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的创作出现了问题，既不愿意跟着当时同行的东西走，又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去写，着实是苦闷彷徨。去了一趟霍去病墓，看到了汉代的一批石雕，写下了《“卧虎”说》短短一个文章，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就返回故乡。那时我对城市还存在着一定的抵触，心里不畅了，喜欢回故乡。在故乡待了一些日子，乡下的生活唤起了我小时记忆，我醒悟到我的创作一直没根，总是随波逐流，像个流寇。别人写伤痕类的作品，我也写，而我写这类作品，体证并不深刻。别人写知青，而我又是回乡青年，我得有我的根据地呀，于是萌生了写故乡的人事。此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回故乡釆风，其中最大的两次，分别与当时还在商洛工作的朋友为伴，把商洛地区七个县主要村镇走了一遍。那两次大行动，使我特兴奋，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就整理笔记，饭时遇见什么吃什么，天黑哪儿能住就住哪儿。从村镇回到县城，想方设法借地方去看。商洛地区以前仅知道是秦头楚尾，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会处，经过釆风，才知道这里的历史文化、时代变化以及风土人情是那样地丰厚和有特点，它足够我写一辈子。现在回想起来，那几次回商洛，夯实了我创作的基础。但那几次回商洛对我的身体却造成了伤害，身上有了虱子倒无所谓，每次回到西安，一进门老婆就让脱下全部衣服用滚水去烫，而让我痛苦的是染上了疥疮和乙肝。疥疮是在一个乡上染的，那里才发过一次大水，天又淋雨不停，我投宿的小旅舍被褥潮得厉害，睡到半夜又穿起衣服再睡，结果染了疥疮。乙肝是我在一个县上感冒了，去一家小卫生所打柴胡，卫生所只一个针头，给别人打过了，用酒精棉球擦一下，又给另一个患者打，我那时不知道，打了一针柴胡就染上了乙肝，害得我十多年乙肝在身，成了文坛著名的病人。我终于结束了我创作上的流寇主义，开始有了“根据地”。我大量地写商洛的故事，那时为了不对号入座，避开商洛这个字眼，采用了古时这块地方的名字：商州。于是《商州初录》以及商州系列作品就接二连三发表了。（现在，商洛地区改成了市，改市时曾想用商州名，后因规定地区改市得沿用原名，而原商县作为商洛行署所在县，改名商州区。）随着商州系列作品产生了影响，我才一步步自觉起来，便长期坚守两块阵地，一是商州，一是西安，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以这两个角度看中国，而一直写到了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