学；另一种是广而弱的理解力，是依据大量前提条件推导出结论的能力，即领悟概括能力，属于统计学。帕斯卡认为，既然是偏向感性的、直觉的，那判断力必然受到主观或客观的制约[4]。当然，在学者们看来，判断又与英语世界中常说的选择性决策（choice）有所不同，判断指的是将所提供选项的信息进行辨别和分类，其实更符合口语中“判定对错”的含义。
或许有人自称理智而冷静，认为主观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相对容易克服，但客观环境上的不确定性是无法由人控制的——这才是致命的不确定性之所在。有个节肢动物学家曾说，我们人类活在蜘蛛的网络里，平均每个人在其身体5～10米范围之内就至少有一只蜘蛛[5]。看到这类信息，读者们也许会感觉不太舒服。但根据微生物学家的研究，人类始终活在细菌和病毒的海洋里，即使你被整体消毒并送往外太空之后，也不可能挣脱上岸。肠道和血液里有数不清的微生物，而且它们的数量永远与人类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们永远不知道蜘蛛会在何时突然映入眼帘，也不知道下一次意识到病菌的存在时，我们是正在拉肚子还是流鼻涕。
不确定性无法克服，却又无处不在。在古希腊先哲们看来，经验世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真正的理性才会永恒不变；追求变化背后那不变的东西，就是追求柏拉图（Plato）所谓的理念；追求这种永恒的理念，就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追求确定性的动力。所谓的科学和知识，本质都是确定性的。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自由，因为获得了永恒的理念。可是当我们翻开浩瀚的史书就会发现，人的判断时对时错，后人很难还原历史的真相。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到底是因为判断正确而获得了成功，还是实际上判断失误却因为有着好运气而获得了成功？要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总是会遇到重重障碍。历史学家们研究了大量史料尚无法窥视真相的十之一二，那老百姓的平常事，我们更是难以知晓真假对错。百姓家事无人记录、分析、考究，多数情况下只有当事人自己明白来龙去脉，而当事人也常常受制于记忆、立场、情绪以及“当局者迷雾”的深层干扰，很难打破不确定性这个魔咒。“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这般的感慨与无奈，总是不可避免的。
1.2 如何对抗不确定性
1.2.1 理性
1）理性的力量
要深入探讨人类的判断，必须要考虑理性（rationality）的作用。简单地说，理性就是根据评价行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来选择偏好的行动方案[6]。注意，我在此对“理性”的定义，并非“真理”。此处“理性”所需的前提条件很简单，就是双方都认可，颇似“公理”。中国人一般把“理性”当成日常生活中对他人讲道理或劝说他人时才使用到的词汇，其实理性还是抵抗不确定性的有力武器。
这个武器出现的时间远比概率论要早，至少从五千年前就出现了，并且延续至今。古时希腊政客在热情的演说中就喜欢诉诸理性，中国历代朝臣在上奏的折子里也喜欢诉诸理性。到了现代，许多风险投资行业的老板也喜欢使用类似的套路：不要跟我讲这个项目好或是那个项目好，请直接列表、画图，用你PPT中的“理性”思维征服我！当然，他们大多也不过是在寻求感性证据而已。这里所说的“理性”，其实与古希腊先哲口中的理性是有区别的，这里虽然也暗含着恒久、稳定的意味，即老板们倾向于认为，表面浮夸的说辞，不如稳定可信的数据看起来“理性”。这里的“理性”，本质上还不是对非经验世界的指代，而仍然是日常生活中大家常说的“理性”。
公元前250年左右，古希腊出现了第一批哲学家，他们最先开始考虑的问题是“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问题。然后，他们把已获得的知识交给理智去检验，开始考虑“我们如何认知”这一类比如“什么是知识”“知识有没有局限性”等问题，即我们常在哲学书里看到的认识论（epistemology）的问题。那时的人就已经在追问，人类通过单纯的推理能理解万物吗？这里的“推理”，主要是指演绎推理（deductive inference），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三段论形式。另一种推理，称为归纳推理（inductive inference），即利用过去的事实来预测未来。演绎，是“必然得出”，不仅仅是“从一般到个别”，也可以是“从一般到一般”；归纳，则是“从个别到一般”，可以为演绎提供一般性知识。归纳推理只得到可能性结论，所以表面上看来更容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冲击；而演绎推理得出的是必然性结论，其受到的冲击更为隐秘。因为不确定性，在演绎推理的一系列前提条件中，但凡涉及事实的信息，都需要我们去判别是否为真。演绎推理总是更容易让推理者感到痛苦，因为推理者常常要在大功将成的那一刻突然面临推倒重来的压力。
要理解万物，就要证明思想的合理性，先哲们就只好不断打磨推理的技艺，于是出现了逻辑学（logic）。有了逻辑学，哲学就不再与宗教或迷信纠缠在一起了。后来，逻辑学越来越靠近数学（mathematics），最后与科学（science）密不可分。来自爱琴海萨摩斯岛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就是纯粹通过推理获得了很多数学发现（比如毕达哥拉斯定理，也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勾股定理）。爱好推理的毕达哥拉斯，曾有一句名言：理性是不朽的，其他的都会消失[7]。他此处所说的“理性”，就是指永恒不变的真理。
如果你所认识的“讲道理”中的“道理”只是主观的纯粹真理，那就可以说，你在抵抗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确实使用了理性作为武器。不管如何争辩，只要双方都认可“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吃饭不可以发出声响”“无论何时不能诉诸暴力”这类“道理”，事情就很容易解决，是非也很容易判定。而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追求的，不是这类理性。他们眼中的理性，是客观上的纯粹真理，即“1+1=2”，不论何时何地都是成立的、不可辩驳的。这类真理是否存在，学界一直在争论，但我们在此关注的，更接近前一种理性，即我们要根据评价行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来选择偏好的行动方案。
2）理性的弱点
理性有一个弱点，就是其内涵容易受到个人和大众偏好的影响。我们常能见到一句经典的话被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用作不同解释，甚至引发争论——人们的立场和态度总是非常频繁地随大众观点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在他的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1918年的杂志上，男孩子流行的配色是粉色，因为粉色更果断、更强烈，而蓝色被认为是细腻纤巧的颜色，更适合漂亮的女孩子。这是不是让人大跌眼镜？[8]
又如，鸦片刚刚进入中国时，人们是把它当作有益健康之物看待的。早在8世纪，中国人就用蜂蜜、人参、冬虫夏草配合从西域而来的鸦片治疗腹泻、关节炎甚至糖尿病了；清朝道光皇帝在开始主持禁烟运动之前自己也曾喜爱吸烟，并称之为“如意”[9]。身处当代的我们，已经能够充分认识到毒品对身体的危害，但清政府起初试图控制鸦片时，最担心的并不是鸦片对国人身体的损害，而是鸦片会影响人的心理，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再如，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古代，曹操的那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曾遭到严重的批判，被当成反面教材；而在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这句话倒成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座右铭，甚至成了青少年们表达叛逆态度的标志性口号。为什么会这样呢？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Socrates）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问题，让别人解释自己提到的概念[10]。我们按照他的做法，反复追问，一路推导下来，就能厘清真相了。到底什么叫作理性？与人们对那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看法类似，其实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没有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
先让我们来看看学者们是怎么定义理性概念的。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理性与自由》一书中提到了理性的概念[11]。这样著名的学者，写了一本直接讲述理性的书，我们总会期待他能给出明确的定义。可他在书中是这么说的：“本书中的理性，指的是一个人做选择时要做到理由充分、考虑周全所应该遵循的原则。”这其实并非我们所能接受的定义，因为他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他所说的选择，指的是选择怎样的行动、目标以及什么事先做，什么事后做，而所谓的理由充分、考虑周全，本质上还是主观的想法。
比如，我们无法认定动物保护人士抗议日本“捕鲸”的行为是缺乏理由的。爱吃刺身、鱼丸的人，也不是别人硬塞到他嘴里时才肯吃。上千年的捕鲸传统，大量渔民的生存，这是不是也算理由充分呢？那谁是理性的、谁又是非理性的呢？各位读者不难发现，理性本身定义的模糊性，就是造成各种矛盾的理论基础。阿马蒂亚·森的表达很清楚，他关于理性的定义是“本书中”使用的定义，其他人如何定义，他并未进行讨论。每个人可能都有对理性的独特定义，很难达成一致。
