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之。彼以铜非己地所出，乃多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中国之人爱其异而贪其宝，争以泉货而市之。彼得泉以归，则铸为铜器以便其俗。故钱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贫，而国家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
边要之地，宿兵者三世
矣；河汾之间，兴师者数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铸之不绝于时，一至塞下无复返者，此中国之泉所以耗而边民之豪得以聚而积之也。故中国之物其直轻，由于钱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于钱多也。国家诚能止钱货之运而若谷若帛，募富商巨贾致于塞下，使就取其符于江淮京洛间，或泉或货，杂支以偿之。若此二三岁，而中国之泉不营而自给矣。当今之策，莫此为便，而国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
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
益广，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有市铜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今诚能稍严其禁，以为之限，是亦策之一得也。而国家不知行焉，反谓于国体有纤削之谓，此未至者四也。
此四者，泉货之弊根在焉。
泉之有此四者，犹水之有四窦，木之有四蠹也。今诚能窒其四窦，拔其四蠹，则不变旧法而泉可足矣。苟四窦未能窒，四蠹未能拔，虽一变其法而为苟且为利，愚恐有损而无益也。且变法者谓铜之耗竭矣，苟为铜之耗竭，则虽以一大者当百小者，然后可行焉。其次则以一大者当五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其下则以一大者当二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夫民诱于薄利，虽销一为二，犹且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颈，犹将窃铸而不已也。欲严其禁，则抵冒盈天下；欲宽其禁；则奸滥盈天下。若之何而可为哉？且变法之祸见于前世矣。汉武时改钱法而铸白金，于是吏民盗铸而死者不胜数。王莽之世，又为泉货六品，与贝化龟宝之类参而行之，天下破业而陷刑者相望于道。吴孙权亦铸大钱，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从而罢之。唐明皇时，从第五錡之策，铸为三品，法愈严而犯愈多，商农之业皆失其利，有饿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变法之祸也。今不窒其四窦而拔其四蠹，而欲袭前世已然之祸，愚未知其可也。
议仓
世之言治法者，莫不以三代唐虞为之本而两汉隋唐为之末。然三代唐虞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得其便，两汉隋唐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失其利也。故善言治者，不在乎援古高论，在乎当而已矣；善言法者，不在乎超世迈俗，在乎宜而已矣。
夫义仓者不兴于唐虞之世也，不建于三代之君也，不起于两汉之时也，盖始于隋而盛于唐者也。其道以振乏为本，以恤民为先，以博施为法，以乐输为率，以众赖为便，以义和为名。各于其社树之以仓，各令其民入之以谷。
设其官守，严其戒令。丰岁则劝课而输之，凶年则发彻而散之。不烦于刑而民乐从，不费于国而民无困。于上有救贫恤饥之政，于下无转沟殒壑之苦。以言其济施，则仁之厚者也；以言其输入，则义之广者也；以言其取与，则和之至者也。其在隋则长孙倡而始之，其在唐则戴胄举而行之。文帝从长孙之计，于是民俗以安，国费以省，邦储以厚，而卒能成大业之治焉。及太宗从戴胄之言，于是和气以洽，仁风以畅，王业以固，而卒能成贞观之风焉。降及天皇，其法始敝，弗以为博施之本而为军国之费，弗以乐输之赋而为征取之科。自是之后，名存而实废矣。由此观之，前世所以恤民而后世所以暴民，明主所以为治而昏主所以为乱者，其义仓之谓乎？
国家革五代之苛，建一王之治，于兹有年矣。
租赋之调不为不中也，配敛之科不为不节也，赈恤之政不为不行也，敝滥之源不为不究也。然此岁以来，急于边费，以征以取，浸暴于常。而又有聚敛之臣，贪残之吏，剥下以奉上，刻私而徇公，往往窃前世恤民之法而为当今敛民之调者，累累皆是，则义仓者亦其一端也。夫昔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者也，今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昔之义仓，务所以安之；今之义仓，务所以掊之。昔之义仓，则立仓于社，聚谷于众，年丰则取之，民饥则与之，不令而民从，不督而民劝，故曰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也；今之义仓，则有仓之号而无仓之制，有义仓之名而无义仓之实，约租之多寡而增其数，计入之丰约而定其籍，年丰则有以取之，民饥则无与振之，故曰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诚能复隋唐之法而建其仓，探隋唐之本而行其义，则恤灾弭患、安民泰俗无大于此者。苟不如是而徒立其号，以为征取之术，则不若勿行之愈也。
