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里面有两个十分具有哲理性或者说十分值得回味的概念，这就是边际效应递减和级差地租。
现代经济学认为：同一物品的每一个单位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数量的增加，该物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种现象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租种中等地比劣等地交纳的地租多，而租种上等地又比中等地交纳的多。这种与土地等级相联系的地租，叫做级差地租。
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体现出了一种占有量超过需求量所带来的困境，红楼梦里面说“咋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说的就是占有量超过需求量之后，人们反而会为多占的资源发愁的情况。
而级差地租的现象，则揭示了为了获取收益不断对资源进行掠夺的行为。揠苗助长、涸泽而渔，都是以级差地租形式掠夺资源的表现。
看上去，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一个是递减，一个是递增。但是，这两个概念却能在社会现象之中融合，而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在同一发展过程中，人们在想要获得更多资源的时候，往往会采用级差地租的掠夺方式，但是当掠夺的资源极大极多的情况下，就会转化成为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
在社会现象中，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就表现为一种对自己的欲望和需求的扭曲扣限制，而级差地租则表现为对人才的控制和对人才能力的过度使用。说得更为直接一些，边际效应主要用于人们自身的修养，而级差地租则用于皇帝或政府对人才和资源的控制。
富人为何要偷破烂
墨子讲过一个故事讽刺楚王，说一个富人有好马好车，却去偷窃邻居家的破车破衣服。墨子的故事是讽刺楚王贪得无厌想要吞并宋国的行为，不过这种“富人偷破烂”的心理却在历朝历代都有所表现。
富人们的逻辑是：财富越多越好，为得到财富付出的费用应该是越少越好。现在有不用付出成本就可以得到的财富，所以，应该不计后果地多拿。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逻辑推理，使得这般平时视绫罗绸缎如粪土的贵族们丑态百出。但这种富人偷破烂的情结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在这种错误逻辑下身败名裂的达官显贵可谓是不计其数。
清朝的和珅是贪官的代名词。和珅是满族正红旗人，姓钮枯禄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当三等侍卫，似乎难有出人头地之日。没想到他的堂堂仪表帮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他。
和珅时来运转，不久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这只是他一连串好运的开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四年后，他从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之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上加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并且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两人结成儿女亲家。
和珅在历史上是以贪污而闻名的，他贪污几乎达到了毫无廉耻的程度。一位叫做汪如龙的官员送了他几十万银两，谋求肥缺。和珅立即回报，汪顶替了另一位官员征瑞做了两淮监政。征瑞每年向和珅贡献十万两，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汪如龙得宠，霸占自己的官职，心中不悦，向和珅质问：“和大人，吾每年也向国家（此国家乃和砷之家也）贡献白银十万两。贡献如此之丰，何以迁我边关？”和珅抓住他的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盖在征瑞手上，笑眯眯地说：“别人的贡献更大。”征瑞自然无话可说。江苏吴县有个叫石远梅的人，专门贩卖珍珠，每个珍珠外面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大粒值两万金，次等万金，最便宜的也值八千金。官员争相购买，向和珅进献，为的是保官升官。
上门进献也非易事。有位山西巡抚派其下属携银二十万两，专程赴京给和珅送礼。可是连去了几次，也没人接待。一打听才明白，即拿出五千两白银，送给接待的人，这才出来一个身穿华丽衣服的少年仆人，一开口就问：“是黄（金）的，还是白（银）的？”来人说是白的，少年仆人吩咐手下人将银子收入外库，给来人一张写好的纸柬，说：“拿这个回去为证，就说东西已收了。”说完，扬长而去。送去那么多银子，连和珅的面也没见上！和珅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像这样的事，俯拾皆是。
和珅贪污也是大小通吃，敛财的手段也是无所不用。他为了创收，甚至连北京的崇文门税官都愿意担任！和珅所定的税率几乎高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寻常百姓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过其门。为了更好地控制京城税务，和珅打破惯例，兼任了本应由内务府掌管的崇文门税务监督。有了和珅的控制，崇文门便天下知名了，清人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最侈且暴。”为了征税，甚至连进京朝圣的官员，赶考的举子都不放过！清人陈焯在其笔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崇文门税收情况可见一斑：“凡外吏人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展觐，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子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人，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可见，崇文门税吏在行人带随身衣服时都要收税，而且，即使是外省大官亦不留丝毫情面。
和珅为什么能够得到乾隆的长期眷顾，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就连他贪污多少财物，从清朝到现在还是人们争论的话题。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坤的奏章源源不断地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立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狱。
