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孟子的思想仍然是剥削阶级的，这不可否认。他虽然看到了社会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有其必然性。但是，他又以社会分工为理由来论证社会上的剥削制度是合理的。孟子对陈相说：“农民用粮食来换取锅碗瓢盆和农具，不会损害瓦匠、铁匠的利益；瓦匠、铁匠用他们的产品来换取粮食，也不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一个人不能同时既耕种又干其他方面的工作，必须要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人，各种工匠的成品对他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件件东西都要自己动手去制造，那人人都会疲于奔命。”所以社会要有分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有的人是脑力劳动者，有的人则是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则被人统治；被统治的人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共同原则。孟子从社会分工出发，把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认为是不同工种的交换关系，这就说明他的“仁政”说最终只不过是为封建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行为涂脂抹粉，为地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根据，其剥削阶级的本质完全暴露出来。
四、良知良能，人性本善
性善论是孟子提倡仁政说的理论基础。他和他的学生们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说每个人一生下来就都是善的，并且都有天生的“良知”、“良能”。“良知”、“良能”表现为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即同情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羞耻心）是义的萌芽，“恭敬之心”（推让心）是礼的萌芽，智的萌芽则是“是非之心”。因为是萌芽，所以叫善端——善的开始。孟子认为，人具有这四种道德的萌芽，就如同人生而有四肢一样。这里，孟子把天命论和人性论结合起来，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然也是人类的主宰，天赋予人生死寿天、富贵贫贱，以及仁义礼智的善性。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天命是最后的决定者，人类所不能为、不能致的一切现象，都是天命。就是国君传位给下一代，也不是出于私人的意愿，而是出自于天的命令。因此，君臣关系、君民关系都是由天命来决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但是天不是直接下命令，而是通过行和事实来显示。在人性问题上，天赋予人的共同本性就是善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做“恻隐之心”。人看到一个小孩子突然掉到井里，都会立即产生惊惧和同情的心理。这种同情心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不是要在乡亲好友中获得个好名声，也不是因为讨厌小孩的哭声，而完全出自人天生的本性。孟子认为，人人都有这种“不忍人之心”，先王由于有这种不忍人之心，所以会有“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行了“仁政”，治理天下就会十分容易了。（《公孙丑上》）这样，孟子的性善论就为王道仁政说提供了哲学根据。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与他的性善论是针锋相对的，他们俩也曾当面直接争论过人性问题。
告子说，人性就好比是杞柳，仁义好比是杯盘，把人的本性纳入仁义，就如同把杞柳加工制成杯盘一样。人性还好像是流水，决了口子引导向东就向东流，向西引导就向西流。告子认为人性不是不可改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人性没有善，也没有不善，关键是向哪方引导。告子的这种观点本来就有人性是可以随教育而改变的成分。但告子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混为一谈，结果就将概念弄混，所以孟子反驳他，说他把人的饮食男女的自然属性也叫做性，就如同把一切白色的东西都叫做白一样，结果白羽毛的白和白雪的白，甚至是白玉的白都没有区别了，狗性和牛性、人性也就没有区别了。孟子说，人性的善是不可改变的，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人没有不善良的，就好像水没有不向下流的一样。（《告子上》）孟子还认为人有自然属性，如口好味、耳好声、目好色等等，这些都是人生所必需的。但是，人不能光有自然属性，还要有道德属性。如果没有道德属性，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变成了和禽兽没有多少差别的“非人”。所以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由此看来，孟子的性善论虽有唯心主义的内容，但他区别了人性和动物性，表现出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比告子更深入一步。
既然人人都有善性，那为什么还会有恶的行为呢？孟子认为，人把善心丢掉了就会做出坏事。他举例子说，像齐国都城临淄南边有座牛山，山上长满了花草树木，这些树木本来长得美丽可爱，但后来由于天天砍伐，一出来新条嫩芽，又被放牧牛羊践踏，结果，牛山变成光秃秃的了。这不是牛山的本性不美丽。人性也是一样，人人都具有天赋的善良资质，但有的人之所以做出了恶的行为就是因为后天没有保存和发挥它。（《告子上》）孟子将道德论和认识论的统一起来就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善的道德观念是人生来就固有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这是一种“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但由于人类不能都保存住这种先天就有的“良知”和“良能”，有的人会丢掉这种天赋的本性，所以教育和认识的目的和作用，就是要找回丢失了的“良知”、“良能”，使这些人恢复本来善良的本质。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求知识没有别的途径，只不过把散失掉的“善良”之心找回罢了。认识用不着探求外界事物，只要不断追求、探索内心世界就行了。这样，孟子就提出了一套认识路线：“尽心”、“知性”、“知天”。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就是说，人只要发挥天赋的四种善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可以认识自己的善性，并进而了解天的意愿，掌握天给人类安排好的命运。
这种认识论是神秘的，基于此，孟子特别强调了理性思维的作用。他认为耳目等感官没有思维作用，接触了外物还会受到外物的蒙蔽，最多也只能给人一点印象。而心这个器官却是用来思维的，只有用“心”去思想，才会得到内心固有的善性。孟子还说，用耳目等感官去认识外物的是“小人”，而用“心”这个器官思考，掌握了“仁心”、“善性”的人才是“大人”。（《告子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就此有了认识论的根据。
