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尊背屏式造像可谓北魏早中期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可以看出弥勒信仰在北魏前期已非常流行，其造型多是据弥勒上生经雕造的菩萨装弥勒，并作双手叠胸、交脚而坐的印相。在佛像背光之后雕刻连环画形式的佛本生、本行故事的造像样式也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由以上北魏至西魏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关中地区多以民间雕造的造像碑及小型造像为主体。造像的题材和内容与十六国、北魏以来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等一批高僧大德在长安地区所译出的佛教经典密切相关，故释迦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文殊维摩诘像成为这一阶段关中造像所流行的题材。雕造技法上灵活运用了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多种方式，并将传统样式、民间趣味与外来艺术形式相交融。同时，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及其演进过程，又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北魏早期的作品均带有明显的外来风格特点，至北魏中晚期逐渐汉化，出现了着褒衣博带式佛装、秀骨清像的佛像样式。北周至隋是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转型时期，北周王朝建都长安，虽然国祚短暂，但佛教盛行，寺院林立，长安地区出土了众多的佛教造像。这一时期除了造像碑和单体小型龛式造像继续在长安地区流行外，大型圆雕单体立像骤然增多，这与北周时期高官显贵崇信佛教、大造佛寺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陕西现存最早有纪年的大立佛，是原出自祭台村的《定光佛立像》，据像背后的长篇发愿文可知，该像造于西魏大统十年（544） （载《陕西金石志》卷6）。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了十余件北周至隋的大型佛、菩萨圆雕立像，其中2004年5月在西安东郊霸桥区湾子村出土的五尊大立佛堪称这一时期的精品之作。五尊佛立像埋藏于靠近土崖边的一窖穴中，出土时安放有序，保存完好，数量集中，应系出于某种特殊目的的窖藏。立佛形体高大，连座高度均在2米以上，应为当时寺院所供奉的造像。这些佛像一改北魏的清秀面貌，变为丰颊方颐、体态壮硕、螺髻低平、腹部微鼓的造型，具有北周佛像的典型特点。因其中一尊佛座上刻有“张子闻睹佛法，敬造释迦玉像”的发愿文，并有北周大象二年（580）的纪年，由此为这批造像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从造像样式上看，五尊立佛可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一类为内着右！僧癨支，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佛像，这是北魏孝文帝中后期开始流行的汉化式“秀骨清相”佛像的延续，但在造型改变了“长脸细颈，面相清癯” 的面貌，体态更加健硕敦实。如《释迦立佛》（图八），高216厘米，身材高大健硕，外着宽大的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袒右僧癨支，结带末端挂流苏，垂于外层袈裟之上。其造型与成都出土的南朝梁大同三年佛像极相似，说明北周造像曾受到南朝造像的影响。第二类佛像，身着通肩式大衣，袈裟轻薄贴体，衣纹简炼，凸现出健硕的躯体轮廓，具有“曹衣出水”式佛像的风范，此类为新出现的具有笈多佛像秣菟罗样式特点的佛像类型。如北周大象二年（580）《张子造释迦立像》（图九），通高238厘米。立佛身着通肩袈裟，跣足立于复瓣仰莲上，在佛体胸腹和双腿雕刻数道平行“U”纹以示袈裟的襞褶，同时也显出佛衣的轻柔贴体。佛座为四方形基座上雕复瓣覆莲，基座正面两角各有一蹲狮，基座背面两角各雕一只相向而立的大象。基座正面刻长篇发愿文，文中有“大象二年七月廿一日建”的纪年。这两个系统基本代表了北周时期长安佛教造像的主要类型。另一尊立佛像座（图十），正面刻有香炉、比丘及供养人形象，其余三面刻了九个护法神王，分别为象神王、风神王、火神王、珠神王、树神王、山神王、雷神王、电神王和牛神王，这是研究北朝神王系统的重要资料。五尊立佛均为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衣角的姿态，这种在犍陀罗佛像中常见的印相在其它地区非常罕见，成为北周长安佛像的典型样式。这批佛像的雕刻技法，在继承北魏直平刀法的基础上又结合了圆刀法表现衣褶，使造像衣纹线条圆润自然。特别是大象二年佛立像的衣褶，已经采用了向下凹入的圆刀法以及中凹边高的技法，衣纹更加舒展流畅，开唐代的新型佛像之先风。
