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制度是关于大学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也是确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规则体系。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它包括许多具体制度：例如学术评价制度，教师聘用、考核和职称评定制度，教学和学生管理，校长的遴选和产生，财务、资金、校产的管理制度等等。但大学的核心制度、大学制度创新的根本要义，就是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在大学实行学术内行的民主管理，使教授真正拥有学术权力。
大学精神产生于大学制度之中，大学制度蕴涵着大学精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最根本的就是张扬一种深沉的、博大的、批判的、追求新知和真理的大学精神，恢复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主旨，克服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评价和人才竞争机制，从而营造有利于创造型人才生存、发展的环境。
从宏观的“大学之道”层面上来看，现代大学制度也是一定社会制度环境的产物。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其重点在于建立大学的相对独立机制，把大学定位于社会的公共领域，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来建设。因此，要调整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从控制到自主的转变。要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招生自主权，解决大学对行政权力的过分依赖，形成大学的自我责任意识，建立大学的自我约束机制。这是把高等学校建设成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的基本内涵。
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在早期人类文明社会中都曾出现过，但只有西欧的中世纪大学能够存续下来，并与现代大学具有较强的联系，就在于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在近代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大学作为一个能够延续几百年而长盛不衰、常青常新的机构，是十分罕见的。尽管时光似梭，时移世易，社会和大学的面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大学精神的源流却始终源远流长、未曾中断。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之类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使大学成为真理探索、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不竭源泉。
让我们继承中国传统“大学之道”之精华，借鉴“他山之玉”，探究当代的“大学之道”，重建、完善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焕发中国大学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力。这是高等教育改革最基本的任务，也是历史赋予当代高等教育者的重任。
“关学”余脉：于右任、张季鸾和吴宓
李廷华
张载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年又经常被人提起。这几句话确实好，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实际精神，振衰起颓的文化责任，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都在这里面。于右任当年和李宗仁、孙科、程潜竞选副总统，把这几句话写了几千张条幅，遍赠国大代表。可惜，时不我与，势不我力。于右任“道不行，桴游于海”，还是被强力挟持着。梁披云等学生晚辈曾经劝他到南洋当隐士，是不知道他的心底幽微。看他晚年的那些诗：“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总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虽是悲歌感慨，总不脱儒者情怀。且看于右任写于1958年的这首诗：“能养能生共几何，不教饭碗引干戈。将来麦子木瓜大，四季开花结实多。”朴质天然的民本思想溢于笔端。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有一首散曲：“几章民治残诗，几页人豪战史，名儒名将兼名士，时代光明创始。”综而观之，这不是张横渠那几句话的现代韵语吗？
因为张载而有“关学”。张载是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五位儒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之一，以后，有朱熹集其大成，使得“理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比汉学、玄学和佛学更加昭帜的“正统”。张载死后，还一度配享孔庙。其实，这都是身后的荣耀。张载的一生，穷愁潦倒，虽然不能用杜甫的“艰难苦恨蘩霜鬓”来形容，也经常处于饔飧不继。他在早年最佩服的是傅介子、班盂坚一类立功边陲的“投笔从戎”之士，又有范仲淹这样文武兼资的现成榜样，德、言、功三立，俱在怀抱。范仲淹劝他一心致力于儒学，必有大成。在无涯学海中，他也曾经想在佛家和道家的学说中间寻找皈依，“又访诸释、老。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穴经”。张载在陕西眉县的横渠乡间讲学，其规模和南方的岳麓、东林没法比。但是，他的影响则远远超越了地域局限。他在《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学说，使程颢大为叹服，说“《西铭》明理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自孟子后未见此书”。以后接受张横渠影响者像刘古愚、于右任、张季鸾，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板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
