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纪念馆自从1952年建立以来，至2003年6月已经累计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1998年6月起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1]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2]现在也有人认为应是13个代表。
[3]实际上应是7月23日。
[4]后来经董必武等实地回忆是在望志路106号楼下。
[5]应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是中共“二大”通过的。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所终。
健在的“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16个年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讯，遍找无着……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1960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位的哥伦比亚大学里，一位名叫韦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华裔美国学者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1]一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一名学生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作者署名为“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
“Chen-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
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3卷，即“1912～1926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此人共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
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韦慕庭随后查阅了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的信息为：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右）
他的生日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大约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1892年”。
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
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个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了六篇文献：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
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胡适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过“总统”。
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还阅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了解释。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其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青年胡适
韦慕庭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有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跟陈公博一样，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张国焘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等篇目。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191页起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Kung po”即陈公博。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1924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2]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他自己“在民国十二年[3]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4]，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5]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6]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而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册，完全吻合。
陈公博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1924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