关于理性的定义缺乏统一标准，这就使得理性无法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他物；而这种统一标准的缺失，会让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理性。帕斯卡就说过，理性判断本没有什么准绳可言，而真正的理性精神是蔑视理性的。学者们称之为“理性的失败”。这种在社会中倡导“不要相信理性”的思潮，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而最近的一次，竟然是科学家们挑起的。
人们一般认为科学家们是更理性的[12]。科学家需要进行实验、收集数据、完成各类统计分析，他们得到的结论应该是高度理性的。然而，有位著名的决策分析学家指出，定量决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13]。这是什么意思？他其实是在说，所谓的决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因为有了人们主观性因素的介入，越发不可靠了；直觉才是重要的、必需的，如此这般发展下去，将来大家可能会认为直觉比繁复的分析更好用。这说明，科学家们早就在质疑所谓理性、所谓分析以及所谓定量研究的效果了。
理性，早已不再被人们认为是万能的。如今各大跨国企业在逐步削减用于开展分析工作的经费；哈佛、耶鲁等一众名校的MBA课程也不再单纯强调理性分析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网络课程都在教授学生如何利用好人的直觉来帮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传统的科学家们多年来都惯于漠视依赖直觉或凭着第六感做决定的“民间”方法，可现在趋势发生了改变——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们首先转变了思路，开始认为直觉主义者的方法可能比理性分析更可靠。这很像“农村人开始吃得起肉时城里人却开始吃素”的故事：在教育普及的当下，当民众越来越崇尚理性和科学的时候，科学家们自己却掀起了返璞归真、重新认识直觉的新风潮。不过，我认为这其实都是定义和概念模糊惹的祸！
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直觉与分析的对立。比如，长久以来，人们认定女人的直觉比男人的直觉更准，男性更胜任分析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就曾抱怨过女性因过于情绪化而缺乏理性。自启蒙运动以来，有一种思潮认为，直觉比分析更低级。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Rousseau），在他著名的《爱弥儿》一书中，就曾号召大家要多多使用推理，但当我们认真读过此书就会发现，在冷酷的逻辑外衣下，文中充斥了大量“疯癫”的情绪。比如，该书的上卷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一个人当然是不会把他所轻视的人的幸福放在眼里的。所以，当你看到政治家谈到人民就表现得那样轻蔑，当你看到大多数哲学家硬要把人类说得那样坏的时候，你用不着吃惊[14]。
这句话读起来像是严肃的分析推理，但其内核好像是鼓动人心的致幻药品。由此看来，西方的思想家们要引导大众、推动社会进步，也是无法免俗，要诉诸直觉的。
当今学术界对理性的失败有两种认识。一些人觉得，理性的失败，恰好说明人在做判断时本来就是不够理性的。比如，黑社会的年轻成员，即便在明知为他人顶罪会必然送命的情况下，还是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热烈情绪，为了所谓的兄弟义气，充当替罪羊。这就是个体在情绪影响下做出错误判断的例子，其本质就是缺乏理性。另一些人则认为，理性的失败，恰恰为做更好的判断开了药方。既然仅靠理性不足以让人做出明智的判断，那我们就应该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弥补。作为乐观主义者，我本人还是支持后一种观点的——毕竟绝大多数人都乐于见到自己成为有能力做出明智判断的人。既然只有理性是不够的，那学界就应该告知民众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且要相信人们会努力学习和补足。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夫维茨（Paul Wolfowitz）是美国政坛的鹰派人物，他经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带兵打仗不要做什么预算，预算没有用，战场形势风云变幻，鬼知道最后会花多少钱！如果带兵的人都严格按照预算的分析结果去执行任务，还不如让财务和会计们去打仗！这种观点，就类似于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15]（Herbert Simon）所说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适当地追求理性，即逻辑只是思考问题的多种方式之一，万事别求最优解，只要结果人们觉得满意就足够了[16]。他的这个学术立场，乍一看来很奇怪。学者们不是应该更有钻研精神吗？不是应该锱铢必较来求得最佳结果吗？别着急，后文中我会慢慢给大家解释他的这种学术思想。
1.2.2 判断力
1）什么是判断力
理性的人，常常被人们认为有着更强的判断力，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种做判断的能力到底指的是什么。年长的人，大多经历过一些人生关键性事件，他们在这些事件上的判断，决定了他们这一生的大致走向。年老时，他们不禁会想：当初为什么追小雅而不是追小琳呢？当初是什么让自己立志成为铁匠而不是木匠呢？当初怎么就让孩子留在老人身边而没有亲自陪他成长呢？人不仅会对“自己是如何下判断的”这件事感兴趣，同时也会对“到底什么重要的事才需要自己下判断”感兴趣。我们一定见过要求下属不论大事小事都必须请示报告的领导，也见过喜欢权力下放让手下自己做决定的领导。人类在演化和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对自身的判断过程感兴趣，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肯定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因为这个认知过程，是人类长久以来都不曾理解的——所谓“知人易，知己难”，一个人想要认识自我的第一步，就是开始思考：咦，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通常都不容易回答，但不管是怎么想的，至少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欠缺判断力”。向他人炫耀自己优秀的判断力，似乎是人类自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所有伟大人物的成长纪录片中，我们都会发现一群“开了天眼”的人。他们也许是这位伟大人物的小学老师、中学教练、旧时的邻居、当年招聘他入职的人事部经理，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当年一看到他，就认为他将来会成功”；他们最爱标榜的功绩，就是自己当年如何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或更多的表现机会；这个伟大人物的自我奋斗，似乎都是他们成就的。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的正确判断造就了这一切”。
17世纪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ois de La Rochefoucauld），身为公爵，但反对专制制度。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抱怨自己记性不好，但没有人认为自己判断力不行。小时候的我，在历史书上看到唐朝著名的两位宰相被人们称赞为“房谋杜断”时，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房玄龄肯定更厉害一些，房玄龄肯定像诸葛亮一样见解独到、神机妙算，隐约觉得杜如晦就差一些，因为从字面上看，杜如晦无非就是最后拍板做决定。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想法：不就是做决定嘛，这有什么难的？
可拉罗什富科公爵说，人们可以坦然承认自己的记性很差，但被他人认为自己判断能力差，就等于承认自己傻、没脑子、欠缺智慧，于是自己还不如用记性差来遮掩过去。每个人都要维护自己的判断，一旦做出判断，就很少会自我反省。为什么管理者往往不轻易在判断能力方面示弱？因为给人留下判断能力差的印象，会直接导致信任危机。所以，与其坦诚自己对形势判断失误了，还不如说是自己不小心记错了。在乘客们眼中，粗心可能只是理性之舟几日不曾扬起的帆罢了，但判断力差，则是这艘船上致命的裂缝。
2）如何评价判断
一般来说，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判断，有两种方法。
方法1：经验上的标准，即在现实中它是否符合客观的事实。方法2：逻辑上的标准，即在理论推导中它是否自相矛盾。
按照心理学家凯瑟琳·莫热（Kathleen Mosier）和肯尼斯·哈蒙德（Kenneth Hammond）等学者的理论，方法1评价的是通信能力（correspondence competence），即“判断”和“作为判断对象的事实”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方法2评价的是连贯能力（coherence competence），即在一个人所做“判断”中的各因素之间的一致性[17]。
对于correspondence一词的翻译，不同学科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它是动词correspond的名词形式，本意在于评判观点与现实之间是否一致。这其实就是对方法1的直接解释。随着correspondence一词含义的发展和延伸，后来它才有了“信件”和“通信”的意思。在翻译correspondence competence时，如果直接译为“对应能力”“一致能力”“符合能力”，似乎更不好理解，因此这里将其译为“通信能力”，提示读者在多做一些思考的同时，在理解上也更为谨慎。而对于coherence一词的翻译，可以简单直接一些。该词本意在于评判各部分在逻辑、次序上的关联是否一致，在汉语中常见的翻译就是“相关性”“凝聚性”“一致性”“连贯性”。就行文上讲，“连贯性”更为贴切，因此本书将coherence competence译为“连贯能力”。
举例说明。
有一个人判断《资治通鉴》全书是100万字（此为“判断”），但当他把全书通读过、每卷书字数依次统计之后发现，全书实有超300万字（此为“作为判断对象的事实”），那么这个人就在该客观事实上判断错误——这属于通信能力不足。
