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天上小学，放学前我已想好结束学业，一切均无趣。50多名相貌各异的儿童坐在木制的、有小刀刻痕的桌子前大吵大喊，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话说没了，他们伸出舌头在嘴边涮——啦、啦、啦，很快有人模仿，全部“啦——”。而上课，老师说一些奇怪的话。然后排队，我也不喜欢排队。走路盯着前面同学的脚，怕踩掉他的鞋。还是不断有人出列、提鞋。
放学了，我姐塔娜领我回家，她高我一年级。明天我不上学了——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但没说。她太爱上学了，令人不解。塔娜和她的同学领我穿过运动场。这地方真好，我把遇到广阔地域时的感受称之为“好”。她们指着北边说：“骑兵列队从那边过来，向司令敬礼。”
“司令在哪儿呢？”我问。
“在主席台上。”主席台空寂无人，上面有儿童堆的小土包，插着柳树枝和玻璃碴子。
“司令呢？”没人回答。我回头看，塔娜她们已跑远，追蝴蝶，裙袂飘飘。
站在主席台上，我看到了消防队灰色的暸望塔。体育场对面的地方是长途汽车站，那地方也好，穹顶高，说话有嗡嗡的回声。我们又到汽车站，有人坐在刷绿漆的木条长椅上，脚下是绑着双爪的公鸡和点心匣子。阳光从落地长窗射人，光柱里微尘浮游。我喜欢光柱——特别是夕照光柱中的微尘，小而反光，不慌不忙地浮动，像在水里。我们在各处的椅子上坐了坐，享受在椅子上摆腿的快乐。然后去卖票的窗口。林西、克什克腾、天山……这是各窗口上方写的字，她们念诵，我不认字。因为个矮，也看不到窗口里面有什么好看的事情。她们抱我往里探望——一个镶金牙的女人拨算盘，桌上放一叠硬纸片的车票。
塔娜她们竟有办法随上车的人进站——和收票员说好，一会儿再出来——我们走在公鸡和点心匣子后面，入站台。站台有一个红砖的花池，上边站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她举一根冰棍，“冰棍啊，冰棍”。半透明的冰棍快化了，像出太阳时玻璃窗的霜。我担心冰棍“噗”地掉下来，落在土里。
“快来——”塔娜喊。她们围着一行花，正采花瓣，车站戴大檐帽的人在笑。“这叫指甲桃。”我姐说。指甲桃一尺多高，淡绿的粗茎像玻璃管，仿佛一碰就出水。花瓣或深或浅，然而全都红。她们急急地摘花瓣，往兜里装。我也摘，但不知做什么用。
“行了！行了！”大檐帽摆动卷红旗的木棍劝我们走。她们跑到候车室的山墙蹲下，我也蹲下。她们拿花瓣在指甲上揉搓，指甲变成了红色。赵斯琴举起十指晃动，“哎——”好看，成花瓣手了。
不一会儿，我们全成了花瓣手。回家的路上，她们嘁嘁嚓嚓说别的事，而我始终看她们和我自己的红指甲。
第二天早上，我妈推醒我，说上学。我回忆起学校情景，苦恼，说不上学了。我妈说怎么能不上学呢？我欲辩忘言，以哭抗争，泪水走出眼睛往下落。揩拭之时，看到指甲上的一点残红，想到体育场、车站以及长窗光柱中的微尘，说“上就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