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下一个冠军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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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学术科研领域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哲学无非就是一种无止境的感恩与怀念。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德国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我国数学家华罗庚

青年的思想愈被榜样的力量所激动,就愈会发出强烈的光辉。

——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Fadeye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青春因学术而厚重。

——佚名

标杆人生

林毅夫

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人物代表”

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两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并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版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在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丒克劳夫爵士奖。

中国的奇迹

记者 张翔

200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应邀做客“相约冠军·名家讲坛”。10天之后,林毅夫教授正式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界银行62年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敢为天下先地提出了“中国奇迹”的结论,当时人们并不信服。经历了最近1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奇迹的事实。如今,林毅夫教授又要踏上征程,让世界亲眼见识这个“中国的奇迹”。

赴任世行

“今天的毕业典礼同样也是我的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林毅夫教授这样开场。

习惯了每天早晨沿着未名湖畔熟悉的道路走向朗润园的林毅夫教授,将同所有毕业生一样走出北大校园。迎接他的是一个之前少有中国声音,甚至亚洲声音的地方——世界银行。

林毅夫教授是第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副行长这么高职务的中国人。外界对这道任命有诸多评论。作为林毅夫教授的好友,同时又是前任世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评价道:

“之所以选择林毅夫,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全球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在过去30年中经济每年平均增长近10%,3亿人脱贫,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世界选择中国经验,选择中国的发展经济学,是中国人第一次叩开世行大门的重要“敲门砖”。

第一个海归经济学博士,第一个登上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林毅夫教授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不二人选。正如世行行长佐立克提到的:林毅夫将带给世行一套特殊的技能和经验。

中国情结

林毅夫在北大学习时师从董文俊教授。作为林毅夫最好的朋友之一,董文俊教授坚信:林毅夫的事业和理想都在中国。

林毅夫教授传奇的个人经历总是被人提起,这也是他中国情结最好的佐证。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他曾以大学生的身份从军,甚至得到过蒋经国的接见。1976年5月16日傍晚,林毅夫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转折。他游过2000多米的台湾海峡,来到了祖国大陆。而此时,他的家人毫不知情。

林毅夫教授要到大陆的心情,源于他内心始终相信台湾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方案的信念。面对着不可知的未来和分散的家人,林毅夫教授靠心中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来到大陆后林毅夫开始在北大学习政治经济学。据董文俊教授介绍,林毅夫那时就在心中深深种下了为国家做点事情的观念。一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让董文俊教授对这个从台湾来的学生另眼相看。后来机缘凑巧,董文俊教授推荐林毅夫担任来访北大的舒尔茨教授的翻译,又促成了林毅夫留学经济学的圣地“麦加”——芝加哥大学之行。

林毅夫教授人生第二个重要的转折,是在美国留学6年之后。当时的林毅夫已经得到了世界经济学界的认可,许多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抛来了橄榄枝。让人惊讶的是,林毅夫却带着30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了缺少研究条件和合作伙伴,甚至连资料也收集不全的中国,成为了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

事后,林毅夫告诉董文俊教授,当时关于回国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现在,离开中国飞赴世行,也许称得上是林毅夫教授人生又一次重大的转折。林毅夫教授已经明确表示,世行任期4年后绝不续任。他还是会回到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点贡献。

“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心始终都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林毅夫教授曾说。

当年林毅夫教授给表兄写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可能是他这一生无数选择中最重要的信条,为他的中国情结作了注脚:

“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师魂不朽

除了学者,林毅夫教授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老师。在北大学生心目中,林毅夫教授就是一个传奇明星。他的《中国经济专题》永远是学生爆满的一门课。

身兼数职的林毅夫教授是一个大忙人,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把一天当成两天来用。尽管如此繁忙,但是林毅夫教授仍然坚守讲台,带头给学生上课。经常是当天晚上才从美国飞回北京,第二天早上就要给学生上课。

早在2008年2月,世行就希望林毅夫教授能够上任。自从2007年10月以来,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就一直空缺着。林毅夫教授却表示,自己这个学期的课程已经安排好了,无论如何都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2008年5月25日,距林毅夫教授赴美上任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应北大国际MBA学生的要求,组织了一场送别会。学生们没有想到,在这场送别会上,林毅夫教授精心准备了一场“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的报告,作为给学生送别的礼物。从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林毅夫教授纵论文化复兴和文化发展。这场报告,是他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传道授业的师者,留给学生们的最好的礼物。

留在国内的最后几天里,林毅夫教授也没有离开讲台。直到5月30日晚,他才上完他在北大的最后一堂课。5月31日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毕业典礼,下午就将飞往世行的林毅夫教授,还是非常高兴地为所有875名毕业学生一一颁发证书,并且合影留念。

“在北大读书,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而是希望在北大读书期间充实自己,毕业后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为人类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这可能是最近4年里林毅夫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的演讲,他这样寄语所有的学生。

履行振兴民族的使命,这是林毅夫教授以身作则,写在燕园里的不朽师魂。

真性情,大智慧

按林毅夫教授自己的话讲,他平时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不太容易和学生谈笑风生,打成一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冷漠的人。在林毅夫教授严峻的外表下,是被隐藏的丰富感情。

当年林毅夫教授在北大学习期间和家人一直联系不上。董文俊教授通过国外的朋友帮助林毅夫和家人间接地取得了联系。有一天,林毅夫表现得特别高兴。董文俊教授就问他原因。原来林毅夫收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照片,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第二个孩子的模样,当时在游到大陆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照片的背后还有一首诗,诗是林毅夫的妻子陈云英写的,大意是说:我理解你,理解你这种行为。后来林毅夫教授终于得以和家人在美国团聚。

记得林毅夫夫妇作为人大代表出席记者会时,记者会上浓浓的人情味也传为一段佳话。对于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林毅夫教授一直是特别感激。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保留着一段录像,让人看到了林毅夫教授与妻子的甜蜜和默契。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际MBA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林毅夫教授这样亲切地开场:今天更像是一个家庭团圆,作为这个家庭的家长,让我在这边说,孩子们,欢迎你们回来。当庆祝现场播放起给他专门制作的短片的时候,一向严肃的林毅夫教授的眼中也闪烁着点点泪花。

即将上任之前,林毅夫教授应邀做客“冠军论坛”。开场时有一个细节,以往的嘉宾都是从左边的台阶直接走上讲台,而林毅夫教授却绕了一个大圈,从主持人所站的右侧台阶上场。当主持人问及原因时,林毅夫教授笑着答道:因为你在那里。只是一句话,便显现出林毅夫教授作为一名学者的儒雅之风。之前记者就马歇尔讲座采访林毅夫教授时,林毅夫教授提前亲手为记者准备好了咖啡,并将采访提纲打印出来备好。虽然是享誉世界的大师,但是林毅夫教授始终保持着对人的尊重和谦和。

林毅夫教授的老朋友、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曾这样评价说:林毅夫教授颇有一点当年蔡元培的气魄,能够把不同观点、不同年龄、不同脾气的人笼络到我们这么一个大家庭里来。

林毅夫教授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告诉所有学生: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作为一名特殊的“毕业生”,走出北大校园之后的林毅夫教授,将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用学者的智慧,继续肩负起民族复兴和经世济民的重任。中国的奇迹,依然在上演。

“采访手记”

即便不是学经济的人也都很熟悉林毅夫的名字。而对于懂经济学的人,所有人提到林毅夫这个名字,都充满崇敬之情。

采访当天我稍微早到了几分钟,林毅夫教授的秘书陈曦老师告诉我,采访一定要在定好的时间准时开始。因为即便是采访前几分钟的时间,林毅夫教授也都是在工作中的。

这就是林毅夫的作风,一个执著的中国学者的作风。即便外界充满了各种诱惑,最终的归宿还是那张奋斗过无数个夜晚的书桌。与那些整天发表各种评论的所谓的经济学家比起来,林毅夫显得太过“安静”了。但也正是这种踏实安静,才让人能洞悉出事物运行发展的真相。

对于一个学经济的学生来说,能够和林毅夫教授进行一次对话,绝对是最好的激励。他总是在向你传达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每个人的学习也许都是出于不同的目的,而林毅夫的动机却如此简单,即为了一个民族的强盛。他又是如此的坚定,只要社会还有可以发展的地方,他就绝不会离开书桌一步。

直面林毅夫,才知道治学的执著究竟可以到什么程度。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位朱家祥教授,他以前在台湾教书,是位思想相当自由活跃的经济学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北大,竟然就让他最终留在了北大。别人问他原因,他总是说:

“因为老林。”

因为林毅夫。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坚韧和严谨,是足可以影响一整代人的。

张信刚

“冠军不是单行线。”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注定了要与众人同行。能够战胜自己也许只能成就狭义的冠军,真正的冠军还要能够关爱他人。

“人物代表”

张信刚,男,1940年7月生,辽宁沈阳人。1962年获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64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学硕士学位。1969年获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博士学位后,任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助教、副教授。1976年后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副教授、教授。1984年任美国南加州大学系主任、教授。在美国、加拿大著名大学任教20余年,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美国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及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及生理学教授。1996~2007年,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冠军”的新高度和新内涵

记者 夏青

从生物医学到中国文化史,他漫步于科技人文之间,拓展成功的外延;从战胜自己到关爱他人,他倾情于克己助人,彰显冠军的真气质。他捡拾历史的片段在多媒体上重新演绎,他为高科技引入深刻的人文内涵。他用自己的行为实践成功的大境界;他用睿智的思想定义冠军的新内涵。他,就是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

2008年5月7日,张信刚教授做客北京大学“相约冠军·名家讲坛”,解读“冠军”的要义。那么在张教授眼中,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冠军?他所定义的冠军品质是什么?从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专家到“文化校长”,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他都收获了哪些独特的风景和心灵体会?对于这些问题,张教授在专访中一一给出我们他的答案。

不足为诫,不足为法

进行采访时,张信刚教授已经从香港城市大学退休一年多了,但是长达11年的校长生涯让很多人已经将“张校长”这个称呼当作了张信刚教授的专属名词。而对于张信刚教授而言,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张教授”,因为“教授”是自己挣来的,而“校长”是别人给的。在张教授眼中,所有成就的获得都应该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用切实的行动赢得成功,才能在面对荣誉和光环时显得淡定从容。

的确是这样,当浏览张教授的简历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学者,一个在用切实行动追求成功的学者。也许他并没有在追寻冠军的道路上勇攀最高峰,但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翻山越岭,看遍远途风景。他曾立志当工程师,“工程”却转换了好多次,从本科时在台湾大学学土木工程,又到斯坦福学结构工程,最后获得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成为世界级生物医学工程专家……回望这些经历时,张教授却只说了8个字“不足为诫,不足为法”。平淡的话语中传达的是他面对成功时的冷静与清醒:当成功来临之前,只有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决定飞翔的高度;而当成功到来之后,别人的给予只能作为冠军奖牌上的装饰物。成就冠军,是一个人的全心投入,要身体力行的倾情付出。张教授用双脚丈量了成功的里程,历经十几载攀至冠军的高峰;当他站在峰顶回望来时路,却发现原来只有自己的双脚才能够征服成功路上的所有艰难险阻。

战胜自己,关爱他人

每个人对冠军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而当记者要张教授说出他心中的冠军品质时,张教授给出了“想得冠军”、“敢得冠军”、“努力后不怕得不到冠军”的答案。听过了太多关于冠军品质的定义,张教授的回答着实让人惊喜。他以孟子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来阐释何为“想得冠军”:一个人倘若胸无沟壑,纵使天赋奇才也无法成就辉煌;而一个怀有冠军梦想并肯为之努力拼搏的人,也许就会拥有成就冠军的希望。对冠军的渴求,是拼搏的动力,是奋发的理由,没有梦想的人只能面对冠军的光环独自叹息;但“想得冠军”也只是冠军征程的开始,跋涉的路上更多的是真实的困难和阻碍,这时就要“敢得冠军”。因为若想成为冠军,就必然要同自己战斗,而“在任何超越阻力的过程中,最顽强的敌人,最难突破的堡垒,最难克服的障碍就是自己,是自己的习性、自己的顾虑”。“你影响不了任何人,你只能改变自己”,挑战自己,将成就通向冠军路上的一次飞越。但是,不是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不是每一份的期待都会有收获,用努力编织的冠军梦想,常常被失败击得粉碎。那就努力吧,不问结果,即使失败,也不放弃。在张教授眼中,这样的人,也许没有得到过冠军的荣耀,但他实际上已经是人生道路上的冠军了。

