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这次纽约爱乐乐团邀请我担任他们新的音乐总监时，距那件事已经发生整整十年了。人们已渐渐淡忘了过去对我的态度。最后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位，并从1978年开始和他们的正式合作。让我更开心的是，纽约爱乐乐团的工作条件相当舒适，而且与我其他工作也毫不冲突。除此之外，我们签署的合同依照我的意愿，规定为不少于16周的工作时间。
我到纽约工作之初，当地的媒体对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方面，我在1967年对纽约爱乐乐团进行炮轰一事又被人们翻出来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大家觉得我来乐团指挥仿佛是上天的特意安排。享誉世界的著名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于1936年4月29日在纽约爱乐乐团举行了自己的告别音乐会，而这一天恰好是我出生的日子。
重返纽约爱乐乐团工作，乐团的音乐家们并没有因为以前那件不愉快的事而对我有所介怀。相反，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我和纽约乐团签订的合同期限也由原本的3年变成了13年，那些丰富多姿的岁月！不管是音乐上还是个人情感上，我对乐团音乐家对我的包容都心怀感激。我对我工作的这个新环境感受到了百分之百地忠诚，对这个伟大的乐团能理解我而肃然起敬。和乐团合作的13年来，我不仅收获了音乐上的成功，也收获了和同事们之间深厚的友情。
关于纽约媒体对我的反应，需要在这里谈一谈。我在纽约工作的最后一年遭到了一系列恶意的攻击。刚开始的时候，《纽约时报》的哈罗德•勋伯格（HaroldSchonberg）总是尽量平衡对我的褒贬评论，但他的继任者却不断地刁难我。但当我再次被邀请到乐团作为客席指挥，我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我走上舞台第一次进行排练时，乐团全体奏响了《向统帅致敬》（HailtotheChief），这是美国总统的官方进行曲，大家都热烈地欢迎我的到来。因为，在纽约爱乐乐团的每次客席演出中，我都有一种极大的音乐满足感，而且我也会将他们的高水平演奏带到世界各地的音乐会上。
虽然每次读到一些对我不利的报道，我会感到沮丧甚至愤怒，但这样的感觉也就顶多持续15到20分钟。我想，即使是乐团音乐家们读到这些报道他们也不会在我背后议论纷纷，我们依然像平常一样演出。
其实，只要这些报道是基于客观事实，我是完全不会反对的。但有些评论家的报道完全只抓住事情的表象就写一些歪曲事实的、毫无意义的评论。我在这里想举出两个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
我们当时正在纽约用12件管乐器和低音提琴演奏莫扎特降B大调小夜曲《大组曲》。这部作品需要专门的巴塞特单簧管，这种管乐器我们曾经也使用过。最初波西米亚音乐家把这种巴塞特单簧管带到了维也纳并在18世纪末得到人们的喜爱。巴塞特单簧管发出的声音非常特别，介于单簧管和低音单簧管之间，莫扎特在他的《后宫诱逃》和《安魂曲》中曾使用过这种乐器。巴塞特单簧管非常难演奏，只有音乐家深谙其演奏技巧才能奏出动听的音乐。当然，我们乐团里有几位擅长这种乐器的演奏家。但让我意外的是，我竟然在报上读到这样的评论：评论家们声称指挥家梅塔不赞成使用原来的演奏乐器，并且对演奏原创音乐有特殊抵触情绪，这就是为何《大组曲》不幸地在演出中使用了使用两个低音单簧管演奏，而非莫扎特规定的巴塞特单簧管。读者们看了批评家的这些评论当然会深信不疑，所以我感到非常生气。我想当一个人面对这样公然的误解，他肯定不可能继续正常工作了，这对他产生的影响不可能说没有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