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之意，以霸统重其实，而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过乎实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过乎实也。则吾以章子为过乎圣人。圣人不得已则不能以实伤名，而章子则能之。且吾岂不知居得其正之为正，如魏受之于汉，晋受之于魏。不如至公大义之为正也哉，盖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说，吾将求其备。尧、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汉、唐以功，秦、隋、后唐、晋、汉、周以力，晋、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说而与之辨。以实言之，则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尧、舜而下得统者，凡更四不如，而后至于晋、梁焉。而章子以为天下之实，尽于其正统霸统之间矣。
欧阳子纯乎名，故不知实之所止。章子杂乎实，故虽晋、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恶，而其实反不过乎霸。彼其初得正统之虚名，而不测其实罪之所至也。章子则告之曰：“尔，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为霸，则章子之说，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岂曰弑君者其实止乎霸也哉，盖已举其实而着之名，虽欲复加之罪，而不可得也。
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为在汉、唐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后唐、晋、汉、周得之，吾犹有憾焉，奈何其举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呜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实也。霸之于王也，犹兄之于父也。闻天下之父尝有曰尧者，而曰必尧而后父，少不若尧而降为兄，则瞽、鲧惧至仆妾焉。天下将有降父而至于仆妾者，无怪也。从章子之说者，其弊固至乎此也。
故曰：莫若纯乎名。纯乎名，故晋、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统，而其弑君之实，惟天下后世之所加，而吾不为之齐量焉，于是乎晋、梁之恶不胜诛于天下，实于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尧、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轻重其君有是也。”以为其霸统之说。夫执圣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说而不可。吾亦将曰：孔子删书，而虞、夏、商、周皆曰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为吾皆曰正统之说，其谁曰不可。圣人之于实也，不伤其名而后从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民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伤。若章子之所谓霸统者，伤乎名而丧乎实者也。
论治道二首
道德
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主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何谓至诚？上白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侍之，不可以丝毫伪也。如此，则四海之内，亲之如父子，信之细心腹；未有父子相图，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丝毫之伪，一萌于心，如人有病，先见于脉，如人饮酒，先见于色。声色动于几微之间，而猜狙行于千里之外。强者为敌，弱者为怨。四侮之内，如盗贼之憎主人，鸟兽之畏弋猎。别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谓至仁？视臣初手足，视民如赤子，战兵、省刑，时使、薄敛，行此六事而已矣。祸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狱，灾莫深于舆士功；毒莫甚于夺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阱，而伐国之斧钺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胜用也。《传》曰：
“至诚如神。”又曰：“至仁无敌。”审能行之，当获四种福。以人事言之，则主逸而国安；以天道言之，则享年永而卜世长，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试之效也。去圣益远，邪说滋炽，厌常道而求异术，文奸言以济暴行。为申、商之学者则曰：“人主不可以不学术数。”人主天下之父也，为人父而用术于子，其可乎？为庄、老之学者则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匆狗。”欲穷兵吁武则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国。”欲烦刑多杀则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敛则曰：“吾以强兵革而诛暴乱，虽若不仁，而卒归于仁。”此皆亡国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尝用之矣，皆以经术附会其说。《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违众而用己，己之耳目，终不能篇天下，要必资之于人，爱僧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润肤受之说行矣。
然后从而赏罚之，虽名为人主之威辐，而其实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窃吾威福而卖之于外，则权与人主侔矣。《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谓也；爱者，怀私之谓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胜于怀私，则事无不成。”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君当使威刑胜于惠爱。”如是，则予不如夺，生不如杀，尧不如桀，而幽、厉、桓、灵之君，长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祖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而晋，条目滋章，断罪所用，至二万六千三百七十二条，而奸益不胜，民无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津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纺塞聪，耳目所及，尚不放尽，而况察人于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专务钧考簿书，摘发细微！自三公九卿，救过不暇。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故近岁以来，水旱盗贼，四民流亡，边鄙不宁，皆不以责宰相；而尚书诸曹，文牍繁重，穷日乏力，书纸尾不暇，此皆苛察之过也，不可以不变。《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先王之理财也，必继之以正辞。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自汉以来盐铁酒茗之禁，称贷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辞曲，而民为盗。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主贼。
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近岁宫室城池之役，南蛮西夏之师，车服器械之资，略计其费，不下五千万缗，求其所补，卒亦安在？若以此积粮，则沿边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边，望而不敢近矣。赵充国有言：“湟中谷斛八钱，吾谓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不待烦刑贼民，而边鄙以安。然为人臣之计，则无功可赏，故凡人臣欲兴利而不欲省费者，皆为身谋，非马社稷计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忧，而徇人臣之私计，岂不过甚矣哉！
新论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乱，以济其所不足。不诬治以为乱，不援乱以为治。援乱以为治，是愚其君也；诬治以为乱，是胁其君也。
愚君胁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诚势，请言当今之势。
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为大则曰无乱，为异则曰有变。以为无乱，则可以无所复为，以为有变，则其势常至于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计也。
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为治之地。夫有意于为治而无其地，譬犹欲耕而无其田，欲贾而无其财，虽有锄耰车马、精心强力，而无所施之。故古之圣人将治天下，常先为其所无有而补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无患而后徜徉翱翔，惟其所欲为而无所不可，此所谓为治之地也。为治之地既立，然后从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艺之以松柏梧檟，丛莽朴樕樕：音ｓù，一种小树，无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义，动之以礼乐，安而受之而为王；齐之以刑法，作之以信义，安而受之而为霸；督之以勤俭，厉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为强国。其下有其地而无以施之，而犹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伥伥然无地而施之，抚左而右动，镇前而后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给。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为治之具而非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无其具，其弊不过于无功。有其具而无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
