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上除了地震中死亡的人外，最多的该是他们吧！有人说我们很盲目，不计后果，在当时那条路上我并没有看到哪个人会考虑那么多后果。走得最远的是要去松潘和理县的，他们计划步行三到四天，比我们走得还要远。我还以为我们是走得最远的。此时此刻的人们，心中已没有了任何杂念，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尽早地见到亲人。
5月13日上午7点，我们开车来到213国道上，这是从都江堰通往汶川的唯一一条路了，已彻底被地震损毁。我和丈夫及单位上的两位同事不得不弃车步行了。
走的时候，我托留下的人转告我姐姐，如果她们来了一定劝阻她们去找我们。后来姐姐们前前后后来了四次。
从都江堰到汶川一共94公里，我们计划步行两天。
由于来得匆忙，我还穿着凉爽的时装和高跟鞋，没来得及准备，也根本没想到要去远行，而这时的都江堰一片狼藉，没人营业。我只能换上老公的衣裤。衣服还行，裤子太大了，裤腰我揪了两圈，用鞋带捆上，把裤腿塞进袜子里。他的皮鞋也太大，可总比我的高跟鞋强，只是要颠着走才行。还好路过青城桥头时，我们在昔日热闹的小批发市场里，发现了一个还敢大胆开着的小店，我们买到了路上喝的吃的，其实也仅是够一天吃喝的东西！我居然还买到虽然大了两码但很实用的军用胶鞋。我把任勇的新皮鞋留给了老板。路上的未知数太多了，而前面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心里其实早就作了最坏打算，就是不知道多久灾难会来临，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穿上胶鞋对地面的震动更敏感了，老板的收音机里播放着余震已达几百次的消息。路上有很多行人，出山的多，进山的也不少。手机这时仅是个计时工具。同行进山的多数都是去寻找亲人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有，亲情在那一刻显得如此重要。看着这望不到尽头的人群，我只能用悲壮来形容。
一路上，进山寻亲的人连绵不绝，人们三三两两地走着，不顾一切地走着……
这条路上除了地震中死亡的人外，最多的该是他们吧！有人说我们很盲目，不计后果，在当时那条路上我并没有看到哪个人会考虑那么多后果。走得最远的是要去松潘和理县的，他们计划步行三到四天，比我们走得还要远。我还以为我们是走得最远的。此时此刻的人们，心中已没有了任何杂念，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尽早地见到亲人。
走了不远，我们碰上了汶川县政府的司机凯哥，他刚送了一批人走，才折回来。凯哥认识我们中的一员，他说可以送我们一程，只是走不远，里面的路断了，太烂了。我们本来只有四个人，完全够坐，但是我们把门一打开，很多往山里赶的人就争先恐后地挤了进来。两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拼命挤开身边的男人进到车里，其中一个想都没想就要坐在任勇的腿上，任勇急忙说：“红令，你来抱她。”最后，小小的一个五座轿车上挤了近十个人。凯歌把我们送了最多一公里半左右，就被迫停下了——前面的路面到处都是垮塌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沿途的路面到处是裂开的缝。迎面而来的都是劫后余生提拉着包袱的人们，他们劝我们回去，因为路上太危险了。山坡上不时飞沙走石，水库两岸巨石垮塌掉进岷江之中，发出噼里啪啦像是爆炸似的声响，让所有的人心惊肉跳。那些拉着行李箱的人，他们从前面过来，因为拉动行李的滑轮发出的声音和山体滑坡的声音很像，而且由远至近地向你滚来，听得人头皮直发麻。
小雨下着，心提着，两腿在沉沉地跋涉着。
