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中的和谐发展
合作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锦上添花”，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两种情况，属于不同的博弈形式。在锦上添花的形式中，那个“添花”的合作者，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在雪中送炭的形式中，“送炭”的合作者则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处于博弈状态的各方在博弈之中处于不对等地位的时候，博弈的局势很容易发生偏移，即从合作型博弈走向非合作型博弈。不过，这种偏移并非必然发生，因为影响博弈走向的不仅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还有外界局势的变化。如果外在的压力对双方都造成压迫，那么他们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合作型的状态不变。
东晋政权建立时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正是在外界压力造成的困境下，双方合作打破囚徒困境的一种努力。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之后，两晋司马氏统一了中国。可是西晋的政权并不稳固，在经历过长年的战乱后。地方割据力量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司马氏皇室子弟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其中颇有势力的是东海王司马越。几十年后，司马越终于联合其他藩王，发动了内战，以争夺皇帝的宝座，史称“八王之乱”。可是，因为藩王们的内讧和北方的匈奴和羯胡的趁机侵略，中国北方陷入了战争的浩劫之中，最终北方被匈奴和羯胡占据，司马越也死于战争之中。
当时，西晋司马氏的皇族在战争中死伤过半，幸存的皇族纷纷准备渡过长江逃避战乱。其中，琅琊王司马睿实力薄弱，在渡江之前只想着如何避难自保，并没有考虑渡江之后的计划。可是他作为皇族的幸存者，对社会还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的，于是，王氏家族的精英人物——王导和王敦便准备扶持他做渡江之后的皇帝。王氏家族的势力在北方的战乱中虽然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损失不大。作为其中精英的王导、王敦兄弟平安躲过劫难，其家族在政治上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王氏兄弟见国家危难，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苦于自己既不是司马氏皇族，又不是手握重兵的大将，所以有心无力。这次见到了落难的皇族司马睿，王氏弟兄便想借助他的皇族身份，进行复兴大业。
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接洽之后，说出了自己想要辅佐司马睿做皇帝恢复西晋基业的意图。司马睿自然是大喜过望，甚至有点英雄落魄得遇知己的感动。与王氏兄弟一拍即合，开始了司马氏和王氏的亲密合作。
渡江之后。王氏兄弟马上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做的第一步，就是提高司马睿的声望和气势。三月初三这一天，按照当地的风俗，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从门缝里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
这样一来，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提高了。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一百零六个人，在王府里做官。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经过这样的一番经营，王氏兄弟最终联合各大家族，推举琅琊王司马睿做皇帝，是为晋元帝，从此建立了偏安东南百余年的东晋王朝。晋元帝登基的那天，还有一幕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上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的。王导忙不迭地推辞，他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王导的这一番吹捧，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但是他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封王导为尚书，掌管朝内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从此，虽然是东晋皇帝司马氏做名义上的天子，但是掌握实权的反而是拥立他的王氏兄弟，司马睿对王氏兄弟极为尊敬，甚至上朝时宰相王导没有入座自己都不敢坐在龙椅上。
历史上把司马睿与王氏兄弟的这一对政治组合称为“王与马，共天下”，也就是司马氏和王氏共同主宰朝政的意思。但是人们只看到司马睿对王家兄弟的尊敬和畏惧，却并没有看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王家兄弟拥有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司马睿则拥有一个“高贵”的皇族身份，在当时北方战乱、胡族强势的时候，他们单靠哪一方都无法建立一个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抗衡的政权，所以，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尽管皇帝要失去应有的威严，王氏兄弟也要屈居人臣之位。
双方都付出代价，失去自己不愿失去的东西，但只有这样才能共存并且摆脱囚徒困境，这有如壮士断臂，不得不为，也乐得为之。
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是十分失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于王氏兄弟，而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要听命于王氏兄弟，可以说他只是用来号令天下的一面旗帜，而别无其他用途。所以，他对自己和后代的前途非常担忧，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失去了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的利用价值，就是王氏兄弟抛弃自己之时。