这批纪年佛像为我们研究认识北周佛像的特点提供了新的依据，再结合西安北郊等地新出土的北周佛像综合观察，修正了我们过去对北周佛像笨拙、粗疏的印象，从而也提醒我们应该对原本定为隋唐时期的某些大型无纪年佛像加以重新审视和认定。
除大型立佛外，我馆还收藏了多尊北周至隋代的菩萨立像。
这些菩萨像高度均达2米左右，形体高大，装饰华丽。如2004年西安北郊岗家村出土的《观音菩萨立像》（图十一），高266厘米，宽82厘米。菩萨跣足立于台座上，形态丰盈，腹部微挺。头戴华冠，冠前饰有小化佛，宝缯自双耳后向下飘垂。颈饰项圈，胸前佩穗状缨络，肩臂之间披帛缠绕。上身斜披络腋，下着贴体长裙，腰间束带，裙边密褶整齐。整尊造像装饰繁复华丽，雕刻精致，体现了北周时期菩萨像重装饰的典型特征。
隋代菩萨像沿袭北周风格，在平顶华 冠的造型基础上，使发髻渐出，腹部平缓，体态逐渐轻盈、秀美。如1950年西安南郊塔坡清凉寺出土的《交脚弥勒像》（图十二），高184．5厘米，宽90厘米。弥勒着菩萨装，交脚坐于莲花座上。头戴华冠，其上用连珠、莲瓣、火珠纹组成精细的纹饰，宝缯自双耳后飘垂。
颈戴华丽项圈，身披璎珞，天衣贴体下垂覆盖台座。宝冠、璎珞、项圈等都留有多处圆孔，原本应该是镶嵌饰物所用。弥勒面容丰满圆润，全身装饰繁复华丽，并采用陕西蓝田所产的黄花石雕造，通体晶莹如玉，雕工精细，具有北周遗风。
这些北周至隋代的佛像及菩萨像，对外来因素进行汲取和创新，形成了佛教造像的“长安样式”，对周边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开唐代佛教艺术之先风。
至唐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佛教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普及。长安作为都城，寺院众多、宗派纷呈，造像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峰。佛教造像艺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处于从外来形式向中国本土化演变的过程，至唐代终完成了这一历程，形成了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新的艺术风格。纵观唐代造像，已凸显出庄重典雅、雍容华美的气度，造型上更加注重写实，形象生动自然，更具人情味。这一时期长安的佛教造像，既有皇家寺院供奉的大型立像、坐像，又有大量民间雕造的中小型佛像。造像题材也更为广泛，不仅有佛像、菩萨像，还出现了单尊天王、力士等圆雕造像。这些造像身躯健美，体态匀称，神情庄和，并各具特点：佛陀的庄严，菩萨的优雅，天王力士的威武，充分体现了唐代长安佛教造像艺术的皇家气度与风范。
如我馆所藏的唐代《佛坐像》（图十三），高78厘米，宽83厘米，结跏趺坐，螺髻高突，呈明显的二层台状，面部方圆丰满，眉目端庄，表情自然、恬静。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癨支，衣纹线条疏缓流畅，堪称盛唐时期的典型之作。1959年陕西省礼泉县出土的《释迦立像》（图十四） 为盛唐时期的又一佳作。大立像高183厘米，宽33厘米。佛像面容丰满圆润，双目微合，螺发、高肉髻。着通肩袈裟，袈裟轻薄贴体，展示出健硕浑厚的体魄。左手施与愿印，右手及前臂缺失，跣足站立于莲座上。
菩萨像的代表作有，1952年西安东关景龙池出土的唐代《观音菩萨坐像》（图十五），高73厘米，宽36厘米，菩萨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上，双手执莲蕾，头挽高髻，戴宝冠，冠前饰小化佛，面部雍容，体态丰腴。胸前佩缨络珠玑，披帛自两臂间缠绕自然搭于台座，莲座下雕刻六组伎乐图像。菩萨像整体造型丰满华丽，雕刻精致，堪称完美。西安火车站出土的唐《菩萨立像》（图十六），残高110厘米，宽42厘米，整体用汉白玉雕成，石质光洁细润。菩萨身姿婀娜，略呈扭动之势，腹部坦露，项饰华美，披帛自然交错系于腹前，腰腹间肌肉微微隆起，形体更趋于女性化，颇具韵味。
菩萨像的头、臂、足均已残断，却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
唐代，造像题材明显增加，天王、力士单尊造像即是这一时期所流行的新类型。
如我馆所藏的一尊白石《天王像》（图十七），高110厘米，宽91厘米，头及左臂已残缺，但造型威武雄壮，雕刻精美。天王身着明光铠，胸前有左右两片圆护，背甲与胸甲以带相连、经肩部前扣，胸部与腰部各束玉带，腰带下垂膝裙、鹘尾，下露小腿，缚扎吊腿，足登装饰华丽的尖头靴，站立于磐石座上。1974年西安西关王家巷出土一尊白石《力士像》（图十八），高43厘米，宽22厘米，力士右臂高举，怒目圆睁，赤脚踏于岩石之上，上身袒露，下着短裙，显露出全身结实饱满的肌肉和硬朗的线条，彰显着力度之美。