有一个人三分钟前向他人宣扬“自己热爱学习”，而三分钟后又承认，自己曾多次因游戏娱乐而耽误学习，这就说明他对“自己喜欢学习”这一论点的判断有误，表达前后缺乏一致性——这属于连贯能力不足。
理性，往往是跟逻辑联系在一起的，与方法1则没有太大的关联。在逻辑学的范畴中，所谓的真相有两种基本形态：本体真相和逻辑真相。
本体真相，指的是存在的真相。比如，门上有一把锁，其存在不是虚幻的，此为本体真相。逻辑真相，只是关于命题的真理性，而命题的真假，全看其是否反映了客观事物。也就是说，逻辑真相建立在本体真相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们日常的认知范畴中，逻辑往往指事物本身是否违反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18]，通常不直接指向本体真相。比如，数学中的几何定理，未必直接对应着现实世界中某个三角形，因为世上未必有完美的三角，这就是柏拉图的观点。
人们运用理性来评价判断，其实就是为了评价这个判断有没有逻辑自洽而已。那么，对方法1所对应的那些判断，我们可以逐一评价吗？很难做到，因为对于每个判断，我们不可能都能完成实际上的测量。假如我对你说，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有60米高（实为78米）、北京天宁寺塔有40米高（实为57.8米）、西安兴教寺玄奘塔有20米高（这次终于接近了，实为21米）。如果你之前不知道这些宝塔的实际高度，现在手上没有手机或电脑，无法找到任何资料去验证，也不能亲自前往实地去测量，你自然就没有办法评价我的这些判断是否正确。即使你可以想办法去完成测量，也可能懒得去逐一实施。在评价我的判断时，根本不涉及逻辑问题，所以理性在此是无法起作用的。不管你有多理性，你都不可能在想象中测量这些宝塔的实际高度，也没办法评价我刚刚的判断是对是错。
理性，对于方法2则是十分有用的。假如我向你讲述自己当年填报高考志愿的故事，让你评价我是对是错。此时你需要做的，其实就是评判我的故事中有没有出现逻辑错误。这就是老百姓日常所讲的“说不说得通”。如果我曾讲到“自己的考分没达到重本线”，后面接着讲到“因为爱好文学而放弃了北大医学院的临床志愿”，你就会立即认为我“前言不搭后语”——这种逻辑“说不通”。显然，我没去北大学医，其实与我所宣称的“文学爱好”没有关联，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我的高考分数不够高。
我相信许多读者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评价别人的判断的——要么用方法1讲事实，要么用方法2讲逻辑——只是许多人从未意识到这两种方法之间的本质区别。而这种无意识恰恰导致了理性的失败，让越来越多的非理性做法得到了认同和传播。
3）判断的连贯性
对于通信能力，我想大家一般都能理解，其实就是去评判“事实是否如此”；而对于连贯能力，也许大家理解起来没那么容易。所谓的连贯性（coherence），就是当我们用逻辑上的原则来做审视时，要评判是否存在系统上、方法上的连接或关联。简单点说，就是评判一个人所讲的话是否前后一致。但是请大家一定注意，对连贯能力的评价与对通信能力的评价是有区别的。
清康熙年间的江南贡院，秋闱三场要考九天七夜，考生入场有三道门，每道门都要严查考生们是否夹带了作弊资料。后一道门查出来的问题多了，前一道门的入场速度自然会下降，而且如果最后一道“龙门”再次发现夹带，前两道门的兵卫还要被一起治罪，这将进一步拖慢入场速度。贡院的兵卫总数就这么多，配给“龙门”的总人数也是固定的，如果既要安排人去三查夹带，又要安排人去给前两道门的问题兵卫治罪，还要留出人手将夹带的考生捆在贡院门口的木桩上示众，那“龙门”的通过速度一定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这就是系统的内部连贯性，它是让系统运行的关键，同时也是系统的“阿喀琉斯之踵”。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这种连贯性的影子。很多网友呼吁政府提高最低工资，而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意，并因此遭到了网友们的口诛笔伐。其实经济学家的理由很简单：提高工资，工厂利润下降，挣不到钱，付不出工资，必然裁撤员工，到头来还是工人们遭受损失。也就是说，提高最低工资之后工人们能多拿钱，是因为他们把失业工友们原本的工资瓜分了。这意味着工人们要在总人数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产量，会更有压力，同时老板们要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保证产量和质量，也更有压力，再加上人员被辞退会给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提高最低工资不就等同于创造了多重社会压力吗？忽视系统内部的连贯性，往往就会造成判断上的失误。
4）两种判断方法之间的纠缠
通信能力和连贯能力不可融合。但凡试图用方法1评价逻辑判断、用方法2评价事实判断，都是无用的——用于获得本体真相的方法和用于获得逻辑真相的方法是不可混用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曾在他的一本畅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例[19]。2000年的时候，美国邀请几百名军事分析专家和软件专家，建立了一个非常复杂和强大的军事推演模型，叫作“千年挑战”，然后请一位有前线作战经验的军官与使用计算机决策工具的专家们进行模拟对战。前者凭丰富的实地作战经验进行判断，后者凭强大的信息分析能力进行判断。结果专家们输给了这位军官。但这位军官承认，自己使用的是一种混乱的决策方式，并没有提前制订任何复杂而宏大的战略。这说明，最好的做法，就是真枪实弹地去实践，建造大量的模型是无用的[20]。如今许多人喜欢讽刺专家教授，其实根源就在于此。当专家们试图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来证实自己的判断时，老百姓们已经在用事实反驳他们了。老百姓骂得对不对，其实关键在于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判断，以及合理的评价方法应该是什么。显然，在此例中，普通民众不可能去深入研究模型中的各种方程是否合理，他们只会关心事实上的结果，即到底谁打赢了战争。也就是说，在方法2无法实施的情况下，人们就会用方法1来评价判断。
那么，万一没有可测量的事实，人们应该怎么办？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几十年没有被牵涉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中，该国的军队参谋人员也仍然需要战战兢兢地进行各种模拟和想定。你能说他们不该这么做吗？难道非要为了验证某个模型而发动真实的战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我随即想到了曾经为研究细菌而残害人命的日本关东军，由此看来，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
既然没有充足的事实信息来评价模型中的判断是否正确，专家们只好使用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数据来开展工作。专家们觉得，虽然没有近期的事实作为依据，但至少要先保证模型在逻辑上没有问题。同行们怎么认定这个模型的好坏呢？无非就是看这个模型产生的结果是否符合历史数据，以及模型的逻辑是否讲得通。也就是说，在方法1无法实施的情况下，人们会用方法2来评价判断。
因此，我们在评价别人的判断时，往往是先寻求可利用的方法。方法1用不上就试着用方法2，方法2用不上就试着用方法1。如果两种方法都用不上，估计许多人就不得不化身为撒泼耍赖的吵架高手：你跟我摆事实，我就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讲道理，我就跟你谈道德；你跟我谈道德，我跟你论修为；你跟我论修为，我跟你说老子；你跟我说老子，我跟你装孙子。就像美国律师们常说的，如果事实对你不利，重点放在法律条文上，如果法律对你不利，重点放在事实上，如果两点都对你不利，重拳打在桌子上[21]。
1.2.3 科学
不管怎样，当今心理学（psycology）、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判断与决策学（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动态决策学（dynamic decision making）、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y）等诸多学科都更倾向于从单纯的理性分析（方法2）走向事实验证（方法1）。不少学者会悲观地认为，未来的人类会越来越不重视对推理能力的培养，理性也不会再次成功。也有学者指出，其实人类一直以来都知道，人是一种缺乏耐性、容易激动和发怒的动物，理性根本不足以引起人类的重视。
我们有多少次嘲笑过只会讲大道理的迂腐文人？
我们有多少次瞧不起只会编程或算题的书呆子？
我们有多少次感叹“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悲凉现实？
我们有多少次一看到某本书中有看不懂的方程或公式就立刻把书合起来？
其实我们很少有人公开推崇理性，就好像理性是不齿的事情。这里的“理性”，仍然是日常语言体系中的理性，即认为情绪与理性是对立的。帕斯卡虽提出了两者的区分，但是并没有坚称两者是对立的。
我们往往认为情感大于理性。幸福的伴侣谈及当年的判断，往往会说“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她（他）”，努力强调各种非理性的动力。这种心态似乎表明，经过理性分析再选择一个人，是对这个选择犹豫和不满意的表现。即使伴侣承认，自己是模仿《老友记》里的罗斯，列出一张表，详细对比你和另一个候选人的优缺点，理性分析，最后选择了你，你会非常感动吗？如果会，是真爱无疑了！
我们往往认为天赋大于理性。成绩优异的人，谈到自己的学习习惯，通常会骄傲地表示自己从来不熬夜，上课从来不听，节假日从来都只玩游戏不复习。我们很少见到强调自己努力刻苦的人。我是从来都不信这些话的，因为在我认识的那些熬夜看题、课间不停追问老师解题方法的学生中，基本见不到成绩一塌糊涂的人。成绩优异的人明明很理性，但总是不承认理性带来的好处，仿佛承认了理性就等于承认了自己不够聪明似的。但说实话，真正聪明的人更不该羞于承认自己的勤奋！
我们往往认为真诚大于理性。我本人是曼彻斯特联队的球迷，但我发现球迷常常不够理性。战术再糟糕，踢得有血性就好；体能再差，拼尽全力就行。我们似乎对于看似理性的教练没有好感，而觉得站在场边像疯子一样叫喊的教练才更受人尊敬。理性的教练，在执教多年之后，其实早就对各种情绪掌控自如，但是有时不得不配合球迷的胃口故意作秀般挥舞几下拳头，这就等于给自己的理性扯了一块遮羞布。可悲的是，我觉得范加尔之所以被曼联董事会解雇，跟他总是面无表情地坐着指挥比赛有很大的关系。
