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契约进行变通？变通后是否能保证原有的契约中的各方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并且最终可以得到自己应有的利益？契约既然不容侵犯，那么一旦要修改契约，一定不仅仅是契约本身受到挑战，而是最初订立契约的合作者们本身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此时，应该从订立契约的人们的身份变化着手，先保证他们在形势变化之后，合作的状态不会改变，只有这样，合作才能延续，而契约也才能维持。一旦他们在合作状态下摆脱一时遇到的特殊情况，原有的契约自然也就可以恢复了，这就是一个迂回往复的过程。
这种变通的做法，正是所谓“能屈能伸”。“屈”并不是为了求得一时的安逸，而是为了日后有“伸”的机会，而且“屈”与“伸”是并不矛盾的，恰恰是可以用表面上的一时之屈换得日后顺利伸展的良机。而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在形势变化之后，原有的合作各方，并不是只能束手无策，而是可以在合作这一大前提之下，进行弹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只是策略上的变化，是在合作所允许的范围内的合理弹性。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西汉王朝建立不久的时候，陈平巧妙地与处于强势的吕后周旋，最终保全了汉家山河的事情，正是在功臣与皇帝之间的政治合作中所采取的一种弹性的自保方案。
汉高祖刘邦本来只是一个无名之人，后来在秦末的大变乱中加入了反秦军队，才慢慢崭露头角。他之所以能够建立汉朝，一方面是靠一批勇猛善战的大将，另一方面是靠善于运筹帷幄的文臣谋士。这些人为什么要和刘邦一起打天下？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就是建立新政权，建功立业。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使刘邦和功臣们之间建立了合作的默契，也因为有这种合作，所以，刘邦统一天下不久，便举行了一个仪式，和辅佐他打天下的功臣们杀白马为盟，订立了一个关于富贵等级的政治契约。
契约中规定，功臣们可以在朝廷中享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而且规定只有皇室成员才能封王，只有拥有大功的人才能封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天下人的共同征讨。这个政治契约正是对刘邦和功臣们之间原有的合作关系的一种维护，一方面保证了功臣们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刘姓江山的安全。皇帝为功臣们提供特殊待遇，功臣们负责拥护刘姓人做皇帝不受侵犯。这个规则让汉高祖和他的功臣们相处得比较融洽，彼此间很少有什么争斗。
但是，汉高祖死后，他的妻子吕后专权，以皇太后的身份干涉朝政，名义上是辅助她的儿子惠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家族吕氏争权夺利。吕后要建立吕氏家族的统治，首先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刘姓皇族和开国功臣之间的合作关系。
如果国家的这一基础不变，那么吕氏只能做一个裙带关系下的暴发户家族，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所以，要改朝换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瓦解这种政治合作，而瓦解这种政治合作，就要颠覆他们合作的契约，让他们没有合作的依据。
吕后本人十分工于心计，她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引起功臣们的不满，就等到功臣中的两位元老萧何和曹参先后去世之后，才慢慢推行自己的计划。但是，这样也引起了许多功臣的不满，吕后则使用各种手段，将他们撤职或者给予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逐渐把权力交给臣服于她的大臣，意图就在掌握政权，为吕氏牟利。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十分有效，因为它剥离了原有政治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上的互相扶植，以及皇帝必须对功臣的地位进行保证。
但是，吕后还是没有触及到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当初刘邦和功臣们之间的那种共富贵的关系。功臣们虽然有的离开重要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的爵位依然存在，既然他们有爵位，他们的地位就没有改变，皇帝维护他们地位的话就没有落空，所以这些功臣们就要继续担负起与皇室合作，维护刘氏江山的任务。
