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〇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
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
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一九六五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
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剧烈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华国锋主持”批邓“的”转弯子“会议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自从打招呼之后，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五个接班人张春桥既为自己未能当上总理而懊恼万分，也为邓小平遭毛泽东否定而幸灾乐祸。二月三日，张春桥在《有感》中诅咒邓小平：“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谈话。
毛泽东说：（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周恩来死了，邓小平挨批了，江青由“闲人”变成大忙人。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江青“麾下”的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等。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引者注：指江青），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车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车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车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代任务的，别人不能去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得好好的嘛。……江青在讲话中，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俨然一派“红都女皇”的口气：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江青的这番“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尽管此时她正得势，但毛泽东仍于三月十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江青于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天安门广场爆发反江青的怒火丙辰清明节——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如海，诗似潮。人们缅怀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心底的吼声。
一首《赠某女士》，一时间万人争相传抄：某女士真疯狂，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风又作浪；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这“某女士”何人？谁都一清二楚。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资产阶级野心家，天天梦想当太后。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狐鼠幽会仙人洞，张三李四成了精。
乔装打扮“我独革”，恶直丑正惑君听。
“张三”何人？张春桥也。“李四”呢？那《庐山仙人洞》照片的作者李进，亦即江青也。
还有那需要“注释”的诗：稗草妄自称乔木，腥风岂非出青萍。
诡言千番难成理，八亿心红眼自明。
那“乔木”，分明是张春桥的“桥”字，而“青萍”则指“江青”、“蓝苹”。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数十万群众、数千个花圈，云集天安门广场。丙辰“天安门事件”，震惊中外。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定下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和诗歌的人。她还提出，清明已过，花圈要组织人马连夜全部运走！
当夜，毛泽东听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汇报，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被民兵和公安人员迁走、销毁，与群众发生冲突，开始捕人。当晚，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镇压了群众的抗议运动。
七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七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在天安门那众多的诗词中，忽地冒出许多悼念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诗篇，颇为耐人寻味：自古长江从天落，巾帼英雄有几何？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那“青草”，指的是江青，“骄杨”则不言而喻指杨开慧。
江青一气之下，在一九七六年五月，指派亲信把《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关于“骄杨”的注释删去了——虽然这条注释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