我举着伞，无言地走在雨中的人流里。看一个穿着白衣漂亮的女孩提着高跟鞋，她要回去找妈妈的。她是走不了多远的。不一会儿，她就落下了。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一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带着十岁左右的女孩，是她的妹妹，她们要去三江。任勇问她：“你怎么把孩子也抱上了，这样你们怎么走得远啊，还是回去吧！”那女人说：“心里太不踏实了，父母和家里人都在那里。”我想帮她抱，她不让，她说：“你们快走吧，你们的路更远。”我们顺着公路走着，路边的房子所剩无几，远处有人正在清理物品准备离开。有个妇女坐在废墟上流着泪嘶哑着对别人说：“我们落难了，家没了，不知该去哪里。”
地震时停靠在路边的车很多，都被石头砸得面目全非。都江堰至映秀的路大体路基都没有坍塌，但是震后滚落的石头和正在经过的泥石流，随时可以阻挡道路，在隧道和泥石流经过处，惊恐的人们都是跑着过往的。因为那是唯一的通道，隧道里黑黢黢的，有很多水泥块在地震时掉了下来，一不小心就会一脚踢在上面，生痛。我们还要走那么远的路，保护好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大约走了十几公里的时候，我们碰上了一辆川A牌照的被巨石压得扁扁的白色小轿车，车内已没有生还的人，驾驶座上一个女人长长的头发搭在方向盘上，身体被压得扁扁的。后排的座位上，巨石还压着一个人，我只看到了一双女人的高跟鞋，简直不敢看。我小心翼翼绕过巨石，顺着地震后逃难的人们踩出的小道心惊胆战地攀爬着。小道滑溜溜的，旁边就是悬崖绝壁，下面不知有多深的紫坪铺水库。任勇叫我不要往下看，也不要看那车里。可我已经看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他还叫我步子迈得不要太大，他说他在大学军训时，曾一口气走过30公里，可他自己把腿甩得远远的。按照他的方式不一会儿，我就累了。我不相信他的话了，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大大的军鞋太磨脚了，脚起泡了，脚底像火烧一样发痛。
有段地方路桥都没了，我们只能爬山。山上也挤满了要外逃的人。他们说只想平安地到达安全的地方。上山的路很滑，又窄，人们只有相互拉扯着才能站稳和通过。那天我感觉大家都很友善，认识不认识的都在互帮互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快。交错的人们自觉地排成两行，各行其道。有的地方只能一个人过，虽然山上的垮塌声不断，并且离我们很近，大家还是会互相谦让。
我们的体能已大量消耗，再加上惊吓，自己感觉喘的粗气十几米远都能听见。我拉着老公的手说，我可能到不了汶川了。他劝我先回去。可回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谁愿意在孤独中了此余生？不，我不能回去，我觉得一家人生死都应该在一起，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刻。一路上余震不断，它们一波一波地过来，小的来了地像在转动，软绵绵的，我们不是很怕；大的来了，伴随着山崩地动、飞沙走石，我们就站在原地不敢动，等它一过，又马不停蹄地走。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任勇理了理满是稀泥的头发，故作潇洒地问我：“帅不帅？”而多数时候他不说话也不吃东西。
我忍住眼泪笑着说：“帅呆了。”
我问他：“我漂不漂亮？”
他说，我是他最漂亮的“叫花子”老婆。我知道，此刻的自己有多狼狈。
同行的汶川县政法委的孔洪勇，戴着一副眼镜，平头，不是很高，他一脸的焦急，他一直有个预感，他在映秀小学教书的妹妹孔丽和她的小孩没了。一路上他走得最快。地震时他开车刚走到都汶路的友谊隧道口，从车上逃生后，车就被砸了。他还和一个同行的人一起救了前面车上卡住的司机，然后一路狂奔到都江堰汶川驻蓉办报信。第二天他就又和我们出发了。路上的情况他都很清楚，还敢再往山里走，真的很勇敢。除了映秀的妹妹，他家还有十几口人在汶川县城。他沉默不断加快脚步急切地走着。
路上孔洪勇发现了还停在那里的单位的车，车身完好没被飞石击中，他说，得把车开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停好，这是国家财产，以后路通了会有人来开回去的。他们叫我坐在交警队门口的水泥墩上，等他和任勇去把车开过来停好。
