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龙风文化的精髓
我将龙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八个字，将凤凰文化的精髓概括为“和美”两个字。
容合，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含有“容”和“合”两个方面的意义。“容”是兼容、包容、宽容：“合”是集合、综合、化合。“兼容”是一个外来词，英文作compatible，有和谐共处、互不排斥、彼此相容、谐调发展等意思；“包容”有容纳、统摄之意；“宽容”是宽大，有气量，不苛求。“集合”是把分散的元素、材料汇聚在一起；“综合”进一步，是把不同的元素、材料联合、结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化合”更进一步，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材料经过一番“化学反应”，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容”是“合”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容”就谈不上“合”；“合”是“容”的必然和结果，大凡“容”，都会出现“合”的局面。
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鱼、鳄、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兆瑞、示威等神性，体现着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精神的一种神物。龙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已有八千年至上万年的历史。
风是中国古人对多种鸟禽、某些游走动物及太阳、风等自然现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有向阳、自新、达天、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喻情等神性，体现着求明、献身、敬德、尚和、爱美、重情等精神品格的一种神物。凤是凤凰的简称，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基本上与龙同步。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的“多元容合”说提供了证据——
在东北红山文化圈，出土有距今达八千年的辽宁查海石块堆塑龙、距今六千多年的内蒙古敖汉旗陶纹龙、距今五千多年的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雕龙；在西北、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圈，出土有距今七千年左右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陶纹龙、距今六千四百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距今五千多年的甘肃甘谷陶纹龙、距今四千多年的山西陶寺彩绘龙；在东南良渚文化圈，出土有距今约五千年的浙江余杭瑶山、反山玉雕龙；在中南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圈，出土有距今近六千年的湖北黄梅焦墩河卵石摆塑龙，等等。如果按其主要的取材对象来划分，这些原龙有蛇形龙、猪形龙、鹿形龙、鸟形龙、马形龙、熊形龙、鱼形龙、鲵形龙、鳄形龙、虎形龙、云形龙等十余种之多。
与龙类似，在东北红山文化圈，出土有鸡形凤、鹰形风；在西北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圈，出土有鹑形风、乌形风、燕形风、鹗形凤、鹳形风；在东南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圈，出土有鸡形凤、鹰形风、鹤形凤、燕形风、雀形凤；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圈，出土有鹰形凤、鹗形凤、鹄形风……至于风纹同太阳纹、旋风纹、云气纹、花草纹等自然纹象组合在一起的图案就更多了。
新石器时代及随后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期。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在这各大区系、众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影响中逐步容合而成的。而龙和风，显然是这种大容合的参与者、伴随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三、龙风与和谐社会
“和”有“协调”、“舒适”、“和平”、“和解”等意，“谐”有“配合适当”、“妥帖”、“匀称”等意，合在一起，“和谐”的意思就可以概括为“协调舒畅，配合适当”八个字。
在中国，龙风的形象同“协调舒畅，配合适当”八个字是吻合的。由众多的动物、天象，容合成一个和谐生动、神奇万方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又进而同众多的动物、天象及人事相和谐，这便是龙凤。而龙与凤，也有阳阴契配、雄雌谐悦、男女合好、力美互济等意，所谓“龙凤呈祥”。那么，可不可以用龙凤来象征“和谐”呢？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是生动活泼的、内涵丰富的、不可多得的。
龙凤是“容合”的产物，体现着“容合”的精神。而“容合”与“和谐”有内在的一致性——由兼容、包容、宽容，集合、综合、化合，达到“协调舒畅，配合适当”。
“容合”的前提，是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承认不同，没有多样、差别和不同，你容什么？合什么？又何谈“协调舒畅，配合适当”？承认多样、差别和不同，就意味着承认矛盾、冲突，甚至对抗。那么，要“和谐”，就有一个如何面对、怎样处理矛盾、冲突，甚至对抗的问题。这里，老祖宗的“和而不同”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指导。
作为一种文化观，“和而不同”给我们的启示是：天下事物，多元多样，可以和谐相处，容合共生，互补互济，但不能苛求同一。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文化观，在龙凤身上体现得很到位。按一般的说法，龙取了马或驼的头、鹿的角、兔或龟的眼、蛇的项和体、蜃的腹、鱼的鳞、鹰的爪、虎的掌、牛的耳；风取了鸡的喙和冠、燕的颌、鹳的颡、鸳鸯的腮、蛇的颈、鹏的翅、鱼或孔雀的尾。显然，龙风的取材对象是多元的，如果只取一种动物身上所有，比如龙只取蛇，凤只取鸡，那么，世上就只有作为动物的蛇和鸡，而没有了成为神物的龙和风：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还没有走出具象的框囿，就还没有摆脱单调和乏味。可见，龙风是“和而不同”的典范。
