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 “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 此后各国人士纷纷来到长安。据向达先生考证，长安的西域人大抵有四种类型：魏周以来就居住在长安的胡商、僧侣、质子谢弗先生也认为，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胸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迫不得已。但是主要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这些人来到中国后，因为各种原因长期滞留长安，甚至客死长安。这些原因中，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个人原因。政治的原因如高宗时期西域陷落，四镇失守，“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最后出面通融，想通过假道回纥或通过海道，各遣回国。这些胡人使者竟然也“无一人愿归”。这就导致大量胡人留居长安，最终死于长安。另外，安史之乱后，因回纥曾出兵帮助平叛，导致“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其中必定又有不少人要客死于长安。个人的原因不外乎商人逐利， “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并无归葬的习俗。另外还有些其他一些偶然原因，如生病等。这些外国人的墓葬遗留以西域胡人最多，也最受关注。其他东方国家，如高丽、日本和中国关系也非常密切，但几乎没有发现过这些国家人的墓葬或墓志。
但是2004年春天，西北大学博物馆新入藏的一方日本人墓志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一墓志一经报道就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并从而再次引发了外国人葬地的问题。在该墓志的发现人贾麦明先生的论文里，贾先生提出：井真成是日本人，国家在东，所以葬在东方。而五十年代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其家乡在西方，故墓葬在长安城西。“由此可以管窥当时风俗中对于客死异乡人的丧葬习俗”。此说提出后，即遭到王维坤等先生的反驳。王维坤先生引用近年来在西安北郊发现的粟特人墓葬为依据，认为此说显得有些证据不足。唐代长安周围埋葬的外国人墓葬虽然没有经过科学发掘，但大多数墓志里都已言明了各自的国别、居家和葬地，这为我们深入探讨外国人墓葬分布规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目前已见诸报道或著录的、葬于长安周围的外国人有以下诸例。
上表中的前6人均来自东方或东北方。他们当中住在宫城以东里坊的有2人，东市周围2人，宫城以西1人。井真成的居住地点不明，志文说他死于官第。这个官第，极有可能是位于皇城西南角的鸿胪客馆。因为他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不到一年时间，不可能立即担任唐朝官职，自己也就不可能有官第。各国使人来到长安，首先入住的地方就是鸿胪客馆。从上表来看，东方国家的人似乎多住在长安东半部。洪原里，应当在唐代洪原乡附近，即今庞留村附近。崇义乡位于今东十里铺北，丰润乡位于今灞桥区雾庄。因此，这6个来自东方国家的人，其葬地均在河两岸墓葬区，也即长安城之东。
其余20人均来自西方，也就是常说的西域胡人。这20个胡人，住在宫城之西以及西市周围8人，宫城以东和东市周围6人，城南1人，蒿街即鸿胪客馆1人，其余4人的住地不明。
胡人问题很复杂。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是胡人还是汉人，实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他还进一步阐述，“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
矣”。向达先生1933年曾经指出，“此辈西域人始入中国，虽有汉姓，而名字往往仍留有西域痕迹，至下一代姓名始具华化”。因此，根据胡人的姓名，可以辨出胡人华化之深浅。