但是,张教授又补充道,冠军不是单行线。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注定了要与众人同行。能够战胜自己也许只能成就狭义的冠军,真正的冠军还要能够“关爱他人”。“如果每个人只苦思冥想,战胜自己,那有什么用呢?”在张教授的心中,追求冠军只是人生的目标之一,但终极的人生意义不仅仅是得到冠军这样一个头衔。“一个人只有与他人并存共行,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曾经,我们面对冠军时,总会将目光局限于某个人,期待从他身上挖掘到成就冠军的所有的秘密。但张教授却丰富了冠军的内涵,提升了冠军的新高度。他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将我们从褊狭和局限引至豁然开阔的人生境界。他心中的冠军,要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在“战胜自我”中展翅,在“关爱别人”中高飞。

科学追求与人文素养

在张教授眼中,真正的冠军应该兼具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而对于张教授本人,从中学时就拥有了“做中国文化的传人”的觉悟。在他成长的年代,学校教育中所推行的中国文化教育对他影响颇大。“虽然只是一段段一篇篇的《大学》、《论语》,但那个年纪(十五六岁)的孩子很少有不受到这种文化影响的。”而他的父亲,更是从小便启蒙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父亲的言行,对国家民族的看法作用于他幼小的心灵,为他勾勒民族国家的概念。直至现在,张教授仍感谢自己的父亲给了他这样一份对中国文化的执著。而他自己,也正在用一言一行影响着他的后代,传承着中国文化的情思。

“一个从事理科工作的人没有人文情怀,没有人文素养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他要求他的学生们构架科技和人文之间的桥梁,在成长中感受科技与人文的契合之美。无论是对学生,还是自己的子女,张教授都希望他们成为游刃于科技和人文之间的“全能选手”。因为在他看来,“科技和人文从来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从来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科技和人文必须是相辅相成的”。在千百年的人类发展史中,人们心中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是科技无法孕育的精神力量;而人们为了更好的生存,又必须以科技作为必要的手段。“如果没有科学,我们就会仍然滞留于宇宙洪荒;而如果只有科学,我们就只是一群高科技的行尸走肉。”他既强调倾听心灵的声音,又提出绝不能轻视科学的重要性。真正的冠军,应该是在人文中寻求生命的质感,在科学中改善生命的质量,在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追求中实现人生的真正追求。

“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的诗句里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豪迈。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张教授援引这首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透过张教授大开大合的叙述,百年中国的兴衰沉浮,乃至五洲寰宇的沧桑,如电影回放般闪现于我们的眼前。张教授的确是游走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睿智行者。在专访中,他将古典诗词信手拈来,配以缜密的逻辑表达高明独到的思想。他的高深渊博正印证了他的人文素养,他的严谨认真则代表了他的科学追求。他在侃侃而谈中表达他对冠军的理解——“在我心中的冠军是一个能够兼具人文关怀和科技知识的人,在我心中的冠军是一个可以克服自己、关爱别人的人;在我心中的冠军,是一个要竭尽自己的努力但不一定要有结果的人。”他以多重思维提升了冠军的新高度,定义了冠军的新内涵,他为我们树立了冠军的新榜样,让我们在他的智慧中思考真正的冠军气质。

“采访手记”

2008年5月7日下午,临湖轩西北厅。我心怀些许忐忑与北大电视台的同学一起等待对张信刚校长的采访。在此之前,我了解到这位“文化校长”一贯以温文尔雅著称。尽管在各种新闻报道中看到过张校长的照片,但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还是感到些许的意外。那种温润儒雅并非来源于笔挺的西装或是金丝眼镜,而是举手投足间的谦谦君子之风,让我一时“神慌”。

张校长笑言道:“虽然已经接受过很多的采访,面对记者的时候还是会紧张。”轻松的笑声让大家释然,我们的采访就在这个小小的玩笑中开始了。整个采访过程中,我近距离的观察着这位坐在我对面的生物科学家、香港城市大学前任校长,语调温和,谈吐优雅,文质彬彬又不失幽默。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迅速直接,看似随意,却颇具内涵,值得思索。我没想到一位科学家能够如此谙熟古典诗文,如此热爱传统文化。古典诗词信手拈来,哲理箴言脱口而出,从他身上,让人真正体会到了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堪称完美的结合。他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之中,用科学家的头脑解读思想家的灵感,在科学和人文之间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

不仅如此,从他身上我还明显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张校长精通多国语言,这对他的阅读和写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闲聊的时候我们甚至用西班牙语进行了简单的对话。他的渊博学识越发让人赞叹,而多年的海外生活也赋予了他对中西文化独到的理解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文化思想碰撞的火花让他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余找寻着更多中西文化的共同点而非对立,以此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发展。从其诸多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对于传统文化和新近科技,张信刚校长在努力找寻一个平衡点,既要尊重历史又不能保守,可以崇尚科技但并非迷信,要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配合西方人的行为作风,就像他所奉行的教学原则,“用最先进的科技传播最古老的文明”。

整个采访让我收获颇多,不得不承认,张校长是个睿智的“老人”。担任校长期间,他明确地坚守自己的校长哲学——以学者之风,行校长之职。他曾不止一次强调,“校长不是CEO”。身为一名大学校长,从事行政管理的工作,理应具备优化调配和合理分配资源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要推动教育的多样化,拓展教育更为深厚的内涵。要为优秀的学者教授提供传播文化和知识的平台,同时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的教育资源。11年的校长生涯,让人们记住了这位“文化校长”为推动教育和文化发展所做的努力。时至今日,虽然已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休近一年,人们仍然习惯叫他“张校长”。在我看来,这个称呼不含有任何“等级色彩”,“校长”已经不是一个职位或是头衔,而是一种饱含尊敬的表达。他的亲切和蔼让学生们心生爱戴,他的真诚和坦率则让人们满心敬意。

这位游走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诗意行者,让我看到了人生旅途中泰然的诗意——科学取为道,人文亦通幽。他的答案总是旁征博引,像是在未知的旅途上收获意外的惊喜。他娓娓道来其真诚的想法,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他为了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所进行的努力。他还提及了几项即将举行的文化活动,以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采访结束后,我才知道张校长现在正在北大授课,就住在北大校内,而今天他是骑着自行车来接受采访的,除了温文儒雅、智慧幽默之外,这又让我看到了他的可亲可敬的一面。

董强

见过一个国家的人,吃过一个国家的饭,看过一个国家的文化、建筑,就绝对不会想要和这个国家打仗。

“人物代表”

董强,法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以全国统考第一名的成绩赴法留学。旅居巴黎13年,曾师从世界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1997年被《费加罗杂志》评为“年度华人”。曾任法国东方语言学院高级讲师、中央电视台法语节目主持人。至今有译著20余部,担任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中文版首席翻译。曾在法国出版法语诗集《松绑的手》。2008年荣获“法国教育骑士”荣誉勋章。

中国不可忽视的知识分子

记者 杨毅

教授、作家、出版人、艺术家和翻译家,他是中国最活跃的法语知识分子之一。

他曾师从世界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并结交了大批法国文化界的精英人士。对于自己的两位忘年交,米兰昆德拉和勒克莱齐奥,他笑着说:“我是注定会有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朋友的。”

后来他回母校北京大学任教,致力于法国文学与艺术著作的翻译,成果颇丰。在学术之外,他还精心翻译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遗失百年的手稿《奥林匹克宣言》。

2008年10月14日,法国驻华大使苏和先生举行隆重授勋仪式,授予他“法国教育骑士”荣誉勋章。

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世界报》出了一份介绍中国的专刊,其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叫“董强”,并称他为“中国不可忽视的知识分子”。

尽管董强教授拥有如上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头衔,尽管在董强教授绝不平凡的事业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以挖掘,我与董教授的谈话却从他的学生时代开始。

学生时代是绚丽的人生油彩的底色,虽被重重覆盖却影响深远,是在时光荏苒色彩斑驳之后也不脱落的坚韧记忆。

董强教授曾和我们一样做着一名兢兢业业的学生,读很多书,一直拿着班里的第一名。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大三是他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的一年。那时候他教一个住在建国门外交人员公寓的法国记者中文,在那名记者丰富的藏书宝库中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后来他以全国统考第一的成绩考取武汉大学博士预备班,没想到却在那里碰到了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那时候来了一批法国教授,带来了法国最新的社科人文资料,对我们进行轰炸式教育。每个教授的教程是3个月,每个人都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知道的全教给我们,想一下子把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观全灌输进来。”但是那个时候的董强还太年轻,并且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还相对封闭,在课程的重压下他感到迷茫,“觉得人格分裂”,并且“教授不了解学生的处境,总是拖课,导致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只剩下了坚硬冰冷的馒头”。

但是重压对于强者是一种鞭策。一年后,董强再次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获得出国机会,进入了巴黎第八大学。

寻找成功之门

初到巴黎,董强并没有遇到语言方面的障碍。更让他惊喜的是,法国的DEA课程都已经在武汉大学的“魔鬼训练营”中教授过。于是他就不再读书,开始试着融入法国社会。这在他的成长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很多人留学多年,对这个国家却并不了解,只是待在大学城里,跟着导师作研究,拿到了文凭就回国。而董强教授则自豪地告诉我,他是真正融入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生活。“为什么后来我可以结识很多法国精英?一方面,那时候法国的中国人还很少;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我一对话,就惊奇地发现我们可以沟通,他知道的最新东西我也知道。很多法国人认为我是在巴黎十三区的华人区长大的。”他笑称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厉害之处:“能突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一些精髓的东西。”

但是语言过了关并不意味着在法国生活就没有困难。董强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孤独。从20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到国际大都市巴黎,就好像一下子落入了迷宫。在找对门、找对人之前,会一直处在法国社会的边缘地带。那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在马路上走,虽然什么都看得懂,但是理解不了文字后面的东西。在学校里学了很多文学语言,法国人却嘲笑他说的是18世纪的语言——伏尔泰的语言,很标准但是和时代有隔阂。他始终记得在法国的第一个圣诞节,原以为会像中国的春节一样热闹,结果那一夜大街上空荡荡的,所有人都待在家里团聚。那一夜,他意识到自己其实还在门外面。那一夜,他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进入法国文化的那扇门。

以自身微薄之力传播中国文化

现在的董强教授在国学方面已颇有造诣,法国人通过他来了解中国的宗教、绘画、石窟艺术等,他的书法作品连大师级人物都要赞誉。可是他却说,是因为学法语才让“自己身上中国的东西更深入了”。

法国人对中国是好奇的。刚开始的时候,董强自己也常常被他们的问题所难倒。“这时候我认识到,不补课是不行了。”几年以后,他开始举办一些中国文化讲座,出版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回国以后,很多人把董强看做宣传法国文化的人,其实他在法国有名完全是因为他讲中国,是他让中国和整个法语世界产生了联系。“我一直在凭借我自身的一点微薄力量,实践我促进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的理想。我的工作比中国开始以国家之力关注这项事业整整早了10年,这是我最自豪的。”