考古调查与发掘使众多唐代寺院的佛教造像得以整体出土，展现了唐代佛教艺术曾经的辉煌。1959年，西安东北隅唐安国寺遗址出土的一批唐代密宗石刻造像，可谓唐代造像中的精品。安国寺是唐代著名的密宗寺院，位于唐长安城长乐坊。其始建于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后在武宗灭佛运动中被毁，唐懿宗咸通七年（866） 重建。出土的密宗造像共十一尊，计有宝生佛、文殊菩萨、不动明王、马头明王、降三世明王、明王像、金刚造像、菩萨头像、残造像等。当时，这批造像集中出土于距地面约10米深的圆形窖穴内，相互叠压，多有残损，因此推测为唐武宗法难中遭破坏而埋入地下的。造像均严格按照密宗造像仪轨而雕刻，形象各异，造型生动。如《不动明王像》（图十九），高61厘米，宽43厘米，明王呈忿怒相，坐于岩座之上，发髻高耸，独辫垂向左肩，右手持慧刀，左手持“索，形象威猛。《马头明王像》（图二十），高88厘米，宽55厘米。作三头八臂的造型，三头均显忿怒相，头光正中有一马头，已残缺；八臂或作手印，或执法器。工匠根据造像规制的需要将多头、多臂巧妙安排，使之井然有序又富于变化。《文殊菩萨像》（图二十一），高74厘米，宽36厘米，菩萨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姿态优美，饰物华贵，又不失清秀典雅。《菩萨头像》（图二十二），高15．7厘米，双目微合，眉目细长，面容丰腴、饱满，神情静谧、安详。这批密宗造像雕刻水平极高，有的造像上还残存有彩绘、描金的痕迹。根据造像的组合来看，应是当时在寺院按曼荼罗设坛供奉之像。
印度密宗自唐初传入中国，至开元年间经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人设坛传法，形成密宗一派，并逐渐隆盛。但长安地区遗存下来的密宗造像并不多，除安国寺造像外，仅有个别单体造像出土，不过其中也不乏精品之作。如西安西郊空军工程学院出土的唐《十一面观音菩萨头像》（图二十三），高25．5厘米，白玉石雕成，观音面相丰润，闭目合唇，口含笑意。束波纹高发髻，在高髻的四周残存有六尊小观音头和一尊化佛，均面容丰盈，神情恬静。每一尊小观音的宝冠正中又刻一尊小化佛，雕刻细致入微，韵味悠长。十一面观音的样式，在目前发现的唐代石刻造像中较为罕见。这批藏品是研究唐代密宗造像弥足珍贵的资料。
除此之外，西安碑林博物馆还收藏了唐乐善尼寺遗址（今西安空军通讯学院）集中出土的四十多件佛、菩萨头像。这些头像分两次出土，第一次为1978年，共发现十四件佛、菩萨头像；第二次为1983年，再次出土了三十一件窖藏佛、菩萨头像及一通北魏造像碑。两次出土地点相距不过20米，根据文献的记载，这里正是唐长安城金城坊乐善尼寺的位置所在，由此可以确定这批数量众多的佛、菩萨头像当为唐乐善尼寺遗物。
乐善尼寺兴建于隋开皇六年（586），是尉迟迥孙太师为其祖所立，原名舍卫寺。
唐中宗景龙元年（707）改名为温国寺，后来又改为乐善尼寺。据《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当年寺中的净土院和三门内还分别留有唐代著名画家尹琳、吴道子所绘的壁画。
出土的佛、菩萨头像大多保存较好且造型精美，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为北朝至初唐时期所作的菩萨头像。大多戴有厚重华美的华冠，面容丰腴、略呈长方形，眉目清秀，长耳隆鼻，微含笑意，显露出庄严而华贵的气派。第二类为唐代雕造的菩萨头像。头顶已不见厚重的花冠，仅以宝缯束发，并饰以宝相花。发髻则变化多样，或梳为宝珠式，或梳为双环式。第三类为北周至隋唐时期的佛头。大部分作低平肉髻、螺发，丰颐秀目，神情静谧安详。
从这些头像颈部的断痕来看，应当是被有意打断并埋入地下的，究其原因应当与历史上的灭法毁佛事件息息相关。这些集中掩埋的佛头、菩萨头时代跨越了北周至唐，并且没有更晚的造像同出，因此可以推断它们极有可能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爆发的大规模灭佛运动中遭遇厄运。
唐代造像碑逐渐式微，小型背屏式、龛式及单尊造像继续流行，多为民间所供奉。
我馆收藏的众多唐代小型造像，也都各具艺术特色。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北魏至明、清各个时期的精美佛教造像，但因展陈场地的限制，大部分造像一直存放于库房中，很少与观众见面。2009年底，一座崭新的石刻艺术馆在碑林落成，它气势恢宏、风格古朴，古建筑风格与西安碑林整体风貌和谐一致。在新馆内举办的“长安佛韵” 专题陈列，由一百五十余件北魏至唐宋时期的馆藏造像精品组成，力求再现长安佛教艺术的盛世华章。
（责任编辑：张蒙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