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是大可惊异的事。盖国人忠厚敦实，重实在而少玄想，安土而重迁，父母在而不远游，我们的生活总是脚踏实地的，我们的精神也是循规蹈矩的。其实，国人把自己一生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有安排，日程紧迫，而没有留下游览四方的余暇。即如《西游记》所叙西游之人，除猪八戒在高老庄留下一个家眷外（其实这家眷也只是他自己念念不忘，对方未必把他当女婿），其他三人，都了无牵挂，说得再直白一些，他们四人，至少三 “人”都不是 “人”———两个来自天上，一个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那一个人，却又是人中的 “异类”：和尚。和尚是四大皆空的。如此这般，这四位方才有这样长年在外游荡的可能。而他们这样的近乎浪漫的西游，对于生活在自给自足封建小农经济环境下裹足不前的古代读者，是多么巨大的精神诱惑啊！
《西游记》之怪异还不仅在此。其最大的另类之处在于它实在是游戏笔墨。这与传统文学之重道德教训，面目颇独特。所以，读《西游记》，也要换一副眼光，换一副心肠才能看出其价值，看出其韵味。胡适说：“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不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 ‘微言大义’。”（《〈西游记〉考证》）鲁迅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说：“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中国小说史略》），这两位的眼光不仅空前，而且从此后数十年的学界研究来看，尤其是建国以后的研究来看，简直是要绝后。建国以后，各家纷纷，却都把《西游记》附庸于庸俗社会学，对其主题、人物作社会学的指认，遂产生一大堆假问题，伪学问，当然也因此产生了一大批学者与教授，人五人六。比如有关《西游记》的主题，学者们就说是阶级斗争，是压迫与反抗，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对立，等等等等。与之相关，就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遂在七十二变化之外，又加了一变：变成了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此后孙悟空之皈依唐僧，保其西天取经，一路降妖捉怪，又让学者们在假问题上衍生出了新的假问题 ———学者们遂因此又有了光荣的任务 ———孙悟空后来的皈依，是投降了统治者，还是其斗争的继续？那一路上的妖魔鬼怪，是孙悟空原先的同类，同志，同伴，还是贪官污吏，流氓地痞？如此推衍下去，我们的学者们总有无限的 “问题 ”需要研究，我不知道是要对他们表示同情还是表示祝贺。
《西游记》的故事，由三大部分构成：前七回，写孙悟空大闹天宫，是他挣得一个出身与名头。他虽从石头缝中蹦出，但他仍也要一个社会的资历与出身，这样才好闯荡江湖。八至十二回写唐太宗入冥，是写唐僧取经的缘起，也是写唐僧的出身与名头，这样取经才有严肃性与重要性。十三至一百回全书结束，先是唐僧与孙悟空———一个最正派严肃循规蹈矩的和尚与一个最邪门捣蛋惹是生非的泼皮合作，西游取经开始。接着，在途中，师徒二人又收八戒、沙僧，西游遂成四游。并且由于多了性格的组合、映衬、对比与冲突，其趣味性大大增强，作者的幽默感遂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四人组成的取经小分队共历所谓八十一难，分属四十一个故事。从小说结构上讲，它与《水浒传》很相似，都是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是串联的。每个故事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一个故事完成了，再发生下一个故事。从时间上讲，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但从逻辑上讲，这些故事又可以是没有先后的，是并联的，好像是那八十一难并列放在那里，反正都得过。这时间上的有先后与逻辑上的无先后，又从本质上决定了《西游记》与《水浒传》在结构上内在的巨大差异：在《水浒传》中，前一个故事对后一个故事是有影响的，水浒英雄们的人生经历是逻辑展开的。而在《西游记》中，至少从十三回开始的四十一个故事之间，是没有互相的影响的，前面的故事与后面的故事基本上了不相关（红孩儿的故事与铁扇公主的故事之间的关联几乎是个偶然）。这些故事在时间的链条上次第展开，独自成立，完然自足。所以，对西游的这四个人物而言，取经的过程不是他们人生的展开，因为这四十一个故事，实际上就一个故事，那就是：西游取经。