有一件事让董强教授至今想起还颇觉欣慰。他曾经写过一本教法国孩子写中国书法的书。法国宣传方请他去一个工作室和孩子们见面。一进教室,女老师就对他说,“我们要送你一件礼物。”孩子们忽地全都站了起来,他还以为孩子们要为他唱首法语歌,结果,他们集体朗诵了一首他之前发表过的法语诗。“这比欢迎一个英雄还要令人高兴。哪怕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来到中国,也只能通过翻译和中国人交流,而这些法国孩子直接了解了我用法语写的东西,直接用法语背给我听……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我不需要其他的奖赏。”

文化的逆鳞要共性

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过程中,一些法国人的不友好举动让中法关系陷入了危机。董强教授用“很难过很难过”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因为“一个人越真诚就会越难受”。两边都是他所热爱的东西,既然热爱就不想伤害,只能想方设法去化解,一时半会儿化解不了就只好保持缄默。关于当时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共和国广场所做的爱国演讲,董强教授的态度是“我是不会去做这么一个演讲的”。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但是“他的演讲其实是空洞的,没有文字后面的东西”。而作为一名学者,需要做的,是帮助理解,帮助看清,帮助清醒。

传说龙的身上有逆鳞,触到了就会雷霆大怒。董强教授认为,各个文化也都有它的逆鳞,交往中也应该提倡迂回,在禁忌面前保持缄默。“有些外国媒体言语间总让人想起中国以前的耻辱:华人就是这样,华人很脏,华人的食品不能吃,把局部扩大到整体,这就是我们的逆鳞。法国人也不爱听人说他懒,说他抠门儿,或是花花公子的一面,这是他的逆鳞。对外交流要强调共性,不要太强调不同的地方。你总是说我们怎样怎样,没有人有兴趣听,但如果你说我们发生的这个事情,就好比你们发生过的那个事情,对方一下就明白了。文化交流中就是要挖掘类比性,亲切感来自于共鸣。”

追求好感而不要追求理解

很久以来,尤其是火炬事件以后,有一些人从文化差异悬殊出发,论证东西方文化无法达成和解。对此董强教授的态度是要“追求好感而不要追求理解”,就好像在人际交往中“抱有好感比抱有爱情舒服多了”。

普通人对异国文化的了解始终是浅层的,就算是专家,能深层了解的国家也不过凤毛麟角。我们生活在浅层的世界,浅层才是我们的真实处境。现代社会流动性太大,所以浅层认识中的第一印象很重要,一旦被毁,简直没有时间改变。比如火炬事件导致中法关系紧张,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探究其中深层的原因,只是会不断想起金晶手中火炬被抢的那一幕。这个浅层意象一下就被定格成为不堪的记忆。但是还有一个镜头,中国人也一样不会忘记,法国总理拉法兰是唯一一个“非典”期间来中国而且不戴口罩的领导人。“有朋友跟我说,他喜欢法国,因为在‘非典’期间出国,只有法国人会正常地跟他说话,而其他国家的人都捂着嘴避之不及。”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多为对方提供正面的意象,而不是动辄指望别人的理解。“一旦追求理解,就进入了出不来的怪圈。我们的社会中只要人人之间没有恶意,就已经很和谐了。”

只要努力就会有人跟随

董强教授从前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文学的道路。“我不是百分百的文学爱好者,但是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是我当时唯一的理想,没有想过从事其他职业。”

他年轻时很好奇,尝试了很多东西:写过小说,画过画,演过戏,就是为了更好地发现自己适合什么。演完戏就知道自己成不了一个大演员,因为老觉得台下有人看着自己;写完小说,就觉得自己暂时还更适合文学批评,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生活经历还太少,同时在文字间总是带有强烈的批评意识。

他曾经把自己的一部描写少年面对异国文化的心情的小说投给出版社,结果却意外地接到了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的来信。“他很喜欢我的法语表达,觉得很有力量。”从此,虽然文学创作的激情暂时被搁置,但他已在法语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回国后他没有急于从事可以更快提高知名度的创作,而是先埋头翻译了近500多万字各种领域的法语作品。他说:“我不后悔,因为翻译太重要了。所谓文化交流,翻译是第一步。一个坏翻译可以把一切都搞砸了。”最近,他出人意料地翻译了一本小书:国家大剧院设计师安德鲁的小说《记忆的群岛》。有读者读完该书以后,在博客里说:“在这里说句悄悄话,当今法语界我认为唯一能继承傅雷的就是董强。”还有人说:“我买这本书就是因为它是董强翻译的。”看到这些评价,董强教授感到莫大的欣慰:“你只要努力去做,还是有人会跟随你的。”

董强教授把读法语文学比作进了一座寺庙,每天诵读经文,一读就是10年。舒筋展骨,出得庙来,年轻时的浮躁、惶惑、敬畏已悄然退去,身心和谐,精神大畅。“我的一些朋友都是很伟大的人,可是现在我面对他们时只感到平和,按我的心去对待他们。因为我能看到他看不到的事,我能给双方带来有益的东西。”此时的状态,若要寻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悟了”。就如他10年前写下的一首小诗:

此处无端入尘世,

他乡有镜明清志。

若得两地似并蒂,

一任游身栖双枝。

今天,这一游身依然栖在中法并蒂的双枝上,并看到两者之间的互补、和谐。然而这位感觉“在法国活了20岁,在中国活了20岁”的“年轻人”绝不会就此止步。董强教授在“法国教育骑士”荣誉勋章授勋仪式上的答谢辞中写道:阁下,我向您保证,在我所在的领域里,我将一如既往地保持一种卓越性。希望中国人民能看到,随时有一扇窗朝向法兰西,法国人民可以看到,永远有一列火车,可以通向中国。

而这扇窗,这列火车的名字,就叫董强。

“采访手记”

对董强教授的采访是半年以前的事了,重温和董强教授的接触,至今想来仍有几处值得回味。当时的采访依托了《奥林匹克宣言》手稿发布的契机,又是在北京奥运即将举办和“冠军论坛”开讲之前的背景下,于是自然地围绕他对《奥林匹克宣言》的翻译来做文章。不过我在采访中受到的触动,与奥林匹克并无多大关系,反倒更多来自于他做人的姿态,以及他对中法两国交往的见解。

董强教授留给我的印象主要是那一身黑色的中山装。我当时颇感意外,以为一个留学法国12年的人会穿着考究的西服。也许穿者无意,但那一刻忽然唤起了我多年前的记忆,以及多年来的困惑,随即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认同。结合自己的和周围人的海外经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海外怎么做中国人?中国人有什么优势?董强教授的那身行头重新提醒我,中国人最直接、最具持久性的力量源泉,恰恰在于我们的中国人身份。这个身份,给予了我们对一个古国、一片广袤的土地的深沉的感情,可能无意识却不乏深刻的理解,以及一套包含了勤奋、吃苦、乐观、节俭等优秀品质的文化基因。正如董强教授说自己“还是中国的一面占多吧”,这个身份留给我们的独特的文化遗产,即便是留学十几年也难以抹去,并将让我们受益终身。特别地,董强教授的奋斗史发生在20世纪,而我们这一代人将在21世纪扛起奋斗的大旗,时代和国家的发展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眷顾,推着我们走上浪尖。董强教授通过中山装表明了他对中国人身份的骄傲和自信,而我们恐怕更多的该感到幸运,甚至在得到机会青睐时,感到受宠若惊。

当奥林匹克像一场盛宴一样散席后,中国步入了更加漫长、更具挑战的发展通道,中国与世界的磨合也显得不再如奥运期间那般透亮,而是隐隐地、同时又真实地存在着;后奥运时代的中法关系难得地明示了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说,和董强教授的接触其实承载了更丰富的内涵,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空所能赋予的意义。

寻访冠军

郭世佑

冠军特写

郭世佑,1957年生于湖南,历史学博士,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授、所长,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负责人、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主攻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史源法流》等。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湘籍学者丛书”等。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二级岗位教授,法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校通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品质锻造”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兼济天下 求真求实

以求真为志业:见识与良知兼备的史学家

——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先生

吴琼

初识郭世佑先生,是在2007年暑假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赛宣告启动之际。听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动用了一位重量级的史学教授来担任校辩论队的“总教头”,队友们先是有些疑惑,为何不找一位能言善辩的法学教授?但随着实战准备的展开与级级冲刺,校队的每一位辩友都深深为他的思辨力和大家风范所折服。郭世佑先生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内声望极高的教授,还兼有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是一道风景,而且对他来说,三个一相加大于三。如果说竞技场外也有“冠军”之称,那么,他就是一位“全能冠军”。

为学——一路领先

郭世佑生于湖南益阳,八百里洞庭的文化神力他耳濡目染,自小就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求与敏锐。本科期间,他开创性地着手研究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这一史学难题,成为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上全湖南省历史专业的唯一获奖者。毕业后,带着赡养双亲、回报家乡的意愿,郭世佑在湖南益阳师专的讲台上默默开始了自己的执教生涯。后来,从益阳到湘潭,到杭州,到北京,这位带着潇湘口音的人文学者以执著、自信而淡定的姿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湖南,走向全国。

我国文科领域的最高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始人黎澍生前说过,能在此刊发表论文的作者,就已经达到了教授的水平。当郭世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两万多字的学术论文《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时,他还只是湘潭师范学院的讲师,并且至今保持着湖南省史学界在该刊发表论文的唯一记录。面对“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记者提问,其选题挑战性之强,视野之宽阔,观点之犀利,论证之确凿,让众记者与在场前辈刮目相看。

1997年6月,无硕士学位的郭世佑一边指导硕士生,一边提前完成关于梁启超的博士论文,成为杭州大学校史上第一位以同等学历兼在职攻读的双重身份提前获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郭世佑还出版了学术代表作《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一书,共42万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人民日报》(理论版)等近20家知名报刊纷纷发表长篇书评,评价该书为“名副其实的新论”。此书获得了包括董建华文史哲学术基金一等奖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内的4个奖项,并被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指定为史学专业必读书目。

迄今为止,郭世佑共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论著5部,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之子课题等多项工作。郭世佑已然站到了学术的前台。

“三湘才子”的光环固然夺目,但光环背后的一路坎坷和他永不向命运低头的那种韧性,也许更值得我们起敬和深思。高中毕业时,他无法抗拒回乡务农的命运,奉命抄写大字报、担任电影放映员算是对这位昔日神童的一个“奖赏”;恢复高考后,他两次参加考试,成绩优异,却两次在录取过程中“阴差阳错”,与重点大学无缘。谈及当年的艰辛,郭世佑已不再愤慨,而是神情淡然。在他眼里,苦难只会让人多一份宽容与气度。

有人说,兼擅文学与哲学的郭世佑选择研史之路是“扬短避长”,但他依然是当时历史系公认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当问及一个学者的成功标准是什么,郭世佑答曰:“首先要看他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提出过什么重要问题,又解答过什么重要问题。”这样的答案看似平淡,却袒露了衡量学者真伪的门道。郭世佑曾应邀给《东南学术》杂志题词:“尽管史学经常为形形色色的功利而存在,最终却只为真实而存在,唯有以求真为志业的治史者方可确证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连同史学与自身的尊严。”走近郭世佑和阅读他的论著之后,就不难发现,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学如郭世佑者,可谓冠军也。

为师——历届同歌

谈及学者和师者两种角色,郭世佑坦言,他更看重后者。

郭世佑的课堂永远不会寂寞。其深厚的人文底蕴,跨学科的驾驭能力,前瞻性的问题视角与发散性的思维模式,不断激发着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把他们“随时推向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在他眼中,大学不应成为功利主义笼罩和工科管理模式下的“衙门”,学术研究也不应成为学者的“自留地”。大学,就要用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思维方式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这种影响不但要体现在知识上,还要体现在人格上,使他们“成其为人”。

在浙大,许多校内外的学子和年轻教师为了旁听郭世佑的课而风雨无阻。浙大中文系李咏吟教授就说过:“世佑大哥在杭州有一批信徒。”1998年新浙大成立之时,郭世佑作为浙大在900多名教授与院士中选出的12名代表之一,在浙大5个校区进行巡回演讲,引起校内外的轰动。5年后即将离开浙大时,校园网上的挽留帖子铺天盖地,其中第一个标题就叫“郭世佑要走”,这是浙大校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2003年8月,郭世佑应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之邀,从如诗如画的西子湖畔落户昌平。在法大,郭世佑一边带法律史博士生、研究生,招收以“近代宪法与中国社会”为方向的博士后,还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中华文明通论》、《中国近代人物与社会转型》等课程。在这样具有法学强势传统的单科院校里,郭世佑的课堂几乎是非法科课程中唯一需要提前占座、甚至自带板凳来听的选修课。

在课堂之外,同学们也处处体会得到一个教师爱护学生的良苦用心。郭世佑是今天为数不多的认真回复学生的每条短信、每封邮件的教授之一。2007年,郭世佑在法大“自强之星”的颁奖典礼上致辞,他避开校方事先准备的演讲词,与学生直接对话,赢得掌声一片。2008年夏,为了指导校辩论队参加全国大赛,他义无反顾地搭上了一整个暑假。辩论队在郭世佑的悉心指导下,取得了法大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而他却牺牲了一个研究型学者的“黄金时段”。郭世佑说:“我有理由拒绝百家讲坛的邀请,却没理由拒绝学生的要求。学校要我与学生并肩作战,还有什么好说?”