可是吕后对此却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她只是从政治权力去考虑问题，认为没有了权力就没有了一切，并没有考虑到爵位这个地位标志对于汉朝的实际维护力。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吕后觉得人事安排上已经基本搞定，便着手计划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加强实力。她计划封王的名单，都是她的兄弟和侄子辈的人，用意也在于先让吕氏诸人先拥有和功臣们一样甚至更高的地位，然后逐步把持各方面的权力，最后如果事情顺利。就可以让吕氏代替刘氏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了。
吕后的这一步计划，是十分危险的，最初在刘邦和功臣们订立的契约中，只有皇室成员，也就是姓刘的人才可以封王，除此以外其他人这样做，就要受到天下人的共同讨伐。契约中没有说要立即讨伐违反这一规定的人，所以，对于功臣而言，这就是一个可以发挥的规则弹性，可以马上动手反对违背契约的人，也可以从长计议等待时机。
在一天上朝的时候，吕后把给吕氏家族的人封王的想法对大臣们直接说了出来。当时，功臣出身的右丞相（相当于首相）王陵极力表示反对，并且搬出了汉高祖刘邦当年与功臣们订立契约的誓言，和吕后当场发生争执。
王陵认为，刘邦统一天下时和功臣们立下盟约，规定只有刘氏才能封王，其他人不得染指王爵，因此他极力反对吕后的做法。
吕后本以为自己既然提出了计划，就应该水到渠成，毫不费力就为吕氏家族争得地位，根本没想到作为首相的王陵会率先反对。她十分气愤，但是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反而和颜悦色地对王陵说，治理天下要靠人才，而自己帮助刘邦多年，吕氏家族也为汉朝呕心沥血，按照功劳也可以封王；而且吕后还怀有恨意地质问王陵是不是欺负她是一个妇道人家。
王陵虽然官居丞相，但是权变之术却一窍不通。他认定了刘邦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契约不容侵犯，便把刚才那番话翻来覆去地说，就是不同意吕后的建议。
吕后非常难堪，而且她也知道先帝与功臣的盟约在政治上的地位，不敢直接对此进行否认，只得为自己寻找台阶，问当时站立一旁的左丞相陈平：
“陈丞相，您是先帝身边最有智谋的人之一，深谋远虑，智慧过人，先帝对您非常欣赏，常常说您的见解最合他的心意。我刚才说的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陈平是一个文臣，不像王陵那样战功卓著，但他的计谋一向为刘邦所重视。他也知道这几年来吕后所作所为的目的，也知道现在吕后这么问他，就是想征得他的同意，挽回面子。并且顺利地把封吕氏为王的计划推行下去。他思考了一下，就对吕后说：
“先帝为国家考虑，所以与功臣订立了盟约。而先帝去世之后，太后为国家殚精竭虑，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太后治国的功劳之大，我们这些臣子有目共睹，而且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根本不是外人，太后的兄弟子侄，也和刘氏大有渊源，以此而论，封他们为王，并不为过。”
所谓“能屈能伸”，正是一种博弈原则。“屈”并不是为了求得一时的安逸，而是为了日后有“伸”的机会，而且“屈”与“伸”是并不矛盾的，恰恰是可以用表面上的一时之屈换得日后顺利伸展的良机。
陈平的这番话让吕后十分高兴，于是她便宣布封自己的兄弟侄子几人为王。可是，上朝的功臣们十分不满，尤其是右丞相王陵，觉得陈平在朝堂上的举动简直就是奴颜媚骨、背叛先帝，在下朝之后，他就当面责问陈平为何说出赞同吕后主张的话来。
陈平面对王陵的责问，缓缓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先帝和功臣们订立盟约的目的，是为了让大汉江山长治久安，让我们这些功臣效忠于大汉，为他的子孙尽心地服务。但是，现在吕太后当权，她所说的话名义上是代表我们的皇帝，可谁要是不服从，就会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过。
现在王丞相您是因为功高位重，太后才没有公开对您作出处置，但是也会暗中削弱您的权力。如果功臣们都像您这样冲动，我们又靠什么保护大汉江山呢？在朝堂上和太后明争，拂逆太后的面子，这一点不足取，因为在朝堂上的争辩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这一点上，我们做臣子的拗不过太后；而在暗中进行部署，让先帝的子侄们能够保存下来以待日后即位，我们这些功臣再保存实力保护刘姓江山，这一点上，太后也斗不过我们。所以，何不顺水推舟，暂时进行权变呢？”
听了陈平这番解释，功臣们才稍稍放心。不过，因为王陵在朝堂上和吕后当面争吵，吕后不久就把他调离丞相的职位，封他做地位很高但毫无实权的太傅，而陈平则因为这次权变的成功而留任，并升任为右丞相。在吕后去世之后，吕氏家族果然对汉朝江山有非分之想，这时候，陈平就与周勃等人齐心合力，剿灭了吕氏家族的势力，辅佐汉文帝登基，使刘姓江山躲过了一劫。
