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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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道德文章

孟子(约前372 —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相传为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是孔子之后儒家的重要人物,被称为 “亚圣”。他主张人性本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王道”、“仁政 ”的政治理论。他还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古代民本思想作了最简洁最经典的概括。他个性热情、自信,又咄咄逼人,不遗余力维护孔子,排拒杨墨,以好辩著称。《孟子》一书,收录的就是他与人辩论的文章,共七篇,又各有上下。在先秦诸子中,孟子和庄子最偏激,最钻牛角尖,但他们的文章也因此最好看。如果说,庄子是人生的悟者,那么,孟子就是人生的迷者,悟者的文章因为超脱与透彻而好看,迷者的文章因为热情与天真而好看。如果用孔子对人的分类,庄子是狷者,孟子是狂者,要读一流的文字,“必也狂狷乎”!

孟子既以好辩著称,他在辩论上就必有自己的特色。平心而论,孟子辩论的最大特色,不在于在学理上穷究不已卓识不凡新见迭出引人入胜,而在于他论题之外的功夫:揣摸对方心理,窥测对方思路,巧设陷阱,暗布机关,引人入彀,而后一剑封喉———等对方明白上了圈套,却已没了 “喉”———最后一句总是他说的,所以,他就是胜利者了。另外,他是一个极端自信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有充沛的道德上的自负,及由此而来的目空一切的勇气,他总是认为真理永远在他这一边,所以,他与别人辩论时虽然设了不少圈套,但却并不显得心机阴暗,相反,倒显得他机智能干。从这方面看,他是一个极天真的人。我们欣赏他的文章,往往不是为他的道理所折服,而是被他的聪明机智所吸引。我们来看看他与齐宣王的一段辩论: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宣王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他问齐桓、晋文之事,表面上是在谈历史,实际上却是在借历史表明自己的 “所欲”:他要像齐桓、晋文一样成就霸业。当然,他一定知道孟子是倡 “王道 ”而反 “霸道 ”的,所以,他不能直接与孟子谈 “霸道 ”问题,于是把这种想法打扮了一番,以谈历史人物的面貌出现,若孟子不察他的用意,与他大谈齐桓、晋文,孟子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

但孟子岂能在这样的地方掉以轻心,对他的真实用心疏忽大意?他看穿了宣王的用心,只一句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轻轻地就把对方的招数化解了。注意,孟子这句话,实际上是绵里藏针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云云,实际上是在警告齐宣王:我是仲尼之徒,你拿这个问题问我,是失礼不敬的!但若话就此打住,语气就太生硬太冲撞了,双方就僵住了,所以,下面又接以 “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好像前面所说的,不是警告,而只是证明自己不能谈(注意,不是不愿谈 ———孟子就是要巧妙地把不愿谈转化为不能谈)的原因。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借口是孟子编造的,仲尼之徒何尝不谈桓、文?就是孔子,也大谈桓、文,《论语》中孔子就谈及齐桓公、晋文公,更多的还谈到了管仲,并以 “仁”许之。这一点,齐宣王也未必不知道,但孟子既已严肃地这样说,他也莫可奈何。孟子化解了对方的进攻后,顺势乘虚而入 “无以,则王乎?” ———不能谈霸道了,我们今天谈谈王道如何?把主动权,话语权都抢了过来,孟子的这种做法,倒真有些 “霸道”,这正是他的一贯作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齐宣王当然不甘心就这样缴械投降,在孟子提出 “保民而王 ”的正面主张后,他突然问了一句:“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这句话也是暗含圈套的:他知道孟子对他的施政方针是不满意的,对他个人的道德评价也是不高的,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内心里一定是在等着否定的回答,他也一定以为等到的肯定是否定的回答,而一旦得到否定的回答,他就可以乘机脱身而去:既然我的资质不能保民而王,我还是逞武而霸吧!但他万没想到孟子的回答那么干脆利落并且几乎不容间隙: “可。” ———一下子就堵住了宣王的退路。孟子岂是容易落入圈套的?当然,这一声 “可”的回答也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孟子的一贯主张,主张人性本善的孟子,有一名言,叫“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地方的 “可”,也就是 “人皆可以为尧舜 ”之“可”。当然,这一 “可”,不是 “行”,而是 “可能行”,只是一种可能性,孟子所肯定的也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

曰:“何由知吾可也?”

宣王显然对孟子的武断自负很为厌烦,对自己被对方识破,脱身的后路被堵更为恼火。 ———你凭什么说我行?