一位在专业领域如此优秀的学者,能够在学生身上倾注如此多的心血,而得到历届学生发自心底的认同与深深的眷恋就不足为奇了。当郭世佑第二次被学生评为“法大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之一,他在颁奖典礼上称为“意外的荣誉”。在他眼里,教授也好,博导也好,关爱学生是天经地义的。在他心中,教师真正的荣誉不是来自任何政府行为的学术奖励,而是来自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定,来自货真价实的课堂,深藏于他们的记忆和成长中。而这样的老师,就是学生心中的“冠军”。

为士——兼济天下

采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思考: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社会最需要的?

作为人文学者,有人这样评价郭世佑:他身上体现着中国传统“士人”的气息,有天生的傲骨和对社会无法割舍的责任感。他总是在本职工作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奉献着,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不知不觉地活跃着——虽然他并不喜欢热闹。

自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湘潭市政协常委、杭州市政协委员以来,郭世佑作为无党派人士,应邀参加过无数非学术性的社会活动;郭世佑曾多次赴神户、东京等地作学术交流,兼任日本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也曾应台湾学术界邀请,4次率大陆学者代表团访台,促进同源文化的交流共荣。

2008年5月12日地震国难,郭世佑发表题为《心祭》一文,直面体制内外的敏感问题,为弱势群体说话,其独特的理性视角与人文情怀备受关注,被《中华读书报》评论为“见识与良知兼备的历史学家”。

2008年6月,郭世佑应中国改革之星、昆明市委书记之邀,远赴云南,两天之内做了4场演讲,从党政机关到大学校园,讲题涉及“人文素养与执政能力”、“司法与人文”、“改革开放与爱国情怀的多样性”、“国情与现代化”等不同领域。

郭世佑作为在《演讲与口才》发表过演讲词的唯一史学教授,已在海内外做历史学与跨学科演讲70多场,他一直把校外的讲台当成“课堂的延伸”。他曾在给新教师演讲中说道:“王小波说他特别喜欢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我们要尽量做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按照美国《时代》周刊有篇文章对知识分子下的一个定义:是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那就更好。”郭世佑在他的弟子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坦诚的真人、善意的智者和幸福的教师”。

心怀大爱而兼济天下,为士如郭世佑者,可谓冠军也。

为人——求真本色

郭世佑说,人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个被别人尊重的人,但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郭世佑曾在《另一部书》一文中这样评价梁任公:“他重感情,轻名利,严于律己,坦诚待人。无论是做儿子、做丈夫、做学生,还是做父亲、做师长、做同事,他都能营造出一个磁场,亮出一道风景。”而这样的人生格调,又何尝不是郭世佑自身的写照。

历经艰辛与荣耀,郭世佑始终保持着“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俗”的独立姿态,尽显求真本色。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大学是什么》一文中,郭世佑直指“官本位”的现状,发出“大学不是衙门”的呼声;在云南省高院做演讲时,他提醒领导干部们“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也不要太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平时,有人说他的观点“偏激”,他笑笑说,偏激也许只是因为你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或者别人不知道的话。这就是郭世佑的自信与勇敢——而这两种品质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最稀缺的。

多年来,对故园双亲、恩师的牵挂始终萦绕在郭世佑心头。郭世佑曾在第一本学术专著的后记中真情检讨:“与世无争,洁身自好固然无可非议,然而整天同书本打交道,还远不如某些少读书甚至不读书者赡养双亲,读书又有何益?何况,为人独子,却以五尺之躯浪迹天涯,双亲欲求菽水承欢亦不可得,不亦忤逆乎!”忆起恩师,他更是情难自禁,有《申江挥泪悼恩师》:“一纸凶讯倍添冬天的寒冷,满江流水带不走我心中的无限哀痛。西望故乡,抚今追昔,唯有仰天长叹——大度犹容五车富,恩师一去半山空。”郭世佑对待朋友最是坦荡爽快,酒也饮得豪爽。但朋友们都知道,唯一在酒桌上“管得住”他的,便是爱女白宜。他说:“小女自幼就叫我‘阿郭’。”两代人几乎无话不谈,羡煞旁人。忙里偷闲时,无论读书还是欣赏音乐,郭世佑绝不排斥新鲜事物,还常常主动与弟子们交流心得。他的作品总是保有一番鲜活浪漫,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至真至善,至性至情,为人如郭世佑者,可谓冠军也。

一个知识分子的成功,不是来自任何政府行为,而是能够与各方直接对话,赢得来自各方的尊敬。郭世佑在不同领域都充当着不可取代的角色。作为学者,能够在专业领域提供属于自己的声音;作为教师,能得到历届学生一致的认同与眷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能充当社会的良心,把社会责任自然而然地担当起来;而为人子为人父,能知恩重情,历经沧桑而本色不改。这样的人生是担得起“冠军”之名的,而一个拥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是值得我们欣喜,并寄予厚望的。

“采访手记”

冠军,胜者也,脱不去盛气凌人的强势姿态。望今日域中,学术界群星闪烁。而我之所以选择史学,一个在今日学界算不得强势的学科作为背景,之所以选择郭世佑,一个不求闻达的大学教授做我的主人公,不是怀疑冠军的力量。恰恰相反,我希望人们能静下心来反思“冠军”之于今日社会的真正意义,反思“知识分子”之于今日社会的真正意义。

搜集资料时,读完郭先生长长的履历,我不禁惶恐,一恐素来低调的先生不愿接受采访;二恐即非专业记者又非史学出身的后生如我者会与大师产生“对话障碍”;三恐先生惜时如金,难以抽身。我知道先生刚刚结束云南公共演讲之行,正忙于“湘籍学者丛书”的编辑和学生论文答辩事宜,而本次活动安排又截稿在即,客观困难已经挡在前面。而事实却比我预想的要顺利。

打听先生的联系方式并不难,在他现在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先生的邮箱地址甚至私人电话都是对学生全面公开的。6月20日,我给先生发了第一封邮件,表明了邀请之意。没想到先生即刻答复:“一定配合。”还直接打电话过来商定采访事宜,平易风趣,让我备感亲切。先生说:“我宁愿拒绝百家讲坛的邀请,却没理由拒绝学生的要求。”如今学界,能把名利看得这般轻,却把学生看得这般重的人,真的不多见了。

6月22日晚,我如约前往先生在京郊的寓所,然而天公不作美,路上突降倾盆大雨,我被搁置在路边,怕耽误了约定的时间,万分焦急。突然接到先生短信:“带伞否,不要着急,我来车站等你。”雨中我不便回复,先生又补发数条,详述多条乘车路线,叮嘱安全。先生就是这般对待普通学生的,我的感动可以想见。

早在《史源法流》之前,我就拜读过郭先生许多文字,以期从字里行间先对先生有个初步了解,不至于不知不敬。人如其文,在不到3小时的短短时间里,先生娓娓道来,春风化雨,他身上那种中国士人独有的儒雅气息和带着潇湘口音的讲述,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我是用录音笔辅助采访的,本来也打算书面速记,但先生观点表达之巧妙流畅,内容意蕴之丰富深厚,想象空间之自在宽广,着实让人赞叹并着迷,以至于忘记了任务在身。

整理成文的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要困难,因为受访者所提供的故事和启发已远远超过了一篇手记区区千言所能承载。而更多的限制来自于笔者自身的驾驭能力,面对如此宝贵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词不达意,以至于对先生的愧疚和对材料价值减损的惋惜之情怀揣至今,无法散去。只能寄希望有更多人有幸亲耳聆听到先生的教诲,亲自拜读先生的文字,亲身感受先生的风范,方能对其学品与人品有更真实生动的了解,担保必会受益匪浅。

青年代表

吴琼

争胜之心源于人类生存竞争的自利本能,而人类还有另外一种源于种群扩张的利他本能。而文明社会的道德建设就致力于扩大这种利他主义的边界。

“人生目标或座右铭”

成为优秀的法律人。藐视智慧者必被嘲笑。

“成长历程”

吴琼,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04级本科生,个性鲜明,兴趣广泛。大学期间,主要精力投入自修与辩论领域,所获成绩也多得益于此。曾与本校志趣相投者组建辩论社团,探讨切磋,共兴校园文化。更有幸随校队出征,曾获得的成绩有:

2007中央电视台国际大专辩论赛,国家级团体第三名;

2007第十三届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国家级团体第一名;

2006北京妇联“五洲女子”杯高校辩论赛,国家级团体第一名等。

论辩讲逻辑、讲事实、讲价值,其实是敦促人们严密思维、体察世事、明辨是非,恰涵盖了大学教育中完善人格的要求。而在训练比赛中,对心理素质、团队合作、自我管理、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塑造,也是自我心智成熟的阶梯。

和许多辩手一样,人们甚至固执地将辩论视为某种改变社会的途径,想要借助公共的话语平台,促进公民参与之自由风尚,以达民主社会之理性基础。

“对“冠军”的认识”

冠军的内涵应该包括影响力和利他精神。英文“Champion”源于“战士”一词,中文“冠”乃“至尊”之义。争胜之心源于人类生存竞争的自利本能,而人类还有另外一种源于种群扩张的利他本能。而文明社会的道德建设就致力于扩大这种利他主义的边界。

因此今天的“冠军”也从原本单纯的个体最大化,转变为群体领袖的象征。冠军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力,更在于责任;不仅在于他压倒一切的优势力,更在于他带动整体的牵引力;不仅在于对资源最大的占有和支配,更在于回报与奉献。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积极投身于公共事业,便是最好的证明。

将种群内部同情互助的利他主义精神扩大至团队、民族、人类甚至自然,用自身的影响力带动整体的进步文明,谋求公共的幸福和谐,这就是我理解的“冠军精神”。

尽管史学经常为形形色色的功利而存在,最终却只为真实而存在,唯有“以求真为志业”的治史者方可确证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连同史学与自身的尊严。

孙正聿

冠军特写

孙正聿,生于1946年,吉林省吉林市人,哲学博士。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高等教育特聘教授。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品质锻造”勤奋 目标如一 为全人类而工作

为理想坚持不懈

——访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

朱丽

2008年6月28日,周六,我本以为需要到孙正聿教授的家里拜访他,便先试探性地打了他办公室的电话,竟然通了,“喂,你好!”响亮而温和的招呼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没想到采访进行得如此顺利,我直奔他的办公室,准备沐浴春风。他没有节假日,他觉得科学家们都是每天泡实验室的,他研究哲学也是如此,他不知道不做学问该干点什么。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60多岁的孙正聿教授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早早就开始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搞学问,他不随便接受校外媒体的采访,对于自己学校的学生,他坦言:“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或者说是交流的机会,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聊,聊得挺好有意思,那么对于我而言,这就是自己的一种生存状态。”