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联系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天”的内容被他从尘世之外移到人心之内，对“天”的认识也被他归结成对“心”的认识，最后得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这样的结论。这样，整个客观世界就被归入到了主观精神之中，顺着主观精神反省自己，就可以达到“诚”的境界，从而就能得到最大的快乐和幸福。虽然孟子的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它的进步性。能够把人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也是对西周以来传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改造。这一改造是从“天”转变到“人”的必然环节，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为了能够保持住善的本性，不致使其散失掉，孟子强调要加强道德修养，进行“修身”。树立最高行动准则是修身的开端，这个行动准则就是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义”。孟子主张“舍生而取义”（《告子上》）。他打比方说，我喜欢吃鱼，也喜欢吃熊掌。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那我就舍弃鱼而要熊掌，因为熊掌比鱼贵重。生命是我想得到的，义也是我想得到的，如果两者不能并存，我就牺牲生命而保存义，因为义比生命更宝贵。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被孟子摆在了第一位，为了维护这一利益，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舍生取义”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以及后来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都起过积极作用。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也应该提倡为了正义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所以“舍生取义”也有借鉴作用。
但是“舍生取义”并不是一个人一生下来就会做到的，而是必须经过长期的锻炼过程。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就是说，为完成天降的大任，一定要艰苦磨炼其心志，运动其筋骨，让肠胃饥饿，让身体穷困，让每一行为都不能如意，这样，就可以震动心意，坚韧性情，增加能力。
孟子提出的“修身”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就是“寡欲”；一种是积极的，就是培养浩然之气。孟子认为，人的道德品质会受到人的欲望的影响，人的欲望越多，善性和仁义之心就会越少，但人又不能完全没有欲望，因此要把欲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种方法就是“寡欲”。这并不意味着要用强制的手段去禁欲，而是要充分发挥内心主观世界的作用，运用理智去减少欲望，来克服外部世界和感受对心智的诱惑或干扰。换句话说，就是用理义来制欲、导欲。所以孟子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孟子的“寡欲”说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又限制了剥削阶级贪得无厌的物质欲望，因而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还提出了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下》）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一般人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以获取谋生的能力。
培养浩然之气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培养人的主观精神，那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说这种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气“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公孙丑上》）这是一种最伟大、最刚强的气，是用正义培养出来的，不加以伤害，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它是由义和道配合而产出来的，如果没有义和道，就没有力量了；它又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出来的，不是一两次正义的行为就会取得的。孟子的这些主张强调了人的主观精神的重要，强调人要有伟大的态向和高贵的气节。这不仅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的进取精神，而且还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鼓舞着中国人民用不屈不挠的精神去战胜各种各样艰难困苦。由此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男子汉大丈夫”，唱出了一支支浩然“正气歌”。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孟子奋斗一生。他先后游历了齐、滕、魏、宋、鲁等国，宣传“仁政”、“王道”的政治主张，宣传“性善论”。但战国时代七国争雄，不断进行战争，争夺土地和人口，所以孟子的学说没受到各诸侯王的欢迎，孟子的理想破灭了。于是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他带领着自己的学生万章等人，结束了周游列国的生活，回到邹国，用余年的精力整理自己的思想，和学生们一起，写成了《孟子》一书，共七章。这是一部优美的古代散文集，文字流畅，说理精辟，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为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死后，他的学派遭到秦始皇的迫害，门徒殆尽，几乎绝迹。从汉到唐代以前，孟子的地位一直不高。唐代宗时期，《孟子》一书才被当作儒家经典。韩愈续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成为世代相传的儒家道统世系，孟子的地位就进一步提高。宋代王安石开始把《孟子》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论语》并列。南宋朱熹更把《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合在一起作注，并称之为“四书”，从此取得了和“五经”并列的地位，被封建统治者规定为必读经典。从此孟子的地位更高了，直至元代，孟子被封建统治者加封为“邹国亚圣公”，地位仅次于“至圣”孔子。
孟子的思想中有精华，有糟粕，对后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不同。他的“仁政”和民本思想积极影响了一些进步思想家，讲志向和气节也被具有民族气节的仁人志士发扬光大，成为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要素。他的学说经过朱熹等人的提倡，又曾经起过维护封建腐朽统治的作用。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和王守仁唯心主义的“致良知”说的形成都是受到孟子的不同影响。在今天，我们更应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来评价孟子，应该充分肯定他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充分肯定他思想中的精华对促进民族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