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动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礼，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宜各去两短，集其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魏太祖谓郭嘉曰：“袁本初地广兵强，吾欲讨之，力不能敌，何如？”嘉对曰：“刘、项之不故，公所知也，汉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虽兵强，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如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耳；公外简易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能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计少决，失在事后；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之，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而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所以为吾奉也。”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为所擒。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兵精，必能济大事也。”］将孰有能？［袁绍率大众攻许都，孔融谓荀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计谋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令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许攸贪而犯法，必不能纵，不纵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后许攸贪不奉法，审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颜良临阵授首，田丰以谏死。皆如彧所料也］吾以此知胜之谓矣。”
杜甫
杜甫（712-770），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迁居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杜审言之孙。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曾漫游吴、越、齐、赵等地。后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畔，世称杜甫草堂。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严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
说旱
初，中丞严公节制剑南日，奉此说。
《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传》曰：“龙见而雩。”谓建已之
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待雨盛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也。
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建卯，非雩之时，奈久旱何！得非狱吏只知禁系，不知疏决，怨气积，冤气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泽之干也，尘雾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车之初，军郡之政，罢弊之俗，已下手开济矣。
百事冗长者，又以革削矣。独狱囚未闻处分，岂次第未到，为狱无滥系者乎？
谷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麦黄枯，春秋不入，公诚能暂辍诸务，亲问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笔尽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气消则和气应矣。躬自疏决，请以两县及政府系为始，管内东西两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县令，对巡使同疏决，如两县及府等囚例处分，众人之望也，随时之义也。
昔贞观中，岁大旱，文皇帝亲临长安、万年二赤县决狱，膏雨滂足。即岳镇方面岁荒札，皆连帅大臣之务也，不可忽。凡今征求无名数，又耆老合侍者，两川侍丁，得异常丁乎？不殊常丁赋敛，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国有养老，公遽遣吏存问其疾苦，亦和气合应之义也，时雨可降之征也。愚以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应物，天道远，去人不远。
李华
李华（715-774），字遐叔，赵州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开元二十三年中进士，天宝二年举博学鸿辞。他和萧颖士、独孤及、梁肃、元结等人，开韩、柳古文的先河，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
德先生诔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来，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司空，房玄龄授左仆射，魏徵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宰相笔，乃移政事堂于中书省。
记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黩道于货，乱道于刑，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兴，权不可以擅施，货不可以擅蓄，王泽不可以擅夺，君恩不可以擅间，私仇不可以擅报，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诛之；事不可以轻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于人，财不可以擅加于赋，情不可以委之于幸，乱不可以启之于萌，伐紊不赏，削紊不封，闻荒不救，见馑不惊，逆道自贤，违道伤古，此堂得以杀之。
故曰：庙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义，霍光废昌邑之乱，狄公正庐陵之位。
自君弱臣强之后，宰相主生杀之柄，天于掩九重之耳，燮理化为权衡，论道变成机务，倾身祸败，不可胜数。列国有传，青史有名，可以为终身之诫，无罪记云。
杜佑
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门荫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历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等职。贞元十九年入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元和七年辞相。精于吏事，洁身守道。勤于学问，曾扩充刘秩《政典》，撰成《通典》二百卷。
固河陇疏
秦以区区关中灭六强国，今竭万方之财，上奉京师，外有犬戎凭陵，陷城数百，内有兵革未宁，三纪矣。岂制置异术，古今殊时乎？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伙，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其后仕宦途多，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习佗技。又秦、汉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初，减至六千亩。亩朘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强富，不可得也。汉时，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尝暂息。计其举国之众，不过汉一大郡，晁错请备障塞，故北边妥安。今潼关之西，陇山之东，鹿阝坊之南，终南之北，十余州之地，已数十万家。吐蕃绵力薄材，食鲜艺拙，不及中国远甚，诚能复两渠之饶，诱农夫趣耕，择险要，缮城垒，屯田蓄力，河、陇可复，岂唯自守而已。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原籍山西河东（今山西永济），出身官宦之家。
