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书法的出发点是以文化为地基，强调心性修为的价值显现。“书者，心画也”，意味着需时时抛开尘世的欲望和羁绊，而不是所谓“书者，钱画也”，那种追逐名利的人是写不出传世的好作品的。正所谓“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关键在于书写时要放开心胸，如果胸怀拘谨、患得患失、杂念丛生，就不可能写出大气的作品。王羲之、张旭、怀素都喜欢在酒后创作，因为酒是使自我意识和现实功利松脱开来的催化剂，话是开心锁，酒是开心药，文人借酒可以打开自己心锁。所以临池之时，书家心态必须“散”开而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灵魂颤动的曲线墨韵才会喷薄而出，观之令人坐立不宁徘徊不能去。
2、文化书法强调精神与形式的统一。书法的精神内容和形式解构都有其文化性，但在形式方面应警惕非文化和泛文化的倾向，而精神内容上则要注重书写内容的完整性、意义的超越性、心性的合拍性，这应变成书法创作中最不可缺少的要素。书法是与中国人的心性联系在一起的，在优秀书法作品中不仅能看到灵动飞舞的线条，更能感受到中国文化中独特的阴阳节奏。《周易》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阴阳节奏的对立背后就是对“中庸”“和谐”的追求。孔子认为：“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见中庸之道并非是骑墙折中，而是对事物规律和“度”的高妙把握，其难度可想而知。
文化书法强调书家出经入史，使书法内容在自己创作的诗文以外也多书经写史。不难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书法家在笔法上不乏考究，但却因为难辨难写“经、史、子部”而只好写“集部”，而集部中又只能写耳熟能详的诗句。贫乏的语汇和平庸的才情表明书家阅读的匮乏和笔下的单薄。在这一点上，日本书法大家西川宁能给我们一点启示：西川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书法展出令我思绪跌宕，深切感受到他沉潜中国文化之深。文化的厚度使他不仅是一位书法家，更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不仅书写自己独创人间警句，而且用篆书、隶书、行书书写加工浓缩《诗》、《书》、《礼》、《易》、《春秋》的话语，面对这些墨气开张、神采飞扬的新艺术话语书写，让人在“生生之谓易”的线条中感受“目击道存”之妙。
严格地说，作为书写内容的格律音韵问题也绝非小事。过去的书法大家书写自己的诗词文章，而当代许多书法家写字则大多写些别人的词句，创作自作诗文在全国的书法创作中不到百分之五，而在为数不多的自作诗中却屡屡出现平仄音韵问题。可以说，没有文字学、音韵学、诗词学的文化背景，很难创作出高水平的书法作品。相对于技法而言，精神、心性、气质、学养上的问题更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化。
3、文化是书法身份内在呈现。人们书写“宁静致远”，但几乎无人写“发横财”、“挣大钱”；有些书法家字写得不错，一旦名声有污，字马上就被取下。这表明书法所指向的，一定是书法之外的某种精神存在。我在《中国镜像》中曾谈到诗人自杀问题：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到20世纪初的王国维，再到海子卧倒在冰冷的铁轨，其后戈麦、徐迟等诗人的自杀，还有顾城这个童话诗人最不童话的杀人自杀案件。为什么在每一个时代的断裂点总有那么多诗人自杀？归根结底，诗人担当天命的职责使他无法忍受意义的虚无主义。诗人面对的最大困境在于，在本来就无意义的世界生存，却要以自己的写作来生成意义。在意义丧失、道德沦丧的时代里，诗人如果屈服于现实让无意义的世界控制自己，那么他就只能像庸人那样苟活一生；如果去同无意义的现实拼争，结局往往是疯癫或死亡。反观中国历史，“艺与道”两个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道是诗歌背后的意义，丧失了意义的诗歌必然沦为无聊的语言游戏。
为什么我们在书法家身上却很少见到这种深切的精神危机和价值痛苦？一些身处绝境的书法家例如颜真卿、苏轼、王铎等在最痛苦的时候是否想过自杀？我不主张诗人艺术家自杀，但我们似乎应该有更深的反思：书法家和诗人相比是否总在思想的形而中层面就停止了形而上的思考？难道书法的作用只能颐养情致而不能担当道义？书法和人生的深层价值和生命的高峰体验真的无关？当前书法界出现的笔墨和主题危机之外是否还存在价值和精神生态危机？
4．文化书法是面对世界全盘西化和同质化倾向的文化纠偏。东方艺术中音乐、舞蹈、电影、建筑、诗歌等门类，西方同样也有。在现代性的强大话语体系中，西方人往往认为这几门艺术比东方更加前卫。在影视界，没有人天真到认为张艺谋超过了斯皮尔伯格，或中国大片超过了美国好莱坞；建筑方面，当今北京等城市的大型建筑无论是国家歌剧院的“圆蛋”、奥运中心的“鸟巢”，还是中央电视台新址的“怪楼”，基本上模仿西方后现代建筑式样；文学方面，作家汲取的资源不再是《红楼梦》，而是全力模仿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开篇与结尾的结构和机心。唯独有一门艺术是西方所没有的，那就是书法！唯独在书法方面，西方不敢说它胜过中国！
前些年一次中国书法展，某些人太喜欢西方的“神”而聘请一位德国人担纲总评。这位德国人感到不解并坦言：我不懂书法，书法是东方的艺术，你们才是真正的行家。我想说，如果文化自卑自贱到如此地步，必然会极大地助长西方中心主义。因此，提倡“文化书法”表明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用书法的全球播撒来打破世界审美感性单一化倾向。中国书法绝不能一味追新逐“后”，按照西方的路子把书法写成“非书法”、“反书法”，而应该张扬中国文化的个性，表现东方话语的完整性、境界的高迈性和文化的和谐性，不再以二元对立的定势思维来看待中西问题，这已经成为学人的共识。新世纪以来，东方文化精神正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游戏规则，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法国最新时装潮流恰好是对东方元素的重视，在现代服装中将对襟衣服的中国元素组合进去而获得最新服装符码。正如一位法国时装大师所说：新旧无界，旧就是新！同理，我们在整合新的文化书法的过程中，将力求把书法塑造成西方人渴望了解的“第七艺术”，藉此，在审美的书写抽象艺术中，将中国文字、思想和文化播撒开来，这是文化书法自明的文化心愿和价值追求。
四、书法精神与大学传承的内在渊源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绝对划分，有的仅仅是人性的修为和历史不断更高地回旋往复。