所以从情理上讲，一个一以贯之的人物的基本性格是必须的，如有变化，也须有所交代，有些契机。实际上，在这一点上，《西游记》的作者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他也有不少细节比较粗糙，有些勉强，但他笔下的人物，不但唐僧、猪八戒、沙僧的性格前后是统一的，就连那善于变化的孙悟空，其性格特征前后也是统一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把问题复杂化了。比如，当他们一定要把孙悟空大闹天宫说成是农民起义，说成是反抗压迫，反抗黑暗，追求自由，甚至提高到要改天换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说明他后来的行为———他皈依了佛，并且与玉帝老儿及其所代表的天庭保持了相当好的关系，玉帝老儿及其代表的体制，成了他斩妖除魔的得力助手与强大的体制支援。而为了圆前面的谎，我们的学者们只好硬着头皮说：孙悟空变节了，投降了，背叛了。这是一个更大的谎。问题就出在他们对 “大闹天宫 ”的理念式的拔高上。这种特别现代化的、时髦的、上刻 “反抗压迫，追求自由 ”八个金光闪闪大字的，学者教授学术作坊制作的高帽子，不适合这猴头。这猴头当初只是胡闹，他哪有那么多的哲学化的思想？他既没有浮士德式的观念的困扰，更没有斯巴达克斯式的现实的压迫。他何曾感受到过压迫？又有谁到花果山、水帘洞中压迫过他？他在那里称王称霸，拉帮结派，吃喝玩耍，日子过得十分的 “自由 ”自在，谁剥夺他的幸福生活？谁动了他的奶酪？没有。没有压迫，哪来的反抗？没有约束，哪来的争取自由？这猴头只是自己的生命力太旺盛，而要和这个世界捣捣乱，这捣乱，也带有十分的恶作剧性质，而没有什么 “革命纲领 ”与革命目标的，他只要做 “齐天大圣”，要与玉帝老儿等齐而已，这只是典型的 “无厘头”，没大没小。他在花果山做老大，不过瘾了，要和更大的较较劲，显摆显摆。他也没说要做 “灭天大圣”，“毁天大圣”。
争论得乌烟瘴气的还有孙悟空的阶级属性问题，有说他是劳动人民的，因为他机智勇敢，有很大本领（胡念贻《〈西游记〉是怎样一部小说》） ———你看这是什么逻辑？有说他是新兴市民的，因为他有突破封建束缚，获得发展自由、贸易自由的进步要求（朱彤《论孙悟空》） ———这样的论调简直匪夷所思。又有人说孙悟空是当时封建当权派的反对派，激进派，是中小地主的化身（简茂寿《孙悟空形象的阶级属性》） ———这样的结论只能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唉，我们的学者们，这几十年，都在干些什么？！
用这种眼光来读《西游记》是无聊的，无趣的。这么一部如此有趣的书，被学者们这么一糟蹋，糟蹋得我们毫无心情。
实际上，《西游记》是全新的东西，是作者的游戏笔墨，我们也就要用游戏的心态去读。文学的花园那么大，为什么里面的花朵不可以多一些品类？中国古代文学里，道德上 “正经 ”的东西那么多，代圣贤立言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两部不正经的？况且，大凡不正经里往往有着另外的大正经？
你看他的名字，就叫 “西游记”，而不是什么一本正经的 “取经记”、“斗魔记”、 “斩妖记”、“成佛记”。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 “游”，这师徒四人，固然有一取经的大目标，大理想，但在作者那里，实际不过是一个 “游西 ”的小由头，他真正写得津津乐道让我们读得津津有味的，不是师徒四人取经的所谓坚定坚韧，不是什么辛苦劳累，不是什么苦难历练，不是什么终获正果，这些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般读者可以体会得到的道德教训，但作者真正倾力要写的，读者读得兴味盎然的，是师徒四人路途中的 “趣味”。在作者笔下，连精魅妖魔都是一些有趣味的精魅妖魔，有幽默感的精魅妖魔。完全的恶，让我们起道德杀心的妖怪，除了 “白骨精 ”这样的少数，几不存在。鲁迅说的 “神魔皆有人性，精魅亦通世故”，把神魔精魅写得 “有人性”，“通世故”，这哪是什么道德面孔？就这一点说，他是超越《水浒传》的。《水浒传》中的恶人，是让我们起斩尽杀绝之心的，不稍有一点同情与宽贷。而《西游记》中的妖怪，几乎成了游戏的另一方，而对游戏的结果，由于作者预设的结局太明显，读者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阅读紧张，对出乎意料的结局也就较少期待，阅读的快感就不是来自什么悬念与结局，而是转向了对过程本身的欣赏：这是轻松的，愉快的，哪怕再紧张，也近乎于插科打诨的。于是，传奇不见了，“家常 ”凸现了。传奇却家常，传奇的架子，家常的细节，这才是《西游记》的最大看点。且看这段：