17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这个时代标志性的成就来源于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其实早在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的《天体运行论》就出版了，我们熟知的“日心说”挑战了基督教的“地心说”，这一事件的影响持续了很久，改变了之后许多学者的成长历程，也激励着后来人用理性揭露宗教的本质。
1610年，著名的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22]开始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
1619年，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三大定律完成；
1637年，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说了那句“我思故我在”，并逐步完善了解析几何的工作；
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
1674年，安东尼·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首次利用显微镜发现微生物；
1676年，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独立发明微积分；
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牛顿三大定律。
虽然“科学”这个词当时尚未流行起来，但是上面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无愧于科学家的称号。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继承了两千年前的希腊先哲思想，尤其是科学家们坚信客观真理的存在，并取得了超越古希腊的成就。很多人认为，从那之后，我们又渐渐回归到了反对理性的传统。天主教不承认伽利略，新教反对进化论，炼金术士们反对毒理学，如今连主流学术界都开始强调实验而抛弃纯粹的推理了！心理学家们也开始质问：人到底算不算是具有推理能力的物种？这一问题本身看上去就是个悖论：如果人不能推理，那么我们怎么证明？难道是用推理的方式来证明人不能推理吗？
进一步思考，就出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理性不可靠，那么我们能靠什么？靠信念吗？谁的信念可靠？这种信念到底要我们坚信什么？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到处是靠信仰基督教生存的人，但屠杀和迫害还不是四处发生？难道我们还要世界倒退到那个时代？二战前的日本到处是靠信仰神道天皇而活着的人，他们获得幸福了吗？说到这，我只能摆明自己的立场——我本人认为还是要靠科学主义，或者说，因为科学具备科学的标准，而这种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上的标准[23]，总是崇尚智慧的。爱智求真之路，感觉上总会让我们离灾难远一些，离幸福近一点。
1.2.4 智者
因为不确定的存在，人在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聪明人来指导自己。关于怎样才算聪明，真的是见仁见智。一般我们认为，脑子里有更多的信息，且更能有效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推理的人，会较其他人聪明。寻求聪明人的指导，是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向智者寻求有利的信息，以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施加控制，获取安全感。普通民众大多认为，政商高层比较聪明，他们能处理各类杂事琐事，协调各方关系，肯定了解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专家教授比较聪明，毕竟他们在一门学问上钻研久了，自然明白不少属于他专业领域内的事情。但是，不管我们一开始对这些智者有多崇拜、多喜欢、多虚心求教，到最后大多还是愤而弃之，转向其他智者。大家慢慢地发现，有不少事情是智者们不愿意操心的，或者说，他们能指导我们的事情，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淹没。
不信的话，你简单回顾一下人生，真的有这样一个人足以指导你一生吗？似乎每经过一个人生阶段，指导你的智者就换人了。那么我再问：你要如何评价自己挑选人生导师的判断力？如果每隔一段时间就必然要换人，不正说明了你在这方面欠缺判断力吗？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就认为，人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如何判断的，即便能深刻了解自己的判断方式，也是挺危险的事[24]。为什么这么说？他认为，凡是判断力出色的都属于不世出的人才，或称作“伟人”；而出色的判断力，根本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能力。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在应对不确定性时，就会无比缺乏自信且崇拜偶像，到最后把希望都寄托在伟人身上，反倒给自己的生命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单纯靠一两个智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所谓的智者，到底够不够聪明，都是别人评价的。当别人都靠不住时，我们最好还是依靠科学。我这里并不是鼓吹科学至上主义，但至少我们可以依靠相关学科把此中的判断机理剖析清楚，比如，第一个要剖析的问题就应当是：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剖析判断？
1.3 生态方法
1.3.1 不止于理性
不明就里的读者看到“生态方法”这几个字，以为我搬出生态学的概念了，实则不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研究，学者们发现，判断过程（其对应的英文仍然是judgment）其实是依赖于人的认知系统（cognitive system）的，有其相应的组织器官，如眼、耳、口、鼻、皮肤。他们还发现，人们可以用一定的方式来改善这个过程，具体到实施层面，就是从内部找原因。这点与大多数中国人所受教育之观点——凡事有内因和外因，内因为主，外因为辅——有相通之处。如今在心理学界，尤其是认知心理学领域，大部分学者都持有这个观点，并将其称之为生态心理学[25]（ecological psychology），所用的方法就被称为生态方法（ecological approach）。
生态方法，大体是说，既要建立一套关于需要人来做判断的任务的理论，又要建立一套关于人的判断过程的理论，而不能如前人那般，只钻研逻辑至上的方法2。首先拥抱这种思潮的，就是专门研究判断与决策的学者们。他们之所以接受这种观点，是因为他们研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理解不确定性。对研究判断与决策的学者来说，若非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直接依赖逻辑和推理就足够了，理性本身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1.3.2 最大化方案
但现实远非如此：不确定性既不可避免，又无处不在。比如，圆周率到底是多少，许多研究者前仆后继，也没有搞清楚这个“π”到底是3.1415926，还是3.141592654（也许有人会跟我抬杠，说这是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可现在已经有数学家在试图证明，这个世界上压根不存在无理数[26]）。许多学者试图对洪水或地震进行预测，但直至今天，我们也只能说，这个得看老天爷的心情。昨天你盖了一座坚固的堤坝，号称能抵抗百年不遇大洪水，可如果老天爷心情不好，制造出万年不遇的大洪水，你就根本无从预测，也无法应对。逻辑所能体现的，是老天爷出1，你也出1，老天爷出100，你也出100，你能一直跟老天爷应对下去，于是我们就可以认定你至少没有输。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老天爷根本不管刚才那一套，突然打出100000，你硬着头皮好不容易也打出了100000时，老天爷改变了规则和标准，非说你必须上翻3倍才不算输，你也许正准备质询对方耍赖，老天爷此时竟然就掀桌子不玩了，而且判你输！
不确定性是我们平日里常常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只是大多情况下没有发觉罢了。每天开车上班的人，不知道哪一天遇到大暴雪，但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的应对措施的。在需要做判断的那一刻，他们会立刻尽力想清楚如何利用已有的信息，如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哪条路上的积雪已经被清扫过，或者他们脑子里清楚哪一条公交线路更便捷，又或者他们能找到充足的理由请假，然后今天就不必出门去上班了。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上述训练，又没有成熟的经验，多数人都只好选择一种方法，那就是去“碰碰运气”。实际上，某个人在出门的那一刻也都还没想好，而是当他走到小区门口时才突然下决心要去挤地铁的，但若有人事后问他，为什么早上选择坐地铁，他会立刻变成决策分析专家，为他的选择找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如他可能会说，地铁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延误，选择地铁就是为了不迟到。注意，此时他的这个解释，并不一定说明坐地铁是最佳方案，事实上，未经训练或经验不足的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基本上都是选不到最佳方案的[27]。比如，其实他明明可以借口写材料来给自己请假，但也许当时他没有这样周全的考虑，漏选了该方案。
