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每每有些类似围城的悖反现象，譬如专业治史者觉得史学无用，不能影响社会，总想逃离，而出身本行不是研究历史的反而好讲历史，巧舌如簧，大受欢迎。前者喜欢说理，又并不擅长，引新知借别科，越说越不在理；后者专讲故事，不免添油加醋，杜撰太多，形同演义，已非历史，却栩栩如生。坊间喜其生动，无所谓真伪，一般而言也无伤大雅。或者痛心疾首，以为天塌地陷，实则《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并驾齐驱的情形由来已久，各司其职，无须划一，也无法统一。奢望大众用《三国志》讲三国，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否则了无生趣。只要学界不以《三国演义》来讲三国，就无大问题。作为专业人士，倒是应该反省一味说理的流弊匪浅，事实说不清，道理讲不明，历史著述读来味同嚼蜡，坊间毫无兴趣，业内也不以为然。
相比求真的史学日益看重雄辩，新闻从业者则极力标榜让事实说话，唯恐别人认为主观。其实新闻能够披露出来的信息至多不过百分之一，无论貌似多么客观，取舍过滤仍是主观。只要不过于偏宕，倒也无伤大雅。而本应以叙事为基本的史家，却总是觉得材料和事实苍白无力，以为材料太多，说法各异，无由取信，无所适从，甚至误信域外浅学的谰言，以为事实不存在，不可求，反而觉得灰色的理论最有力量。历史哲学属于哲学的范畴，对史学或有借鉴作用，但不能替代史学方法，更无法指导处理材料。而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应该应用于研究过程，不是通常所见出现在表述阶段装潢门面。况且一般史书所讲道理，多为别家的常识、陈言或套话，不见精彩，不合实情。除了方便新进或懒人延续教科书式的解读历史，越是高明，越少烙印痕迹。
有的近代史著述喜欢自说自话，或代古人立言，至于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往往隐藏甚至湮没在众说纷纭的讲理之中。治古代史的学人对于近现代史著述征引文献的方式每每有所诟病，认为摘引只言片语，容易断章取义，而概括称引，又不免任意取舍，误会曲解，说是引述前人，实则强古人以就我。其言虽然逆耳，的确切中要害。近代文献，文辞看似浅近，因为涉及古今中外的方方面面，加之数量庞杂，又未经前人整理注疏，研究者限于学识，只能预设架构，将能够读懂的部分抽取出来，作为论据，其余则弃而不论。对读书须掌握全篇本意的应有之义毫不讲究，更不要说对比参照所有相连相关的文本，前后左右通语境。姑不论舍去的其余或许更加重要，单就举证部分而论，抽离本来的时空位置，所指能指势必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异。
诚然，近代文献繁多，若是详细而全面举证，往往不胜其烦，编辑无法容纳，读者难以卒读。此事令以处理史料见长的史学二陈也颇为头痛。简单的排比罗列，形同堆砌材料，既不能深入问题，又影响文气贯通和意境呈现，的确不足取。可是，如果因噎废食，等于鼓励随意取证，纳入各种后出外来的观念系统之中，而美其名曰史论结合。久而久之，有违情理变成天经地义，不仅自行其是，而且裁量他人，俨然已成行规。但凡看见征引较多，即视为不加分析，没有理论，完全无视引文与行文是否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史学首重纪实与叙事，纪实的功能触碰公私各方的隐私，后来受到多方面制约，希望有所超越，于是有文不能必录，导致两方面趋向，一是还原史实成为修史的前提，二是材料的应用不再局限于纪实。叙事必须依据材料，史料的应用，在史论的架构中，往往流于陪衬，片断摘引只是作为论点的论据，而在叙事的框架下，应当比较近真及得其头绪，并作为历史叙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呈现。由此可以还原包括思想在内的历史本相及其发展演化的具体进程。史家不是以旁白甚至直接登台的形式告诉观众历史是什么，而是用引述的方式使过往的人事重新鲜活跃动起来，像戏剧一样生动地重现于历史舞台之上，让观众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因此，修史首先应当尽可能复原历史的原声原貌，前提是尽可能多地保留史料的原汁原味，并以经过比较验证的史料构成史学的要素。