三藏却坐在他门楼里竹床之上，埋怨道：“徒弟呀，你两个相貌既丑，言语又粗，把这一家儿吓得七损八伤，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瞒师父说，老猪自从跟了你，这些时俊了许多哩。若像往常在高老庄走时，把嘴朝前一掬，把耳两头一摆，常吓杀二三十人哩。”行者笑道：“呆子不要乱说，把那丑也收拾起些。”三藏道：“你看悟空说的话。相貌是生成的，你教他怎么收拾？”行者道：“把那个耙子嘴，揣在怀里，莫拿出来；把那蒲扇耳，贴在后面，不要摇动，这就是收拾了。”那八戒真个把嘴揣了，把耳贴了，拱着头，立于左右。行者将行李拿入门里，将白马拴在桩上。（第二十回）即便在生死关头，作者也不是调动我们的阅读紧张，而是让我们粲然。比如第七十七回，师徒四人俱被那青狮、白象、大鹏三魔头擒住，在要被蒸熟的关头：
只闻得那老魔 ……叫：“小的们，着五个打水，七个刷锅，十个烧火，二十个抬出铁笼来，把那四个和尚蒸熟，我兄弟们受用，各散一块儿与小的们吃，也教他个个长生。”八戒听见，战兢兢的道：“哥哥，你听。那妖精计较要蒸我们吃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看他是雏儿妖精，是把势妖精。”沙和尚哭道：“哥呀！且不要说宽话，如今已与阎王隔壁哩！且讲甚么 ‘雏儿’，‘把势’。”说不了，又听得二怪说：“猪八戒不好蒸。”八戒欢喜道：“阿弥陀佛，是那个积阴骘的，说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剥了皮蒸。”八戒慌了，厉声喊道：“不要剥皮！粗自粗，汤响就烂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格。”行者笑道： “八戒莫怕，是‘雏儿’，不是 ‘把势’。”沙僧道：“怎么认得？”行者道：“大凡蒸东西，都从上边起。不好蒸的，安在上头一格，多烧把火，圆了气，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气，就烧半年也是不得气上的。他说八戒不好蒸，安在底下，不是雏儿是甚的！”八戒道：“哥啊，依你说，就活活的弄杀人了！他打紧见不上气，抬开了，把我翻转过来，再烧起火，弄得我两边俱熟，中间不夹生了？”
临死之前，不讨论如何逃生，而是讨论死法，这是大幽默，亦是大自在，就阅读效果讲，这样写法，有效地缓解了读者的紧张情绪，并且给读者一个暗示：这师徒四人定会遇难呈祥，逢凶化吉，而此刻的一切，都不过是供大家一笑而已！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这可算是一堂严肃的道德测试课。四位菩萨化成母女四个，要试这师徒四位的禅心。可是我们的阅读快感与兴奋点全不在四菩萨装扮的美女的 “色”的诱惑，也不在四位取经僧的 “德”的坚拒，恰恰相反，我们完全被四位取经僧逗乐了。在美女面前，三藏笨拙，行者机智，沙僧忠朴，八戒活泛，尤其是八戒在女色面前的不能自持，欲心难忍，却又遮遮掩掩，写得一片灿烂。他先是催促师父拿主意，是留还是行，用意当然是想让师父决定留下来，师徒四人就地娶那母女四人，后来在行者说让他留下时，他扭扭捏捏地道：“哥啊，不要栽人么。大家从长计较。”后来悟净又说让他留下给人家做女婿，他还扭捏道： “兄弟，不要栽人，从长计较。”当悟空直接说破他的心思，这呆子道：“胡说！胡说！大家都有此心，独拿老猪出丑。常言道：‘和尚是色中饿鬼。’那个不要如此？都这么扭扭捏捏的拿班儿，把好事都弄裂了 ……”
猪八戒的形象曾让批评家很为难，曾有人撰文予以彻底否定，说他的一切行为皆可笑，可鄙（张默生《谈〈西游记〉》）。若从道德角度言，他的行为确实很丑陋，很自私，但作者显然把他的道德之丑变成了审美之丑。我们读《西游记》，对猪八戒的这些丑陋，不特不那么厌恶反感，倒常常觉得可笑甚至可爱，《西游记》之可读性，一大半倒是来自于这个夯货呆子。我们可能是从他的言行里，看出了人性。他的呆，正由于他不虚伪。或者说，他强烈的欲望催促他直奔主题，根本无法掩饰，无法虚伪。他好货（在耳朵里藏钱），好色（大凡美色，哪怕情知是妖精，他也不能自持），偷懒，贪吃，逃避义务，追求安逸 ……举凡这一切人性的缺点，不也潜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不也是我们的生物指令，不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再冒头？我们在猪八戒身上看到的，正是我们自身熟悉的而又不敢示众的，现在由这个夯货呆子表现出来，如同我们自己曝晒自己的隐私，却又借了别人的名头，当然非常惬意。正如我们在孙悟空身上看到的，是我们自大的梦想一样；我们在猪八戒身上看到的，正是我们自卑的现实。猴子是精神的，理性的；八戒是肉体的，感性的。猴子代表着我们的精神的超越，八戒则代表着我们肉体的贪嗔。孙悟空的形象满足我们的英雄梦，崇高梦，事业梦，成就感，我们在想象中与他一同披荆斩棘，壮志远征，豪情满怀；而猪八戒的形象则满足我们的享乐梦，安逸梦，安全感，幸福感。又正如那个不安分的猴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英雄，做个超人一样；这个天蓬元帅，似乎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平凡的人，过凡人的生活，享受凡人的幸福。所以，他在高老庄，很是勤谨， “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种麦插秧，创家立业”。对那高小姐，他要让她 “穿的锦，戴的金，四时有花果享用，八节有蔬菜烹煎”。这不就是人间的小丈夫么？