我一个人疲倦地坐在水泥墩上发呆。在想，任勇至亲在汶川的就有八人，算上亲戚几十口人都在汶川，算来算去只有我们俩在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时，和我们挤在一个车上的那两个女人中的一个，跑到停在一边的警车附近，突然她惊叫起来，说车上有三个人死了，周围休息的人都跑过去看。大家欷歔着，感叹着。我没敢去，内心感到很恐惧。也许这只是个开头，以后的漫漫长路里，等待我们的也许是更多的死人。
任勇和孔洪勇把车停好后，来到我的面前，我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跟着他们出发了。我们在一个还没倒塌的小卖部里高价买了一点吃的、水和白酒。这已是汶川境内，他们几个说，这些人发国难财，如果被举报了，他们就要糟了。哎，就是不举报，老天迟早都会让他们遭报应的。
我们走到寿江大桥，据传这里的人们由于喝了这里的水都很长寿。同行的李煜主任到目的地了，他要去看看移民安置点，他说那是他的职责，必须进山看看。同来的只剩我们三人了，后来一个要去理县找家人的小蒲加入了我们。他要去理县找他的小女儿，他爱人已从另一个方向——平武进山了。桥头一辆豪华中巴的车头被滚落的巨石迎头击中，凹进去了不少，真不知当时车上的人们惊吓成什么样。几百米长的大桥有些地方已经移位，没有一点安全感。我们没敢犹豫，提心吊胆地跑了上去。任勇在后面吼着让我快跑，我很怕，这桥怎么这么长。还没跑到中央，一个大的余震来了，感到摇摇晃晃的，此时我在心里想，这桥千万不要在我们经过时垮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见那座大桥，已被军方加固，几吨重的车都可以过了。我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座生命之桥，汶川的人们就靠它求生了。
越往里走，残砖断壁就越多，路越来越烂，飞石也越来越多，心里也就越来越不安了。我们周围的人在逐渐减少，许多人走不动留下了，可仍有许多的人还在筋疲力尽地走着。一路上寻亲的人们仍旧连绵不绝。
我曾无数次地经过这里，但我没看到一件熟悉的景物、一栋完好的房子。
地震的破坏力是如此之大，超乎了我的想象力和承受力。这里都这样了，震中汶川又该是怎样的悲惨，我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
水不久就喝完了，只剩酒了。为了轻装前行，我丢掉了从成都出发时，没来得及放下的手机电池和一些不怎么值钱的东西。真不知为什么把它们带上，我居然装了满满一包，可能在成都时被吓坏了。
包里还有孔洪勇带的两个大大的四节装手电筒，重重的，好几次差点把它们丢掉。后来，在断电后的映秀，它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再往前的路上，连发国难财的人都看不到了。我们现在好希望还有这样的人出现，哪怕价再高点，贵点都行，我们都不会去举报，至少可以高价买到想要的东西。
任勇居然还大方地把我们从都江堰带的卤肉，送给路边走不了的断粮断水的加重加长的卡车司机，我挡都挡不住。还好，酒在我身上，我把它倒在矿泉水瓶里，那样拿起来轻些。我一边走一边喝，自己都不知道喝了多少。我听到理县人小蒲担心地对我老公说：“哥哥，那个姐姐一直在喝，一会儿喝醉了怎么办？”我听到老公小声说：“不管她，她太紧张了。”他把我身上所有的负重都抢过去，轻的用衣服系在腰上，重的背在他的背上。一路上他和孔洪勇催命一样，不准我们多停一下，我们最长的休息时间没有超过十分钟。走到一处前面断裂面很大的悬空的路桥上，大家都不敢过了，我走在前面说：“走吧，反正都作好死的准备了。”这就是四川人常说的饭胀憨老三，酒壮人胆吧。我很清楚自己这不是勇敢。
过了寿江大桥，就是白云顶，公路蜿蜒崎岖地盘旋在山上，而我们必须从山下穿过它们直插山顶。白云顶，名字真好听，如果在平常，我想我会在这里游玩，山上的景色如诗如画，即使在这个时刻，依然如此美丽。以前坐车路过得太匆匆了，今天走路也不敢停留片刻，因为山上一直往下在滚石头。
