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为了保证漕运、护卫京师，对黄河及其沿线作出了一系列的处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短期的成就也为明朝后半期的治河埋下了十分严重的隐患。它使黄河水患从河南一带南移到山东、南直隶一带，尤其集中于曹县、单县、沛县、徐州等地，但是这些地区恰恰是明代皇家陵寝的周边地区。当时，明代的凤阳皇陵、泗州祖陵、寿春王陵都在黄泛区之内，所以河患屡次危及到明代的祖陵、王陵、皇陵，使得明代后期治河的思路不得不从前期简单的为安定以及为经济利益的“保漕”目的转到与事关皇家陵寝安危的政治因素——“护陵”上来。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黄河在淮河与泗水之间决口，大水涨到了泗州的明祖陵陵门，令当时的君臣大为震惊。于是，“护陵”压倒了保障漕运的目标，成为明代中后期治河的首要原则。但是，由于护陵要确保黄河所流经的南部地区不能过远，而保障漕运则要求黄河要在不淤塞河道的前提下充实运河的水流量，这一南一北两大限制使治理黄河陷入了政治经济两大问题的范围之中，治河的成效大打折扣。这种情形，一直到万历年间运河的新河道开通之后才有些许好转。但是，护陵这个目标在很大的程度上束缚了明朝人治河的能动性，使他们束手束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全局观，因而治河的收效甚微，在漕运和明祖陵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一筹莫展，应付起来也是捉襟见肘。
应该说，明代后期将治理黄河的目的由保障漕运改为保护祖陵之后，虽然在保护祖陵不受黄河侵蚀淹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远远不如前期为了保障漕运畅通而取得的成就大。从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明代后期的治河，因为随意改变既定目标，使前期治河积累下来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反而使漕运的畅通也时时受到威胁，确实得不偿失。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明代人在那个皇权至上的时代，一切以皇家问题为中心，所以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治河目标，而将政治目的作为第一位的要务来指导治河工作。
明代治河的人和发出治河计划的最高统治者们，既以政治目标为纲忽视其他方面，又不懂得变通规则，所以朝令夕改，让黄河水患得以继续肆虐。
明代的统治者和治理黄河的人，不也是像“朝三暮四”的故事里面那个被猴子嘲笑的人一样，被黄河所戏弄而自顾不暇，被迫放弃既定目标而得过且过的蠢人吗？由明代治河的历史，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不懂变通规则只知变更目标的可悲。我们可以用图作如下表示：
黄河泛滥政府治理以护航为主人民支持有所改善，利于大以护陵为主反对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明代治河的策略调整合作才能发展。
人际关系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处理重大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单独势力不足以完成复杂的事业，只有通过某种协议，与其他人、其他势力达成共识，互相支援彼此合作，才能完成目标。
这就是博弈产生的基础，如果没有合作的需要，那么可能博弈的精神就不会出现，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合作性质的博弈多于不合作乃至斗争性质的博弈（不过在西方历史上则恰恰相反），所以，能否与他人合作，如何就一个目标进行合作，是能否产生博弈规则的重要诱因。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在进行改革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改革的主体大多来自于下层，而他们却又往往不采取合作的态度，而是孤军奋战。中国历史上改革多失败，正是改革主体与博弈规则冲突的结果。
一般来说，最倾心于改革的、最坚定的力量，往往来自于下层。可是，来自下层的官员们，却因为缺乏政治资本，只能靠特殊的途径谋取高位，而他们自己也往往因此而受到指责，他们自己也因为缺少支持而采取激进的手段打击反对者，最终或是与反对派同归于尽，或是被反对派打垮。来自下层的人士虽然倾心于改革，但是他们缺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所以他们一旦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就要修改施政原则，而修改施政原则的同时，也要为推行自己所制定的新规则而打击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但反对他们的势力。因此，他们的改革，往往是把政治斗争也掺杂在改革措施之中，让改革本身带上了污点，所以一旦他们的政治地位被动摇，他们所推行的改革，修改的规则也将被一并推翻，使事业和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一同终结。
发生在唐朝中期的“二王八司马”革新运动，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统治危机不断加深，藩镇割据、宦官弄权闹得乌烟瘴气。但是，仍然有很多读书人没有放弃振兴唐朝的努力，他们要求改革弊政，经常在朝野各处宣传变革的重要性。
在中晚唐声势浩大的改革呼声中，“二王八司马”（因为其核心人物中，两人姓王，另外有八人在改革失败后被贬为司马，故称“二王八司马”）革新就是其中昙花一现的改革火花。他们在唐德宗驾崩之后，利用自己和新皇帝唐顺宗的私人关系而人主朝廷，进行改革。但是因为他们执行的政策针对性太强，受到极大的阻力；他们违背官员升迁的原则骤然显贵，也引起许多朝臣不满；加之他们行事不甚光明磊落，甚至在搞小人的伎俩，也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最终，他们在新一轮的皇位竞争中成为牺牲品。其核心人物王叔文被贬的第二年就被赐死，王伍被贬之后病死，另外八名主力干将也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地方官，这些人是：永州司马柳宗元，朗州司马刘禹锡，崖州司马韦执谊，虔州司马韩泰，饶州司马韩晔，台州司马陈谏，连州司马凌准，郴州司马程异。