最大化方案（maximizing）。在英语中，人们会将一个极其自私的人叫作最大化者（maximizer），即这个人总是将他本人的福利或利益最大化，而最大化方案就是用一种看上去不太讲理的“蛮力”来解决问题。比如，进地铁时，需要进行安检。为什么每个人的包包都要进行安检呢？这必然会浪费大家的时间，造成排队和拥挤的现象。其实管理者可以采用抽检的方式，可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对每个人都进行检查，因为这种做法已从逻辑上得到证明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注意，仅仅是从逻辑上得到了证明，也就是在用方法2做评价。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一般不喜欢犯明显的错误，因为做对了的事情常常需要大为宣传才能为民众所知，而做错了的事情则会很快被宣扬出去，从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过度关注。所以，政府为了少犯“真错”，就会偏爱最大化方案，即求得利益极值的最佳方案。
1.3.3 不可拆分的套餐
讲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以上面的安检事件为例，提到统计学家们常用到的两种关于错误的概念：假阳（false positive）和假阴（false negative）。
（1）假阳：明明没有带危险品，但是被误当成危险品携带者。
（2）假阴：明明带了危险品，但是被误当成无辜的人。
具有一定统计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个概念本是属于一个套餐内的[28]，也就是说，假阳率下降会让假阴率升高，假阴率下降反过来也会让假阳率升高。除非你的系统100%精准——而不确定性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经历过机场安检过程的读者会发现，总有一些时候，明明乘客的旅行箱里没有违禁品，安检系统也会误报，于是乘客不得不将旅行箱拿去复检。当然，也总有一些人，箱子里明明存有炸弹，安检系统却没检测出来，让他们通过了。注意，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在于，假阳和假阴是此消彼长的。努力使假阳率降低，被误检的乘客数量确实是减少了，但是漏报危险分子的概率肯定增加；努力使假阴率降低，危险分子确实是更难顺利通过安检了，但是所有人都要接受更加细致的检查，完成安检所需的时间会增加，而排队人数一旦出现激增，机场就变成难民营了。在这种情况下，机场安检工作的负责人应该怎么办？
熟悉流行病学的读者，应该听说过关于这两种错误的另一个版本：
（1）过度诊断（假阳性）：实际并未患病，但在测试中呈阳性。
（2）诊断不足（假阴性）：实际已经患病，但在测试中呈阴性。
或者我再给大家列举另一个例子。蜘蛛喜欢吃苍蝇，所以努力织网来进行捕捉。如果蜘蛛网的密度增加，则捕获苍蝇的可能性（捕到了，发现果然是苍蝇，真阳性）会提高，但是同时捕获到空气中的毛发等杂物的可能性（捕到了，却发现不是苍蝇，假阳性）也提高了；如果蜘蛛网的密度降低，那么虽然捕获苍蝇的可能性会下降，但在所有被捕获的东西中，苍蝇所占的比例会提高[29]。
回到机场安检的事例。在机场管理层着重强调不许出事的时期，具体负责安检工作的负责人必然要尽量杜绝任何假阴，即不漏检一个恐怖分子，如果造成了大面积的排队现象，那就暂且让乘客们多花点时间排队，与负责人本身无关。我们无法直接批判这位负责人，毕竟这是由他的工作职责所决定的。如果在他的价值观里，职业尊严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他必然会选择执行最大化方案，以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根本就不会意识到其实他还有更多的选择。
1.3.4 更多的选择
这里所谓更多的选择，就是直接关注到两种错误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人会说，机场安检这项工作，不出事就罢了，如要真出了事，就一定会是大事，所以负责人必须尽全力减少假阴（即没能检查出真的危险分子），不许有一个漏网之鱼。可是，被全力放大的假阳（冤枉了无辜之人）所能造成的影响远不只是让乘客们排长队那么简单。在美国，许多家庭都安装了防盗报警器，但超过90%的警报触发都是假阳错误[30]（没有入室盗贼，是主人自己误触报警）；一旦短期内的误触报警太多，附近的警察就会懈怠，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下一次有人报警，多半也是误触。
结果，太多的假阳，就让所有人基于经验而放松警惕，然后开始怀疑，这个总是误报的防盗机器除了能无聊地乱叫根本也没什么作用。到后来，当人们再听到警报声，连打电话报警的念头都不会有了。这有没有让读者想起《狼来了》的故事？大家回想一下，狼吃人的灾难发生后，我们最想责备的是村民，还是那个孩子？再想想“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当初我们嘲笑的对象，是那些因为懈怠而没有前来救驾的诸侯，还是宠溺褒姒而随意点起烽火的周幽王？过多的假阳，会让人怀疑系统本身的可靠性，觉得系统过于谨慎；而过多的假阴，会让人怀疑系统本身存在的合理性，觉得系统没有任何用处。显然，用存在两种错误的各类方法、制度、技术、设备来应对不确定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那位安检负责人，也需要通盘考虑各种问题；如果我们再审视一下当初的最大化方案，多思考一下，我们是否还是坚信，只有使用“蛮力”才能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
我在前文提到过，最大化方案往往是理性推导出的方案，用的是方法2，基本没有考虑别的因素。但之前我也说了，理性不能独自应对不确定性。如果理性是我们要首先考虑的，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警察也许会说，必须每天都对所有居民进行审讯和搜查，这样才能保证城市里没有可以窝藏犯罪分子的死角，可这种做法未必理性，也未必符合逻辑。没错，这确实能对犯罪分子实施更彻底的打击，但是这种完全不容忍假阴的做法，是民众无法容忍的。
历史上类似的做法有很多，相关政策的发起者，其初衷皆是坚信理性推导可以证明最大化方案是最好的方案。西汉的汉武帝，就曾想方设法推行过一次最大化方案——算缗（mǐn，同“敏”）告缗。汉武帝即位以后频繁对匈奴发动战争，再加上他大量兴修水利土木工程，国家由此承担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听从张汤和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算缗令就是要征收财产税，商人自然是不会自觉遵守的，偷税漏税严重，于是政府跟着出台了告缗令。所谓告缗，就是让民间百姓互相举报。汉武帝自己无法对所有人一一搜查，故用此法推行最大化方案。当然，这种事情，各民族的历史上都出现过。英国的查理二世靠数烟囱征收的“灶台税”、法国的拿破仑从意大利学来的“窗户税”，本质上都是在使用各种奇技淫巧实施最大化方案——因为政府缺钱，所以在征税时，那些住得起房、烧得起菜的有钱人，一个都不能漏掉。他们都容忍不了任何假阴错误。
最大化方案的执行者往往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的处境之中。一方面，他认为当他是某个领域的负责人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最大化方案，他不能允许该领域里假阴的存在，否则其他人会质疑他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当他在其他领域作为普通人存在时，他的个人权利又是不可侵犯的，他不允许其他领域里假阳的存在，否则他会去质疑那些领域中的负责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站在两个相对的立场上，不管怎么说，自己都是有理的，到头来任何人都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所以，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不确定性时，明智的做法是需要理性，但是不盲从理性，因为逻辑确实很重要；评价一下两种错误的后果，多从社会、情感、人性的层面考虑问题，如此这般，再进行判断，才能稍显出智者的模样。
也许有些读者会说，所谓“考虑两种错误的结果”，其实也是理性的表现，所以理性还是唯一的解释。如果把理性提高到无所不包的地位，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想。但是方法1的事实判断标准，是理性永远都绕不过去的障碍。自然科学家之所以常常表现得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屑一顾，就是因为情绪、性格、社会氛围等事物都是存在且能驱动或产生相应后果的。但就理性而言，再怎么用逻辑去演绎推理，还是无法在这些事实判断过程中造成实质性的变化。所以，与其说要把这种周全的考量也强行纳入理性的范围，不如说这是在盲目地扩大理性概念的范畴。若有读者如此认定，其实也只是在用“理性”这个词来表达“聪明”“明智”的意思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文中会提到，理性本身定义的模糊性，就是造成各种矛盾的基础。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千差万别，所以才有了“理性的失败”。
本质上是逻辑思维的理性，在被放到更广阔的范围之中时，常常会失效。这时候，我们试着去批判这种原始的理性，反而更像一个智者所为。秦朝建立后以法治国，在严明的法律和纪律下组织起强大的国家机器，内平六国、外御匈奴、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华夏，不能不让人敬佩当时倾向于法家的统治者的理性。陈胜、吴广的队伍“失期，法当斩”，是不符合逻辑的。可问题在于，统治者们制定法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失期”的原因。天降大雨，道路不可行，这是不确定性造成的！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完整地涵盖所有不确定性的结果。总不能把法律写成“小雨可迟到2天，暴雨可迟到4天，大暴雨可迟到6天”吧？即使真这么规定了，当时的陈胜、吴广不当斩，不会爆发起义，万一后来出现了刘胜、赵广，遇到了“千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迟到了8天呢？统治者当年没有预计到这类由不确定性造成的事件。根据方法2，按照逻辑，失期者仍当斩，所以他们也还是要起义。后续朝代中，政府对法家的做法就变得更为谨慎了，即使手里拿着法律的逻辑之鞭，宣传时也会注意强调儒家的仁爱之情。这种更温和的统治方式，就是因为后来人注意到了理性主义至上可能导致的恶果，更多地综合考虑两种错误的结果。毕竟天地难测、法无尽法，不确定性令人防不胜防。