作为阅读者，应当积极调整阅读习惯，学会倾听历史的原声，不要把后来的认识与历史的事实相混淆，仔细体察领会文本传递出来的前人本意，进而看出由史家拼合连缀而成的历史图像是否适得其所。不能迁就阅读习惯而跳过引文只看行文，因为这很可能是跳过事实依据去看认识结论。所谓本意，应该是全面的，不能盲人摸象，断章取义；应该是准确的，不能望文生义，凿空逞臆。摘取片断的征引往往是部分的意思，之所以被征引，未必是在文本史事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只不过是征引者在自己预设的架构里想问题才觉得重要。望文生义的结果是误读错解，符合征引者的认识却常常有违事实。完整地倾听历史的原声，才能防止任意取舍史料以形成观点，防止别有用心地隐讳、移位或曲解。心术不正的欺世盗名之徒滥用史论形式，混淆视听，易于得逞。理顺史论关系，让所有的材料与事实适得其所地回归时空原位，即使用于防闲，也有积极意义。
前人的文本都有各自独特的意涵，即使在记事的部分添枝加叶，添加的行为本身也是历史事实的组成部分。追究所记录的事实之时，所添加的枝叶或可比较而剔除，但是如果追究其如何添加、为何添加，不仅也是近真的必须，而且对于解读所记录的事实也颇有帮助。倾听当事人亲历者述说他们各自的经历，从罗生门式的言人人殊可以逐渐走进历史的现场，进而将对历史的认识通过叙事自然呈现，而不是用主观色彩很强的议论强加给读者。
治史如老吏断狱，法官断案，先要详细听取两造的陈述、辩词及取证，了解案情，才能依据法理和律令进行审判。若是先入为主，想当然地据理援例，不知会造成多少冤屈。同理，治史首先要竭泽而渔地网罗证据，透过表象的蛛丝马迹，揭示背后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而究明事实本相及涉事各人的本意。所有分析的理论模式，旨在梳理证据，还原案情，不能削足适履地照搬套用，将证据案情作为法理的注脚。况且治史较审案对还原度要求更高，所谓铁案如山，后者只要关键证据过硬，前者必须全体水落石出。
由此可知，叙事并非不讲理，只是应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再讲道理，或是考史叙事的过程中呈现出理之所在。而且所讲道理应源自事实，而不是简单地将事实当作别人所讲道理的注脚，甚至套用别人的道理来讲事实。今人模仿域外研究，不顾其模型学理并非生成于中国，也未必适用于中国，一概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照搬套用，削足适履，以牺牲中国的历史为代价，所论不过证明其道理的普遍适用。一般而言，如果复杂的历史事实真的梳理清楚，所蕴含的道理大都已在其中，不言自明。况且将思想还原为历史，究事实的同时也是在讲道理。这一切，都有赖于耐住性子倾听历史的原声，只有听，才能懂，不听则永远不可能懂。如果听不懂，应该提升能力，而不是因噎废食，放弃倾听。
史学的叙事与说理，应以前者为基本。史事的本相不会改变，却不能自动呈现，要借由史料才能重现，而关于同一史事的不同史料记述各异，必须比较而近真。对材料与史事的取舍、解读、认识各异，由此便出现同一历史的不同叙述，影响及于后来历史的著述。前后几件史事彼此联系，也必须比较才能得其头绪。既然史事由整理材料而呈现，比较不同的史料就成为叙事的凭借和重要环节，不能将史料与史学分离，更不宜将史学理解为说理，将论置于史之上。且看包括会议和时段、专门领域的各种学术综述，乃至学位论文和专题著作所称引的先行研究，每每只是罗列各家的观点，却没有深入探究所说的依据是否经得起材料和事实的验证，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其实是缺乏学术判断力和鉴赏力，越是等而下之，越是不胫而走。那些林林总总的老生常谈和奇谈怪论，往往披着论的华服。
治史要有理论且突显论的重要性，不无将说理置于史学功能的首位之嫌。此说缘于将研究历史的目的定位为发现历史规律，又误以为历史规律是求同而来，将史学混同于社会发展史。所谓规律，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历史上的所有人事均为单体，不可能完全重复，所以不能用一般科学原理来求，尤其不宜于用逻辑的归纳法。历史规律是单体人事前后左右无限延伸的普遍联系，这与史学首重叙事正好高度吻合，也是历史研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所在。