采访中提及孙老的日程时,他说:“最近在写《中国哲学发展30年的报告》,7月15号就得交稿,30年,哲学8个二级学科都得有。”微弱的光从玻璃中透过来,缕缕银发,矍铄的眼神,让我突然间觉得,这位老人会带给我很多采访之外的收获。

李卜克内西和法拉格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梅林的《马克思传》、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鲁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我们初高中还在玩耍、做题的时候,孙老早已在同样的年纪拜读了这些著作。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实际上是时代给予的,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我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但在同一个时代,‘机遇只奖赏给有准备的头脑!’没有机遇,谁也凸显不了,没有高考,我还在卸火车,当搬运工呢,我做过司机、电影放映员……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参加高考。在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的几年中,在尚未关闭的图书馆里,我认真阅读了《鲁迅全集》、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从小就喜爱哲学,很多现在有名的哲学家都是在别人消沉、忙碌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们仍在学习,就是因为他们很积极地去对待生活,努力地去阅读能够阅读到的东西。”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他不断地向远方眺望。

时代变了,是不是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人才也越来越少了,这是我的疑问。

“时代变化了,人们没有理解一点,人永远还是人,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人只要存在,就永远有一个最深层的最基本的东西。”他不相信宿命,他把持着对哲学的喜爱,并一直走在探索的道路上,颠簸却享受。

“我总觉得每代人都会出人才,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确实没有‘九斤老太’的想法,怎么就一代不如一代呢,青年人现在接触的东西多了,创造的学术环境这么好,生活相对比较稳定,当然能够集中精力去搞学问,怎么就做不好呢,只是有些人可能会做不好,但是有些人却做得更好。”

真诚研究 为学术而学术

说起做学问的态度,孙老侃侃而谈,“做学术研究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真诚,这是最重要的。米卢说:‘足球是快乐的,态度决定一切。’你只有在你的学术研究中感受到一种所谓心理学上的‘美的高峰体验’,你才能做好学术。搞学术不是为了挣钱、出名,而就是为了喜欢。”或许,这和他喜欢读书是一个道理。

“以前给全校的文科老师讲过一堂课‘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职业学者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职业学者的生活态度,是一种职业学者的工作方式,它也是一种职业学者应有的心态。”

在《孙正聿哲学文集》的后记中我看到这样一段话:“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构成特殊的生活意义。”他耐心地向我解释,“真诚地研究,真切地思索,真实地思想,应当是每一个人‘思想’为生的‘思想者’的存在方式,那么该怎么做呢?我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最看重三样东西,一是思想,二是逻辑,三是语言。就是要‘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在讲理上跟自己过不去’、‘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要和自己较劲,任何一个道理就像王国维说的那样,头两个境界人人都可以做到。登高望远,博览群书,我废寝忘食,刻苦钻研,但是不见得有收获,有时候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说,任何一个在思想领域、科学领域有贡献的人,说到底,就一条,他见到了别人所未见到的东西,那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他首先真诚,其次他和自己较劲,我要讲清这个道理,我可以饭不吃,我可以觉不睡,但我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这就是研究,我把这个叫做‘为学术而学术’。”

他很愿意自己总结一些东西,他从小就爱护名誉,特别尊重自己,“写了些东西,自己都是很有感悟的。”我翻看《孙正聿哲学文集》第三页上写着:“人生在世,悠悠万事,何事为大?‘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句黑格尔的话是他的座右铭,他觉得,尊敬自己就是把自己当成“人”,以“人”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人之为“人”的标准,则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最高尚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生活的时代所达到的“真善美”。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在他的世界里到处都是格言,“清代诗人张潮说过,学者和非学者的区别在于,学者是‘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这就是学者的简单界定。在别人都不写稿、不想问题的时候,你在忙碌地研究学问;在别人忙碌地研究着休闲娱乐之名时,你能独善其身,静心研究。这就是学者的两个要求。很简单,这就是学者,要说难不难,也很难,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上,很难不受沾染。”他对繁华世界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他的世界里只有学问。

这时候,我想起来,在联系院里其他老师想要孙老的电话时,得到的答复是他没有手机,“我的手机最近才有,而寻呼机我从来没用过。学者,不能媚俗、不能赶潮流,他永远是一种批判精神,学者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反其道而行之,你可以示范一种新的生活的样式,在物质至上的时代,金钱就是唯一的么?真理是最朴素的,青年人,除了学问,参与的繁杂的事情要尽量少一些,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多做一些,慢慢地就会成长起来。反过来说,紧追潮流,追求物质享受,什么经历都有了,最后只能把‘学者’丢掉,这很现实、很简单。”

我自然地想到,做学问需要一种坚定的信念吧!“当官的路红彤彤,经商的路黄灿灿,搞学问的路黑洞洞,如果学者想着前面的红彤彤和黄灿灿,那么黑洞洞的路还会去走吗?但是,也有跳槽、转行的,不是外面的世界真奇妙,而是自己的内心太空虚。无论做什么,只要乐在其中,就是幸福的生活。数学家陈景润、科学家钱学森,对我们看似很枯燥的东西却乐在其中。”年过六旬的他,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搞学问直到自己不能动了,而且他觉得自己会像那些前辈们一样长寿。

他在面对时代变迁的同时对于青年人还是寄予了很多的期望,“生活是需要磨炼的,尤其年轻人还特别容易走极端,容易随波逐流,青年人波动非常大,所以在此期间,我倒真实地感觉到一个学校、一个院系、一些老师对学生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个很好的学术团体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老师休息日也都来,照样工作。因为他们敬畏学术,不能够随意对待学术。”

什么是敬畏学术呢?

“敬畏学术,是把自己看做学术的人格化。”

那是对学术的高标准严要求吗?

“那这又成了外在的东西了,实际上,学术、学者自觉到了一种生活方式,我要做学者,我要搞学术,我就应该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为学术而学术’,我既不是为了提职,也不是为了卖稿费,就为了把问题讲清楚,正因为你这么做了,顺理成章你什么都有了,越什么都想,越什么都没有,不想它反而都能获得,科学家们都是如此,天天泡实验室。只去想学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的成果就能够激动人心,我写的东西有人读了,另一些人写的或许就没有人看。”

我列数着孙老的很多成就: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一系列的教学成果和出版的著作,问他最看重哪一个?

“荣誉是一种标志,但毕竟是外在的,我最看重的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我问自己,在这200余万字的文字中,究竟有多少是值得读者一读的?自己有多少‘文献积累’,有多少‘思想积累’,有多少‘独立见解’,自己是清楚的。讲课时,什么时候理直气壮,什么时候惴惴不安;写稿时,什么地方酣畅淋漓,什么地方捉襟见肘,这些,这些有谁比自己体会更深呢?我什么时候能像黑格尔、马克思那样去讲别人想不到的道理,就是我最得意的……我觉得这些是最重要的。而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有几次确实是我独立地思考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明白了一个道理,可能一个学者的快乐就在这儿。”

做学问和生活是否也有着异曲同工的道理呢?我努力找寻答案。

“为人为学是一个道理,所有的真正的大家都很谦和,没有人会去装。有人的世界就有人际关系,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生活和做学问都很复杂,关键是要看怎么处理,说到底,还是尊重自己,拿自己当回事,真诚地研究自己的学问,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从小就习惯不和别人去比较,跟自己身边的比永远都没有收获,需要跟全国的搞学术的人去比、和全世界搞学术的人去比,然后对自己定位,这样才能有出息。”

随后,我问他心目中的冠军是谁,“这个不是一个单个的人,有很多,是能够真正有所作为的人,从古至今不乏学术上的精英。”

他对于现在哲学界的大家们有着自己的看法。

“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学问上相互欣赏。真正搞学术的人都有互相可以汲取的东西。现在讲究宽容,我认为宽容的前提是自信,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成绩才能充分肯定别人的成果,如果自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那么也不会去夸赞他人。乒乓球讲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足球就没有这样的口号,缘于技术层次和乒乓球不在一个阶段。我的学问搞得好,我就希望别人比我搞得更好。”

阐释冠军 触摸成功

《人民日报》曾经以《讲出哲学的魅力》为题,报道了孙老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动人事迹,孙老浅笑,“讲课我概括为四个字,‘有理讲理’,首先要有理,把道理讲清楚,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学生不爱听政治理论课,可能是教师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学生以为是‘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我说,‘跟着理性走,紧拉着哲学的手’,学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生活上可能就这么去做了。人都如此,没有人跟着感觉走,这是要碰壁的,跟着理性走,去思考到底应该是不是这样,那么路就可以走通了。”

“那您的学生您怎么看”,我随口问道。“我带了一批非常好的博士生,我非常欣赏,什么想法也没有,就是想学问,建设学术团队很重要,它是一种学术传统,一种学术环境,一种学术氛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吉林大学里学术氛围最好的之一就是哲学学科。如果大家都有不正的心思,想着赚钱、利益、投机取巧,慢慢地一个群体都会这么去做,反之,结果自然是相反的。”

说起“冠军”,孙老给我这样的解释:“‘冠军’表示第一,但是领域不一样,冠军的状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文艺界,群星璀璨,谁是第一很难评价。学术界讲究思想多样化,要有个人的独特风格,在社会总体承认上属于领先人物,就是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提出真知灼见,拿出研究成果,得到相应的社会承认,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而他所担负的责任意识包括很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团队意识、合作意识等,能够开一代学术之风。”

在“冠军”的路上前行,他坚守的就是马克思的两句格言,“目标始终如一”,“为全人类而工作”,“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是一个磨炼的过程,‘冠军’既是一种自我的实现,又要对社会有一定贡献,这就是‘冠军’。”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冠军,该如何成功,尤其是青年人,该怎么把握自己的路呢?“成功,首先要立志,其次需要执著,任何一个时代都如此,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都依旧遵循这两点。即首先自己要有一个目标定位,取法乎上,而得其中,而取法乎中,则仅能得其下;其次,立志不能是空泛的,而应该是执著的,专心致志,一辈子去做学问。同时还要求在用心做学问的过程中保持一种真诚,真诚的思想,真实的求索,那么最后才会拥有一个真切的思想。”

幸福之歌 璀璨生命

孙老的话里总会提到学生、提到学校,“学校建设也是一样,学术圈里应该互相比较促进,而不是钩心斗角,关键不是名衔,而是你实际的学术价值。什么是幸福,幸福是快乐的感觉和目标的实现,不实现自己的目标,永远不会宽容、不会快乐、不会大度。不断地有目标的实现,人自然就会宽容大度、幸福快乐了。”

他的生活简单而充实,快乐而幸福,孩子现在都已成家立业,他一直以来对孩子都没有什么硬性要求,按他们的个性自由发展,“如果父母把心思放在正事上,那么孩子也会跟着想正事。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从来没说过他们一句话,更不用提打孩子了。”

孩子不会犯错误吗?“孩子我觉得不叫犯错误,他应该有他的个性,你不要轻易地批评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而是一种引导,慢慢地他就会改变。”

回忆起曾经艰苦的生活,他很感慨:“那时候很穷,生活难以维系。”哲学大师面对苦难,用自己的精神财富、真诚的研究态度一直走到现在,他很感谢他的老伴儿,“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携手走过三十多年了,如果用‘相濡以沫’来形容,是不为过的。那么艰苦的日子,她从不抱怨;那么坎坷的岁月,她从不灰心。这套两百余万字文集的初稿,全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印出来、校对出来的。我的老伴儿就是我的助手。”或许这是另一种幸福的含义吧。

采访临结束,孙老送我一套《孙正聿哲学文集》,并写了“朱丽惠存”的字样,我心里明白,“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是我这次最大的收获,简单直接,但它的内涵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孙老自己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做学问是他一辈子的爱好和兴趣,并以他认可的生存方式每天进行着同样的工作,乐此不疲。他说,他是快乐的。

“采访手记”

采访稿整理成文后联系孙教授看稿子时,内心很忐忑。聆听本次采访的最后一次教诲,感觉到很深刻的一点是,人要上进,要向前看,把目光放长远点,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能够成为全部生活的缩影,我想走出去,于是先从打破我现在的圈子开始,我选择奋进,所以我必须要衡量孰重孰轻,必须要面对选择与放弃,有舍才有得,很对,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这其中的道理,谁能把握得好,那是一个技术活儿!