1.3.5 不同的容忍度
按照现行欧美党派的立场来说，左翼政党比较激进，年轻人居多；右翼政党稍显保守，老年人居多。单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学者们就能解释这种现象。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推行的政策偏向于“保守”，其选民之中年长者的比例更高。年长者不会偏好激烈的变化，原因在于，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各项机能减退，人对各类变化的适应能力是逐渐下降的。而在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中，年轻人的比例更高，他们更经得起折腾，处于需要求偶、创造、打破常规的年龄段。从生物学上解释，即大多数死气沉沉的年轻人，早就在演化过程中被淘汰掉了，或者说，那些人生存下来并留有后代的概率更低。
对于两种错误，人们的容忍度自然不同。保守的人，更能接受假阳；而激进的人，更能容忍假阴。在机场过安检时，你明显能从人们的表情中看出区别：如果前面的人被误检为危险品携带者而被要求重新检查，结果却发现只是误报（误检出不该被检出的正常乘客，假阳率高），那么因此而被迫增加排队时间的人群中，年轻人会更多地表现出不耐烦，甚至直接抱怨，而年长者却往往能表现出理解和耐心。同样地，如果某电影院曾因电梯故障发生过伤亡事故（没有检出本该检出的故障，假阴率高），已经为人父母者，一般会比较谨慎，尽量不去这家电影院，而为了能创造在黑暗中相处机会的年轻情侣，大多数还是选择前往，而较少对这家电影院发生过的事故表示敏感和关心。
美国发生“9·11”事件后，调查者发现，当时有近20名恐怖分子通过了机场安检。如此高的假阴率（应该被安检拦下却顺利通过），自然是共和党、年长者和右派支持者所难以接受的，因此，时任总统布什能获得这些人的大力支持，强硬对外开战，强制开展各类安检，强行对民众的各类活动进行检查和监控，甚至连普通公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都不放过。此举造成美国和国际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假阳事件，最终跳起来反对这些措施的，往往还是激进而年轻的选民。生物因素所起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大，而这也是为什么判断与决策学领域的专家们会始终密切关注神经科学、行为科学、认知科学的进展。要深刻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判断，就必须明白：作为生物体的人，始终要面对源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其他人群，甚至是源于自己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为了把基因传递下去，人们才一直试图让自己具备更好的判断和决策能力，而这一切，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话来说，都源于“自私的基因”[31]。
按照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的理论，30亿到40亿年前的原始汤（海洋）中，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复制基因，即一个可以复制自己的分子。然后它不断在海洋中扩散自己的拷贝，而当原料不足时，更长寿、复制更快、更精确的基因品种自然被进化机制选择出来；地球毕竟是有限的，竞争还是在这些进化了的大分子间不断加剧。能够把自己裹在蛋白质里的基因则获得了竞争优势，长期进化后形成了各种生命体。所以，保存基因本身才是生命存在的终极理由，而人类只不过是人类基因的生存机器罢了。更激进的年轻人需要生存和繁衍，更保守的年长者也有生存和保护其后代的需要。追根究底，都是为了保存基因。换句话说，两派之所以纠缠不休，其实都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每个人都因为“负有保存基因的责任”，所以本能地怕死，本能地厌恶不确定性。
1.4 人类的抵抗
1.4.1 语言的限制
本书开篇就引入了不确定性和判断等不易解释的概念，为此我曾非常纠结，不知应该如何用规范的形式来给出释义。苏格拉底最喜欢追问的就是一个概念的准确定义。甚至我可以这样认为：人们在各种深刻问题上反复纠结的原因，就在于难以理解自己的日常用语。我们常用的语言，是互相解释的。比如，在汉语字典中，“欢乐”被解释为“快乐”，“快乐”被解释为“欢乐”；“色彩”在字典里释义为“物体表面的颜色”，而“颜色”直接被解释成了“色彩”。这种成对出现的词，本来就是被用于互相解释的。在大多数语言中，判断是由不确定性引发的认知过程；所谓认知（cognition），就是指认识和感知。人类认知的方式，无非是通过眼去看、通过耳去听、通过口去尝、通过鼻去闻、通过皮肤去触摸；感受到了，人就有了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各种感觉。恰恰是因为有不确定性的存在，人才要在感受之后进行判断。
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好兄弟，叫作可能性（probability），数学上称之为或然率。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赌场里，所有游戏参与者其实都只是在陪着可能性玩耍而已。在JDM学者们的眼中，赌场是这个世界上不确定性最低的场所之一。所有的可能性都是由设计者事先计算好的，几乎没有出现“千年不遇”事件的可能性。只要一个赌客眼疾手快、记忆超强且心算水平足够高，就可以在赌场中游刃有余地快速致富。美国名校麻省理工学院几十年前就开设过教学生如何赌博的课程，而被称为“华裔赌圣”的马恺文（Jeffrey Ma）就是该校的毕业生。他曾在每个周末转战各大赌场，依靠自己强大的算牌能力，有时一晚上就赢走几十万美元。他的故事后来甚至被拍成了一部名为《决胜21点》的电影。当然，赌场的老板也非常警惕这类人，如果他们在一家赌场中赢了太多钱，赌场就会安排相关人员在当天游戏结束后请他们离开，或是直接送他们一笔钱，鼓励他们今后光临其他的赌场。
让我们再看看理性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曾在定义“人”的时候说，人是理性的动物[32]。亚里士多德把所有生命现象都当成阶梯式的连续过程，认为生命有三个等级：依靠营养的植物、感性的动物、理性的人类。而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人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在生物学分类中，我们被归于智人（Homo Sapiens），这个命名本身就体现出，智力与理性是人类的定义性特征[33]。
与中文里的“理性”一词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有两个：reason和rationality。英语口语中一般使用的理性，用的是reason这个词[34]，指人用思维去考虑、理解并形成观念。古希腊先哲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并不是说人是绝对理性至上的动物，而是强调人具备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思维能力，理性是正常人类必然拥有的一种先天技能。我在此处提到的“理性”其实是rationality这个词，强调的是不荒诞、不愚昧、不失去完全的思考能力，一种可以做到保持理性、运用理性的能力，一种人通过不断思考而获得的、能够最大化利用reason来增强自我力量的技能。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下面我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其实在reason这方面，人这种动物，几千年来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步。脑容量没有什么变化，神经元的数量也没有什么增长，如果将今天的健康新生儿与古希腊时代的健康新生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在后天成长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者的智商和情商并不会有多少区别。区别在于，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的理性能力，也就是rationality这一方面，人是不断改变的。
关于什么才是理性的基础，学者们还是存有争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人类所有思维的根本机制是分类（categorization）和类推（analogy-making）[35]。当然，分类和类推从根源上说其实是一回事，后者不过是前者的特殊情况而已。举个例子，当一个中国人听说一个外国人来自俄罗斯，可能立即就在脑海中把这个外国人分到“能喝酒”或“不怕冷”的类别之中了；尽管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已经完成了对这个外国人的分类。当然，如果有人说出“苯环的结构像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这样的话，那么他所具备的就是复杂而不常遇见的类推思维。
按照上述观点，人的语言就是用来给事物贴标签的。这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之一。当有人告诉一个男生说有个女生非常美丽的时候，这个男生未必能立刻在脑海中形成完整的想象。毕竟每个人对“美丽”的认识是不同的。这个男生所在家庭的成员们所具有的审美标准，可能与舞台明星的化妆师们大相径庭。既然智人要合作才能生存，比如需要一起捕猎和耕种，那么语言就要起到高效的信息传递作用。用分类或类推的方式，人类可以迅速传递出大量的额外信息。比如，小孙对小孟说，有个女生像杨贵妃一样美。在信息传递方面，小孙的这句话是很高效的，既能省下信息输出者大量的精力（小孙不必再详细描述这个女生的容貌、三围、皮肤、身高、体重等相关信息），又降低了信息接收者误解或考虑不周的可能性（小孟不必再用各类差别巨大的方式来理解小孙心目中关于美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一旦有了分类或类推，就足以彻底消除人们在理解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会大大减少。