和珅家产之富，向为街巷茶余所乐道，而多以薛氏《庸庵笔记》的记载作为依据。《笔记》记载和珅家产清单共有一百零九张，其中八十三张未估价，就二十六张清单估价，计银263895160两。但丁国均《荷香馆琐言》记录就有数可稽者共10055490000两，这个天文数字已是庚子赔款和利息总数（98200000两）的十倍强，更是二十六张清单数的四十倍！抄和珅的家，光宴席用的金银碗碟，就是金的餐具，有32座，4288件；银的餐具32座，4288件。在和珅家里那个夹墙里头和司库里头，抄出黄金三万二千两。在和珅的地窖里头，抄出白银二百万两。查抄他的房子，出租的房子一千零一间半。那查抄和珅的财产有多少？有不同的版本，不同抄家的清单，有人估算大约有一千万两银子，有人估算是两千万两银子，最高估算是两万万两银子。正因为和珅家产如此之富，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无限制、无节制的欲望，导致了无休止的盘剥，这正是级差地租的表现。古人说“网开一面”，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无休止的掠夺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可惜利字当头，大多数人都无法去理性地选择应有的策略。
和珅的家人奴仆也富得惊人。他们凭借和的权势，疯狂敛财。据统计，和珅的家奴多达一千二百余人，为他管理钱庄、店铺、馆舍、经营土地、服侍他的日常生活，包括为他警卫。如家奴刘全有资产二十余万两，他与另一个姓马的家奴，共有房产182间，金银古玩价值368．6万两。至于衣物、器皿、洋货、皮革、绸缎、人参等，总计值白银155万两：另有土地六百余顷，当铺千处，本金一百二十万两。和珅宅中太监呼什图，抄其家时，现银就达十余万两，抄出谷物11065石。奴仆暴富如此，和珅之富有，用所谓的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和珅作为乾隆的第一宠臣。兼任的职务达到数十项之多，就是凭借他正常的俸禄和皇帝的各种赏赐也就可以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而事实上他聚敛这么多的财富，如果按照正常的花销，就是几十代人也用不完，而就钱财本身来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聚敛太多，也没有用处，只会遭人妒恨。对于这个道理，历史上贪图钱财的人都非常明白，他们可以在官场上呼风唤雨，专横跋扈，可以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的智商不可谓不高，但为什么像和珅这种人对钱财方面却看不透，都有一种敛财癖呢？
这种疯狂的敛财行为，可以用现代经济学来解剖。经济学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边际效应，有时也称为边际贡献，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虽然带来的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工资是三百来块钱的时候，如果一次增加一百五十块的工资，人们都非常兴奋，觉得工资实在是涨得太多了。可当人们拥有六百多块钱的工资了，如果又增加一百五十块钱的时候，人们兴奋的感觉就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强烈。当人们拥有一千五百块钱的工资时。涨工资时还是加一百五十块，人们就会觉得太少，说不定还会产生埋怨心理。这就是说，人们所拥有的越多，真正能够给人们带来边际效应或者说能够使人得到刺激，产生兴奋感程度的却越少。
而人们为了追求边际效应，就得不断地加大对量的追求。这种情况就好像吸毒一样，越往后，就只能增大注射的剂量，才能产生相同的兴奋度。贪官们敛财，就好像与所追求的兴奋感进行一场博弈，他们要求的是获得财富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而财富越多，这种满足和兴奋就越难以得到，为了得到它，就必须不停地进行掠夺，恨不得把天下的财富都聚积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就产生了那种富人偷破烂的心理，不管自己拥有多少，只要不在自己手中，就要想方设法将它们弄到手。只是在这种博弈中，贪官们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们的财富越多，但单位财富产生的单位边际效应越小，要想得到他们最初一无所有时获得第一笔财富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他们为了追求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可能，只有永不停息地贪污，永不停息地与内心的贪欲博弈，直到最后身败名裂，才会醒悟到“人生一梦，万物归空”。和珅的失败我们可以用下图辅以说明：
如果一个人要租用一块土地，但是他只能租种三年，此后他就不再拥有土地的使用权，那么他会怎么做？一般来说，租用土地者都不会在土地的环境保养和土壤质量上进行投入，因为这种投入属于长期见效的行为，等到投入见效了，他的租用期早就过去了，因而对租用者来说，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有利于他人但对自己无益的投入，尽量多地从土地上索取收益，是一个十分直接可行的方案。
这种不顾后果尽量进行土地利用与开发的行为，来源于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对于这种有点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马克思称之为对“级差地租Ⅱ”的争夺，即不顾一切疯狂地掠夺土地资源，与土地所有者争夺土地资源所能带来的财富的行为。
在土地租用者与所有者之间。围绕着土地所能带来的额外收入的争夺中，因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所以二者在追加投资和可能收益方面进行了博弈，他们的分歧就在于无法达成一致，使用者不能长期使用因而不肯追加投资，所有者因为无需使用也不肯进行投资，于是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合作关系，而是互相对抗。
政治行为有时和经济行为有出奇的相似之处。在乱世中，一个王朝虽然拥有当时的统治权，但是因为统治者无法保证自己的国家是否明天就要被他人取而代之，所以，对他而言，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只不过是自己临时驱使的人才而已。而真正可以拥有这些臣子的，是不断变化的政治权力，无论谁掌权，谁都可以把这些人才召唤到自己的旗下。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对人才的使用上，也有一个“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情况。但不同的是，这个“所有者”是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假想事物，而“使用者”却是一个个真实的王朝。因而，围绕着对人才的使用，乱世王朝的统治者们进行着一种“一个人的战争”，自己和自己博弈，尽可能地把人才当成甘蔗一样榨出汁来，而不是给人才磨炼自己、丰富自己的机会。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人才的能力受到限制，甚至慢慢失去原有的活力。
“江郎才尽”的故事，正是这种统治者掠取“级差地租Ⅱ”的典型行为。
南北朝时期，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更替，所以统治者都不大重视培养人才，只是重视使用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才没有机会去充实自己，只能为统治者服务，直到自己失去利用价值为止。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文人江淹。早年就因为擅长做文章而声名鹊起，佳作迭出。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几个王朝的统治者重视，作为他们的御用文人召至帐下。可是这位才思敏捷的“江郎”，到晚年却才思微退，时人称为“江郎才尽”。
关于“江郎才尽”的故事，还有两段十分离奇的传说。据说是江淹本人曾做过的两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