这些人多数出身低微，在朝中没有任何依靠，虽然刘禹锡、柳宗元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但二人在政治上并无建树，所以只是凭借自己在文坛的影响以及同太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置身于高层的。但他们自己也没有拿出可行的革除弊政的方略，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要铲除宦官和藩镇对唐朝的祸害，就如螳臂当车一般，可是他们自己却认为只要太子做了皇帝，他们革除弊政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后台程序是超越公众知识之上的，因而带有权力的垄断性。如果不考虑到这些后台程序背后的权力，只是从表面出发，进行全盘推翻旧有规则的休克疗法，自然会惊动掌握后台程序的权力拥有者，因而，这些休克疗法，只不过是隔靴搔痒。
等到唐德宗年老之时，太子李诵身边的二王、刘柳等人开始摩拳擦掌，为太子即位施政作各方面的准备。二王和太子孤掌难鸣，结交刘禹锡、柳宗元身边的年轻人为己所用。而柳、刘身边的那批文学之士太过急功近利，因为自己资历太浅一时无法出任高官，便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希望太子即位之后能够破格提拔他们。
果然，通过太子和二王，柳宗元和刘禹锡被破格任用，他们身边的年轻人也都跃跃欲试，纷纷为太子献策。因为他们所论的政事大多是关于当时有实权的宦官、权臣和藩镇的，所以他们只能秘密往来，这种诡秘的行为遭到了许多大臣的非议。
他们革除弊政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是二王、刘柳出身低微，缺乏政绩，加上行踪诡秘，令许多人反感，在朝中自然也没有威望，只能利用太子的名义，并结交宦官、后妃等势力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虽然在道义上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但在政治上没有合法性，使得本来就很困难的改革失去了朝中大臣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为了保全自己，也做出了一些伤及无辜的事情，扩大了反对派的实力。王叔文等人清除朝中的异己，却不敢向手握兵权的宦官和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下手，真正的政敌没有打击，可以成为联盟者的官员们也被推到反对派的一边，他们最终的败亡，在这里就已经初现端倪了。
唐德宗病逝后。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但宦官们并不甘心，而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二王刘柳等人，却以为太子做了皇帝就稳操胜券，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了。
首先，他们抬出了德高望重的老臣杜佑为宰相，作为他们顺利交接政权的筹码。同时，他们又迅速改组厂宰相班子，又将德宗时被贬的名臣陆贽、阳城等人召回，但召回他们只是为了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而不是真的要任用他们。
这一系列的官员任命，虽然有杜佑、陆贽、阳城等人做招牌，但实质就是要安排二王、刘柳集团的人为高官，当时许多大臣都已经看出这一点，对此非常不满。而二王、刘柳却浑然不觉，以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已经稳固，便不顾宦官和地方节度使的反对，针对这两大势力造成的弊政采取了果断行动。
他们以顺宗的名义颁布诏令，取消弊政，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虽然雷厉风行，但打击面过大，所以虽有皇帝的争命令，下面还是不能执行，反而令本来拥护改革的百姓寒心。
二王等人认为，要使国家彻底有起色，单单在政治上打击藩镇和宦官是不够的，还应该改革经济管理制度。这种想法是对的，但是他们实行的政策又是“一刀切”，没有考虑到实行起来的难度；二王想加强中央对财政的控制，将当时控制财政的重臣大部分解职。因为这一改革中二王作了妥协，将杜佑抬出来管理财政，并让本来做盐铁转运使的李犄任命为节度使，暂时缓解了矛盾，但隐患依然存在。
接下来，王叔文等人开始准备解除宦官的兵权，想将统兵权收归中央，由他们管理军队。可是，当时作为中央禁军的神策军已经完全由宦官控制，宦官在军队中的控制力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拔除，可二王因为害怕宦官拥兵自重对自己不利，始终把宦官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视为自己的心腹之患。他们想趁宦官不备而接管军队，可是很快被宦官们察觉，二王夺取兵权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且二王集团和宦官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宦官门也准备正面回击。将他们一网打尽。
几件事情积累下来，使得二王集团在政治上陷入绝境，德宗时期的几个著名的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人因为军权几乎被剥夺，率先开始了打击二王势力的活动。他们拥戴顺宗的长子，以牵制二王的改革。王叔文在此时无计司施，只能使用阴谋手段，继续诡秘地会谈，令本来采取观望态度的大臣们十分失望，视他们为奸佞小人。二王、刘柳在朝廷上无可依仗，只能扶植自己的心腹，而且他们提拔的多数都是毫无资历的文人学士，这种用人政策惹恼了许多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