分类或类推与人们对确定性的追求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分类或类推过程本身就是对确定性的传达，可以直接帮助人们理解和预测面临的各种情况。比如，许多小孩子在第一次看到驴的时候，常常把它描述成一匹马的样子。为什么呢？当人要向外传递信息的时候，必然要从记忆中已知的知识向外拓展，小孩子没有关于驴的知识，只能从与其相近的马那里进行推理。听到小孩子的描述，大人们能立刻从记忆中调出关于马的信息（有四条腿、两个耳朵、脸很长、爱吃草）。记忆中已知的信息是确定的，而未曾见到过的情景或事物是不确定的，人要顺利适应，就必须从记忆里找到未知中可辨别出来的、与已知的确定信息相似的内容，通过分类或类推，在拓展知识边界的同时，尽力理解新的情景或事物，进而采取合适的行动。总之，没有分类或类推，人就无法理解万事万物，无法进行推理，无法与人交流，更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让自己生存下去。语言因此而起，也因此而受到牢牢的限制。
1.4.2 人人都爱确定性
前文提到，在17世纪之前，人类本是“被鼓励着”去追求确定性的。除了追求真理的众多先哲之外，众多的君主、巫师、神婆都依赖于大家对确定性的喜爱而生存。他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给民众安全感，消除大家心中对不确定性的恐慌，从而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顺利生存下来。就算到了今天，仍有大批民众深度依赖这些（至少看起来）能给予我们确定性的智者，让他们来帮自己预测未来。
很多读书人，即便已经念到了硕士和博士，也会习惯性地每天查看星座运势。编造星座运势的人并不需要为任何的错误预测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民众赋予了这些人不受约束的预测权利[36]。编造星座运势的人当然知道民众爱看什么内容，但也害怕被人们看穿，所以会专门挑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给人们看。比如，“你今天会遇到一个人，带给你好心情”“今天你不适合搬家”“留意路过的树木就会有惊喜”。不管这些内容的接受者是什么星座，只需以随机的形式发给他们就可以了。我在此并不是想表达对此类行为的蔑视，毕竟总有人更喜欢接近确定性或安全感的各类提供者。
只要不是疯狂迷信、走火入魔，甚至到了伤害自我和他人的程度，上述种种本也是无伤大雅的事情，要比绝对理性或坚信理性至上的人让人觉得舒服。后者看起来更加冷血，而且要么心里悲苦，要么行为恐怖。典型的悲惨案例当属著名的英国联想主义大师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他的父亲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深受约翰·洛克（John Locke）教育哲学的影响，把孩子的心灵看作一张白板，令小约翰接受了过度严厉的教育。詹姆斯·米尔每天陪儿子花四五个小时做功课，小约翰3岁学希腊语、5岁学拉丁语、11岁写专著、12岁就达到了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水平，终于被培养成了一台“理性的机器”。从小到大，小约翰的情感和情绪都被严重忽略，他连表情都极为缺乏，极度缺乏游戏，也没有任何伙伴；虽然他后来发表了《逻辑体系》《论自由》《女性的屈从地位》《论社会主义》等名著，晚年还当上了国会议员，但终其一生都受到抑郁症的困扰。
17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人类追求确定性的步伐被打乱了呢？尽管没有谁公开反对宗教，但更确切地说，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一起证明了宇宙竟然是按照几何学家所喜爱的样子构成的。当然，在当时所谓的科学家们（“科学家”这个称呼直到19世纪才出现，他们之前自称为自然哲学家）看来，17世纪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上帝的法则。而这时，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艾萨克·牛顿爵士，终于横空出世。牛顿作为一个相当聪明的智者，从自然现象中发现了秩序。在牛顿关于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一系列重大发现的著作中，根本没有不确定性的位置。抽打陀螺，陀螺一定转，这是确定的；搬起桌子，桌子一定动，这是确定的；一个人平地起跳，还会落下来，这也是确定的。有了牛顿的方程，人可以跳多高，落下来用多久，都能计算出来——不确定性竟然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了。
突然间，看上去人类已经能够克服不确定性了。在智者牛顿的指引下，飞机能上天了，飞船能登月了，人们甚至可以对海水的潮起潮落做出完美的解释，好像所有人都应该从此乐观起来。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为牛顿写了诗[37]：
自然及其规律藏在黑暗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
万物俱成光明
这是多高的赞誉啊！但是，等一下！总有些人意识到，好像生命本身还没能用牛顿的理论解释清楚。牛顿的著名论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出版就沉重打击了神学。神甫能给民众的安全感，越来越多地被牛顿引发的机械唯物主义（mechanical materialism）代替了。有了牛顿的公式，心理学也走进了机械论（mechanism）的时代。机械论者是不相信有什么高于客观世界的理性存在的。当时的心理学家，想把人类所有的行为都通过某些方式客观计算出来，但后来发现这是行不通的。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大师埃贡·布伦斯维克（Egon Brunswik）将不确定性引入了心理学研究中。他通过各种方法指出了物理学、自然界、人类行为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提出了生态心理学的初始概念，但遭到了当时主流心理学界的无情反对，导致主流心理学领域对人类行为本质的研究被推迟了很多年。关于他的贡献，我们还会于后文中提及。问题在于，为什么又有人开始欢迎不确定性了呢？
1.4.3 不确定性的立场
仔细想来，一个人到底喜不喜欢不确定性，完全取决于不确定性带来的坏处是降临到敌人头上，还是降临到自己头上。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不确定性是无法消除的。理论上，没有人能控制明天是否下雨，但是如果明天下雨，可能会危及麦子的收获，农夫就会讨厌天气的不确定性，因为他承受不了假阴错误（万一真的下雨，收成会下降），于是求教于有一辈子耕作经验的老农夫，希望这位老农夫指导自己预测善变的天气。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近的黑猩猩，有一种残忍的习性，新的雄性当了王，就会杀死所有非自己后代的小黑猩猩，然后与雌性交配，保证群体内只存在自己的后代；而雌性为了避免惨剧的出现，就故意在短时间内跟多个群体外的雄性交配，这样一来，新上任的雄性领袖就不能确定该雌性所生的下一个小黑猩猩到底是不是自己亲生的[38]。毕竟从怀孕到生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雄性领袖不得不忍受一定程度的假阴（明明不是自己亲生的却没有被除掉），以避免过高的假阳（万一真是自己的，杀了就可惜了，所以就不去细究了，把它们都养大吧）。在前一个例子中，不确定性是坏事，农夫不喜欢；在后一个例子中，不确定性是好事，雌性黑猩猩会喜欢，虽然对新领袖是坏事，但给了小黑猩猩一线生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再举一个例子，奴隶制。在世界各国的历史和政治课本中，奴隶制都是受到批判的。但在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史料中，我们会发现大批黑奴拒绝被解放的奇怪事情。奴隶怎么可能不愿意被解放呢？除了南方奴隶主们夸张的陈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奴隶们害怕不确定性。在那个时代，就算在美国白人之中也存在高比例的文盲，能够认字的黑人更是少得可怜。虽然境遇很差，但在奴隶主家里，奴隶至少能够保障自己的基本生存，在抵抗不确定性这件事上，确实是有一定保障的[39]。当时号召废除奴隶制的人，并不是都能清楚地告诉奴隶们，一旦得到解放，他们要如何生存下去，因此，必然会有许多奴隶不愿失去在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生活。林肯总统时代的美国，工业还不够发达，对工人的需求并不高，而且工厂老板对工人的要求比农场主对农夫的要求要高很多。逃到北方城市的黑人，往往要长期面临失业、饥饿，有时连草皮都找不到。对很多奴隶来说，在水泥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养家糊口，难度要比在种植园中更高。所以，有些黑奴是不愿意逃跑的，不少南方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喊着“帮黑人降低生存风险、促社会稳定和谐”的口号，甚至把自己家里的奴隶拉出来做演讲，呼吁反对林肯1862年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长期对抗废奴潮流。
当然，有时人为了抵抗不确定性，也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读者可还记得最大化方案？当年希特勒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是实施了最大化方案——宁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事实上，希特勒在令“冲锋队”实施了所谓的“帝国水晶之夜”行动之后发现，德国百姓并没有特别热衷于迫害犹太人，于是他寻求在国外进行“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灭绝式的集中营位于波兰东部，希特勒对德国国内的宣传，仅仅是将犹太人运走，所以德国人长久以来都不知道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一事，甚至德国国内的犹太人自己都不认为自己会面临这般的危险，否则1938年以后应该会有更多犹太人主动逃离德国。希特勒当然知道犹太人里富人多，受过教育的人也多，若有个别的犹太人逃出集中营，不仅会令纳粹损失一笔财富，而且一旦这个逃出去的犹太人通过媒体泄漏此事，就会大大增加外界知晓纳粹屠杀活动的风险[40]。既然不确定性这么可怕，希特勒就无法容忍假阴错误，不管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只要看起来长得像，就全部抓到集中营里去。所以，按照这一“合理逻辑”，实施最大化方案（这看似是唯一的选择）的“理性”的人，很可能同时也是世上最恐怖、最血腥的人。