“文化书法”在当下还是一种微弱的力量，这恰恰也体现了一种精神，就是北大的传统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表面上看是复归传统，实际这种复归恰恰是带有革命性的更高的提升。因为，文化表达的是中国人那种灵性的内在深层存在意识。我常想，蔡元培先生当初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大抵在于西方有基督教，中东有伊斯兰教，印度有佛教，相对而言中国的宗教观念最为淡漠，所以只能以美育来替代宗教。如今，全球有31亿基督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2强；伊斯兰教徒是13亿，约占全球1／4；印度教是9亿人，占全球1／7；而佛教徒仅仅只有3亿人，占全球的1／20，是全球最弱的宗教。在这种宗教性薄弱而审美性乖张的情况下，中国艺术精神必然偏向西方的模式。可问题是，在古典西方、近代西方、现代西方、后现代西方同时态进入中国的情形下，中国应该接纳谁？事实上，当代西方已经排斥了文艺复兴开始以人为中心的优美艺术，现代性使得西方艺术变成反叛的艺术和丑陋的艺术；而后现代艺术，用萨特的话说已经变成了“恶心”的艺术，在这种情况下先锋艺术家的理念就是绝不合作，坚决与社会政体和精英群体进行反向角力的斗争。中国正从前现代进入现代，在现代化事业尚未完成之前，是不是也能照搬这种丑陋和恶心的艺术形态？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新历史语境下，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意义更凸显了出来。要让中国人今天完全信仰金钱不可能，完全信仰某种主义也不可能，彻底皈依基督教、佛教或儒教同样不可能，那么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是否可能作为一种暂时替代品或者中介，在这个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给人以某种希望呢？
然而，“美”今天被很多人质疑，而“丑”却被太多的人喜欢，这使从事艺术者陷入二难处境。从正面看，当代审美范畴空前扩大，过去是“美”、“优雅”、“和谐”，今天却可以有“荒诞”、“黑色幽默”、“百色写作”、“丑陋”、“恶心”等。借用光谱学来说，过去主要是红黄色暖色调倾向，而今已经有诸多阴暗的冷色调出现。作为美学理论的研究者面对这些时不能扼杀，而应给与恰当的评价。从负面来看，这些冷色调如果成为了主色调，那么人性良知和神性光辉就有可能被掩盖。因而在“以美育代宗教”时要掂量的是用什么样的“美育”来代宗教，如果让那些恶心或极端的“试验艺术”来代宗教，可能会产生更多更大面积的精神生态失衡。
之所以提出“文化书法”，基于我这样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在物质上一定不能沉沦到消费主义文化中，在精神价值上也不能降解为虚无主义化。中国还不是一个后现代国家，而是处于前现代农业大国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复杂语境中。一个丧失了母土大地的艺术家将是没有生命的艺术家，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一样凭蜡做的翅膀飞向高空，但最终被太阳融化而跌回大地。因此，我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坚持“文化书法”就意味着强调东方“文化价值”的新的生命形态，一方面审视文化中国有生命价值之“经”，另一方面整合西方思想艺术中有意义价值之“纬”，以我为主求实创新，形成人类新文化的经和纬。
在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看来，大学是“文化财”的聚集地，其功能主要不是创新，而是把人类即将失去的“文化财”——不管是口头文化遗产还是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地下埋藏的考古文化遗产——保存下去并传授给学生。而有的人以极端偏激的态度将文化虚无主义进行到底，违背了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大学的精神”。在审美现代性中的艺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个体艺术家的生命感悟一“用带血的头颅去撞规范的铁门”——很多行为艺术家以及其他比较前卫的艺术家都在不懈地进行着这样的尝试。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尊重这类尝试，并有效地吸收新的艺术话语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但仍然把重点放在最有广度厚度深度的文化传承上。具体到文化书法，大学要从大量古今优秀作品中吸取养分，再结出自己的新果来，这样培养的人才和按照文化书法理念创作出的作品，才可能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当代艺术精神的症候。
在全球多元多极化的今天，在历史与当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激荡中，中国书法当然不能救世，但在某种意义上，她又可以通过文化这一软权力“化干戈为玉帛”。西方崇尚“硬权力”而导致“三争文化”——极端的个人主义导致的“竞争”，极端竞争导致残酷的“斗争”，恶性斗争导致大面积“战争”。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缘起于西方现代大国，无须多说。中国则是强调“软权力”的“三和文化”——对天下而言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对国内而言强调“和谐”：对家庭而言强调“和睦”。我们应该发出中国的声音并向西方宣说人类未来的远景——逐渐让西方的“三争文化”和中国的“三和文化”形成良性互补，而最终使世界尊重东方并关注中国的“三和文化”的先进意义。
禅宗公案具有启示性：六祖慧能来到南海法性寺遇到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此时风吹刹幡，有二位僧人辩论风和幡，一说风动一说幡动，争执不下。六祖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心动。”在此，我们不妨把“幡”看成书法，把“风”看成西方，把“心”看成是我们的本心。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化书法”的真谛。
暧昧的书法
——关于当下书法运动的简明报告
胡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