青年代表

朱丽

“冠军”就是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为实现人生价值而不断进发,处于时代领航者的地位,并能够用自己的言行激励别人,成为后来人的楷模,并不断激发自我、创造新的拼搏动力的人。

“人生目标或座右铭”

爱拼才会赢!机会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成长历程”

朱丽,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05级本科生,现为文学院辅导员助理。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吉林大学一等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城市晚报一等奖学金、东荣奖学金,并被评为校优秀学生、优秀团员等。普通话一级乙等水平,通过大学英语六级,日语口语初级水平,获得新闻采编资格证书。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分别在《吉林大学报》、《吉大电视台》、《吉大新闻网》、《学声报》等校内媒体撰写和制作多篇新闻作品,现担任《吉大电视台》记者团副团长,吉林大学新闻学会副会长,组织召开相关理论学习研讨会。现已发表论文《“评论记者”机制新探》以及《“把关人”力量在网络传播中的削弱以及引起的信息污染》,注重理论创新。积极参与学校举办的学术科研活动,作品《用手机短信辅助大学教务管理》在由校团委组织的吉林大学大学生创业“金点子”大赛中荣获三等奖,时刻保持研究的学习态度,不断在竞争和攀登中提升自我。同时,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其他社会活动,在吉林大学学生处“大学生勤工助学服务社”任综合办公室主任助理,校保卫处任安全信息员,参与全国大型大学生文艺演出《五月的鲜花》、“吉林大学60周年校庆”的筹备、组织与系列报道工作,担任文学院俪声聋哑儿童志愿者等。

“对“冠军”的认识”

人生在世,悠悠万事,何事为大?——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尊敬自己就是把自己当成“人”,以“人”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人之为“人”的标准,则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最高尚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生活的时代所达到的“真善美”。

李兆麟

冠军特写

李兆麟教授,中山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32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1951年考入中山大学地质系,1955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1952年全国高校和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地质系、矿冶系合并,成立了中南矿冶学院),1956年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矿物教研室读研究生,1960年获苏联地质矿物学副博士学位。1961年回国后,长期致力于地球化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培养出大批优秀专业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与教学同时,在实验地球化学及矿床地球化学科学研究方面亦取得卓越成就,是我国最早倡导矿物中包裹体研究者之一。

“老李老师”是我们对李兆麟教授的称呼。因为他学术造诣甚高,待人又很和善,所以深受学生们敬重和喜欢。

“品质锻造”热情 爱国心 事业心 恒心 决心

将希望寄予青年人

——访中山大学李兆麟教授

韦慧晓

访谈开始时,笑容可掬的李兆麟教授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我是从来不接受采访的,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接受过。”

能打动李教授,让他破例接受访谈的,是奥运“冠军论坛”的主旨——“探索成功奥义,启迪青年智慧”。李教授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和教育中,当我说到这次活动可以和更多的青年人分享他的成长经历和感悟时,李教授欣然同意了。

李教授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之间有代沟,知识的层次、社会的影响、学习条件、科技水平等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也有一样的,那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爱国。不管怎么说,一代胜于一代,你们会更有成就。”

因为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感,这位科学家一直对青年人的教育投入极大的热情。

成就科学研究的“四心”

李兆麟教授提到自己在科研道路上的体会时,语重心长地说:“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取得成绩,这与奥运冠军所走的道路相似,就是要有爱国心、事业心、恒心和决心。”

李教授认为,“爱国心”就是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事业心”就是终身为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工作而奋斗的责任心,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均热爱自己的事业,并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可为之废寝忘食,付出一生的心血;“恒心”就是科学研究工作要取得成绩需要我们有滴水穿石、持之以恒的精神,为科学研究工作默默耕耘,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发现,这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决心”就是科学研究的道路是曲折的,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险阻,这就需要我们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精神,有决心去克服和战胜前进中的每一个困难,去获取胜利。

“只有不畏艰辛的强者才能登上科学高峰!”李教授祝愿青年人成为攀登科学高峰的强者。

在访谈过程中我发现,李兆麟教授的成长经历正是这“四心”完美结合的体现。

在这“四心”中,“爱国心”和“事业心”分别是对国家和事业的责任心。这是超出个人利益的。

有超出个人的目标和动力,才可能忘我地付出努力,才可能获得超常的成绩。这是以一己私利为目标的人所无法超越的。

与专业谈恋爱

地质专业在很多人眼里是艰苦的代名词,我问起李教授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

李教授讲起中国地质行业发展的历程:从解放前的很不受重视,到解放初期备受关注,后来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受到冷遇,近年来又开始逐渐回暖。李教授参加高考恰逢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急需资源,选择地质专业正是青年人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响应。当时学习环境是很艰苦的,但大家的学习热情都十分高涨。爱国报国之心决定了李教授事业的选择。

当我问到李教授是否一开始就喜欢这个专业时,李教授说:“对专业的认识和兴趣的培养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对地质专业是在学习中从不认识到认识,从实践中逐渐培养出对专业的感情的。记得我是通过别人对专业的一些介绍并怀着好奇的心理报考了中山大学地质系的。但入学不久接触到实际,觉得专业课程比较枯燥,不如其他系的有意思,一度产生过迷茫。后来在专业课和实习课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对专业内涵的认识;加上名师循循善诱的教导,对我适应大学求知有很大帮助。”

著名的地质学家陈国达教授上《普通地质学》课时,用简练的语言阐述了“大学与中学不同在于‘博学’,大学生不能局限于课堂学习,要到图书馆去看参考书,在书中求知,提倡独立思考,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在书中找答案解决问题”。这一席话对正在求学中的李兆麟教授很有启发:在大学学习要有主动性和深入钻研学问的精神,在学习中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在后来野外地质实习中,他又增加了对地质专业的感性认识,从而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与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在大学时一位苏联专家说过的话:“专业就好像你的爱人一样,你不爱她,她就不爱你。”李教授笑着说:“对自己的专业应‘深交求爱’,你不要不了解时就说不爱它。事实上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相对于整个专业领域来说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所有的专业课也只是打了个基础而已。考上大学很不容易,青年人要珍惜大学这一黄金时代,既来之则好好学习专业所规定的内容,我们应该相信它有用,把书读进去慢慢接触就了解了,从而就会产生兴趣。”

李教授告诫我们:“刚入大学时学生不热爱所学专业,这是常有的事,不奇怪,这可能是因为不认识它,这个时候不要过早地下结论,慢慢地接触,当你了解它的内涵后可能就会热爱上它。”

李教授对于专业选择的经历和体会,对现在青年学子的专业选择和态度,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诚然,当年的地质专业是热门专业,但哪怕是在全社会都给予高度重视的情况下,一个青年学生要真正培养起对专业的兴趣,战胜对枯燥理论知识和艰苦实践学习的排斥,没有一颗超越个人私利的责任心和进取心也是很难做到的。也正是因为李教授有了对专业的热爱,才有了此后对专业付出的不懈努力。

为报效祖国而奋斗

李兆麟教授是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品学兼优的李教授在大学毕业前夕被学校选送参加留苏业务考试,并顺利通过。经过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一年的俄语学习后,1956年11月,1000多名留苏研究生坐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大学及其他学校进行专业学习。

李教授说留苏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压力大。他们一到苏联,就刻不容缓地要攻克两个难关——语言关和业务差距关。虽然大学期间就学过俄语,再加上一年专门的俄语学习,但还是不能立即适应全俄语的环境。很多实验设备在国内闻所未闻,要学会使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在业务上亦有很大差距。

攻克这两个难关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时间来弥补。他们加强学习的强度,一天基本上只睡4~5个小时,这样中国留学生3年的时间相当于苏联学生5~6年的时间。“学习勤奋”是中国留学生给前苏联老师和同学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是什么给当时的留苏学生这样的动力呢?答案同样是“报效祖国!”

李教授仍能记得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先生对留苏预备部学生说过的一段话:“同学们,你们是幸运的,因为国家派你们到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当前国家正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你们是国家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干部和技术人才,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报效祖国和人民。”杨部长同时也提到:“你们在国外学习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但费用也是昂贵的,在苏联培养一个研究生的费用,相当于国内培养数十名研究生的费用。”杨部长这一番话给他们很大的触动,每个人都切实感受到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这是他们发奋学习以及后来矢志报效祖国的动力。

留苏学生们心中都有这么一个信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学不成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愧见党和人民。为此,他们都以“发悬梁锥刺股”、“分秒必争”、“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去学习,学习前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使自己学有所成,以报效祖国。

李教授说:“我们都把自己的学习跟国家的任务和时代的发展联系起来,严格要求自己,付出百分之两百的努力,凡事都要做得最好。”面对异国求学压力,对国家和时代强烈的责任感成为这些青年学子们巨大的动力。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当你的背后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巨大动力推动时,你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你的目标和动力是超出个人的,你才能获得超出个人的能量。

为胜重任,强身健体

李教授上课时经常鼓励我们多锻炼身体,他说:“每天锻炼一小时,为祖国奉献五十年。”言传身教,这位鹤发童颜的科学家还在课堂上向研究生们展示了他70多岁高龄依然保持的良好身体素质:一上午连续两三个小时的课程,他坚持站着授课。

访谈中,在我向他请教坚持锻炼身体的心得时,李教授娓娓道来:“任何科研工作都是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取得良好成果。地质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到野外考察获取感性的知识。一个地质工作者只有亲自在野外进行详细的工作,获取第一手感性的知识资料,才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在科学研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地质工作者需要有强健的身体。”

“我从中学起就喜欢体育运动,当过游泳池救生员,更是短跑和健身的爱好者,这为我后来从事地质工作奠定了良好的体魄基础。每次到野外,我总是不畏艰辛翻山越岭,进行深入细致的野外地质现象考察。这在我的学生时代,老前辈陈国达教授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在野外我总喜欢登上最高的山峰。爬山不但锻炼一个人的坚强意志,而且对增强心肺功能是非常有效的。登上高峰,登高而望远,仿佛一切都在你的脚下,蓝天白云触手可及,你能体会到大自然的赋予。”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希望你们在青年时代就锻炼出强健体魄,使自己将来能胜重任。”

坚强的意志、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保证理想得以实现和延续的必要条件。坚持体育锻炼除了能强健体魄,还能磨炼意志、开阔胸怀、保持积极的心态。这一点,李教授无疑是一个绝好的典范。

为夙愿,持之以恒

十年磨一剑,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已属难得;而李兆麟教授对于专业的执著追求却已持续了半个世纪。

1956年,李兆麟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地质系矿物教研室读研究生时,他对另一个教研室——矿床教研室N。B。耶尔马科夫教授开设的课程“成矿溶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是利用矿物中包裹体研究成岩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的一门新技术,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在国际上也才刚刚起步,而N。B。耶尔马科夫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这一技术原理,他运用在毕业论文中,使论文内容增加了不少特色。为此N。B。耶尔马科夫教授十分高兴,鼓励他回国后开展这一新的科学研究,在中国乃至亚洲加以推广传播。他受到很大鼓舞,下决心要完成这一夙愿。

科学研究的道路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它往往漫长而艰辛。李教授为这一决心,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坚持和努力,多么令人叹服的恒心和毅力!

