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我冠之以音乐指挥家的头衔，逐渐地我有了很多机会认识那些所谓的高官权贵。政治家们总喜欢用文化、艺术和音乐来包装自己，为的是能够向公众证明他们既可以应付得了日常工作事务，又能满足自己对美的追求，两者完全能够被很好地兼顾到。在这方面，音乐自然是政治家们的首选了。
由于自己的年少无知和不成熟，我早年对政治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现在，我开始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趋势。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合作促成的。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一个艺术家可以逃到一个受人保护与世隔绝的空间里去创作他们所谓的艺术。像托斯卡所说的那样“为艺术为爱情而活”，我是不大认可的。
当我对周围的政治局势持有不同意见时，我会用语言方式或是音乐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作为一个指挥家，我通常是用音乐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尽量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保护身边有危险的人，还有让他们学会思考，尤其是让人们学会思考，因此，我肩负的责任重大。我用我的音乐表达我对越南战争的□□，同时也和波斯尼亚的人民一起去反对希腊的□□政治。
通常，音乐会举办的地方都会给商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但这是否是对音乐本身的误解，人们各执一词。不管怎样说，音乐必须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1970年，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庆典如期举行。其中一项庆祝节目就是以色列爱乐乐团举行的音乐会，我也应邀前往联合国总部指挥这场音乐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任务。周年庆典那天，自然有许多的国家首脑出席这场盛会。我和以色列爱乐乐团将在音乐会上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配以席勒的诗句，也首次演出了潘德雷茨基（Penderecki）的《宇宙起源》（Cosmogony）。演出要求要能营造出恰如其实的现场氛围。毋庸置疑，我们为之不得不进行高强度的排练。即使乐队反复地排练，但面对家喻户晓的贝多芬的巨作和难度相当的新作《宇宙起源》，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反复排练。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我们的排练不得不暂停，因为联合国大会安排理查德•尼克松向各国代表发表一个演讲，而时间恰恰是在我们彩排的时候。幸运的是，在周年庆典开始前会为尼克松总统单独举行一个晚宴，我和南希正好坐在尼克松总统旁边。当总统主动谈起即将举行的音乐会时，我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告诉他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仅如此，我还跟总统强调演出开始之前的排演是非常重要的，不只因为潘德雷茨基这部作品是首演，还因为联合国大会音乐厅的音响效果不甚理想，我们不得不事先了解清楚所有情况。
我想，该说的已经都说得很清楚了吧。尼克松总统听完我的话，立即决定让他的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重新安排演讲时间。基辛格接到这个指示后非常地愤怒，因为联合国总部大厅的使用分配并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但这毕竟是尼克松总统的指令，无论基辛格有多么大的怒气也不得不执行。演出结束后，我和基辛格在电梯里又遇到了。他非常生气地向我咆哮道：“你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
听了基辛格的话，我心里并没有一丝内疚。相反，我倒是认为尼克松总统真的非常善解人意。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为这个小小的请求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为了让我可以在演出之前排演，尼克松总统的演讲不得不推迟到另一天举行。基辛格对我有一大堆的抱怨，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认为是我打乱了整个庆典的安排。最后，他竟想出了一个疯狂的主意：他决定让各国首脑前往华盛顿，而不要留下来听贝多芬和潘德雷茨基的音乐演奏。事后，英迪拉•甘地写信告诉我她非常希望欣赏贝多芬的音乐，但不能拒绝前往华盛顿。
随后的几年里，我和基辛格成了好朋友，我们也常聚在一起谈论当时发生的那件事情。我想能和基辛格化敌为友得归功于音乐，正是因为音乐让我可以和政治家们欢聚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