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有两个姓白的走了北京,一个是作家白描,一个是评论家白烨。北京城里从来是水深浪大,两个人却都活得头角峥嵘。原本长安城里也应是藏龙卧虎,但毕竟是藏与卧的,水土养人难留人,他们走得好。遗憾的是他们开始说京语,声声不入耳,我一见到他们就强迫用秦腔,秦腔在唐代仍是国语嘛。
第一次认识白烨时,把烨念错为桦,在众人面前很窘了一回。白烨说:有一个大人物看了我在某报上写的文章,也念为白桦的,白桦那时受批判,大人物就批评报社为什么还发表白桦的言论?报社负责人忙去解释了是白烨不是白桦,桦是木之旁,烨是火之旁。我说:啊嗬,那我也是大人物了!
白烨是黄陵人,那里产煤,据说煤质优良,无烟,用报纸能点燃。我说,女人嫁到你那儿要尿三年黑水。白烨说:那里人是走虫。白烨尤其能走,他每年回陕西数次,不是来组织书稿,就是来联系出版方面的事。回陕如元春省亲,朋友们都要看看他,他也一一要回访,那些日子,分分秒秒都得计算。但是再忙,他都要抽空回老家去看望娘,再累,头发总梳得光光的,到任何地方了脱了大衣要挂着或叠了放好。他走后,朋友们常感叹他的孝道,朋友们的老婆却羡慕人家这男人的整洁。
白烨的忠实可靠是著名的,大凡委托他的事,只要承诺了,没有不落到实处的。我们笑他:若做大官,可以当顾命大臣,若在戏文里,是《赵氏孤儿》中的角色了。现在做忠实可靠是需要有情操,有大境界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出了一个白烨,他当然是人缘极好,在京城,在长安,在外省很多地方,都有一群喜欢他的女人,不管什么年龄层次,也不管什么政治艺术见解。常常是甲与乙生分,但甲与乙皆与白烨友好,白烨因此也做了许多团结工作。他年纪并不大,地位并不高,一张辐射的蛛网中间,守定的应是一个肥大的老蜘蛛,却是白烨。
这样的人,天生应该做编辑。
白烨就是个好编辑。
有人能写文章却耐不得编稿子的琐碎,有人能耐得其烦又缺乏鉴赏力,有人能写能耐能鉴赏但又没有长久的热情,而白烨恰恰具备了一切。我见过他为自己的文章而得意,更见过他读过别人的文章更激动的样子。我差不多每年都收到过他编辑的书籍,来信中喋喋不休地介绍此书内容如何之好,又反复征询此书版式怎样,封面设计怎样,虽是征询,其自满之情溢于纸面。和女人在一起不敢问起她的孩子,与白烨在一起,不要提说他编辑的书。
一九九三年初,我躲在西安郊县写《废都》,写得很苦,很寂寞。白烨来了,有客自远方来,我们都不亦乐乎。白烨那次来陕是编印一套丛书的,数日里寻找,寻不着,终打听清人在郊县,不顾一切就跑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我说:“不,是上帝让你来取书稿的。”他叫道:“写完了?!”高兴地要把我抱起来。这一夜,我没有让他走,我们吃搅团,吃酸菜,谈创作,谈编辑,几乎没眨眼。翌日清早,我们用硬纸夹夹了近一尺高的手稿,拿绳子反复扎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再装在一个布口袋里,他背走了。这部十多斤重的,耗费了我半年心血的手稿,白烨一直背到了北京,亲手交给了北京出版社的田珍颖。白烨曾经他手为我托带过好几部手稿,这一次却记载了一段难忘的传奇。
我作为作家,白烨给了我相当多的智慧上的启示和生活上的照顾,作为主编《美文》杂志,白烨从我们要刊号到编辑每一期刊物,都付出了他的精力和时间。人常说,朝里要有人。北京是我们心中的朝里,白烨是朝里的要人。《美文》杂志社里,凡有事去京,没有不去首先找白烨的,找到白烨,也没有不顺利拿到一些名家稿件的,编辑部常常在没好稿编时,就说:找白烨,给白烨打电话。白烨没吃《美文》的饭,《美文》把白烨箍住了。
一个人太好了,往往倒不显出他的好处来,这如同我们对于空气,太习惯了一呼一吸,便疏忽了我们是在不停地一呼一吸。白烨从事的是文学批评、文学编辑、文学朋友的角色,又偏偏不是那一种投机者、以稿易稿者、酒肉者,这是最易于让人疏忽的身份。也正于此,他活得正,活得不累,活得是一个评论家、编辑家、文友的本真。
1994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