黄河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此后世之患也。
若治水之说亦有焉，
昔是之时，水害遍于中国，尧能得禹之材而属任之，禹能知水之性而顺导之，然后水之害熄。其法之可见者，《禹贡》是也。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余年无水害。周定王之时，河始徙禹之迹，自此水之为中国害者特河耳。
汉以来言治河
者众矣。齐人延年则以谓宜出之匈奴。许商、韩牧则以谓宜复其故道。田蚡、谷永则以谓宜属之天事。关并、贾让则以谓宜弃水冲之地以肆其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势。王横则以谓宜徙之宽平。王延则以谓宜为堤防。平当则以谓堤防不可以为固。张戒则以谓宜驰灌溉之防，使水得自去。
数说者各异，然未尝
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经，求经看莫若《禹贡》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进其说，故考之而无本，推之而难行，此舍经之害也。
方汉之时，经术
虽不盛行于天下，然学经者犹不尽废，而害已然。至今千有余年，言经者益少矣，决事者用私见耳。故明策以谓《禹贡》之学久废，而以访问于学者，此可谓于千载之论中其所大蔽，当今之务明其所大本也。
夫《书》称五行，水曰润下，
则就下者水之性也。禹知其然而治之，欲使顺其归。盖地之形，雍州高而兖冀下，故其有事也，始兖冀而终于雍，此高下先后之异也。天下至广，百川至众矣，使小水皆致其力，则功有所不逮而日有所不给也。故治江之道，使之顺则河、潜皆得合而行；治河之道，使之顺则漳、滏皆得附而泄。它水皆然。故用力少而败功多，用日近而见效远。故所谓治其大而小者从之，能知其要者也。曰江、曰淮、曰河、曰济，经渎之所最大而施功之所最多，此其名之尤章章可见者也。计其力则州十有二师，九州当二十七万人，计其日则四年而毕，此用力多少之数也。夫禹之于水，知其地形高下、所治先后，又知其法之要，又能审其名，揆其功，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此所以能去水之败也。
宋兴，百川循道，为败者不过于河，兴国之间防村之决为尤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今横胡、商胡再决，自天子大臣谋救讲利害之勤矣，明策访《禹贡》之法于学者，必将要之可行。夫古今之变虽殊然也，形之高下不易，至于明其所治之先后小大与其法之要，而辨其名、审其用人之多少，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则禹之迹有不得尽循，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在详酌而法之耳。
为治论
夫修先王之法度，而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以成其化，则其体虽大，四海九州虽广，其治不难至也。不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则虽有良法不能行。不守之以法度之具，则虽有笃好之能，至与两者之皆废。则其体虽小，其去人虽近，有不能集于治者。
或谓：先王之法度去今千有余岁，不可行也。夫修先王之法度，非必服古衣冠，乘车出入，席地而坐，用俎豆之器、俪皮之聘，然后为治也。复农于田，复士于学，复官于职，复兵于耕，复佛老于无，以正民之业，制礼节用以养民之财，修仁义之施以教民之俗，先王之法度，大者不过乎此。而因今之器，顺今之变以行之，归之乎不失其所为之本，不务其末而已，时之相去虽万岁可行也。
楚汉陈隋之际，天下争于战攻，人之在者少矣，耕之废孰有甚于此时？而文帝、太宗能养之以少求广爱之思，诱之以自然这势，败数岁之间，耕者有余食，然则农非不可复于田也。
秦既焚书册，绌礼义，绝天下之学，未有酷于此时，而汉武以来立学校，专之以经，励之以行，其制未可谓备也。其中间又或存或熄，然而士皆蒸薰渐渍，至于东汉之日，怀道德、救衰微之君子皆由大学而出，然则士非不可以复于学也。
秦、隋之亡，在位者皆不称其任，人才之不见，未有甚于此时也，及汉、唐受命，高祖、太宗设百职之员，充其选者皆向时之士，非借才于异世也。用变业而示之，则人人自奋，争出其才，求将相则得将相，求百执事则得百执事之才，欲除敝则敝革，欲修政则政举，无求而不得，无为而不成。由是观之，顾所以厉之而所以用之如何耳。汉武之末，纲纪大坏矣，官之耗乱未有甚于此时也。及宣帝总核名实，信赏必罚，而公卿百官皆称其职，然则官非不可复其职而使也。
隋唐之际，无井田之法千有余岁，兵之易农未有久于此时。天宝之后，将立于军二百余年。而至周，天子又军中之所立。天下之势劫于兵之骄，患于兵之不可用，未有极于此时。而太宗能开府设卫，则兵归于田。世宗能诛其奔军之将，则行师四方无不如其意者。然则兵非不可复于耕而使也。
武宗之时，佛入中国千年，人之相化，家酣而户溺矣。然而一朝去之，受冠带而为民者几五十万，曾无一人之阻，然则佛老非不可复于无也。
魏、
唐之际，毛玠、杨绾之势耳，然而变千岁之奢，不旋日而效，然则何患乎制礼节用之不可行也。
秦、隋之后，灭廉耻、扞文网，未有如此之熟烂也。然而文帝、太宗一日变之，则人人自厚，大臣至耻言人过，百姓至不烦于刑，然则何患乎仁义之不可施、俗之不可变也。
凡吾之欲行者，此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择之而未精，为之而未详，然而亦各随其小大深浅而如其计，见其效。苟有大有为之心，则知明先王之法度而用之，先之以笃好力行之义以成其化，其说非迂，其道易行也。