1961年,李兆麟回国后很快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矿物中包裹体实验室”,并在国内首次为大学生开设“矿物中包裹体研究”课程,后来改名为“实验地球化学”课程。面对国内学习这项新技术的踊跃要求,他们还通过办短训班形式,为国内相关大专院校、研究所和生产单位培训专业人员2000多人。198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实验地球化学》高等学校教材,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矿物中包裹体研究工作的发展,对其他地质学科也有促进。

从1982年开始,李兆麟一直参与国际矿物协会(IMA)矿物中包裹体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从委员到副主席再到主席,共任职6届。在他任主席期间,促成了2006年在南京大学召开“首届亚洲现代流体包裹体研究(ACRFI)国际学术讨论会”。李教授高兴地说:“这一专业学术交流机制的创立,有效地促进了亚洲国家矿物包裹体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也实现了N。B。耶尔马科夫教授半个世纪前的嘱托。”

将事业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李教授数十年如一日,投身专业研究,带领团队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地质科研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

将热情和希望传递给青年人

走近李教授,每个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都会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虽然年岁已大,但他总是神采奕奕,思维清晰敏捷,保持学术思想走在专业领域的前沿,无处不彰显着其常驻的青春和活力。

问及对青年学生的寄语,李教授无限深情地忆起往事的一幕。那是1957年11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期间,在百忙中特意抽出时间到莫斯科大学看望了中国留学生,李教授就是这些留学生中的一员。毛主席的鼓励时刻铭记在这些学生心间,那是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时我们是青年人,我们这一代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现在我也把毛主席这一句名言送给你们。你们是最有创造力、最有理想、最有奋斗精神的一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在国家建设中创造出好的成绩!”

一年年,一代代,热情和希望在积极进取的人们之间传递,在一代代渴望成就事业的年轻人之间传递。激情将梦想点燃,爱国心、事业心、恒心和决心则将这梦想的火焰越燃越旺,李兆麟教授这一代学者是这样走过来的,相信新一代敢于担当的青年学子能够传承和发展,同样能坚定地走在通往理想的路上。

“采访手记”

在与李兆麟教授交谈的两个多小时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那一代学者的平实、对专业的热爱以及投身国家建设的激情。“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句话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最完美的演绎。

搞学术研究是要能坐冷板凳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很多的积累。在人类文明发展了这么多年的今天,任何的科学研究要有突破,首先必须熟悉这个领域中前人的研究,如此看来,一代代科研工作者面临着比前人更为艰巨的任务,要爬到比前人更高的巨人的肩膀上去。厚积而薄发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准则。

访谈中,虽然我没有直接向李兆麟教授请教成功和冠军的定义,但从他的叙述中,我已经找到答案:能以一己之力为国家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就是成功,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作用就是冠军。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总有自己所擅长之处。能结合社会的需要,把自己所长发挥,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在李教授那个年代来说,地质专业应该是属于热门专业,虽然它当时也代表艰苦。地质行业从解放初期国家非常重视,到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不够重视,又到了现在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日益增长后的重新重视,经历了从热门到冷门又慢慢回热的过程。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每一个行业终归是需要一定的人来从事的,始终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你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坚持自己的路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

李兆麟教授治学的态度是严谨的,但在讲求经济效益的今天,在不少人眼里,他在专心科研的同时,没有为单位和个人争取更多经济利益的做法也是固执得不近人意的。这就涉及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了。李教授那一代人从苦社会走过来,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甚至说是甘于清贫的,在科研上有所成就是他们的最大价值体现。

而现在很多人往往从个人收入、住房等外在的物质状况去对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做出评判,这样人们对成功的追求往往就被外化为对优越物质条件的追逐了,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价值观就会异化。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积极的心态,从纷繁的世界中,看清楚社会发展的趋势,将个人发展的脚步与时代前进的步伐贴近,未雨绸缪,及早规划人生发展方向并付诸努力,那么我们一定能通向冠军之巅!

青年代表

韦慧晓

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取得成绩,这与奥运冠军所走的道路相似,就是要有爱国心、事业心、恒心和决心。

“人生目标或座右铭”

如果想做一件事情,就开始着手,哪怕受挫甚至失败也不后悔;享受生活中的苦乐酸甜,有苦才知乐;人要生存只要温饱就可以维持,那么我希望能在维持温饱之外,为我热爱的世界多做一些事情。

“成长历程”

我热爱大自然,热爱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高考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然学科——大气科学;考研时选择了地球科学,从大气圈的学习转到了岩石圈的研究,并把学业延续到了博士阶段;将来如果有机会,我还会转向对生物圈的研究,我喜欢品味地球各个圈层之间物质和能量转换和平衡的奥妙,并坚信人类有可能破解这个奥秘,我愿意做探索路上的一块基石。

大学时我创建了一个为学校服务的学生社团,锻炼了管理能力。大学毕业后在国内知名企业做了4年行政工作,锻炼了协调能力。读研期间我报名参加研究生支教团到西藏支教1年,接着又结合专业实习在西藏的地质队志愿服务了1年,锻炼了坚强的意志。我坚持锻炼身体,有很好的身体素质;我爱好广泛,培养自己多方面的才干;我广交朋友,从每个人的历程中学习和反思。

我希望自己不仅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真正的博学需要不断开阔视野。要做好科学研究,同样需要有组织管理、协调沟通能力,这样才能够推动整个科研团队充满激情地不断创造新成绩。

“对“冠军”的认识”

静观风云变化,笑沐风雨洗礼,始终相信雨后会有灿烂阳光和绚丽彩虹。用自己的知识奉献一份力量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冠军”。

“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取得成绩,这与奥运冠军所走的道路相似,就是要有爱国心、事业心、恒心和决心。”用所有的“心”创出成绩,那么你就是“冠军”。

尚重生

冠军特写

尚重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素来有“社会解剖师”的称号,以言辞幽默、犀利、深刻著称,被誉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但面对此类称号,尚教授以一词“江湖虚名”淡然回应。

很多同学了解尚教授都是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讲台上开始的,尚教授的这门选修课,从20世纪90年代开设至今一直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直言不讳,针砭时弊,这是同学们给他的关键词;而尚教授却说,武汉大学自由的氛围和武大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才是这门课得以长盛的关键所在。

“品质锻造”热情 意志力

冠军,在“冠军”之外

——访武汉大学尚重生教授

闫文星

一直在想,冠军这个“东西”,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纵观社会百态,很多人都在为了这个称号孜孜不倦地奋斗着,幸运者成就功名,不幸者血本无归。更有甚者,为了此般虚名不择手段,最终落得声名狼藉。

也有人泰然处之,追求恬静平淡的日子,偶尔憧憬一下别人的幸福生活,更多的时候在过着惬意而安逸的生活。无欲无求,自得其乐。

我们年轻人,是应该有理想有抱负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冠军这个称号,我们真的要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吗?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那些只因结果决定输赢的,即使功成名就,也只得虚名一场;万一血本无归,此生便被浪费了大半。这样的生活,注定是失败的。

但如果真的在年轻的时候便已追求“平平淡淡才是真”,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在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回首往事,想必注定会后悔吧。最有激情的时候都没有干一番事业,没有为一个目标执著地奋斗过,努力过,那人生岂不是都没有什么印记?

似乎是两个极端,但这种选择真的充斥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前进还是后退,进取还是退隐,我经常在找其间的平衡点,奈何很多时候那个点的位置非常的微妙,找得很是辛苦。

“成就真正冠军的,并非在冠军这个称号之上。冠军,在‘冠军’之外!”尚教授的这句话如醍醐灌顶般,让我在一瞬间想明白许多事情。顿时觉得,就为这句话,这段日子的百般周折也没有白费。

尚教授刚从外地出差归来便被我“催”着采访。为此我深感歉意,实为万分无奈,因为组委会规定的截稿日期马上就要到了,实在不好再拖延。好在尚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听我说明情况后便很爽快地答应挤出饭后时间来接受采访。

提到“冠军”的定义,尚教授首先强调了一种“巅峰”的状态,尽管很多领域内的冠军有着很难量化的标准,但毋庸置疑的是,要成为冠军必须要达到该领域的巅峰水平。只有达到傲视群雄的境界,才可以无愧“冠军”的称号。

那我们又怎样才可以超越优秀,登至巅峰呢?他沉思良久,说出了自己最为推崇的两点: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要有强大的意志力。

首先,尚教授认为,只有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才可以将热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的事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舞台,才可以跳出自己最优雅的舞姿。如果现在的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或是争名夺利,那最多只能做到优秀,然后止步于优秀,却永远达不到巅峰。

而意志力更是造就冠军不可忽略的重要品质。无论哪个领域的冠军,在面对前进道路上种种困难挫折的时候,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力去坚持自己,势必到达不了最后的目标。一切的爱好或是梦想,都要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作为后盾。

谈到自己,尚教授特别提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教书育人,“一进教室,我就特别有精神!看到同学们的眼神、状态,我的思路会清晰很多,备课时没有备到的也会脱口而出。”真的是就像媒体曾给予他的美誉一样,“他天生就是一位讲者!”

是啊,找对自己的舞台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尚教授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获得了武大几届学子的肯定,“四大名嘴”之一,“社会解剖师”,“精神教父”,这些都足以证明他在学生心中的地位之高。讲者的风采也许依仗与生俱来的品质,但讲者的美誉和解剖师的素养是需要意志力来培养的。了解当下的社会问题,搜集资料分析问题,进而将其结合课本知识去教授,已经融入到了尚教授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尚教授这位冠军身上,我清楚地看到,先天资质和后天努力的完美结合才可能造就真正的冠军。

冠军不易,但放低一点标准,冠军也很多。不论是奥运冠军,还是仅仅考入理想大学的“高考冠军”,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冠军心态”的问题。被问到如何看待“四大名嘴之一”这个称号时,尚老师潇洒地一挥手:“不要把那些称号当回事儿,名气嘛,终究只是个副产品而已!不管是冠军称号还是其他称号,都是有一定的阶段性和时效性的,没必要看得太重。它终究只是我个人发展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我当时的目标。拿我来讲,我总不能规划我的人生说要在2009年成为‘四大名嘴’吧!”

名气是不应得到过分关注的副产品,但这并不应该影响我们追求第一的心态,“一定要明白自己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有所失是必然的,因为你要朝着自己的目标执著地走下去!至于其他,都是附庸。我还不是一不小心成为‘四大名嘴’的嘛!”尚教授对于这类称号总是如此地淡然处之。

而当谈及当代青年人如何提高自己的冠军品质时,尚教授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比如现在每年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那些高考状元,过度的商业化炒作忽略了对学生心智发展的影响,而只是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就要求你们青年人有能力甄别对自己发展有益的信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建立健全的人格,要懂得敬畏生命和自然,尊重劳动本身和劳动人民。否则只会是一个畸形的人,更不会成为一名冠军!还有就是注重平时综合素质的培养,要有开阔的眼界和完美的细节,成就冠军需要很多因素。”

的确,就像尚教授说到的,冠军品质往往是由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就像一名运动员,先天素质固然重要,但是,处理好与教练、队友的关系同样也是成为冠军的必要条件。真正的冠军,收获的绝不仅仅是冠军这个称号,而是在获得这项荣誉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精英路上的成长。

而此时对这点最有体会的,正是在此次“冠军论坛”的活动中收获良多的我。活动给了我机会去采访心目中的冠军,并且得到了无价箴言;活动给了我平台去结识其他怀揣冠军梦的同龄人,前进中我们收获了友谊。这般便是成长,这般便是成功,这般,我们便已是冠军。因为,冠军,在“冠军”之外。

“采访手记”

对尚重生教授的访谈让我离寻找平淡与激情之间平衡点的真相近了许多。尚教授说,真正的冠军,在“冠军”之外。成就冠军品质的,并非“冠军”这个称号,而是在奋斗路上所收获的一切。

这般想来,自己还是浅薄了。我所追求的,难道真的是那个称号而已?难道真的是大家的认可而已?不,我不是,相信你也不是。我们不是为了别人的看法而存在着,因此也不应该为了别人的认可而去拼死拼活争个虚名。我们所争取的,应该是进取途中的快乐以及成长。我们的争取,是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盈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得到称号的一种手段。

真正成就我们的,正是每次走在奋斗路程上所收获的一切决心、毅力、视野,等等。当我们收获了这一切成长,冠军称号,真的只是无足轻重的属品。

我们需要有做冠军的勇气,是因为这样的目标可以激励我们前进,激发我们的潜能,让我们更加优秀。但这样的目标,更像是一个工具,而非目的。我们要用它来获得成长的幸福,来使自己更加优秀。而不是让这样的虚名成为自己前进的累赘。

如此一想,便已释然。成长大于成功,我们只要认真地付出了,便会在奋斗的旅途中收获真正的幸福与荣誉。如此一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冠军,只要我们怀揣着冠军梦去执著地奋斗。

真的,我们都是冠军!