龙风各有其眼、耳、鼻、舌、头、身、足、尾，正是由于这身体的各个部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构成了一个生动、协调、连贯、通达的整体。所以，和谐意味着秩序。这也就是说，你要和谐，就得把矛盾、冲突、对抗等等不和谐因素，规范、保持、调整、缓解、转化在“秩序”的范围内。要达到这样的状态，起码需要几个方面的支撑，这便是体制的合理、法律的适用、道德的强化和调节的有效。显然，这样的状态，目前还只是理想，还需要全体公民，做持久不懈的努力。从这个角度说，用本来就寄寓着国人诸多理想的龙凤来象征“和谐社会”也是恰当的。
四、如何对待龙凤文化的落后一面
我曾提出过“研究龙风文化，弘扬龙风精神，团聚龙风的传人，振兴龙风故乡”的口号，而一些学者却持全盘否定龙凤文化，尤其是龙文化的观点。如何面对呢？
认为龙是帝王皇权的象征，进而认为龙是农耕文明，即黄色文明的象征，和以工业化、信息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当代文明格格不入，应该被列入批判、抛弃的对象。——这是全盘否定龙文化者的最主要的观点。
不错，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龙的确是帝王皇权的象征，也的确以张牙舞爪、高高在上、耀武扬威的形象，起着为专制统治壮胆效力的作用。这当然是需要认真地分析清理，且持彻底的批判态度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几个事实：其一，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自然与帝王皇权无干。
其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这应该是人的问题，而不是龙的问题，账应该算到专制帝王们的头上。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
其三，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
至于将龙和当代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按我的理解，所谓象征，一种情形，是以A，来代表、比喻、暗示B；另一种情形，是以A，来代表、比喻、暗示B、C、D、E、F、G……龙属于后一种情形。也就是说，将龙可视作A，帝王皇权可视作D，除D之外，前面还有B、C，后面还有E、F、G……我们不能因为它代表、比喻、暗示了D，就连B、C、E、F、G……也同D一块抛弃。——我之所以在这里用了“……”，是想说明，很多象征符号都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我们中华民族创造、选择龙（当然还有风）这样的象征符号，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漫长时光，它凝结着、寄托着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如果谁能创造出一个新的能让全世界的华人都认可的象征符号，来代替龙和风，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问题是至今还没有出现。
所以，对待龙凤文化，我们应取的态度是：研究、总结、弘扬其优秀的精华，批判、清理、剔除其落后的糟粕，再根据时代的需要，努力灌注、增添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方向相一致的新鲜的内容。
五、庞氏龙凤文化研究现状
我从1988年开始从事龙凤文化专题研究，至今已发表论文、文章上百篇，出版著作六种：《龙的习俗》（大陆版1988、台湾版1990）、《八千年中国龙文化》（1993，获西安市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1998，获西安市第三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2001）、《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2001，获西安市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三等奖）；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年还可以推出两种：《博大精新龙文化》与《中华凤凰文化》。成立了国内首家民间研究龙文化的学术团体——陕西龙文化研究中心，在国际互联网上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以龙凤文化为内容的中文站点“中华龙文化——（http：／／www．cdragon．com．cn）”网站，于1999年7月开通。提出了龙凤起源的“模糊集合说”；对龙风的神性与民族文化心理、龙凤的精神、龙凤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龙凤与绿色中国等问题有创建性阐述。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保护、开发民族文化源头之美的绿色工程”，是为龙的传人奉献的一份“文化盛餐”。
服饰文化历程管窥
张志春
从远古以来，人类的服饰从微观层面看，如从色彩层面，从质料层面，从款式层面，都有一个值得关注值得探究的发展历程。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神秘而浩瀚无边的领域。而本文所论述的，却只是从宏观层面看人类服饰文化心理历程。
一
似乎可以说，人类最初的服饰境界，是以神为本的。
人类最初的服装，有实用说，有羞耻说，有美饰说，不一而足。但从考古资料文献资料来看，似乎可以确立以神为本的总体格局。
这一方面无论从考古文物或神话典籍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如山顶洞人的洒红粉自属红色的图腾崇拜，如《圣经》中上帝为亚当夏娃制衣自然带上浓得化不开的神话与宗教的氛围。显而易见，服饰在此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它们即使是先民从实用情境中产生出来，但由于人类先民认知的局限或者直觉判断的先入为主，使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服饰成为福佑人生的狞厉的祥瑞之物。
倘若从某一细部展开就更为丰富了。以凤为代表的鸟图腾亦是激活服饰艺术的强大动力源。在先秦时期，商部族和秦部族都以玄鸟为崇拜对象。倘向上追溯，我国古代东方还有许多鸟图腾的部落：舜族以凤鸟为图腾；丹朱族以鹤为图腾；后羿、少昊的部族也以鸟为图腾……这就是古籍中所说的“鸟夷”族群。据《禹贡·冀州》：“鸟夷皮服。”《汉书·地理志》此条注释说：“此东北之夷……居住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即服饰款式与图案扮饰得像鸟儿一样。图腾形象在这里创造性地转化为服饰境界，安全祈愿仍是强大而内在的动力之源。因为“在图腾部族的集体表象中，先人们相信图腾有着超自然的神奇形象。它往往被想像成为人的祖先与动物祖先混成的神秘物，具有半人半动物的形象。另方面，图腾部族成员也往往按图腾动物的形象来打扮自己。在他们看来，这样就能得到图腾的保护”。此说可以找出许多显例给予印证。如云南沧源地区的岩画中所绘人物有的头插几根或几束鸟类的羽毛；有的头佩羊、鹿等动物的犄角；或用动物的长牙制成头饰；或身后拖着长长的尾巴。我国西南边陲的僳僳族妇女着及地长裙，无论款式如何多变，不变的是背后总要缀上一条尾巴为饰。古今遥遥呼应，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联想与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