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文艺自身的和谐
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文艺，只有自身是和谐的，才能进入和谐社会的总体格局，才是和谐社会里的和谐部分。否则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表现的文艺，也只有自身和谐了，才能更好地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更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反映构建的历史行程，促进构建行程的健康发展。自己都不和谐，立不端，行不正，歪七拧八，上下不同欲，牛拉马不拉，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调，还怎么能分辨出哪里和谐，哪里不和谐，还怎样促进和谐因素的确立与不和谐的消亡？绝不可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面前，文艺自身的和谐问题，就是这样被非常紧迫地提上议事日程的。
文艺的和谐，必须立足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和谐，必须与社会生活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从生活咖原泉中汲取灵感和力量。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地说过了。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文艺内部的一些基本关系的和谐，择其要者，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文艺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和谐；（二）理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关系的和谐；（三）文艺各门类、各体裁的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四）文艺生态的和谐，不同风格流派的和谐。
我们的文艺是一支队伍，是一个军团。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说，我们有文武两支军队，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都是党所领导的，缺了哪一个，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和平年代也一样，既是队伍，是军团，又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作用，就必然有领导和被领导，有各级文艺领导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必须和谐，才能有效率，才能确保队伍的活力。从领导方面来讲，要以党的路线和方针为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宣传和舆论的导向，对于各种错误的、不健康的现象或倾向，要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敢于批评，不可以模棱两可，听之任之；对于正确的、健康的、刚劲清新的，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有利于世道人心，有利于鼓舞民众民心的东西，哪怕处于萌芽的，弱小的状态，也要敢于肯定，敢于扶持。扶正祛邪，是领导者的天职，不能含糊，但是文艺诸协会都是群众组织，不是政府部门，更不是专政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倡导、引导、疏导。政府部门的改革方向都是把自己变成服务型政府，群众团体的领导部门更应如此，因此决不能把自己衙门化、官僚主义化，不能有衙门作风。文艺界党的工作者、文艺界的领导人一定要有甘心情愿的服务意识，要能够像磁石一样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吸引到党的路线和党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上来，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效力。我们一定要汲取极“左”路线在猖獗年代对知识分子歧视、戒备的态度，视知识分子为异类，为改造对象，乃至专政对象的沉痛教训。那个时期文艺界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把自己变成类似于无非是“杀、关、管、放”的专政部门，在迭起的政治运动中，今天给人扣上这个“分子”的帽子，明天给人扣上那个“分子”的帽子，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理论批评家因此而赔上了身家性命，身陷缧绁之中长达数年、十数年乃至数十年者，并不是一个、两个。而他们都被历史证明是无罪的，其中不乏忠诚的共产党人。当然，出现那样的历史歧途和曲折，是有非常复杂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不能完全怪文艺界的领导人。但是，已处和谐社会构建时代的新一代文艺领导，难道还不应该汲取教训吗？当然应该。
文艺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面，因此文艺界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必须把自己带领的队伍内部的和谐放到第一的位置上来，特别是自身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和谐。服务意识，其实就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所强调的公仆的意识。只有你很好地为文艺工作者服务好，才能率领他们让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有没有自觉的服务意识，是文艺界领导人能否取得实实在在的而非职位赋予的领导权的关键。有了这种意识，你就会把你所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的冷暖记在心头，就会关心他们的业务、生活、身体、家庭、子女、待遇等项困难，他们也会跟你贴心。和谐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上下同欲的依存关系、监督关系、有活力的和谐关系，就会建立起来。你如果只是当官做老爷，到处拿架子摆谱，心里想的只是升迁地位，只是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你就会失去领导的资格，就会把自己和手下的文艺工作者对立起来，相互关系也就无和谐可言。要知道，在处理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你可是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关系不和谐，责任在你，要问你责，打你屁股。