在一段短兵相接式的交手后(这“短兵”,也就是语言的短小利落了),孟子有意调整一下节奏;齐宣王已经很恼火,也要适当调整一下他的情绪,所以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平静地叙述了一个事件:“齐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

孟子叙述这个事件既是为了回答宣王,展开下文,同时,这一叙述也拖延了时间,从而缓解了紧张的气氛,等到孟子叙述结束时,齐宣王回答 “有之”,他显然仍然怒气未消,但已不那么一触即发了。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注意孟子的回答 “是心足以王矣 ”这一句,我们若把此句以下一直至 “于我心有戚戚焉 ”删去,直接接以 “王曰:‘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就“论理 ”的角度说,毫无损失,且简洁明白畅达了许多。那么,此间 “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至“于我心有戚戚焉 ”有什么意义? ———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齐宣王到底是吝啬还是仁慈的辨析,得出宣王有 “恻隐之心 ”结论,并由此让宣王 “心有戚戚”,在心理上彻底打垮宣王,在情感上俘虏宣王,使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孟子先是顺手一推,让宣王落水:“百姓皆以王之为爱也”,让宣王处在全国人嘲笑议论的尴尬中,并使之不能自救,在“是诚何心哉 ”的自问中,不能自圆其说,万分委屈与烦恼却又无可奈何,然后又援之以手,救他上岸:“无伤也,是乃仁术也!”通过 “见牛未见羊 ”的心理分析,让宣王摆脱窘境,同时,又水到渠成地证明了宣王 “不忍之心”的真实存在,从而 “有效 ”地证明了宣王确实 “可能 ”实行王道,现在只看他自己是否愿意了。通过这么一打一拉,打一耳光又揉一揉,使宣王对孟子救他出困境万分感激,从而在感情上俘虏了他,使他言听计从。孟子果真是辩论的高手!再看下面这一节: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从“王发政施仁 ”起,一连串用了五个排比句,写出了天下归心的大局面,真有百川归海、风起云涌之感。这显然又与孟子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及因此而来的充沛的激情、浪漫的情怀有关。他文章的气势足以感人,而这气势确实如他所说,是来自于他内心道德上的 “浩然正气 ”的。像孟子的这种辩论特色,更多的显示出其个人性情及文学性的一面,我们从中读出了辩论双方的心理活动,主动与被动的转换,攻与守的变化,机关与陷阱的埋设与避让,自我情绪的表现与对对方情绪的控制,说话分寸恰到好处的把握,以及在排比、比喻、反诘、寓言故事等众多修辞手法中体现出来的文章的气势,说理的形象性、生动性、情感性。这些无疑大大增加了《孟子》一书的文学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孟子在辩论时耍了一些花招,但他所说的,都是 “正当的道理”,是光明磊落的道德之言,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他狡诈,只会佩服他智慧。这又是《孟子》一书的道德价值。

但与之相应的则是,作为一部论理著作,《孟子》的逻辑性、说理的严肃性、真实性却有相当的问题,即如上文所引的 “邹人与楚人战 ”一节而论,后面一大段排比句所描绘出的天下归心的 “德政 ”理想确实很有鼓动性,以至于弄得齐宣王也要 “尝试之”;前面由 “邹人与楚人战 ”而得出的 “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 ”也是正确的,但再由之推导出,齐“以一服八 ”而必败的结论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都不大靠得住,我们知道秦也是占有一州,而“以一服八”,以武力制六合为一的。仔细再看,孟子在这里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他首先把齐与其他诸侯国力量对比只简化为一个因素:土地的大与小,再把这种对比高度抽象为 “一”和“八”,从而给我们一错觉:一小八大,一不能胜八。但是,事实上,这里的“八”不是一个整一的 “八”,而是 “八”个分散的一,齐完全可以各个击破,如秦以后所做的那样。

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逻辑错误,在《孟子》中有不少,比如下面: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价值认定的角度说,是不错的。我们应当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去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能成为一个无道的人(当然,孟子这里原是指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而且,得道的人,应当在 “得道 ”的同时,“得到 ”众人的帮助和支持;失道的人,也理当为人摒弃而使之付出 “失道 ”的代价。