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齐。然其能有立于世，未始不先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农、黄帝既有天下，则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妇，联其兄弟，殖之五种，服牛乘马，作为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养，死有以葬，欢乐有以相爱，哀戚有以相吊，而后伏羲、神农、黄帝之道得行于其间。凡今世之所谓长幼之节、生养之道者，是上古为治之地也。至于尧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阙而时补之。故尧命羲和历日月以授民时，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驱鸟兽以安民生，命弃播百谷以济民饥。三代之间，治其井田沟洫步亩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夫家卒乘车马之数，冠昏丧祭之节，岁时交会之礼，养生除害之术，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后施其圣人之德。是故施之而无所龃龉。举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与也。故周之衰也，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厉之际天下乱矣，而文、武之法犹在也。文、武之法犹在，而天下不免于乱，则幽、厉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遗法尚在，故天下虽乱而不至于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坏，欲为治者，无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无楫而浮乎江湖，幸而无振风之忧，则悠然唯水之所漂，东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风则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极，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则天下涂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贤人，起于乱亡之中，将以治其国家，亦必于此焉先之。齐桓用管仲，辨四民之业，连五家之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相地而衰征，山林川泽各致其时，陵阜陆墐各均其宜，邑乡县属各立其正，举齐国之地，如画一之可数。于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诸侯，存邢卫，定鲁之社稷，西尊周室，施义天下，天下称伯。晋文反国，属其百官，赋职任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懋：音ｍàｏ，劝勉。
穑劝分，省财足用，利器明德，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然后入定襄王，救宋卫，大败剕人于城濮，追齐桓之烈，天下称之曰二伯。其后子产用之于郑，大夫种用之于越，商鞅用之于秦，诸葛孔明用之于蜀，王猛用之于苻坚，而其国皆以富强。是数人者，虽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为地者一也，故其国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齐，长短之不一。
是二者不可不察也。
当今之世，无惑乎天下之不跻于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举，百姓之患略备而未极，贤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当、种之不生，而不知其无容种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跻于大治与不陷于大乱，是在治乱之间也，徘徊彷徨于治乱之间而不能自立，虽授之以贤才，无所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败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论中
治国而为其地，非圣人而后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则仅存之国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为虞舜，其次为曾闵，而其次犹得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盖自其得为良人以上至于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为生者，子耕于田，妇织于室，养其鸡豚，殖其菜茹，无失其时，以养生送死，虽舜与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于为国而岂独无之？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
公因之，建为步亩沟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余制也。当战国之强，诸侯无道，然孟子亦以为有王者起，今之诸侯不可尽诛，惟教之不改而后诛之。故汉之兴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为汉；唐之兴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为唐。由是观之，则夫享国之长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长短薄厚，然长不得地则无所效其长，厚不得地则无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空，有所为者举而就之可也。
当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举，或简略而不务。具存而不举，是有地而不耕也；简略而不备，是地有所废缺而不完也。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今之治天下则不然。盖尝论之，自五代以来，强臣专国，则天下震动而易乱。自吾祖宗削而渐磨之，则今世可以粗安。
凡今世之所恃以为安者，惟无强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尽忘其余，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堕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为是，故兴一事而百弊作，动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阱，侧身而入河海，平居犹惧有患，而况求以驰骋于其上哉，固不可矣。
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国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则有以为拒之之具；和之，则有以为和之之费。以天下而待一国，其为有余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无它患难，而唯西北之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岁之入不能供一岁之出，是非特纳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过也。
故三事立，为治之地既成，赂之则为汉文帝，不赂则为唐太宗。赂与不赂，非吾为国治乱之所在也，治乱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与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维持之，以至于渐不可举，犹曰是养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释其楫而听水之所之，旋于洄洑洑：音ｆū，漩涡，格于洲浦，以为是固然也，其为无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时，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风俗，不至于朋党乱正、诬罔君子也，世之清议凛然在矣。公卿之欲有为以济斯世，谁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实也。
故为之说曰：居之以强力，发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于一不果于二，天下将以为言。不果者不可以强力，力虽强而辄为多疑之所败。天下之人惟能为是三者，则足以排天下之坚强，而纳之于柔懦，扰天下之怨怒，而投之于不敢。惟不能为是三者，则足以败天下之贤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无私而果敢，果敢而强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然后择其所以施之，天下将无所不可治。
新论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则患其无以施之。盖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则不可得而知。
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归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鲁也，堕其三都，诛其乱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饰贾，男女别于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鸡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于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详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