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酒醒了。我似乎忘记了昨夜发生的一切，脑子里一片空白。
袁娜光着脚从田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我幸灾乐祸望着在风中打趑趄的蝴蝶。我的第一首白话诗就是取材于它们，我依稀记得那首诗末尾的两句。好像是关于爱情的，不煽情，但很无奈。我已经好久没有心情去梳理这些半死不活的锁事了。如果不是碰见这个提着鸟笼的小女孩，我这会儿肯定睡在温柔透顶的红砖房，看苗圃画画，听迪克牛仔唱歌。我喜欢听《酒干淌卖无》，九死一生似的，像蒙克那幅震耳欲聋的《呐喊》。
我是昨天下午穿过艺术系旁边的寨子时遇见小女孩的。我刚刚做完有关聂鲁达的功课。口袋里装着《知音》杂志社送来的稿费，一副要钱有钱要文化有文化的阔气样儿。小女孩提着西瓜大小的鸟笼迎面走来，我嬉皮笑脸拦住她问，提的什么鸟？女孩没退缩，她只是用老得像七十岁的声音回答我：画眉，画画的‘画’眉毛的‘眉’。这实在不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她是那么平稳，甚而有点略带沧桑，我不由诧异地多望了这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女孩一眼。燕子坡住的全部是布依族。布依族人都有玩鸟的习惯。我揭开鸟宠上的黑布，里面果然有两只画眉，一只缩着两脚一动不动，另一只惊惊慌慌地上窜下跳。我的天呀，有一只已经死了，你还提着它疯跑。她拎回笼子，低沉地说，才不是，它睡着了。说完，她很落寞地看我一下，绕开我向山头上走去。
外公作古，外婆去世，朱自清先生的父亲去买水果，小红转身离去——这些年，我是看够了许多背影，但都没有小女孩的背影这样令我失落。她瘦削的，由于手中提着鸟笼，一只肩显得比另一只肩高，这样弱，这样软的肩，却莫明其妙地散发出强大的孤苦伶仃。我回头跟了上去。太阳正要落山，西边的天空特别发亮。小女孩坐在山坡上，一动不动地望着落山的太阳。你喜欢落山的太阳。我坐在她旁边，装模作样地扬着书问。是的，我经常来看太阳落山。在她不带感情色彩的话语面前，我显得手足无措。我的童年算得上苦难的，可我清楚极了，那种苦难，分分钟都可以忘却。我从来没有这种遥远的语调。我没再搭话，直到太阳落山，她站起来动手准备埋掉死去的那只画眉，我才回过神来赶紧跑过去帮忙。
“我认得你，你住在马路边的学校里。”女孩用树枝掘着土坑。看得出，她已经不再防备我。
“对啊对啊，我就住在马路边的学校里。你没上学？”
“去年上的，妈妈走后。朱阿姨搬来我们家，朱阿姨就不让上学了。”
“妈妈去哪儿呢？”
“深圳。爸凶。打断她的左手。”
“朱阿姨不喜欢你？”
“嗯。我求她，她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爸不在。她捏死爸的画眉。”
“所以，你来看太阳落山？”
“是的，每天都来。叔叔，你说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会的。”
我是从童年直接进入青年的。少年时代像妓女的笑，一抹就不在了。站在青春的门槛上，我痛苦痛悲的是自己的爱情。当我跪在S大的草坪上，听由心被一瓣一瓣摘走；当我坐在红砖房悠闲地看着干涸的护城河，我以为这世间所值得留恋的只是爱情。我远离战火，远离饥荒，远离疾病。我不缺少自由，不缺少母爱。怎样打发日子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我有头有尾地吃着豆豉鱼，在BBS上呻吟着我的梦，我甚至因此而浪得虚名。没想过，也不会有等着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滋味。
袁娜光着腿坐到我面前。
“脚板底生痛，回归自然真得付出代价。”她说。我是一个过小日子型的男人，对这种克隆出来的痛，有苟同的本能，况且对我这样说话的是袁娜，没有她，我也炮制不出爱情。而且步入大学，学会的一个本领是容忍生活的多元性。我去把袁娜的皮鞋找来，扶她坐在我铺了《环球时报》的田坎上。
“袁娜，你什么时候走？”我突然问她。
“怎么，等不及了？看你们俩昨晚的光景，她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去你那里住，你急什么？”
“坐吃山空啊，大姐！”我看着她的脸。
“嘿！你这个臭小子，我吃了你多少？”她说着就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头。小女孩惊恐地望着我们俩，然后又咧嘴笑了，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
埋完画眉鸟，天也黑得一尘不染。笼中剩下的那只画眉乱扑乱叫。
“它想家了。”小女孩说，“你要听吗？我为它取了一个名字。”
“我听。 ”我说。
“它叫寒寒。” 小女孩眨巴着眼睛。
袁娜摇摇头说：“这女孩长大后肯定是个完美主义者。”
“寒寒，袁娜你听，这名字取得多好。”我说。
袁娜懒得理我。歪坐在田坎上看秋天的风吹春天的蝴蝶，风抱着一两只灰蝴蝶在草地上飘来荡去。
星期天的草绿得远远的，带着一些倦色，密麻麻从燕子坡脚一直挤到山顶。
摸着黑回到红砖房。
我仰卧在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眼睛死盯着黑乎乎的顶棚胡思乱想，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