在二十三回 “四圣试禅心 ”时，当那菩萨假装的寡妇对他说，女儿们可能嫌他丑时，他说：
娘，你上复令爱，不要这等拣汉。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其实不中用。我丑自丑，有几句口号儿。 ……我虽人物丑，勤紧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顿钯，布种及时生。没雨能求雨，无风会唤风。房舍若嫌矮，起上二三层。地下不扫扫一扫，阴沟不通通一通。家长里短诸般事，踢天弄井我皆能。
唐僧曾说他是 “两个耳朵盖着眼，愚拙之人”（第三十二回），他确定是两眼向下，脚踏实地，特别安心于平常的生活与幸福。所以，对于取经之事，他是一直视之为苦差事的，所以总是怨声载道，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可能还巴望着师父死掉：
假若师父死了，各人好寻头干事。若是未死，我们好竭心尽力。（第二十一回）在第三十七回，鬼王夜谒唐三藏，三藏惊醒 ———慌得对着那盏昏灯，连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来道：“甚么 ‘土地土地’？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务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
一旦师父遇险，他就嚷嚷着分行李 ———不光对取经大业的失败满不在乎，对师傅的生死不大关心，还念念不忘那一点行李，也真是惫懒 ———把白马卖了，给师父做口棺材，埋掉，然后各人散伙，你往流沙河，还去吃人，我往高老庄，看看我浑家———这是他常时对沙和尚说的话。其实，在他看来，这世界本来很平凡，有着平凡的幸福，都是什么唐僧，无事生非，惹出这一段波折，让好好的生活横生这许多烦恼，许多痛苦。所以，他急着要给唐僧送终，以便回到生活的常态中去。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副绝妙的画图 ———那是第七十六回，孙悟空被青狮怪一口吞下，八戒以为猴子就此由和尚变成了青狮怪的 “大恭”；溜回去又吵着分行李。待孙行者制服了青狮怪，回来时 ———远远的看见唐僧睡在地下打滚痛哭；猪八戒与沙僧解了包袱，将行李搭分儿，在那里分哩。
这画面真够残忍，残忍得超过全书任何一处对妖怪的描写。但这恰恰是人性！对人性的善意的调侃，从而让我们会心而笑，这种轻松、幽默又不乏教益的阅读经验，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是稀有的，《西游记》提供给我们了。
实际上，正如《西游记》的妖怪不是完全的恶，作者对它们不是完全的恨一样，《西游记》中也没有作者完全佩服的正面人物。猴子是 “泼猴”，是“泼皮”，既借小妖之口，说他 “沿路上专一寻人的不是”（第六十二回）。又让土地爷说他 “一生好吃没钱酒，偏打老年人”（第七十二回）。 “弼马温 ”的称呼更是刻意的调侃。而唐僧的形象就更差劲，他没用，肉头，糊涂，胆小，软弱，对着妖怪，大叫：“大王饶命！大王饶命！”以至于被行者埋怨：“天下也有和尚，似你这样皮松的却少。”（第五十六回）对徒弟，也说：“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也。”（第七十八回）所以，不但八戒说他没用，就连最忠心耿耿的行者，也骂他是 “晦气转成的唐三藏，灾殃铸就的取经僧”（第八十三回）。甚至诅咒他：“我那师傅，不听我劝解，就弄死他也不亏！”（第六十五回）但我们若仔细一点琢磨，就能感觉出，作者放在行者、唐僧身上的这些弱点，往往只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寄托，他只是要借此骂世而已，只是借此调侃人性而已。笔触由社会层次而转到人性层次（远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象征着对社会的疏离，对背景的淡化），由反映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而转向透视人性的矛盾，人性的优点和缺点；文风也由面向社会时往往不能避免的紧张、严肃一变为面向自然人性时的轻松活泼，由严峻的社会批判一变为对人性的轻松调侃，由向外的横眉冷对，到向内心的温煦的自我观照，道德的意义退化了，精神品质的一面凸显了。《西游记》在语言上可能比不上《水浒传》，但在见识上，在观念上，却似乎又在《水浒传》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