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步先在狱中叛变，供出陈延年为陈独秀长子、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他还供出了施英（赵世炎）家的地址。
7月2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赵寓，适值赵世炎外出。正在搜查之中，赵的岳母见赵朝家中走来，不顾一切把窗台上用作信号的花盆推了下去。无奈，当时正台风大作，大雨如注，赵世炎竟未发觉，一进家门便遭逮捕。在混乱之际，赵世炎悄声把王若飞地址告诉妻子夏之栩。事后，夏之栩向中国共产党组织报告，使王若飞及时转移。
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被秘密处决，年仅29岁。
7月19日，赵世炎也倒在刑场上，年仅26岁。
翌年6月6日，陈独秀次子、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陈乔年，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处决，年仅27岁。
[1]指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
[2]指国民党。
[3]即土耳其。
[4]《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张太雷血染羊城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沉重的一年。
在失去了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这样一批优秀的中坚人物之后，岁末，中国共产党又痛失一员年轻有为的主将——张太雷。
张太雷出任过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书记，出席过共产国际“三大”，担任过马林的翻译，1924年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富于组织能力。
1927年，张太雷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日显重要：4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调任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不久，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小组成员；8月7日，他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他奉派广州，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
为了走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低潮，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道路：8月1日，南昌响起了枪声，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在那里举行了起义；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起义，原计划攻取长沙，遇阻后于10月转入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
张太雷此时从上海南下羊城，肩负重任——在广州发动起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张太雷前往广州，那是因为他熟悉广州，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1927年11月26日，张太雷途经香港抵达广州。这时的广州，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粤军与桂军在争夺城市。粤军的首领张发奎，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后来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军阀混战之中的广州，倒是中国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的天赐良机。张太雷一到羊城，便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之中。他的眼中布满红丝，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就在张太雷到达广州的半个月后，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沉睡之中的南国名城忽地在东北角发出雷鸣般的三声炮响，这是起义约定的信号！
顿时，三路兵马齐动，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出击。每路兵马的最前头，都飘扬着鲜红的铁锤镰刀大旗。
两小时后，广州便落进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之手。
11日上午6时，原广州市公安局的大楼上，高高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幅。
身为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出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秘书长为恽代英。
翌日中午12时，广州丰宁路西瓜园内人头攒动，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那里召开。
张太雷身佩步枪和毛瑟枪，衣袋里装着手榴弹，出现在主席台上。
张太雷主持大会，他大声宣告：“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大会在下午2时多结束。
牺牲前的张太雷（宣传画）
张太雷刚刚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得知大北门一带发生战斗。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罗乃曼一起登上汽车赶往那里指挥，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遭到粤军伏击。密集的子弹朝汽车射来，张太雷当即血涌如注。他用俄语说了一句“Ах，чертиполосатые！”（“哎哟，可恶的魔鬼！”），这成为他29岁生命的最后一句话！
李汉俊遭捕后当天即被处决
就在张太雷血染羊城之后的第五天，1927年12月17日晚9时，在汉口空场（今焕英里），一排国民党士兵举起了手中的枪。黑漆漆的夜空中传来一声“胡宗铎的手段真辣啊”的怒号，随后响起了枪声。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李汉俊临终前狠狠咒骂的那个胡宗铎，当时是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
与李汉俊同时被枪决的还有詹大悲。
当天下午5时，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路上段）42号，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
突然，几个便衣密探在日本巡捕的陪同下出现在李汉俊面前。
李汉俊续弦之妻陈静珠正怀孕，见状声泪俱下。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着妻子。
密探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危浩生走了。
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风风火火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嫂薛文淑哭诉。
薛文淑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智门的一家旅馆。李书城为了躲避密探，正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
薛文淑见到李书城，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
“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李书城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
当薛文淑回家，正在安慰陈静珠，却见本家老爹李万青奔了进来，气喘吁吁道：“大先生（即李书城）和孔庚一起被抓走了！听说，关在卫戍司令部楼上！”
真是祸不单行，李书城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
薛文淑求救于耿伯钊（当时是汉口的一个局长），他摇头，说是无能为力。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迅即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未经审讯，立即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就这样，李汉俊和詹大悲在被捕四个小时后，便在枪声中倒下！
李书城终究是同盟会元老，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多天，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最终获释。
李汉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过殊勋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他便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当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明显的分歧。这样，他在1922年离沪回到武汉。不久，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各种说法不一。包惠僧说李汉俊是“1922年被党开除的”，陈潭秋说“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蔡和森则称“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第1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注释：