住于城东诸人中，李素、康志达、曹惠琳、何少直、何文哲等人，显然已经汉化程度很高，并担任唐朝官职。这些人虽然有胡人血统，但不能简单的目之为胡人。若以文化和信仰等方面来考察，他们和汉人并无区别。康阿义屈达干的名字具有明显的胡人特征，但是此人因力拒安史叛军，精忠报国而受到皇帝的嘉奖，其宅邸极有可能是皇帝所赐。而此时长安城内“东贵西富” 局面早已形成。因此，赐宅的位置只能在东半边。而另外一些人的名字明显带有胡人特点，应当是来华不久的胡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胡人。因此，那些汉化很深的胡人不计在内的话，来自西域的人大多住在西市周围，死后也埋葬在西边。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外国人的葬地也符合中国居民选择葬地的原则，即靠近居住地的原则。一个外国人来到陌生的国家，如果汉化程度不高，通常会选择靠近自己国家居民较多的地方居住。所以，东方来的选择东半边居住，西边来的选择西半边居住也是常理。东方国家归化唐朝的人，尤其是高句丽遗民，目前共发现九方墓志，均出土于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可见东方国家遗民居住在东方，甚至直接居住于洛阳，而不到长安居住。至于北边来的葬北边，南边来的葬南边，这显然不可能。事实上，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当时无论北边来的，还是南边来的外国人，入长安城不外两条路：一条过西渭桥，从西边入城，行人大多来自西域和北边；一条走两京道，东边、东北边疆以及南诏人多取道于此。所以把那些汉化程度很高，居住时间很长的外国人排除在外，一般外国人的墓葬分布基本符合“东边来的葬在东边，西边来的葬在西边”
的推测。当然这只是个偶合，因为居住地就有这样的分布原则，才导致墓葬有这样的分布规律。但是，由于东边来的使臣，回归路线一直畅通无阻，又有陆、海两路可供选择，因此，客死于长安的人数很少，所以这个推测还需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证明。
三、唐代帝陵陪葬墓的分期问题
唐代帝陵陪葬墓以昭陵最多。从乾陵开始，帝陵陪葬墓的数量开始减少，泰陵之后则变得很少或基本没有。因此，分期主要针对泰陵以前的阶段。姜宝莲女士、任士英、王双怀等研究者根据简单的帝陵陪葬墓的数量变化趋势把唐代帝陵陪葬墓分为：初创期———献陵阶段，兴盛期———昭陵阶段，由盛转衰期———乾陵阶段，衰落期———
泰陵之后四个阶段。这一分法只按墓主去世的时间来分，而不考虑每座帝陵陪葬墓的具体差异，所以这种分期只是一个表面化的结果，对于深入研究并无太大参考价值。
唐代帝陵陪葬墓数量统计曲线图
具体而言，唐代帝陵陪葬开始于贞观十年（636）。太宗首先安排了献陵陪葬人选，同时他还开始考虑陪葬昭陵的人选。他在献陵安排了大量的同辈宗室，还有少量高祖生前钟爱的大臣。昭陵陪葬墓入葬时间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开始于637年温彦博墓，结束于683年的安元寿、梁仁裕墓。后段开始于706年纪国先妃陆氏墓，还包括718年的李贞墓等。683年高宗去世，至706年中宗反正以前，武则天成了实际统治者。
由于她的血腥迫害，期间除了陪葬乾陵外，再无人敢要求陪葬献陵、昭陵，朝廷也不会安排人陪葬这二陵。因此以683年为界限，把昭陵陪葬墓分为两段是符合当时情势的，这点在陪葬墓群中也可找到证据。如685年陪葬乾陵的薛元超，他父亲就是655年已陪葬昭陵的薛收。豆卢钦望的父祖也先期陪葬昭陵。他们置纎葬昭陵的荣耀和归葬旧茔的传统于不顾，这其中必有原由。这个原因就是武则天执政后对李唐宗室及其支持者的打击。706年之后，中宗、睿宗、玄宗三朝的首要问题都是重树宗室的声誉和威信，因此这三朝注重用陪陵来表示对皇室死难者的肯定与褒奖。从实际的行动来看，从中宗定陵开始，“唐陵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是唐代最高级别家族墓地的同义词”。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把唐代帝陵陪葬墓分为四期：636年至683年为第一期，683年至706年为第二期，706年至718年越王李贞迁葬为第三期，玄宗之后为第四期。第一期，为昭陵、献陵同时陪葬期，太宗的高辈及同辈的宗室多归于献陵，功臣密戚多归于昭陵。这一时期为褒奖功臣和家族墓地并重的时期；第二期，仅限于乾陵，是以武则天个人喜好而确定的“功臣” 陪葬期；第三期，为平反昭雪期，墓主多为太子、公主和亲王，分布在昭陵和乾陵，少量辈份较高的宗室归葬献陵；第四期，为家族墓葬时期。高力士本身就是玄宗的家奴，所以也可归入家族墓地之列。从第三第四期开始，外姓陪葬逐渐趋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皇室和后妃，也就是姜捷先生所谓的“家族式聚族而葬”。
（责任编辑：王其 王庆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