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埃里·阿尔诺说：“我们知道人是天然磁场有敏感的反应。我深信某些地质因素——不同的土质——对于人体器官会产生影响：花岗岩质土地内含有放射性元素氡，它能增加住户患肺癌的危险。此外，空气离子化使人感到紧张和疲乏也已得到证实。
“然而，在人体组织结构上却不会产生明显的症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细胞的新陈代谢将受到影响。而且根据每人适应能力及抵抗力的不同，分别会产生失眠、疲劳、偏头痛及湿疹病等。”
法国梅斯大学生物学教授、欧洲生态学研究所所长——玛丽·佩尔特说：“20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电磁波及辐射之中。它们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影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些振荡是否有害？应该郑重地、科学地提出这个问题。”
巴黎市一位居民说：“12年来，我一直住在蒙马特尔高地的一套公寓里，饱受来自埃菲尔铁塔的调频电台无线电波的侵袭。我经常莫名其妙地焦蹀不安、失眠并且患有耳鼻喉疾病。刚搬到这里时，我以为是工作、家务操劳过度而引起的。
但我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求医依然无济于事。后来，终于有一家控制和安全事务所替我找出了原因：原来我房间内的静电电压大大高于能够承受的限度。”
在地球生物学的诞生地美国，人们目前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新时代的人们在乔迁新居或布置房间时都要请地球生物学家检测环境。
在中国古代，需要测量的不仅是空中的电磁体，还有地下流动着的经络。它们可统称为龙脉经络。
张岱年论天人合一观
《易经》成书，时代久远。内容博大精深。其中“天人感应”、“道出于天”，是其核心。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中的一员，人类的认识，“近取诸物，远取诸身”，从物质、意识到精神都与客观的自然界相应相通。“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是反映物质的、客观的自然，人指人事，人类社会。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的心、性与天原为一体，尽心、知性则能知天。董仲舒更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主张。这种“天人合一”观，承认天道与人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密切的联系，是相类相通的，强调要注意调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
据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研究，所谓“天人合一”，可以看作一个命题，也可以看作一个成语。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先秦时代，而这个成语则出现较晚。汉代董仲舒曾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又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书《深察名号》），但是没有直接标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宋代邵雍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际天人”即是通贯天人，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也没有提出这四个字。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的是张载，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遣人”（《正蒙·乾称》）。他说：“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理窟》）。“天人合一”亦即内外合一。程颢也讲“天人一”，他说：“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程氏遗书》卷二上）。但他不赞同讲“合”，他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同书卷六）。程颢讲“不必言合”，可能是对于张载的批评。张程二人用语不同，但是他们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思想还是基本一致的，我们认为用“天人合一”来概括这类思想还是适当的。
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天，在不同的哲学家具有不同的涵义。大致说来，所谓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由于不同的哲学家所谓天的意义不同，他们所讲的天人合一也就具有不同的涵义。
对于古代哲学中所谓“合一”的意义，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张载除了讲“天人合一”之外，还讲“义命合一”、“仁智合一”、“动静合一”、“阴阳合一”（《正蒙·诚明》）；王守仁讲所谓“知行合一”（《传习录》）。“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两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观念可以说起源于西周时代。周宣王时的尹吉甫作《烝民》之诗，有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荡之什》）这里含有人民的善良德性来自天赋的意义。孟子引此诗句并加以赞扬说：“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这是孟子“性”、“天”相通思想的来源。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室贵族刘康公的言论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这里对于“天地之中”未作解释，主要是指天地的精粹而言。这里把“天地”与人的“动作礼义威仪之则”联系起来，表现了天人相通思想的萌芽。
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区别了天道与人道，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反对当时占星术的迷信，这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但是子产也肯定天与人的联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子太叔（游吉）的言论云：“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天尚之。”这里子太叔引述子产的遗言而加以发挥，认为礼是“天经”、“地义”、“天地之经纬”，把天地与人事联系起来（这里子产的遗言是到何句为止，已难确定）。这是从伦理道德来讲天人关系，以为天地已经具备了人伦道德的根据，这种观点是和当时的占星术不同的，而含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子太叔的这些言论为后来汉宋儒者所继承。不同的是，这里以为“君臣上下”是“以则地义”，与天无关；而“父子兄弟”等等则是“以象天明”。后来《周易·系辞》则以“天尊地卑”来说明“君臣上下”，与子太叔不同了。子太叔的观点表现了原始朴素的性质。
孔子虽然推崇子产，却没有谈论‘“天经地义”等问题（《孝经》所说是后人依托）。到孟子，把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以为尽心即能知性，知性就知天了。孟子此说，非常简略，不易理解。因此应先考察孟子所谓心、性、天的意义。孟子论心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同书《告子上》）。心是思维的器官，心的主要作用是思维。孟子论性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同上）。性的内容即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尽心即能知性。这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都是“思则得之，弗思则不得”的。而这思的能力是天所赋予的。孟子以天为最高实体，是政权的最高决定者，舜、禹“有天下”，都是“天与之”（《万章上》）。又说：“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若命也”（同上）。凡“非人之所能为”的，都是由于天。天又赋予人以思维能力，即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认为，思是“天之所与”，思与性是密切联系的，所以“知性”即“知天”。
孟子“知性则知天”的观点，语焉不详，论证不晰，没有举出充分的理据。荀子批评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如果是批评孟子“知性则知天”之说，确有中肯之处。但孟子通贯性天的观点对于宋明时期理学影响极大。张载、程颢、程颐都接受了孟子的这个观点，对之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和论证。
道家老子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为最高实体，不以天为最高实体，因而在老子哲学中没有涉及天人合一的问题。老子以道、天、地、人为“域中四大”，宣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没有多谈天地与人的关系。老子摒弃儒家的“仁义”，要求“见素抱朴”，回到自然。庄子更将“天”与“人”对立起来，主张“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这是要求放弃人为，随顺自然。如果完全放弃了人为，就达到“畸于人而侔于天”（《大宗师》）的境界，也称之为“与天为一”（《达生》）。但是这所谓“与天为一”不是天人相合，而是完全违背了人。所以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这是完全正确的。
荀子反对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也不同意孟子的知天，宣称“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而强调“明于天人之分”（《天论》）。但是，荀子也承认天与人有一定联系，他把人的“好恶喜怒哀乐”称为“天情”，把“耳目鼻口”称为“天官”，把“心居中虚以治五官”称为“天君”。又说：“财非其类以养其亲，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而圣人的作用是“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圣人虽然是“明于天人之分”，但也不是脱离天的。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命题，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是荀子的独特贡献。荀子虽然没有割断天与人的联系，但是所强调的是“天人之分”，他是中国哲学史上不讲天人合一的思想家。
战国时期，一些传授《周易》的儒家学者依托孔子的名义写成《易传》十篇。汉代为了区别于后人写的“易传”，称依托孔子的十篇为《易大传》。这十篇不是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时的作品，大致是战国中期至末期的著作。《易传》中提出了关于天人关系的精湛见解。《周易·文言》提出“与天地合德”的理想，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所谓“先天”即为天之前导，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以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即遵循天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周易·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卦》）。财成即加以裁制成就，辅相即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这里强调统治者（“后”即君）的作用，属于唯心史观，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系辞上传》讲圣人的作用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分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圣人有广博的知识，“知周乎万物”，又坚持原则，“旁行而不流”；不违背天命，“乐天知命”，又发挥德行的作用，“敦乎仁”；对于天地之化加以“范围”，即加以制约；对于万物则委曲成就，“曲成万物”。其所以如此，在于通晓阴阳变化的规律，“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用现代语言来说，可谓天人调谐，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注意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全面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