五一节时，我去汶川看女儿，坐在车上，曾在这里碰上一群衣着时尚的都市骑车族，他们想骑单车穿越川西北大草原，走到这儿就骑不动了，全体在休息。之后，他们要推着自行车上山，当时还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受这样的罪。这才多久，我觉得恍若隔世，我不仅没车骑，还要走很长的路。以前我一次性走的最长的路，加起来不足15公里。现在倒好，要走的居然是两个马拉松比赛的路程。人一辈子好多事看不见也摸不着，辉煌也罢、失落也罢，只是千万不要把话说绝了。活着就要多运动，不然逃命的机会都会被自己葬送。而我们还老是无病呻吟埋怨活得太累，缺少运动，也不愿运动，个个向肥头大耳看齐。
我们开始爬白云顶了！雨中的稀泥太滑，我的鞋子虽然大点，但鞋底不滑。任勇的鞋子虽是名牌，鞋底就像抹了油，好几次差点从我身边滑下去。我使劲把他拽住，还在地上捡了根木棍给他拄上。真怕他从我身边溜下去不见了，我要求分担一部分他背的东西，他不肯。我们结婚12年了，他还很少这样心疼我。
这条隧道里掉的石块比前一个的多多了，里面黑黑的，只能借着手机微弱的光，但迎面而来的人们还是时不时地碰撞在一起。
大家在互相叫喊着认识的人，奔跑着，希望洞里的水泥块不要掉下来，希望山不要在此刻垮了。这时有人说：“冲，不管了，有命喝鸡汤，无命见阎王。”任勇拉着我没命地飞奔，手心中全是汗。
我走不动了，实在是走不动了，可女儿及家人还生死未卜，老公说爬也要爬过去，不准停，不许停，还叫我不许哭，说影响大家赶路的情绪。看见一路的惨状，实在忍不住了，就悄悄落在后面，偷偷哭出几声来。任勇后来说：“老婆，一路上我不怕看到你哭，而怕看你笑。看到你花着脸冲我笑，我的心就像刀割一般。”
这段路上的居民已经开始撤离了，我们所看到的只有毁灭，上山后就没看到几栋好房子，很多人都睡在自己搭的简易棚子里。他们还不知道背井离乡后该去哪里。
我们告诉他们，出去吧，这么大的灾难肯定有人管你们，政府已经派部队，马上就要过来了，我们昨晚已经看见他们了。他们也告诉我们，映秀已经完全毁灭了，山下有一段路全断了，山上的泥石流刚刚从那里经过，冲断了高架桥，冲毁了路基，叫我们还是回去吧！汶川没希望了，他们至今都没碰上走过来的人。他们有收音机可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汶川还是没有消息，而北川的死亡人数还在增加。青川和其他地方的死亡人数也在统计中了，我们的心直往下坠。
任勇拉着我绝望地往山下奔。刚下山，一个大的余震就来了，我们刚才站的地方就垮了，飞石带着黄沙倾泄而下。也不知刚才和我们说话的人怎么样了，希望他们没事，可以平安地走出去。
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到了漩口铝厂，任勇碰上了铝厂的陈总，几个月前他们在这里协调工作认识的。陈总说厂里的损失很大。他正带领本厂职工在自救，还问任勇：“你怎么把老婆都带上了？”意思是这里很危险。任勇回答说：“是她自己要来。”陈总叫来了一个工具车送我们一段，路上太危险了，他叫我们好好保重，说那车刚送了个领导进去。后来我们知道那位领导是阿坝州的吴泽刚州长，他在清晨五点就出发了。任勇说：“他们都敢进山，到汶川的路肯定是通的，我们还怕什么，快走！”我们感激地又争先恐后挤了上去，这回小小的工具车上一下子挤了快二十个寻亲的人。大家都走不动了，太累了，哪怕只送一小段，只歇一小会儿。司机说这车都要压扁了，大家就七嘴八舌纷纷说他这是在积德，在做好事，下辈子会有好报。司机无奈地摇摇头，让我们全上了车。可很快就没路了，路开裂了。我们只好跳下车，接着走更艰难的路。
最难的路程是漩口铝厂到映秀这段路。据说，以后的百花大桥地震遗址就设在这里。断裂的桥面上有个大巴，司机已经死了，趴在车座位上。天已经开始黑了，顺着山坡往下看，远远的映秀已经依稀可见。我们希望在那里可以得到休整，明天继续挺进汶川！
桥断了，没路了，大家只能一步一步走在稀泥里，但没有脚印。因为脚拔出来了，鞋子却没了。把鞋拉出来，脚却受伤了，走到最后，我们这四人只有我的腿好一些，其他三个都拄上了木棍。任勇的腿是在救我的时候扭了。当时我的脚陷在了稀泥里，一时拔不出来，上面飞石就要下来了，任勇让我先把脚拔出来，然后把鞋子拉出来拿在手上。带着我跳过尖利的巨石，他小腿的筋就扭了。这使我感到出自一个丈夫久违了的关怀，也许以后它将是我美好的回忆。