认真倾听历史，放弃后来者自以为是的评判，不带成见，约束主观，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并尽可能完整恰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历史爱好者尤其是读书种子和专业人士，应调整改变固有的阅读习惯，将引文行文视为一体，了解所陈述的史事并欣赏所释放的原音。虽然引文行文仍有文白不一的驳杂，可是若统统改由转述，文体看似一贯，文字却难免繁琐，且容易变形走样。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保持原态，以免发生二次错误。从这一角度理解傅斯年材料越生越好的说法，不无可取之处。
倾听历史的原声，当然有不同的主题，因而也会有所取舍，并非完全随波逐流，堆砌罗列，既不能跟着前人讲言人人殊的故事，也不能无视历史意见侈谈自己的认识。近二十年来，以集众的形式进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同时展开近代中国史事编年系列的编撰，其间认真揣摩长编考异与比较研究的相辅相成，并尝试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取径与做法的重要基础。按照历史本来的顺序，在整体脉络之中展现各自在相应时空位置之上的相关言行，成为努力的方向。
史论关系的紊乱，间接造成的另一副作用，就是学术评判尺度准则的失范失准。评价学术，须对前人研究、相关材料以及问题本身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缺一不可。不读书而直接进入专题研究，放大了举证立论的随意性，使得学术研究的“聚讼”越来越多。加上近年来学术小圈子化日趋普遍，各说各话，导致学术判断力与鉴别力严重下降，不能分辨妙笔生花与头头是道是否经得起材料及事实的验证。学问的高下本来就有从者众寡的分别，普遍而言，越是等而下之，越是容易引起广泛共鸣。撰写书评，论著的水准与获得的评价常常适成反比，佳作未必能得到即时反应，劣品却有时好评如潮。更有甚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研究已经进到“习相远”，自己却还在“人之初”盘旋，且不知其陋，无知无畏，放言妄论，信口雌黄，吠影吠声，甚至居心叵测，深文周纳，恣意攻诋，混淆视听，欺世盗名。尽管天下人不可尽欺，但因为学术鉴别力判断力的普遍缺失，不能恰当判断包括本专业乃至本专题在内的学术高下，心术不正者也每每能够得逞于一时。
学术的评判者或主导者若是缺乏学术判断力和鉴别力，势必给相关学术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严重影响一代学术的标高。由于鉴别力和判断力严重不足，分辨不出高下良莠，获取信息的过程往往发生负筛选，以疮毒红肿为灿若桃花，个人的学问固然难以长进，附和与提倡也难免倒行逆施，以至于潜心向学者举步维艰，投机钻营者反倒畅行无阻。长此以往，无知无畏的门外文谈和认认真真的表面文章大行其道，乱象横生，学将不学，学问很难获得提升进步的空间。有鉴于此，手握学术评判权者，不但要独具慧眼，目光如炬，且务必慎之又慎，高度自觉自律，千万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须知学术评鉴不仅考验被评判者，更重要的是考验评判者的学识与人格，评议须恰如其分，否则无论捧与棒，都是力不胜任的表现。如果眼力不济，还只是学识有限，不过自曝其陋，如果居心不良，就未免学行有亏。而任何评价的言辞及其相关的过程，都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将由无尽的来者反复检讨衡量，今日的随心所欲或人云亦云，都可能成为后来居上者眼底口中的笑料笑柄，难免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