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先生是个矮子，但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不那么矮了，而且很有一些儒雅之气。我们都喜欢坐着与人照相。十多年来，我与他同时在西安城里生活，他搞理论批评，我弄文学创作，因为都居家南护城河岸，总有南城门碰着的机会，立于城墙下，一对那般矮着，说些文坛上的事故。我的创作，他一直是关注的，也写下一些评论，他说他是为我做了嫁衣的。我说，不，应是我做衣嫁你吧。这比如收藏，古董是在一个一个人的手中辗转才所以成为了古董，其实并不是人收藏了古董，而是古董在收藏人，像我这样的一批弄创作的，几十年里，由幼稚的作品一日复一日使他这样的人成熟了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
前些年我出游到了浙江，对绍兴有了很复杂的感情，初到绍兴城，城里的人个头都不高，使我很自在，但绍兴有过鲁迅和马一浮，所有来的高个人却又觉得矮了，我就越发觉得自己不但矮而且委琐。回来后一次聚会吃饭，饭桌上一条鱼，大伙只吃鱼身，却不吃鱼头，肖说：没人吃吗，我吃呀！吃得特别仔细和兴趣。我便想起南方人的吃相，遂说起在绍兴的感想，他说他原籍就是南方的，我听了，明白了一切，遂也有些闷气，干嘛么，“既生瑜而何生亮”？！
肖先生几时从南方到的陕西，我不大清楚，在我的感觉中北方的理论批评家的文章犹如下象棋，南方的理论批评家的文章又像是下围棋，各有肥瘦短长，曾感叹，谁若能南北风范集于一身，谁必能成就大的气象。肖先生可以说就有这番面貌，他应该归于国内理论批评的一流，但他的声名并不显赫，西安地域成于他也碍于他，他真的是有些委屈了。因为北京或上海，那里的报刊面对的是全国，西安的报刊只向于一隅，而他的文章又大多发表于西安报刊，国内的文坛多少疏忽了他的存在。
在他十分年轻的时候，他提出过关于散文创作的“形散神不散”观点，此话姑且不论有多大准确性和概括性，实际是影响了数十年的国内散文创作。八十年代末，他最早研究中国西部文化和文艺的问题，撰写和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中国西部文学论》专著。九十年代他又集中对长安文化的内质、特色及其在中华文化构局中的定位、作用做研究。他是较早意识和尽力完成自己独立体系的理论批评家。他不善于张扬和炒作自己，但成果扎实而独姿独采，当文坛时尚之风阵阵刮过之后，他开始水落石出，价值以实力渐渐被国内文坛认知钦佩。去年我在我的书房写过四句话贴在墙上：“圣贤庸行，大人小心，静坐玄思，不知不觉”，这话还真适应于他。
在陕西的任何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研讨会上，每有发言立即会场寂静，大家要洗耳恭听的，其中总少不了他和李星先生，他们阅读面广，了解国内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状况，批评的坐标高，自己的感觉又好，见解独到鲜活，概括归纳准确。他是智慧型的，又是才子型的。所以，肖先生也写散文随笔，也热爱书法。我每每见到他出门总记得提包里要装上毛笔印章，而在书法表演中得意忘形，其形状率真可爱。
现在，出版社肯花大的力气，投资大的款额，一次推出他的《对视》书系四册，其隆重的礼待是一般从事理论批评的人难以遇到的。单瞧瞧四册的书名：《对视文化西部》、《对视20年文艺》、《对视269》、《对视风景》，是可以看出此人释放的能量有多大，思维是多么活跃和丰富，劳动是何等繁重而艰辛。我是畏惧这样的人，更是尊重这样的人。
1999年3月5日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