任勇和孔洪勇一直轮换看着山上的石头和泥石流，是否下来了，好让我们快速通过。孔洪勇的脚伤得最厉害，血直淌。他一直走在我们前面，不知何时受的伤。这时，他不肯走了，仰面朝天地躺在一个巨石上，哀伤地叫我们夫妻俩到了映秀后，把他妹妹挖来埋了。那天他就是那么肯定。说迷信也罢、说科学也罢，亲人间就是有那种感应。他还说：“泥石流来了，会把我盖住冲走，不要管我了。”这时，我把任勇的备用衣服取出给他裹在脚上，为了鼓励他我还开玩笑说：“你以后一定要给任勇赔件好衣服，因为这是去年我给任勇买的生日礼物，是名牌衬衣，很贵的。”他哽咽着说：“好。”我们捡到一只不知是死人还是活人的鞋子，给他穿上，反正那段路上，掉的鞋子很多，换好后拉上他走。他还在抹泪，我说：“一个大男人不许哭，我都没哭。”他一直点头，但泪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流。小蒲也受伤了，可他还能坚持，如果他们两个能够相互照应或许不会伤得这样重。
在一个又一个垮塌的地方，石块一停，我们就赶快飞奔，到了下一个地方等待，而且人数不能太多，最多就三个，大家才可以互相照应。我们不敢大声说话，说话的声音大了，会把石头震下。这是我逃命逃出来的经验。
一个老大爷拄着木棍缓慢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他是一个人走的，他就住在前面不远的山上，家也没了，他不像我们长途奔命，他走得很慢，打算去几公里外的映秀找女儿。女儿一家人全在那里，生死未卜，老人家一脸的焦虑。他也说女儿一定是出事了，但生死他都必须去看看。他那么大年纪了，能承受得了吗？后来我们在映秀碰上他，他的家中一共七人遇难。他的脸上一片凄然，眼中透出一种对这场灾难的无奈和绝望。
其实，我们这支寻亲的队伍中还有一个人，是个女的，一路上她都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坐的两次车她都拼命挤了上来，而且一路上就她事最多，一会要休息一会要被拉着走。走到危险的地段她比谁都紧张，惊呼啦咋的。在这条道路上，你只要大声说话，震飞的石头，就会应声而下，何况她总是在惊叫。所以我们都特别希望她闭嘴，不要说话。任勇在路上多次让我去告诉她：“你去让她不要说话了，再说话，我就不客气了。”我说：“你怎么个不客气了，她走她的，又没有叫你背。”任勇生气地说：“她太烦了，影响我们走路的士气。你也是，不许哭。”看得出来她也是心慌意乱的，可能平时不是这样，她老公和小孩都在映秀。后来在映秀我们也碰到她了，她家三个人没了。那天的她是那样的平静、麻木。也许是哭够了，看多了，语气平常得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说别人家的人。
我们几个人在相互搀扶，相互帮助下走过了生死关。和我们一起走的人，前前后后那天至少有几百人。一路上我们都在向过来的人打听，可没人是从汶川走出来的，一个也没有。好多来人都说，汶川被两面垮下来的山埋没了！我默默地哀叹着，女儿幼小的身体怎么能够承受得了这种灾难？我为什么会把她带到汶川，让她这么小就要经历这一切、面临这一切？我这妈妈是怎么当的？走在崎岖危险的路上，我后悔地直想，如果石头垮下来把我砸死了都是应该的。
路上很多的小蛤蟆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向着河的一个方向跳，不注意你就会踩到它。麻雀和燕子一直不安地在头顶的上空飞翔。天空灰暗得像马上就要塌了。我想会不会还有大的余震，千百年来，关于动物能预测地震的说法一直在流传。根据史学家的记载，公元前373年，许多、老鼠、蛇、鼬鼠成群结队地离开希腊一座城市，几天后，地震毁灭了这个地方。地震发生后，人们对蛤蟆过街、老鼠搬家、家禽惊飞、水井冒泡等现象曾争论不休。动物到底能不能预测地震？动物到底对这次地震发没发出警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