陕西曾经是汉、唐朝廷的所在地，那些时代的文化名人灿若河汉星辰，到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陕西对全国发生影响的人物就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张载以一介寒儒，能够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确实可以说是陕西的一个骄傲。陕西地处西北，虽然久为帝都，其实多为苦寒之地，是北方。北方人，北方文化，和北方的食品一样，没有那么多花样，形式的成分比较淡薄而崇尚质朴。这种“集体无意识”，甚至在中国的一切学问中间都分出“南派”和“北派”。诗歌、书法不用讲了，连昆曲这分明是产生于软语吴侬的玩意，也分出“南昆”“北昆”。钱锺书曾经说：“东海西海，心绪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可是，大有名于学界的钱基博先生却于1905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舆地大势论》，公开提出大河流域民族即“北人”必须由长江流域民族即“南人”“处置”。钱氏的理由是“南人”交税多，对社会贡献大，在以后的代议制民主中应该居主导地位。第一个站出来批驳的就是于右任。现在收入《于右任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驳钱基博氏〈中国舆地大势论〉》。于右任在比较儒、道两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时说：“若就文化而论，南老北孔，作者判断天然。按太史公谓老子为楚苦县人者，系从后日定之，其实苦本属陈，地势当南北两界之间，老子之非长江流域之生产物，可断言也。……然老子之厌世，与孔子之救世，二者孰有益于社会？平心论之，养成数千年不痛不痒之世界者，其学说大有力焉。”于右任早年思想便有张载的烙印。于氏在历数“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贡献以后，剀切言之：“北人，北人，勉力为之，宁使天下笑南人之失言，毋使天下笑北人之心死矣。夫同处一高度之中，则无人非主人翁。长江流域者，即大河流域人之长江流域也大河流域者，即长江流域人之大河流域也。”钱锺书曾经说和他父亲学术路径不同，语焉不详，但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通达”方面，他和于右任倒是异曲同工。
于右任是张横渠在千载之上的一个期望。于右任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就是在儒家正统当中特别注重“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的“关学”。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一位和张载志趣学行仿佛的“关学”传人刘古愚。
说起刘古愚，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平生意态。戊戌变法，他以为是挽救中国的千载难逢之机，和北京的康、梁声气相投，成为陕西改良派的精神领袖，一时间有“南康北刘”之称（这里，陕西又成了“北”的象征）；陕西的第一家现代化的轧花厂，是刘古愚和朋友集资，从海外买机器建起来的；变法失败之后，他学习张横渠，在乡下办学，居然自己钻研，弄通了高等数学；他在陕西办学，既不同于为科举作准备的旧式私塾，又不同于新式学校，而是和横渠张载仿佛，教导学生“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教育宗旨，居然在大西北不胫而走，刘古愚被邀请到兰州创办甘肃大学堂（现在兰州大学前身），就死在兰州。陕西近现代的文化名人，几乎都接受过刘古愚的教育和影响。于右任和张季鸾是刘古愚的及门弟子，吴宓年辈晚，未及亲炙謦咳，但他少年时读书的“宏道学堂”也是刘古愚培植过的。“关学”的精神贯注在这三位事业不同、经历迥异的风云人物的毕生学行之中。
张季鸾曾经在《烟霞草堂从学记》中谈到刘古愚当年办教育的环境：“烟霞草堂为庚子后所建，在唐昭陵之阳，负山面野，深谷怀抱，唐诸名将墓皆在指顾间。地极清幽，去市尘十里，群狼出没，常杀人。”“先生书斋，冬不具火，破纸疏窗，朔风凛冽，案上恒积尘，笔砚皆冻，而先生不知也。”刘古愚是一个把国家兴亡挂在心间而且喜怒形于颜色的性情中人。“先生酒后谈国事，往往啼哭。常纵论鸦片战役以来，至甲午后之外患，尤悲愤不胜。此外，喜谈明末诸儒逸事，尤乐道亭林、二曲两先生。清代人物，则重湘中曾、胡、刘、罗，及戊戌死难诸人。”这些，就让人想起陈寅恪的家门自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际，议论不出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刘古愚虽然居于乡间，却真正是身无半文，心怀天下。他得“北刘”与“南康”齐名，弟子辈与有荣焉，刘却说：“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乃吾党耳。”这倒不是文人相轻说大话，吾道不孤之意耳。刘古愚又不是一个简单冲动的民族主义者。在义和团事变中被慈禧太后杀给外国人看的陕西籍朝廷大臣赵舒翘，是刘古愚的好朋友，刘办学曾经得到他的全力帮助。赵在“拳变”中推波助澜，以为可以籍与外人抗，刘古愚提醒他勿袒拳民，赵不知其中幽微，终于当了替罪羊。刘古愚的学问不是当官往上爬的敲门砖，性情便不因为学问大而扭曲。还是张季鸾的回忆：“乡人求教，无不满意以去。然贵显干犯，则严峻自持，党祸流言，俱置度外。偶遇官吏来谒，直言政事得失，不避忌讳，故抱膝深山，为清议所宗。忆入陇议起，礼泉知县某代陇吏致聘书，载丰宴来山，余等待门外。席间，忽闻先生抗声日：‘老父台胡说！’知县唯唯。门外人不知何事，相与匿笑以为奇。明年上元，知县请入城观灯。归，告余等日：‘今日知县夸灯好，我告以“使良民为无益之戏，何好足云”知县大不欢，我不顾也。’其严直类如此。然先生非故作矫激傲富贵，第从心言事，平等待人而已。”
张季鸾以后做了记者，把乃师的这种平等待人而又往往容易被人看成“故作矫激傲富贵”的意趣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长期担任《大公报》主笔，几乎天天有社评文字出其手。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前夕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说：“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作为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蒋介石说的也是心里话。以后的军人阶级，在革命成功之后往往大刮离婚再婚之风，和蒋介石的提倡大有关系。张季鸾在12月2日便撰文《蒋介石的人生观》说：“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为动物生活。”“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离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张季鸾给老蒋讲世界观，讲革命观，讲恋爱观，大有耳提面命、颐指气使之慨。刘古愚夫子教训县太爷的味道被他拿来在“最高”面前大大过了一把瘾。但是，张季鸾没有忘记他是一个执天下公器的新闻工作者，他面对的是全体读者，他要以理服人，并非只图嘴皮子快活。他继续说：“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以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己耳，又何必晓哓于革命……奈何更发此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骂一个大人物不学无术，就真正把他钉在耻辱柱上了。张季鸾对蒋家可谓一骂再骂，且看，1927年12月9日《大公报》社评：“现在无论南北，不拘新旧，非脸厚心狠不足以成功名，非善拍能吹不足以博位望，名流即是下流之别名，好人坏到坏人所不齿。”骂得多么精彩，多么文学艺术。台湾的李敖以善骂著称，他喜欢用“剥什么什么人的皮”这样的题目，一搭眼便让人看见恐怖，他的恐怖和他骂的恐怖抵消等于零。李敖自吹500年来没有比他好的文章，张季鸾之死离现在才刚刚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