理论批评和文艺创作，是文艺领域的另一组主要的、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大的关系。没有文艺创作，理论批评也就失去了对象；没有理论批评，文艺创作则会失去方向。对于文艺的发展来说，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有人把它们比作文艺的两翼，有人把它们比作文艺的两轮，说的都是这一点。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理论批评，细分起来，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应用研究；实证应用研究又包括文学艺术的历史研究和正在发展着的文艺现状的研究。通常人们习惯于把文艺现状的研究称为文艺评论或文艺批评，我们在本文中所讲的理论批评，也主要指这一部分。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关系中，文艺批评好像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它把理论研究与探索的成果，作为自己的武装，自己的框架，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批评的实践，影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另一方面它又把创作中积累起来的新鲜经验，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基础理论中去，使之丰富起来，充满活力。同时，又以源自新鲜经验的理论去指导具体的文艺创作。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良性的、生动活泼的、同时也是和谐的互动关系。
站在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关系后面的，实际上主要是具体的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的关系。鲁迅曾把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厨师和食客的关系。厨师既不能因食客嫌味道不好而说，您来做一个看看：食客也大可不必逞能去越俎代庖。要建立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良性关系，就要使二者处于平等的、友好的对话关系之中。从批评家的方面来说，无论肯定长处，批评短处，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考虑到作家、艺术家的全人和全作品，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既不能捧之上天，更不能捺之入地，捧杀和棒杀的倾向，都同样要不得。严厉的批评，则尤其要慎重，既要坚持原则，直指痛处，更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掌握好分寸，避免苛评。现在批评界的主要问题是说好话的多，吹捧的、广告式的、溢美的批评多，而真正认真读了书，看了演出，展览并且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文章少，甚至出现了用媒体的商业性炒作取代郑重的文艺批评的倾向。过去，在左倾路线之下，文艺批评就是政治评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文艺批评都扮演了判官的角色，无限上纲，动辄指作品为“毒草”，作者“有敌意”，帽子满天飞，棍子扫地打，搞得文坛艺苑人人自危，一片萧然。那个时代虽然过去了，我们却必须汲取教训，不使噩梦样的历史重演；然而，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好好先生。明知不对，也不愿站出来讲话，或钝刀子割肉，稀泥抹光墙。这是当前文艺批评尤其需要注意，需要警惕的。
从作家、艺术家方面来说，对于文艺批评，也有一个正确对待的问题。有一种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的倾向，而且相当普遍。如果你认为自己的作品写得好，就不怕别个不实事求是的批评。正如俄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批评的，而有些作品却经不起批评，面对认真的、有分量的批评，会把它们压得粉碎。作家、艺术家面对的真正考验其实主要还不完全是这个或那个批评家说了好，或者不好。因为即便是权威评论家的评论，固然会对读者有一定的影响，但毕竟也有限得很，你的作品面对的主要还是千百万读者的选择，还有更冷酷的时光的汰洗，读者不青睐，或者今天喜欢明天便永远置之脑后，无人问津了。一旦无人问津了，退出了鉴赏过程，那就永远地死去了。所以，作家、艺术家，只需把批评家看作是你的读者中的一些特殊的、比较专业的人即可，把他们的评论，看作对你作品的反馈，看作与你的对话。他们说得过分了，你可以一笑置之，说得不准确，你也抱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通达态度。如果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触即跳，恶言相向，乃至对簿公堂，请法官裁判，那便对谁都没有好处。
当然，我这里不包括那些恶意的、政治陷害式的所谓“批评”，面对邪恶的袭来，作家、艺术家起而应战，那是完全应该的。但此种情况，今天已不多见。
总之，在我看来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的关系，是平等的对话者的关系，朋友关系，或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食客和厨师的依存关系。文艺界的领导，也要很好地重视这个关系，有些用行政办法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艺术问题、思想问题，则可通过评论去引导，协而调之，和而谐之，利而用之，或疏而导之，以促进文艺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与繁荣，双翼飞飞，二轮滚滚，收垂拱而治之效。
文艺是一个宽广的精神生产领域，门类众多，品种、体裁纷繁。门类如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美术、音乐、舞蹈、民俗、杂技、书法、摄影、建筑等，每一门类中包括许多品种和体裁，以文学而论，又包括了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等，还有些门类如戏剧文学、电影、电视文学等。从艺术史上看，不同的艺术门类，不同的艺术品种和体裁，其出现的先后是不同的，在不同时代的繁荣也不同。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如今存在于文艺格局中的诸门类，诸品种、体裁，其从业队伍的大小、发展水平、繁荣程度等都颇不相同，它们各以其特点，满足着公众多样的审美文化需要。然而，它们又都是文艺系统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实事求是讲，各门类、各品种的发展并不平衡，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其发展中的荣枯情况，差异甚大，有些需要促进，有些需要扶持，更多地是需要加强协作、沟通与交流，特别是对于一些综合的艺术门类。
文艺的各门类，各品种，各体裁，从整体看好像是一支交响乐队，只有处于有序的排列组合之中，各司其职而又相互协调，在统一的指挥下，按照统一的旋律和节奏操演，而不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才能演奏出动听的、和谐的、让人感奋的盛世乐章。这就是说，乐队的哪一部分都不能偏枯，更不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