昔秦设首功之科，驱人于敌场，非伤即死然，而士皆靡然乐斗而喜战，此岂徒畏法哉？以秦之笃好力行之以移其俗也。今为治不改其业，不违其欲，所行者常礼，所为者常道，谨其节文而尊其行，养之以学校，而率之以身行，示之以所好恻怛恳诚之心，其亦孰有不从而劝者乎？且民之生不见先王之法度，不闻其教而日习于今之俗，故不能无恶也。使皆粲然日见恭俭之节、仁义之施，晓然皆知其行之易成，其物之易足，上之所好之在此也，则亦何为而不率乎古之人？
得其时、推此道以行于天下者，唐、虞、禹、汤、文、武之君，皋、夔、益、稷、伊尹、太公、周公之臣是也。不得其时，守此道以俟后世者，孔孟是也。其法已行，其效已见，告后之人使取而则之者，六经是也。然而士之欲有为者，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遂若不可以为者，何也？昔周之衰，诸子之徒散之诸侯，管、晏、孙、吴、申、商之徒是也。诸侯用之，或伯或强，仪、秦之说至倾覆也，亦安中国者各十余年，彼岂不效见于一时哉？然而孔子恶其小，曾子耻其卑，至于孟子，尤独患之，何也？盖以其非尽爱人之意，非极于治人之体，非醇于教人之法，非备于防人之具，为之以亟而见于事者陋，欧之以势而强于民者薄，偷合于诸侯而用，焉可也？本之以先王之法度，推之以化导之方，则彼恶足以论乎？
今其为失固已明矣，非必过人之智而后知也。天下之士固尽学于孔子矣，而欲有为者复不能自信，此亦千岁以来学者之患也。何哉？世之学孔子者，读书求治乱之际，未尝不知其治由先王之道，其乱由后世之失也。欲有为于当世，莫若推其所学于孔子，而知者力行之，就其所以为治乱之故，其于公事最切，而于计最通也。而先王之道，有非俗之所能就；后世之失，有非俗之所能去。方其势牵于上下也，不能去之而不苟，一则仆仆焉而求进其说，一则乐其与之合而自小也。于是则宁贬道而随其失，不从先王而从近世，至不胜其弊也。欲治人之所为者反病之，欲正人而自我者反违之，其为之以亟，其欧之以薄，举其一，遗其二，急其末，忘其本，一切不异于诸子之为，又从而为说，曰近俗而易行者，尚无可奈何，安能以迂远之道为？呜呼！何其惑也。
夫所为者
得，固可以救其失，所行者大，固可以兼其小，未有所为者失而其效反得，所行者小而其至反大。此所谓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也。
为此者有原
讲之而不明，守之而不固，汲汲乎欲有为者，固不可以为者是也。使其得君矣，则先王之法度，其说非高，其具甚易，何顾而为彼乎？孔子于周之末世，守二帝三王之道而不苟，孟子亦于其后守孔子之道而不苟二子者，非不欲有为也，知不本先王之法度则不可以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强通。故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守之以终身，传之以待后之学者，此二子之见所以异于众也。
故闾巷之匠，规矩指画
不可以非，不可以苟作而妄从，虽不用于世，其法度犹存，其为技犹良者，天下之知为匠者也；规矩指画既非矣，苟作而妄从矣，虽用于世，其法度已亡，其为技已卑者，天下之贱工也。天下之士亦若是自守而不苟者，天下之知为治者也，乐其与之合而自小者，天下之贱士也。天下之知为治者，有不用则非在乎人；天下之贱士有用有不用，非常在乎己。士之欲学圣人之道而仕者，得吾言而考之，其庶矣。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
庆历二年（1042）进士，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宋代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曾主张变法。王之诗文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又都情辞并茂，具有浓厚的感染力，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着有《临川集》。
王霸
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与霸，其所以用者则同，而其所以名者则异，何也？盖其心异而已矣。其心异则其事异，其事异则其功异，其功异则其名不得不异也。
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
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则不然，其心未尝仁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尝义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义，于是示之以义。其于礼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为也，唯恐民之不见而天下之不闻也。故曰其心异也。
齐桓公劫于曹沫之刃而许归其地。夫欲归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许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则勿归焉可以也，而桓公必归之地。晋文公伐原，约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则虽待其降焉可以也，而文公必退其师，盖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为仁义礼信，亦无以异于此矣。
故曰其事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