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幕的人们骚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
1918年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每周评论》
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了一大把纸片。
就在这时候，黑暗中蹿出一个人，朝陈独秀说道：“给我一张。”
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
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
猛地，那人尖嗓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
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扭住。
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
高一涵见情况不妙，蹿上天桥想逃。密探大喊：“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
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股脑儿从天桥撒下，噔噔噔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的密探甩掉了。
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里发传单呢。
高一涵连忙过去告诉邓初：“独秀被捕了！”
“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哩。
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扭扯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这般大嚷，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避……
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9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
“谁呀？”屋里传出一个女人惊讶的声音。
“开门！”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表明事态严重。
那女人意识到发生了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18岁时与年长他3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高晓岚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君默结识了陈独秀。当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在箭杆胡同同住。
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再加上屋外的，足有百人之众！
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来往信件，都落到了警察们手中！
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连忙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1]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
隔了一天——6月13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北京《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全国各大报也都予以转载。此事顿时激起众怒，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矛头直指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
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2]
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
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本书作者曾在北京拜访罗章龙。时值盛暑，他正住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
慑于重重舆论的压力，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之后，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由安徽同乡作保，走出了监狱。
“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
觉悟社在1920年1月出版的《觉悟》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时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的“只眼”[3]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4]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杂志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9月16日——天津的十位男青年和十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名唤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9月21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1]1989年9月15日，作者在北京访问了93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
[2]1916年6月24日《民国日报》。
[3]“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义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欲蹈唐人最上关。”
[4]这是指《每周评论》。此报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1918年12月22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1919年8月31日停刊。
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他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也十分诡秘。
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关将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2月20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
“的笃、的笃”，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30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约莫40多岁，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
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
风声甚紧，警察又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由前些天报纸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停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经离开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筹办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来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
如胡适所言：
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1]
于是，陈独秀2月2日离沪，乘“大通轮”于2月4日抵达汉口。8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
火车迎着朔风，喷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信，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
北京车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
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
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进家之后，发现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
“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
“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
北大教授陈独秀
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很慢，走的又是小道，总算躲过了警察的眼睛。
“的笃、的笃”，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
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一件大事。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
“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2]
“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轻声细语，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
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账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
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
“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了好主意。
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
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
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
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2月19日。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麻将声，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
李大钊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
他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废除了原先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不过“特别一区”仍成为俄国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1918年，李大钊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这是李大钊（右三）等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20年在北京的合影
李大钊和天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秘密来到“特别一区”一幢小洋楼里，在那儿，李大钊与俄共（布）友人进行了会谈。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谁呢？后来章志所写的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没有提及姓名，现在也就不得而知。
不过，极有可能是后来成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远东人民处处长的伯特曼。1957年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书，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会见过李大钊，并称李大钊是“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伯特曼所说的会见李大钊是“1919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么究竟是谁，尚不得而知。
不知怎么会走漏了风声——大约是“特别一区”那里早已在密探监视范围之中，李大钊的来访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就捅出了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
李大钊见报，马上通知那天同去会晤的天津友人预防不测，自己便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
陈、李天津之行，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胡适口述自传》，第19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