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一个悖论与怪圈。人们为了在服装方面追求自觉自由自主，反倒迷失了自我，依附于时装，沦落为他人褒贬与评判的奴隶，甚至为了街头回头率而情绪起伏涨落；丧失了精神立场，为形所役，昨日以为千金难敌的时尚，趋之若狂，今日突然无端地视之为丑陋之邦的遗物，恨不得将其扔到日南交趾与今日之我毫无干系才好。一切以瞬间从众的感觉为感觉，仿佛洋葱剥皮到最后仍是空壳而没有核心，精神的思想没有了寄托与积淀的对应物。我们知道，精神空虚与渺小无助是现代人普遍的自我感觉和心理病症，除却都市化的环境隔绝了人与自然的亲近，除却都市分工的精细专业与大工业生产使得学习研究与生产变得单调与枯燥，除却都市人瞬间交往失却彼此的背景而陌生等原因外，服饰的实践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工业化商业化的生产氛围潜在地需要衣着功能化、整齐化和秩序化，而这种着装状态的实现却又使生性自由的人感到压抑，滋味索然。与此同时，人们出于趋优创新而不断前行的时尚潮，在设计师的意念变幻企业商家巨头的密谋和媒体自觉不自觉的推波助澜下，时尚的天地变幻不已，像雨像雾又像风，让那在暮色苍茫中盼朝阳的心灵没个皈依处。
相对于以神为本、以衣为本和以人为本，服饰境界中的天人合一为本既是对前三者的继承，又是对它们的超越。它对于以神为本的理性超越，即在服饰仍存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心理，对自然奥秘心存皈依的新鲜好奇心态。对以衣为本的超越在于仍认可衣着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物中的区分性与微妙感；这种区分性从模式上与等级制有着相似之处，但从性质上却相距遥远了。包括礼仪场合、工作场合、休闲乃至私密场合的着装的特殊性。对以人为本意识的超越在于既肯定衣为人服务的前提，又深知人的欲望与需求的无限性与天地物产有限性的矛盾；而又深知人在着装方面无休止的趋优创新带来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与污染，人对衣着材料的不断索取创造必然会破坏天地自然，而最后必会降祸于人类自身，所以理想的服饰观念应是天人合一为本。
未能影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李震
各位专家、白鹿书院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严格地讲，我是没有资格在这个用“传统”命名的论坛上演讲的。因为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在“五四”精神被神化，“文革”的洪水淹没了整个神州大地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对我们这代人，乃至40年代以后出生的所有中国人来说，传统，就像脐带一样，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割断了。传统从此不能进入我们的血液，成为与我们的身体无关的异己，甚至成为我们的对立面。而我们却因此变成了远离土壤和水分的干枯的植物。
当然，断裂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于我们自己，更多地在于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五四运动在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崭新历史的同时，也割断了历史的血脉。其后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彻底革了文化的命，使一切传统成了我们的敌人。
这一历史事实，让传统对我们来说始终讳莫如深，而我们却始终以一种抗拒的心理，面对自己所知甚少的那一点有关传统的知识。因此，当我们今天终于觉得应该以一种健康的心态来面对传统、谈论传统的时候，至少我本人是感到无比的惶恐和尴尬的。
就像我们这代人和传统的关系是悖逆的一样，我今天所要演讲的题目，与这个论坛的主题也正好是悖逆的，按照白鹿书院的要求，我今天应该讲的是“影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我要讲的恰恰是“没有影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要说传统，中国是最无愧于世界的。尽管和中国一样拥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世界还有几个，但在各个古老民族中，真正将自己的传统延续到今天，延续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中的，却只有中国。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像古希伯来文化那样只留下《圣经》和基督教，也不像古印度文化那样只留下了佛经和佛教，而是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都在全面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然而这个浸淫在传统中的民族从近代以来还是衰落了，它不仅被逐出了世界的甲级队，甚至一度几乎要被开除球籍。那么，是世界错了，还是中国古老的传统错了呢？
我的回答是，我们对传统的选择错了。具体地说是历代的主流文化被确立错了。
众所周知，中国历代的主流文化基本上被确立为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本来是我国早期农耕文明时代，多元共生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支脉，与它共同构成中国农业社会精神生态的还有其他几个支脉，正是这些不同支脉的思想文化共同支撑了中国早期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然而从汉代起，其他几个支脉被罢黜，而儒家文化被独尊。宋代以后……远离人性，它不仅变成了“主流”，而且也变成了一种法度和统治工具。那些被罢黜了的思想文化不仅变成了非主流，而且多次被打击和遏制。从此很少能够影响到当代的中国人。
而那些未能继续影响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发展最需要的东西，那些东西的丢失可能正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譬如道家的思想文化。尽管道家的思想至今也还是在延续，但相对于作为历朝历代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而言，可以说它基本上已经影响不到中国人了。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道家思想影响的基本上是一些非主流的学者和艺术家，以及宗教界人士。而对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起决定作用的政治权力阶层来说，道家的思想文化基本上是消失了。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道家思想文化的丢失，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和不幸。因为，在我看来，道家的思想文化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传统。这一点在当今这个时代显得尤为明显。
站在今天的世界情境和观念立场上，我们发现道家传统的优势，绝不仅仅像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包含着朴素的辩证观念。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透露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规则和可能性：第一，与儒家学说主要围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不同，道家的学说主要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道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理想——天人合一思想，与我们今天强调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等重大问题是完全相通的。甚至可以说，道家思想完全有可能用来拯救西方科学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抑制或消除科学文明给世界带来的恶果。上个世纪末期国际上有人预言21世纪是方块字的世纪，中国文化可能全面复兴。我认为如果真会出现这样的复兴的话，复兴的一定是中国道家的文化，而不是儒家的文化。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应该是道家的思想，而不是儒家的思想。