但这里只是说 “应当”,“理当”,只是一种道德诉求,而不能说 “一定会”。道德诉求并不总是转变为客观事实。事实上,道德及道德行为并没有一个预设的好结果在前方等着。即以孔子、孟子自身而论,他们算是得道之人了吧,但他们一生的遭遇又如何呢?还不是处处碰壁,为人所拒?何曾多助过?不得道者,也不一定就寡助。大盗跖手下的人据说也有 “三千”,和孔子打了个平手(庄子说他 “盗亦有道”,但此 “道”与孟子的 “道”不能混淆),鲁哀公不能算是得道明君吧,但鲁国人谁敢不服从他?孔子恰恰是带头恭敬他、抬举他、辅助他。谁不敬爱他,孔子还特生气。

所以,孟子这一段正气浩然的道德之论,虽有极大的感染力,以致几千年来成为对莘莘学子进行思想教育道德培养的必读章节,但逻辑上却不大讲得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的层层论证,更缺少基本的逻辑关联。“然而不胜者”,可能有多种原因,不一定就是没有地利;反过来,有地利没有天时,也不行。所以,也可以说 “地利不如天时”。而孟子论证 “地利不如人和”,更是一厢情愿地先假定他要贬低的 “不重要 ”的条件(地利)都具备,然后再证明因他要推崇的 “重要条件 ”(人和)缺乏而失败,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是实足的蛮不讲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难道能证明 “万事不如东风 ”吗?其实,一物之实现,条件往往有多个,缺一不可。这“多个 ”条件的任一个,都不能说比其他条件更重要。

其他如对一些历史、地理知识,孟子也往往不大较真,他所描述的历史,往往是他想象中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他所提及的地理,也有不少错误。奇怪的是,这种粗枝大叶的毛病,虽然损害了他文章的科学性、严肃性与学理上的正确性,却不仅无损于他文章的文学性,更有助于他的文学性;不仅无损于他的学术人格,反而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孟子证明客观真理,总显得勉强而力不从心,他逻辑不严密,证据也不充分。但他一涉足到伦理学领域,便雄辩滔滔。因为道德伦理往往是一种信仰的建立,而不是客观科学的证立。建立一种道德信仰,需要的是一种价值估定,而价值往往是人为的;证立客观科学,需要的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事实支持。如《鱼我所欲也》这一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孟子是要建立一种 “舍生取义 ”的文化信仰,他只需要说明为什么必须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证明 “舍生取义 ”为“真”,他只要证明 “舍生取义 ”为 “善”。而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他反问我们:假如没有什么东西比生更重要,那么,不就凡是可以得生的手段都可以使用么?同样,假如没有什么比死更可怕,那么,凡是可以避死的事,不都可以做么?这两个 “凡是”,必使人类堕落而无止境。所以,为了人类的崇高和自尊,人类必须建立一个道德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择手段,都不能无恶不作。那么,自然的就必须有一种东西比生更重要,更值得我们珍视,那就是 “义”,必须有一种东西比死更可怕,更要我们避开,那就是 “不义”。

孟子用两个假设、两个反问,就证明了这么伟大的伦理学命题,显示出的,不仅是他作文章手段的高超,更是他思维缜密、直达事物核心的大本领。对人、物有透彻的认识,对世界有是非判断力,是作文章的最高秘诀。

如果说,庄子说明了天道的伟大与高渺难测,那么,孟子就证明了人类的道德尊严与精神崇高。这是孟子最伟大的贡献。

孟子是一个唯心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师心自用;一个纯任意气的人,所以他的文章意气风发。他疾恶如仇,道德感极强,所以他对他看不惯的人与事动辄恶言相加,拔刀相向,他无论骂诸侯,骂学者,都毫不留情,连对他极关照极尊敬的齐宣王,他也丝毫不假以颜色。他只认天理正义,公道良心,不讲什么人情世故。所以,他是真君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丈夫”。他对邪恶有不可遏止的杀伐心,所以他的文章有杀伐气,他把这种气质称之为 “浩然之气”。他可能就是从自身的道德良知与道德勇气里,找到了人类的希望与信心,发现了堕落人类获得救赎的途径。于是,他到处与人辩论,鼓吹自己的救世之道。他可能相信,只要他不停止他的吹嘘(吹嘘的本意是吹枯嘘生,即给枯死者吹以生气,使之重生),这世界的末日就不会到来,他工作一日,这世界的末日就会推后一日,且一息生机会渐渐转来。所以,当有人批评他 “好辩 ”时,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自信天已将大任降到他的肩上。所以,他的工作,给他崇高感,伟大感,成就感,“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情,怎能没有这样的文章?他的人,是天地精华,他的文章,是天地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