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谢有顺在《小说评论》的专栏文章一篇一篇发出来的时候，我四处打问着：这是谁？他终于从咸阳机场的大门里出来了，一个年轻得连胡须还没有长黑的后生，站在了面前。那一瞬间里我是哦了一声，如突然地被谁撞了腰。我不是不服一人的人，也不是见人便服者，但从那以后，我是这样地喜欢和尊敬了这个南方的小伙。
差不多是一九九八年吧，我开始搜寻和张扬谢有顺的文章。这种行为曾经有过，即“文革”后期第一回读了沈从文的一篇小说，便每到书店都翻那些综合选本，三次为了他其中的一篇短文而将整本书买下，那时的钱对于我是一分要掰成两半用的啊。
中国人历来有文者相轻的习气，在我认识的文友中，常常有这种现象：只对外国人说好，只对古人说好。而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在很长的时间里有着不正常，要么谁都可以得罪，评论家不可得罪，似乎作品就是为评论家而写的，要么断然拒绝评论，宣布我从来不读那些评论文章。谄固可耻，傲亦非分，这何必呢？我是一个太普通的作家，作品又常引起争论，二十多年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家。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我的确爱听表扬，反感批评，年事较长，终于体会了前人的一句话：“遇人轻我，必是我无可重处，置珠于粪土，此妄人举，不足较，若本是瓦砾，谁肯珍藏？”心平气和下来，倾听各种声音，自然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或潜移默化的好处。由此，我感谢着那些为汉语文学的进步而努力工作的评论家，虽然与他们本人始终萧然自远，却在书房里仔细阅读着他们的文章。
我之所以为谢有顺的出现而激动，是他的那一种大方的品格，他或许还没有飞到一种高度，但他是鹰，一定会飞得很高。前卫而不浮华，尖锐又不褊狭。如果说北方的评论家沉厚，注重于写什么；南方的评论家新颖，注重于怎么写。他汇合了他们的长处，酝酿和发展着自己的气象。我和许多作家不止一次地交谈过，他是有着对创作的一种感觉，所以他的文章对创作者有一种实在的启发。
这个夏天里，我有幸地读到了《活在真实中》的编稿，于此集中再读，该痛快时真痛快，该思索时就慢嚼，一边有“目当暗处能生明”之喜，一边却也生出“即生瑜尔何生亮”之怨。我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评论家，我早已中年，他尚还青年，即便指天上的一朵白云，我也用不着慷慨赠他的，但我哪里又能对涌来的明月不说声感谢呢？因为我们都是文人，同样面对的是“永恒的和没有永恒”的中国当代文学。
2001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