青年代表

闫文星

冠军,毋庸置疑,代表了一定领域内最杰出的水平。我们应该向那个目标奋进,借榜样的力量努力提高自己。

“人生目标或座右铭”

希望自己可以伴着中华民族的崛起,伴着祖国IT业的腾飞,在IT行业做一个创新型人才,并努力做到领军一个优秀的团队,做出立足中国、服务世界的技术产品。为将“Made in China”更多地变为“Created in China”尽自己的一份力。

“成长历程”

鉴于武大的讲座多、校区大,宣传讲座往往是一件繁重的工作。我想到了利用飞信服务,做一个讲座信息平台。主办方可以在这里发布讲座信息,然后工作人员将讲座信息以短信形式发送给注册用户。这样不仅节省了贴海报、看海报的时间,也节约了宣传费用,避免了大家把讲座信息抄下来的麻烦。我写好这个平台的相关策划并数次找团委老师请教,也去找移动公司的分区经理商谈合作事宜。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

“对“冠军”的认识”

冠军,毋庸置疑,代表了一定领域内最杰出的水平。我们应该向那个目标奋进,借榜样的力量努力提高自己。

但是,冠军毕竟是少数。只要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尽职尽责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该有的贡献,那么每个人都是成功的。毕竟,人生的过程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当冠军的机会。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冠军。

“成就真正冠军的,并非在冠军这个称号之上。冠军,在冠军之外!”

李耀宗

冠军特写

李耀宗,笔名光芒,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2年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毕业后留校,主要从事写作、民族民间文化教学及研究。幼时读私塾六载,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便在李先生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前沿,成就颇丰,于2008年获得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文艺终身成就奖”,这既是对先生以往成就的肯定,也是他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石。虽然堪称中国传统文化著名学者,却以谦逊的态度发扬着“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大发扬为最大乐事。

“品质锻造”博采众家之长 辛勤耕耘 积极的人生态度

内心的信念与“冠军”精神并存

——访中央民族大学李耀宗教授

陶冉冉

时隔多年,仍记得初次见到李耀宗教授时的情形:精神矍铄,眼光中透着睿智与慈祥,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浓厚的文人气质,眉宇间绽放着淡定。他稳稳地走到讲台中间,我已经被深深地打动,不由得鼓起掌来,耳边亦是掌声雷动。

这次有机会采访,先生不吝时间给予我很大支持。先生一直教导学生“和”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孔子曾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旨在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非外在的附庸。先生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无不遵循这个标准,严谨治学、精心创作、和善待人、诚信做事。

民族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先生幼时曾读私塾六载,这对他文化底蕴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先生与民族民间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称自己用教学、科研、实践这“三条腿”栖于文学和艺术两个领域,简称“三条腿的两栖动物”。他教书育人不离民族民间文化,几十年来为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十余年,先生辛勤耕作于三尺讲台,用智慧和慈爱培育了无数有志之才。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和人格之魅力。他的讲义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是先生的心血,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成一家的珍贵资料。

先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主攻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在课题的研究上硕果累累。1972年至1999年,独自及与他人合作,先后编纂、撰写、出版了《少数民族诗歌选》、《少数民族歌曲选》、《少数民族言语选》、《中国少数民族童话故事选》、《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选》、《中国民间情歌少数民族选》等二十余种读物。

1980年起,先生参与倡导并主编了国家“十五”重点书目《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作为常务主编,他与编委们精心笔耕,十年期间五易其稿,编改的文稿不计其数。这部集我国古今各民族艺术之大成的巨著成为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艺术百科全书,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艺术文库的一大空白。

自1984年起,应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特别邀请,先生参与并组织编纂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全国十大文艺集成之书中国民间文艺集成”,这部文艺集成包括《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部。而《中国谚语集成》是中国乃至世界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谚语大观,先生任常务副总主编及中国谚语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2002年,他承担科技部、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据库”之子项目《中国谚语熟语数据库》,任首席专家,主持总纂;第二年,该项目的一期工程(全库总框架)通过国家验收。次年,他受聘任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2004年荣膺文化部表彰。

自2004年以来,先生先后四次到四川宜昌,走访考察了“中国谜语村”清林寺、中国民间故事家命名专家考察、参加鉴定《地母传》。并且作为央视国际频道的“两典”直播点评专家,连续四年参加国家级祭奠活动。

先生对民族民间文化事业的热爱,已经深深地刻入了他的思想、生活和工作之中,几十年来,他不辞辛劳,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他对民族民间文化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对国家的贡献。今年获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文艺终身成就奖”更是一种激励,先生说他会继续为民族民间文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更是自成一体,对社会影响极其深刻。他的文章多以讽见长,创作体裁多样。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阿凡提新篇》系列短篇讽刺小说。1980年春,《北京晚报》副刊向先生约稿,于是“阿凡提新篇”栏目诞生。作为专栏主笔,针对当时北京很多现实问题,先后共发表文章百余篇,均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更是老百姓每天读报必看的栏目之一,因为“他专为老百姓讲话申诉,反映居民生活难题以及思想疑虑,读者对他很有好感,当作知心人一样”。这个系列被评为“影响北京五十年”的作品之一,冰心先生也发表文章评价作者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冠军同时也是配角和观众

谈及“冠军”、“成功”,先生引经据典:“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我国很多古人对冠军的认识,生动地阐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夺冠意识。冠军就是英雄,冠军代表着气节,冠军在人们心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人人想争做冠军。

先生对冠军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冠军是配角和观众。在这个领域是冠军,对于其他领域的冠军来说可能就是配角。在这个领域你受到关注和尊重,在其他领域你就是一个观众。作为冠军,就要吸收各个领域“领头羊”的特点和长处,来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同时又要虚心地接受各个领域的新知识和新文化。世界的发展是和谐的,只有各个领域共同进步才能促进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进步。中华民族的“和”文化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玄妙的处事之道。在为争夺冠军而努力拼搏的过程中,会体验到收获的喜悦、集体的智慧、心灵的净化、事业的进步……任何的成功者都是长途跋涉者,外在的荣誉是取得更大成绩的动力,而荣誉的内涵则是最重要的。

先生这种“配角加观众”的心态内涵丰富,既体现出先生学识渊博且为人谦和的风范,更显示出先生处世泰然的智慧。他几十年来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认为自己最大的快乐就是“于世有益,入心能安”。真正做学问如先生者,诚难哉。

结合2008年举世瞩目的奥运盛事,先生谈到了体育比赛中的冠军意识。与其他行业相比,冠军在体育比赛中的关注度更高一些,这与体育文化有关。在比赛中,选手们为了获得优异的成绩,必须有严格的机制,先生总结了几点,使我深受启发:第一,要内行当家;其次,需要能者上前;最后,要严格赏罚兑现。通过公平的竞争,体现体育精神,体现人类文明,体育目的在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通过公平的竞争,能者取得成绩,并获得荣誉,这样才能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向更好的成绩发起挑战。

在现代体育比赛中,人们对公平的关注度日益增强,越来越透明的机制更有利于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世界的和谐。体育无国界,它把世界人民聚集在一起,我们用激情和活力作为语言交流,促进感情发展。在体育场上,世界人民聚集在一起,为共同热爱的事业拼搏,虽然冠军奖杯的数量是有限的,但人们热情无限,世界和平得到了促进。

无须求白,一定要净

“无须求白,一定要净”是先生的座右铭。“白”是指外观,“净”是指内涵。先生初提此言时,我有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回味了很久,体会颇深。

在采访中,先生告诉我他原来的座右铭是“当明白人,做清白事”,从《阿凡提新篇》我们就能看出来,从前的先生是一位黑白分明的战士。但是现在为什么提出“无须求白,一定要净”使我很是奇怪。先生给我举了一个例子:煤炭外表是黑的,但是它本身是干净的。在现代社会,要想“明白”很难,但是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外表,自己的内心不要受到污染,坚定自己的信念和做事原则,就会达到一种“净”的境界,这样,你就是最好的,就是冠军。

先生的解释使我想起了一首诗:“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不管外表如何,但内心一尘不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的信念和冠军的精神依然。

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传播途径更加丰富,这使我们接触到世界的文化越来越容易,但是真正受到哪种文化的影响似乎比以前更难了。真正要研究学问是件很辛苦但又是很有趣的事情,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更是难能可贵。治学四十余年,尽管面临着商品经济、信息文化等潮流的不断冲击,先生始终把舵中国传统文化之舟,兢兢业业为此付出。他的内心清静,他的思想深邃,他的情怀宽厚,他的成就瞩目!

采访结束了,先生的学术成果、人格魅力、冠军理念给了我深深的启迪。今后我们这一代的路该怎么走,自己应该怎样实现目标,先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都有着冠军梦,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突破自我,但不执著于某一次的成就,而是要有一颗平和的心和向更高目标攀登的信念,这就是成功!

“采访手记”

李教授是一位谦和的学者,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只要是他教导过的学生,他都满怀热情而无需任何回报地去帮助他们。记得当时他的课程结束后,李教授很幽默地对我们说“终身保修”,学生们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种责任心和热诚,每届校园辩论赛的总决赛邀请他做点评嘉宾时,李教授从不推辞,每次他的点评都是一堂深刻、生动而简洁的传统文化课,听得观众们如痴如醉。

当我坐定,李教授首先问了我一句话:“看了你们这个活动的介绍,需要采访成功的人,我作为你的采访对象合适么?”李教授始终都是这样谦和,作为中央电视台特约文化点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始终勤勤恳恳,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中肯而热切地肯定了李教授的成就,他不仅热爱他的事业,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且始终以一种热忱的、积极追求更加卓越成就的态度,孜孜不倦地耕耘在探索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经义的道路上。

采访中,李教授引古论今,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竟如弹指之间。先生着重介绍了他几十年来研习中国文化的思想结晶:中国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和而不同。”所谓“和”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局面,这一点可以理解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思想的契合点,这是本质。而形式上,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思想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需要开放的社会环境,只有开放的基础,才能使得“百花齐放”,我们是一个根,在这个根上开出了形形色色的果实,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之洪波。

为了不打扰李教授看《新闻联播》,我只得先行告辞,他亲自送我出门,并且握手期望我在此次活动中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次真诚与充满哲思的对话,使我更加坚定了认真写好这篇人物专访的信心。我不仅仅要把李教授为人师表的高尚情操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把这样一位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学者介绍给大家。谈起传统文化,可能它引起的兴趣远不如体育和娱乐,它也许只在一定范围的圈子中受到关注,但是作为中国人,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青年一代,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发扬传统文化的精神,把这些优秀的思想成果与当代社会相结合,形成当代社会行为准则的指南针。

青年代表

陶冉冉

不管有什么样的外表,自己的内心不要受到污染,坚定自己的信念和做事原则,就会达到一种“净”的境界,这样,你就是最好的,就是冠军。

“人生目标或座右铭”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成长历程”

奋发图强的拼搏铸就了他们自信的气质。

“对冠军的认识”

冠军来自于平凡,这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

不管有什么样的外表,自己的内心不要受到污染,坚定自己的信念和做事原则,就会达到一种“净”的境界,这样,你就是最好的,就是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