贞元九年（793），他考中进士，官秘书省校书郎。后考中博学鸿词科，历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后贬官为永州司马、柳州刺史。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他是唐代和中国历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着名作家之一。他积极投身于当时文坛兴起的以反对骈文、提倡散文为标识的文学革新运动，强调“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政论、诗歌、散文、寓言、游记、辞赋，但最突出的是散文，无论思想水平，还是艺术水平，都可谓达到空前程度。
时令论上
《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气，以追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
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径术，相土宜，无聚大众。季春利堤防，达沟读，止田猎，备蚕器，合牛马，百工无悖于时。孟夏无起土功，无发大众，劝农勉人。仲夏班马政，聚百药。季夏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纳材苇。仲秋劝人种麦。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举五谷之要，合秩刍，养牺牲；趋人收敛，务蓄菜，伐薪为炭。孟冬筑城郭，穿窦窖，修囷仓，谨盖藏，劳农以休息之，收水泽之赋。
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讲武，习射御；出五谷种，计耦耕，具田器；合诸侯，制百县轻重之法，贡职之数。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其余郊庙百祀，亦古之遗典，不可以废。
诚使古之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养幼少，省囹圄，赐贫穷，礼贤者；非夏无以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断薄刑，决小罪，节嗜欲，静百官；非秋无以选士励兵，任有功，诛暴慢，明好恶，修法制，养衰老，申严百刑，斩杀必当；非冬无以赏死事，恤孤寡，举阿党，易关市，来商旅，审门闾，正贵戚近习，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则其阙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纳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书之可也。
又曰：“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欬、鼽嚏、疟寒、疥疠之疾，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并兴之异，女灾、胎夭伤、水火之讹，寇戎来入相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迁徙之变。”若是者，特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
然则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时令论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为君人者法也。盖非为聪明睿智者为之，将虑后代有昏昧傲诞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举而废之，近而取之，若陈、隋之季是也。故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时令，俾时至而有以发之也。不为之时，将因循放荡，而皆无其意焉尔。于是又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荡相摩妖灾之说，以震动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乱之术也。今子发而扬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显明，则后之人而又何惮耶？”
曰：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乱之术，为之勤勤然书于方册，兴亡治乱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闻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时而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淫惑，而为祷禳、厌胜、鬼怪之事，以大乱于人也。且吾子以为畏册书之多，孰与畏人之言？使谔谔者言仁义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犹不悟，奚暇顾《月令》哉！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将以遗后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其有嚚然而不顾者，虽圣人复生，无如之何，又何册书之有？
若陈、隋之季，暴戾淫放，则无不为矣。求之二史，岂复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劲悍者，争而与之言先王之道，犹十百而一遂焉。然则《月令》
之无益于陈、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
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幼年家贫，苦读诗书，9岁能文。元和元年进士。有《元氏长庆集》传世。
代论淮西书
某月日，山南东道节度兼申光蔡等州招抚使、检校司空严某，致书前彰意军兵马使吴侍御及淮西将士官吏、申光蔡等州百姓等：奉十月十九日诏书，以某充申光蔡招抚使，某月日遣使齐敕送付界首布告讫。某顷镇太原，与吴侍御伯父相国公同受恩寄，交问岁时，欢好不绝，仅十余年，可谓至矣。及吴侍御先尚书继当宠命，某又领镇荆南，前好复修，款密如旧，吊丧问疾，礼无不时，亦可谓勤矣。某于吴侍御伯父、先父既等夷，于吴侍御实丈人行，固已私矣。况朝廷以吴侍御因丧扰惑，迷误诏旨，思欲致训，未忍加兵，仍以某为招抚之使。是吴尚书之嗣既绝，而由某有复联之望。捧诏以来，夙夜忧欢，不任怜痛之怀。
某欲上征古类，恐引论不明，切为诸公以近事灼然在耳目者言之。
今吴侍御弃丧背礼，舍父干君，诱聚师徒，希求爵位者，岂不以贞元末年，天下方镇物故，往往依凭众请而得者，十恒二三，以此为自偷之证耶？甚不然也。德宗皇帝御天下日久，春秋高，理务便安，不欲生事，或谋及卒伍而置师长，盖一时之权也。今天子二十八即皇帝位，控一海内，臣妾夷狄，赫然皇威，熏灼白日。初杨惠琳、刘辟、李錡犹守故态，谓朝廷未即诛擒，曾不知逾月之间，皆头悬藁街，腰斩都市，此诸公之所闻见也。自是蛮夷摄窜，戎臣震惕，相与奔走朝阙之不暇。今庙堂之上，命将择帅，容易于授卿长，即吴侍御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复行于今日哉？此众不可凭、位不可取之明验也。
今吴侍御蓄聚糗粮，缮完城垒，偷侵县邑，不自危亡者，岂不以贞元中吴相国为谗邪所斗，错误朝章，韩太保率众奉词，而吴相国终以宥免，又以此为自偷之证耶？又不然也。日者谋议之臣，算画不审。韩太保行阵之将耳，总统非所长，而又徵天下乌合之众以授之。是以迁延进退，不时成功。然犹吴相国悔过乞降，深自咎责，朝廷多之，仅乃全活。且吴相国躬服节俭，衣食与士卒同，蓄货力耕，向三十载，然后粗能支一战耳。今吴尚书驭众日浅，吴侍御年位俱卑，诸将之在下者，皆怏怏苟容，非有威怀信服之志。百姓日蹙，赋敛月加，天兵四临，耕织尽废。窃闻壮者创而为兵，老弱妻孥，吞声于道路，而欲以吴相国三十年拊循积聚之力为自比，甚相悬矣。况国家命全军之将，用不竭之资，乌尚书董怀汝之师，李尚书举陈许之众，柳中丞以鄂之全军军于安陆，令狐中丞以淮南之锐旅屯于寿春，某以襄阳之劲卒数万集于唐，而又益之以魏博之骁骑，江陵之强弩。以攻则彼有压卵之危，以守则我无出疆之费。用三州之赋，敌天下四海之饶；以一旅之师，抗天下无穷之众。虽妾妇騃孩，犹知笑之，而况于义夫壮士哉？
若圣天子推含垢之化，图不战之功，使环而守之。塞其飞走，则男不得耕，女不得织，盐茗之路绝，仓廪之积空，不三数月，求诸公于枯鱼之肆矣。傥或神算风驱，天威电激，使齐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则自穷，分而应之则不足，东抗则西入，南备则北侵，腹背受攻，首尾皆畏，赤族之刑既迫，舆榇之计方施，则固难期于曩时之宥免矣。此又力不可支，势不可久之明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