第二，道家思想不仅可以与现代人的思想融通，而且能够开启现代人的思想。许多人都知道，曾经影响了中西方世界的最激进的一个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存在主义，不仅与中国道家的思想相通，而且深受道家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书房里张贴的并不是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画像，而是中国道家传统的始祖老子的画像。因此，道家传统不仅能够为中国的现代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西方的、全世界的现代人所接受。
第三，道家思想为人类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审美追求，提供了非常美好的愿景。从庄子逍遥游开始，尊奉道家传统的人就一直保持着对精神自由翱翔的渴望，历代真正具有创造力，并创造出优秀艺术作品的艺术家、诗人、作家基本上大都是受到道家思想影响，或具有道家思想倾向的，如屈原、陶渊明、李白等等。可以说道家思想所开启的形而上空间要远远大于儒家思想。
第四，道家尽管强调超然出世、清净无为，尽管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也并不是不能作为治国安邦之道。有专家作过考察，历史上所有的鼎盛时代，都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道家传统有关，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都是如此。事实上，当人们被儒家思想搞得有为到胡作非为的程度，入世到投机钻营、欺世盗名的程度，道家的无为和出世正好是一个良方。
总之，道家是被我们遗失了的一种传统，它没有真正影响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复兴道家传统或许将会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再度兴盛的一个契机和条件。
此外，我认为，道家传统的复兴有可能从西方开始，世界文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循环悖论，那就是，当中国人还在虚心谨慎地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西方却已开始学习中国文化。而当我们把西方文化学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才又去向西方学习自己遗失了的中国文化。这一循环悖论，让我感到，传统不像人们原来所说的那样是一条河，而是一个球，滚动着的球，它在沿着人类历史的轨道不断向前滚动着。
“和而不同”：现代中国文化应有的良性格局田刚
“五四”时期，是一个“价值重估”时代。辛亥革命后“王官解体”的政治格局，使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失去了专制皇权政体的佑护后，开始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受到空前的质疑和评判。当时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评判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倾向：一是全盘反传统论，这是“五四”的主流派——新文化阵营的文化主张。当时，胡适、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则称“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持不长久”；钱玄同主张不拜孔子、关羽与岳飞，鼓吹什么“端午、中秋……简直是疯子胡闹，当然应该废除，当然应该禁止”；鲁迅更是主张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吴虞则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极具“毁典”意识的文化主张。
二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这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传统主义的主张。1921年，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指出东西文化的三种“路向”：西方文化是一种“意欲向前”的文化，其以奋力地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为主要旨归；印度文化乃是一种“意欲反身向后”的文化，以追求出世的幸福为主要内容；与上述两种文化倾向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文化。西方文化“意欲向前”，在征服自然方面自然是凯歌高奏，但在人类道德精神的调和方面，却是捉襟见肘。由此梁漱溟认为，人类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种种物质的需要之后，尤其是西方近几百年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胜利征服，理想的物质充裕的世界出现以后，人生的第一路向也便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乃是内求诸己，以调和人的心性为主的中国文化。
三是中西文化调和论，这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的文化主张。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简章》就标明了“学衡派”的文化主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种以中西文化调和为目的的思想主张尽管只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其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复古派”还是有着性质上的区别的。稍后，胡适之“退出”新文化阵营，大力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掀起了一场影响巨大的“整理国故”运动。胡适之由“全盘西化”到“整理国故”，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调和主义者。他与“学衡派”诸君一样，在思想方法上信奉和采用的是儒家“中庸”主义“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带有“守成”色彩的中国文化本体论和中西文化调和论并没有赢得历史，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策略。相反，倒是带有强烈激进主义态度的全盘反传统论却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传统的中国文化被涂上了“封建”的政治评语，总是和“落后”、“腐朽”、“专制”等负面价值联系在一起而备受批判和挞伐，这在我们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激进主义之所以赢得历史，成为20世纪主导性的文化价值，是与20，世纪激烈而不可调和的政治对抗和文化冲突分不开的。20世纪，是中国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剧烈转型的时期，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民族沦亡的生存现实纠缠在一起，使中国社会的各种要素都处于强烈的对抗之中。从文化观念的冲突到阶级的激烈对抗，从政治的纷扰再到军事的频仍，都显示出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调和”可能、对抗和冲突是其主导的国度，革命的发生也是势所必然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没有温良恭俭让，因此，绝对“偏至”的激进主义文化态度必然会占据上风，成为主导型的文化价值。而鲁迅，正是以一往无前的文化形象而被毛泽东选中，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旗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