陈平面对吕后在朝廷上的强势，知道不能硬碰硬，因为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所以，他采用了变通的方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吕后作出了让步，而实际上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保全汉朝的江山，并且让当初与刘邦定下誓约的功臣们的利益得到了应有的保护。陈平的考虑基于以下的三点：
第一，刘邦和功臣们订立的契约，说违反了受封爵位这一契约的人就要天下共同讨伐，这个说法是为了维护皇室和功臣的地位而设定的，所以只要最后实现了保卫皇帝权威、保全功臣地位的目的，就可以在这个目的的允许下进行变通。
第二，在刘邦死后，中央大权落入了吕后手中，这个时候功臣和吕后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有了变化。吕后手中操纵着皇帝，如果功臣与吕后对抗，吕后随时会搬出皇帝的名义来，这样就相当于是吕后和皇帝合作起来，破坏了原有的皇帝与功臣合作的局面。所以，只有维持原有的合作状态，才可以继续把合作进行下去。并获得合作状态下应有的利益。
第三，原有的契约里面说，违反了封王封侯原则的人，天下要共同讨伐。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两种情况：一是有人有这种居心，就应该讨伐；二是这种情况成为了事实，应该讨伐。而吕后当时的状况，这种居心已经表露无遗，但是当时的力量对比，还不允许功臣们有讨伐的举动，所以按照第二种理解来处理，让吕氏家族落下可以被讨伐的口实，日后再图讨伐，自然是最为便利的办法。
这三点考虑，正是建立在合作的规则之上，而且又被合作规则所允许的一种弹性权变。靠着这种权变，陈平才让汉代江山没有经历太多的血雨腥风，保存了下来，并且恢复了原有的权威。这种结局，用图表可以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
吕后分封兄侄为王刘邦老臣吕后坚持吕后胜，群臣败刘氏江山难保放弃吕后不快，群臣危险刘氏江山难保顺从吕后麻痹吕后，暂渡难关等待时机，以图大计
陈平的策略巧妙而合理地运用机遇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社会显性和隐性的博弈规则，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规则还有很多。一般来说，为了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规则本身就需要稳定，古人所说“一国三公，吾谁与从”，就是政出多门，让下面的人无所适从的明显例子。同样，朝令夕改，也是人们所忌讳的，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像烹饪一条小鱼一样，是乱动不得的，稍有不当，小鱼就支离破碎了。所以，规则为了发挥自身的“轨道性”功能，就必须具有绝对性、自然性。
可是，当我们把视野放宽放长，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法律、道德，也就是说，任何规则都不是万古不变的，法律和道德这些所谓的规则是根据客观情况派生出来的第二性的东西，而规则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历史上的各种改革。规则的变化，实质上就是博弈均衡点的变化，因为博弈处境变了，博弈的均衡点也就会变，所以法律道德的内容也会相应地改变。一旦改变成功，原来认为的“天理”就不再是“天理”，原来认为是神圣的规则就不再神圣。但是，改革要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抓住契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打响一场正确的博弈规则改革，这本身也就是一场博弈。
在中国历史上，开展这种博弈的人很多，从最早的西周建国初期的周公的礼制改革到清末的戊戌政变，实际上都是在进行改革博弈规则的博弈，但早期取得最大成功的当属西汉的汉武帝的体制改革。汉武帝做了许多对以后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汉帝国的统一和发展，促进“大一统”观念的形成。
这在当时看来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刘家政权，可是，从此以后，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在任何时期的各个割据政权都以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为最高目标，这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惟有中华文明能够自始至终地延续下来而不被湮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汉武帝并不是实行“大一统”的首创者，从西周分封诸国之后，各国就开始了兼并战争，到战国七雄的阶段，实现全国统一的战争发展到最残酷的阶段，最后以秦国的胜利而告终，秦国为了实现这一天的到来，足足花了五百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