至此，读者是不是越发觉得理性至上的思想要不得？我在此再次补充说明：此处的理性，还是指向演绎推理，即从一个已知为真的大前提开始，一层一层地分析，直到我们获取其中隐含的子结论。也就是说，理性至上主义者的深层次错误在于，推理者没有认识到演绎推理的真实性必须是已经包含在大前提中的，推理的过程只是把这种真实性拆分、解释、体现出来而已；他们只关心体现出来的过程（工具理性），而不关心大前提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就是科学家们善于探索的对象。
1.4.4 欢迎不确定性
为了保存自己的后代而为雄性领袖创造不确定性表象的黑猩猩母亲们，即便从未意识到基因和生育之间的关联，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欢迎不确定性”的举动。人类中的雌性成员也常常会有如此举动。事实上，母亲一方是可以直接单独进行生育工作的。在某些动物中，母亲会将自己的全部基因组放入卵细胞，然后克隆自己，由此得到的女儿可以同样通过克隆得到外孙女。作为现存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的体长可以达到3米，十几分钟就能吃掉一头野猪。它们通常是以雌雄交配的方式进行繁殖的，交配后雄性巨蜥会留在雌性身边几天的时间，阻止其他雄性靠近。但科莫多巨蜥有时候也会孤雌繁殖，也就是说，由母亲一方单独完成繁殖过程。即便没有父亲的参与，所有母亲的后代仍然会遗传母亲的所有基因。没有性，就不存在遗传成分的稀释，对后代来说，就不存在遗传上的不确定性。
性确实是繁衍后代的好办法，否则世界上也就不会遍布着依靠有性生殖的方式存活下去的众多生物。为了完成有性生殖，父亲一方要将其基因组中的一半复制到孩子的基因组内。如果单纯分析一下成本，我们会发现，为了让下一代继承自己的所有基因，有性生殖个体要生育孩子的数量是以克隆进行繁殖的个体的两倍[41]。这实在是非常不划算的。问题是，无性的情况下，相互竞争的有益基因突变中，除了最后保存下来的那一个，其余的都丢失了。克隆确实回避了性的双倍代价，但是要支付另一种代价：无法将不同基因组中产生的有益变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克隆无法在相同次数的代际遗传中适应不断发生变化的不确定的环境。
在有性生殖中，母亲一方拥有的卵细胞贮藏着支持早期胚胎的营养，后代所需的来自她的一半（随机的等位）基因，以及细胞质、线粒体等与她的细胞100%相同的重要遗传物质——都会稳定地遗传下去，这具备了本质上的确定性；而父亲一方的精子只提供了来自他的一半（同样是随机的等位）基因——这些完全不涉及后代胚胎所需的营养、环境、工具，本质上只是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只要外部的生存环境是确定的，母亲一方通过克隆就足以让后代应对各类生存难题了，而父亲一方的贡献，只有在不确定性肆虐，导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体现。
读者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很早之前，非洲大陆上有一群鹿，主要的食物来源是与它们身高相近的树叶。后来，非洲大陆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地面上的灌木越长越高，而这群鹿的食物树也变得越来越高，以雌性为主的鹿群发现越来越难以够到位置变高的树叶。母系是较稳定的遗传，父系则能提供更多的创新。能够获得外族雄鹿交配机会的雌性，所产生的后代就更有可能具备更加多样的新特征。雌鹿并不知道自己的后代会继承自己或外族雄鹿的哪一个特征，但是外族雄鹿必然更有可能带来遗传基因上的不确定性。比如，与生存环境封闭的鹿群相比，那些获得了外族交配机会的雌鹿后代中更有可能出现脖子更长的鹿、肠子更短的鹿或毛皮更厚的鹿。面对越来越高的树叶，显然长脖子的鹿更有可能生存下来，而发生了其他变异、具备了其他特征的如肠道更短、毛皮更厚的鹿就逐渐消亡了[42]。如今，我们在非洲看到了长颈鹿，正是非洲环境的不确定性与鹿群雌性个体欢迎不确定性行为的相互作用而筛选出来的幸存鹿群。
凡是有着大情怀的哲学家，都反对持有“以为自己知道”这类观点的人。这种人是危险的，因为他认定自己获得了真理，知晓了最佳方案，所以无法容忍那些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这就是傲慢的来源——我知道我是对的，所以人们应该听我的。那些不赞同的人，就是疯子、巫师、不可救药的老顽固，不配接受“真理”；没有“真理”，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所以不赞同的人都该死。与之相反的是，苏格拉底就总爱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欢迎和拥抱不确定性的表现。以赛亚·伯林认为确定性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东西，最佳的状态应该是，无论任何事情，人们都应该有多种相互排斥的意见，大家公平竞争就好，千万不要妄想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把所有的差异都抹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更喜欢把这种想法称为“唯科学主义”，他所担心和厌恶的事情，就是站在唯科学主义立场上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im）——正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43]。我想，可以真正把所有差异抹平的方法，大概只能是将反对者杀光。明智的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并不认为人的理性可以使人成为全知[44]。也就是说，知识虽然可以增加，但是总有些东西永远是最后的假设（极据），是不容我们辨析清楚的。
讲到现在，我相信读者已能够理解：方法1里的事实判断，才是不确定性肆虐之处，而在方法2的逻辑上，我们相对更有把握不出差错。或者说，至少对那些天天思考怎么把话说得圆滑，为人处世中又能尽量不得罪他人的政客、专家、神甫们来说，把逻辑讲清楚，是相对容易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客观环境下的不确定性，主要对人的通信能力提出了挑战。
1.4.5 用信息抵抗不确定性
人类之所以需要“判断”，乐于追求智慧，就是因为人类总是面临着客观环境下的不确定性。如果世界是确定的，人类就能明确获悉某件事是否已经发生，而不需要再做此类判断。比如，如果老天爷的脾气并不古怪，一个人明确知道，其所在地区的降雨量绝对不会超过上一次大洪水灾害出现时的降雨量，那他就不需要判断是否有必要加高河岸的堤坝；世界是确定的，所以他的应对方法基本上也是确定的，他只要维护现有高度的堤坝就够了。客观环境下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人在主观上的不确定性也就越高。我们已经知道客观环境下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降低的（人定胜天的想法非常局限），所以，人类从古至今都生活在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的阴影之下。
人类抵抗主观不确定性的方法，就是尽一切努力获取更多的信息。
某人看上了一套房子。要不要买呢？他肯定要货比三家，读一些报纸杂志，听听各路专家的意见，再问问所在小区里其他住户的意见。获取的信息越多，他心里就越有底。但他目前所做的只是被动使用信息。人使用信息的方式，还可以是主动的；人可以通过各种实验，自行拆分信息主体。人们之所以需要主动一些，就是因为人早已习惯了的因果关系——不论任何事情，人总是喜欢为它找到一个原因。只不过，在如今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这种现象看上去不再突出了。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人们一旦发现男同性恋，就会认为他生病了。同性恋是一种病，这是当时用于解释为什么“男人会喜欢男人”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伟大的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Alan Turing），据说因为“依法被迫接受”对同性恋倾向的各种治疗，最终无法忍受而服毒自杀。实际上，导致同性恋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成长的经历、儿时的阴影、父母的喜好、生活的环境，许多原因都可能最终导向同性恋这种结果；同时，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后果，有时它还产生了伴随其出现的一系列其他后果，比如异装癖。这种多因生多果的现象，学者们称之为因果模糊性（causal ambiguity）[45]。
因果模糊性，使得习惯于被动使用信息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于是他们总是发出“看不懂这个世界”的慨叹。如今，信息大爆炸，信息的数量增加且相互交织，要找到对应某一特定结果的那个特定原因，就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还有实验研究这回事。我们需要那些主动出击去拆分信息的研究者，希望他们能够使用科学的方法来帮人们寻求更稳定的因果关系（尽管许多哲学家们认为世上并不存在什么因果关系[46]，那我们就理解成为“更稳定的相关性”好了。向大卫·休谟致敬！[47]）。注意，我在此将其称为“科学”的方法，并不是一种类似于人们平日里夸赞某项成就或某位领导时的恭维话，而是确实要说这些研究的方法很“科学”。读者稍微回顾一下前文的内容，应该就能有一种体会：逻辑上，我们的确能实现自我完善，但是在事实判断方面，我们面临着客观环境下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任何判断都会存在“假阳+假阴”的套餐。因此，我们做判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在信息处理过后选择“我到底是更能接受假阳，还是更能接受假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