作为皇帝背后的实际控制力量，王氏兄弟也有些过于跋扈。在合作型博弈的关系中，做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处于强势的一方不动声色，而处于弱势的一方也不必卑躬屈膝。可是，由于实力对比的过分悬殊，王氏兄弟有些自大，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要走向前台，成为名义和实际相一致的统治者。有一次，王敦就悍然率军兵临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下，威胁司马睿，司马睿无奈之下，只能自我批判，同时央求王导从中调和，甚至说出了“如果王大将军对我不满意，我只能退位。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做一个普通的藩王，让王大将军挑选合适的人来做皇帝”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这番话已经完全没有了君臣间的尊卑名分，而变成了一个只是请求苟活的普通人。可见王氏兄弟在当时的压倒性优势以及他们的强悍。
当时，王导对王敦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并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现，并对司马睿的检讨反应冷淡，最后才出面制止王敦的逼宫行为。王导是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出现改朝换代的举动的，因为一旦那样，原有的合作型博弈就变成了非合作型博弈，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虽然王氏兄弟飞扬跋扈，但是东晋王朝也能靠着自己的血统苟活下来。保持一个偏安的百年局面。
在“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中，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构成了一个在外部强敌环伺的危难局势下的囚徒合作博弈。如果司马睿不依靠王氏兄弟，他将无法在江东立足。如果王氏兄弟不推举司马睿，他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建立一个新王朝。他们有着共同的困境。就是北方的外族入侵，所以他们可以合作起来，司马睿让出一些国家权力给王氏兄弟，王氏兄弟也没有极度地欺压司马睿，二者合作奠定了一个新朝廷，共同支撑起了和北方外族铁骑抗衡的局面。其博弈树如下：
王氏兄弟帮助司马睿合作王：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总是叫嚣“攘外必先安内”，打着安内的幌子进攻共产党，让国人很是反感。就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来说，两个共同犯罪的嫌疑犯一旦被抓，那么他们各自的优势策略就是坦白交待，而在攘外与安内的博弈中，却正是一个“囚徒困境”。在这个博弈中，很明显是因为内部还存在一个博弈参与者或者说有一个博弈对手，或者说是博弈双方的利益竞争者，在这个博弈中应该存在三个博弈参与者，内部两个，外部一个。我们假定这三个参与者分别为甲、乙、丙。丙为外部参与者，甲乙为内部的两个博弈者，这样甲乙的博弈形式就如下面所说的那样了。
甲的选择有四：先攘外打丙；先安内打乙；联合乙打丙；联合丙打乙。在这四种策略中，先攘外，那么就首先会受到丙的攻击，而此时乙就有两种选择，攻打甲或者按兵不动，而选择攻打甲的现实收益值最大，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把甲给打败；如果等到甲或者是丙打败了对方，那么乙再去打的话，就有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了，收益值很有可能就为负了，因此等于是乙的劣势策略。
按照博弈论的理性人的假设的话，乙肯定会选择优势策略，也就是打甲，而此时，甲就会两面受敌，很容易给敌手打败，这就成了甲的劣势策略。而如果甲先打乙，安定内部，那么丙就又获得了主动权，它去打甲的话又变得很容易了，但丙是甲乙共同的敌人，它打甲时就必然要打乙，所以此时是甲乙双方同时受损，收益值都得负，但比两面受敌要好得多。如果联合乙打丙，甲乙双方都获益，收益值都为正，合作是双方的优势策略。
如果联合丙打乙，甲得正，乙就为负了，因为乙被打败的风险增加，这就是甲的严格优势策略。反之，这种策略对乙也成立，结果就是：甲乙都联合丙是各自严格优势策略，双方都跟丙联合，结果双方都受到损失，这样就陷入了“囚徒困境”。而在我国历史上，北朝与突厥的博弈就属于这种情况。
北魏末年，内部动乱，柔然势力复盛，屡屡侵扰边境。这样就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西魏建立后，为了全力对付东魏和南梁，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亲政策。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环弟塔寒，后又劝西魏文帝纳阿那环女郁久闾氏为皇后，以结好柔然。对突厥亦然，大统十一年（545年），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联系；大统十七年（551年），以长乐公主嫁给突厥主阿史那土门。
突厥也经常派使者访问西魏，赠送礼物，如大统十九年（553年），突厥向西魏献马五万匹。宇文泰这样一做，东魏的高欢就坐不住了，搞起了“和亲政策”，把皇室宗室的女儿嫁给突厥的可汗和可汗的儿子，还要求突厥的可汗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结果突厥的可汗不肯，却坚持要把女儿嫁给高欢自己，高欢没有办法，只好委曲求全，把自己的元配夫人放置别室来迎娶突厥公主，而且还向突厥的可汗进贡大量的丝绸和粮食。这样东魏和西魏都可以保证各自边境的少数民族不会大举进攻自己，有利于各自集中力量来进行内战。而突厥也乐得坐山观虎斗，而且能够从中获得很多的好处。而从博弈来看，东魏和西魏都陷入了“囚徒困境”，而且深陷不拔，只要东西魏不能联合，他们就无法走出这个囚徒困境。
如果说“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是理想化的摆脱囚徒困境的策略，那么出卖“兄弟”以换得自己的平安，则是处于囚徒困境下本能的选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中这一本能都鲜明地体现着。
东西魏的“囚徒困境”随着东西魏的灭亡而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陷入“囚徒困境”的是北齐和北周。根据《周书·突厥传》的记载，556年，突厥木杆可汗一举攻灭了柔然国。突厥又联合当时的波斯一起向西攻打破哒，结果攻灭了破哒；在东面突厥追逐契丹，一直把他们赶到了高丽才罢手；在北面吞并了契骨（吉尔吉斯），辖地东起辽海，西至西海（成海），长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长五六千里，突厥代替柔然成为统一北方的强大国家。而此时的齐与周却连年交兵，两国都只好争取突厥做自己的外援。
563年，周武帝暗地里谋划与突厥连兵攻打北齐，因此亲自向突厥请婚，愿意娶突厥公主作为皇后；齐武成帝也派遣使臣向突厥请求结成婚姻，送的礼比北周更多。最后，突厥通过权衡利弊，觉得北周的发展前途要大些，于是就允许与北周通婚，并且派出骑兵十万，自恒州分三路进来，会合周兵一齐攻打北齐的晋阳。武平二年（571年），北齐派斛律光率众筑平陇、卫壁、统戎等镇、戌十三所。对北周和突厥的联军严阵以待。北周首先派柱国抱罕公普屯威、柱国韦孝宽率步骑万余进攻平陇，与斛律光在汾水之北展开大战，结果周军大败，被俘杀千余人。接着北周又派其柱国纥干广略图攻宜阳，斛律光率步骑五万增援，大战于城下，又打败了周军，夺取了北周的建安等四戍，俘获周军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