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文茜的百年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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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生日愿望

二○一一年我过生日,发短信给送礼的朋友们:“我比玉婆整整小了二十六岁,却比苏珊大婶又大了六岁。说老不老,说小不小。不过别嘲笑我,据统计福岛五十壮士平均年龄五十三岁,请向我们伟大的五十三岁人类致敬,福岛壮士文茜笔。”

过了生日这天,我正式迈向人生五十四岁的第一个开天之日。日子回到稀松平常,这是住在台湾小岛的好处。历史从来不曾于日常生活中活跃演出,你可以假设每一天都一样。这里的人普遍犯着失忆症,仅有在“二二八”或“辛亥百年”,历史会短暂地假性演出一番。过了节庆,哪怕是悲伤的往事,多数人就像翻报、丢报一般,很快地把历史扔了。历史只是一部纪录片,它好似发生,又好似没有真正发生,于是时间又回到往常,白天、黑夜、四季??这是身为现代台湾人真正的特色,我们的一切皆太平凡,不穷、不富、不具备特殊国际经济能力。我们说的话没人听,别人说的话我们自然也可以不要听;只剩那些留存雄心壮志、心不死的人,深觉悲痛。

我十七岁至四十五岁前,不理解这一套岛屿的精神逻辑。十七岁时,我误以为人生非得争个是非,争个千秋。阅读亚历山大大帝传记时,我急死了。他在我的年岁时已快继承大位,只手便可杀了一头狮子;二十四岁开始东征土耳其、波斯、埃及……一路从希腊长征至印度。死的时候才三十三岁;青史留名千年,并征服世界大半土地。而我十七岁了,仍活在娘娘腔的家庭争吵之中;我的母亲是位职业妇女,总在星期天清晨猛拍我卧房的玻璃窗户,逼我早起晾晒全家的衣服。

十七岁那年,民谣女歌手珍妮丝 · 伊安(Janis Ian)正巧谱唱了一首名叫《十七岁》(At Seventeen)的歌,对我人生深具启发:

十七岁那年,我了解了真相

爱情是美丽女人的专利

那些与我无缘的情人节

十七岁那年,我得知真相

那已是好久很远的往事

世界还年轻

做梦是我唯一拥有的消遣

对于像我这样的丑小鸭来说

在独自的牌局里自欺欺人 那年我十七岁

喜爱这首歌,不完全是投射所有歌词的内容。令我伤心的是这首歌词的创作者,写完曲子之后十七岁那年自杀了。迷上《十七岁》,使我自十七岁那一年,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欠上天一个约会,那就是死亡的约会;差别只是有人赴约得早,有人赴约得晚。

十七岁那一年,是我人生最悲伤的一年。自小抚养我长大、与我相依为命的外婆过世,我带着“孤儿”的心情,“回”到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妈妈的家”。幸运的是,十七岁那一年我同时迷上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撰写她虚荣洋派的母亲,如何把她第一笔挣来的八百元港币奖学金,一夜全赌输于牌桌上。当年她从被父亲幽禁的家里好不容易逃出来,投奔留洋派的摩登母亲,说来已够可怜;母亲却劈头丢出第一句迎接她的话,“我养不起你,钱都在你父亲手中。”渴望母爱的张爱玲面对她自小崇拜的妈妈,只能不断地向妈妈保证,“有一天,我会把钱还给你。”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我十七岁人生第一次长大,学习如何搁下悲伤,忘却痛苦,并感念爱你的人。我美丽的母亲,虽然严厉并实在偏心,但比起张爱玲那个鬼留洋号称摩登的新女性娘,实在伟大太多。

而我在张爱玲的人生世界,一方面看到她二十四岁得意地“成名趁早”,接着又在字里行间书写爱与死、真与假、财富与亲情、地位与虚矫。她的家世太好,但钱从父亲那一辈,早已逐步匮乏了。她对自己先祖的虚荣与不屑,并存于文章之中,“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血液里,等我死的时代,再死一次。”先祖是诅咒,时间是压力,历史是无情的火车,轰隆轰隆开过去,人生即被碾碎。

我的十七岁不只没有张爱玲的悲凉,相反,时间轰隆轰隆把我带进一段比一段精彩的时代。我虽没赶上西方一九六八狂飙的年代,却赶上蒋介石死去的年代。虽然二十二岁起参加党外运动,吃了不少苦头,包括被镇暴部队打得满身是伤;为林宅血案发传单,一名老兵将我从台北火车站陆桥推下了楼,差点断了脖子;办杂志常被查禁没收、生活有时甚至拮据至五千元房租都交不出来……但随着我逐年逐月成长,蒋经国带着台湾经济起飞,一九六八年民进党正式成立,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匮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有希望;这是我们那一代的幸福。我们常常一伙吆喝三十个人,就举行街头示威。有一回为了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远东百货公司请南非白人选美小姐站台,我们第一天到板桥远东抗议,挨了警察棍棒痛揍;第二天,我火大决定戏弄“警总”12,把他们当道具。从邱义仁家刻意串通好打电话,撂话隔日“不聚不散,再战远东”;聚会地点就在台中许荣淑服务处。果不其然,隔天我们都在家里睡大觉,窃听电话的人却通报台中“警总”,先是在远东百货重兵布署数百人,几小时等不到半个人影,气得冲入许荣淑服务处。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差一点得意地扮起罗贯中,把自己描述成当代诸葛亮。

一九九五年我出国九年半再回台北,年岁已是三十七。当时关于我的衣装、爱情、诽闻报道特别多,持续了五年之久。我气归气,但正如十七岁时我已得知的真相;有一天,当我老去,我会怀念这一切。果不其然,现在我已五十三,谁来讨论我这半百女人的腿、“事业线”与胸部大小?没叫我“苏珊大婶”已是客气了!

故事并不就此打住;四十岁那一年,我面临了人生另一道考验。一九九八年几位我熟识的企业家,分别向我投诉陈水扁如何利用市府权力,以消防检查为名,接着变相勒索进行献金劝募。我第一回不敢置信,第二回摆明告诉他们,民进党中央对于这位如日中天的明星,无能为力。直至一位新党市议员,白纸黑字于议会公布陈水扁的基金会募款名册,我的人生被投下了极大震撼;证据就在我的眼前,名单里包含几位向我投诉的企业家而且金额完全“精准”一致。当时我已四十岁,人生在权力与理想之间面临重大的抉择。事情终究无法光滑无痕迹地度过,半年后我终于离开自己投入二十年青春的政党。我离开时看着身后关闭的党部电梯门,起初是漠然;走到大街上,才渐渐觉得眼泪的需要,至少为自己无悔但也不会再出现的青春哭一哭吧。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人很少的马路上,哭给自己看。

也是那一刻,我再度告诉自己,至少我是忠于自己的;因为十七岁时,“我已知道真相”。

从十七岁起,我对自己的人生只有一个终极愿望。当一切的约会皆结束,我必须赴宴于生下来就亏欠上天的那一场约会时;合眼片刻,我不觉这一趟人生惭愧。

至今,愿望不变。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2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简称。——编者注

二○一一年,年底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