我们认为此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时，他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从蔡和森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是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党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马林建议，党的“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1924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正式将其“开除”。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
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如1927年12月16日《顺天时报》所述：“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
这样，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便下令缉拿李氏兄弟及詹大悲，发生了12月17日那悲惨的一幕……
李汉俊与陈静珠结婚照
李汉俊离世，遗下妻子陈静珠。他和陈静珠是在1923年春节结婚的。
据薛文淑回忆，李汉俊前妻姓陈，对李感情甚笃，不幸于1918年去世。朋友们劝李汉俊续弦，他提出一个条件，新人必须姓陈，而且要志同道合；倘谈不上志同道合，那就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但也必须姓陈。他的朋友万声扬的姨妹恰好姓陈，叫静珠，文盲，符合李汉俊的“条件”，他答应结婚。新婚之日，他与新娘才第二次见面！
友人们都为他与陈静珠婚后感情担心，出乎意料，他俩感情非常融洽。风声日紧时，李书城劝李汉俊去日本避难，李汉俊因妻子怀孕宁住汉口日租界。李汉俊死后，陈静珠生下一女，取名李声。后来，李汉俊之子李声簧、李书城之子李声华、李声宏，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烈属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证书由毛泽东亲自签署。
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拥有很大的影响。1931年4月8日，当这天的《申报》送到众多的读者手中时，人们用惊讶的目光读着一条用鲜血写成的消息——《山东枪决大批红匪》。
兹照原文摘录于下：
济南通信，前日下午2时，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开会，当厅议决，将日前本省捕获之红匪宋占一等22人处以死刑。5日上午6时，各委员及公安局长王恺如，复齐集高等法院，将宋占一等提出，验明正身，用汽车三辆，载往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
在开列的22名被枪决的“宣传共产邪说，阴谋暴动，颠覆国民政府”的“红匪”名单之中，有“黄伯云即邓恩铭，男，31岁”一说。
邓恩铭去世之际，年仅30岁（《申报》所载“31岁”是虚龄）。
在刑场上，邓恩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
邓恩铭和他的战友们在纬八路刑场上唱起了《国际歌》，他在雄壮的歌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邓恩铭回到山东，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为王尽美）。不久，他和王尽美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7月，邓恩铭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
此后，邓恩铭受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前往青岛开展工作。他先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任书记。不久扩大了成员，成立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任书记。邓恩铭在青岛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领导了青岛纱厂大罢工。
1925年11月，邓恩铭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到重刑审讯，结核病又发作，24岁的他咬紧牙关，没有屈服，终于被中国共产党组织托人保释，在狱外就医。
1927年4月，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回山东后，他接替病逝的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山东风声日紧，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捕。
王复元在这个时候倒戈。王复元又名王会，早在1920年便已参加了王尽美、邓恩铭所领导的“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因为贪污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被开除出党。他向山东当局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和活动情况。于是，1928年底，邓恩铭和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的一批负责人落入了济南市公安局手中。
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警察局拘留所里，邓恩铭想方设法组织越狱。
1929年4月19日晚8时多，几个“犯人”借故要上厕所，在看守警察打开囚室门的时候，一下子把警察打倒，缴了十几条枪，从东大门冲了出去……
这次越狱是邓恩铭组织的。他看到跟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一批所谓的“土匪”。这些人大都是当时直鲁联军的军官，身强力壮。他与其中的头头李殿臣商量越狱，马上得到支持。越狱时第一个动手撂倒警察的，便是李殿臣。
邓恩铭烈士故居
只是这次越狱太匆促，李殿臣等冲出去时，关押在另三个囚室里的“犯人”没有来得及响应，邓恩铭也未能冲出去。
李殿臣等虽然逃出去了，后来又被追回。唯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杨一辰因行走困难，跟不上李殿臣等人，混在街上行人之中，反倒脱险了。
邓恩铭不灰心，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有了上一回的经验，这一回的组织工作更为严密了：他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分成三个小分队，暗中准备；中国共产党党员吴克敬悄然把清洁厕所用的石灰装在一个个旧信封里，分发到各个囚室；又利用会见家属的机会，与狱外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带进了钢锯条……
他们选中了7月21日星期日这一天。晚饭后，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了。就在这时，第一分队首先冲出囚室，打倒了看守。第二、第三分队也马上行动，一包包石灰撒向狱卒，他们哇哇直叫，睁不开眼睛。
三个分队总共18人，一下子冲出大门，逃到了大街上。
这时，狱卒们才如梦初醒，持枪追捕。
第一个被抓回来的是邓恩铭。他患结核病，体质甚差，虽有身强力壮的王永庆扶着他，毕竟行走不快。
另10人也终因体力不支，路途又不熟，被看守追回。
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何自声幸运逃脱，另5位体力较好的，也终于脱险，只有刘昭章已逃到亲戚家，被叛徒告密，又抓了回去。这样，18人之中，脱险6人。
这次越狱，使看守长受到上司严厉责问，以致因为“渎职”而被枪毙。
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已无希望。邓恩铭心中坦然，他早在1917年7月所作《述志》一诗中，便已表示“不顾安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南雁北飞，
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
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
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
不朽永垂。
在狱中，他一直自称“黄伯云”之名，历经审讯，法官并不知道他是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
直至1931年春，在审讯时忽闻有人直呼他“邓恩铭”。他抬眼望去，发现新派的审判官竟是过去与他相识，如今做了国民党官的张苇村。
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1931年3月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清明节（4月5日）清晨6时，在一阵刺耳的枪声响过之后，邓恩铭倒在鲜红的血泊之中。
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的儿媳滕尧珍（即邓恩铭的堂弟媳）这样回忆邓恩铭死后的情景：
董必武诗作忆王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