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挚友董必武闻凶讯，泪如雨下。
董必武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謦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陈潭秋早年与同乡林氏结婚，感情甚为融洽。林氏不幸病故，陈潭秋悲恸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后来，在1925年，他与湖北女师学生徐全植结婚，生一女两子。
徐全植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但幸免于难。
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陷为托派。这已在前面写及尼科尔斯基时提到。
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1945年8月25日凌晨3时，在一片漆黑之中，一架MC型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突然转动螺旋桨，飞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正处于“真空”时期——日本天皇已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尚未到达南京，只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告将于26日飞抵南京。
就在何应钦到达的前夜，这架飞机急急地在人们熟睡的时刻起飞，朝东飞去。
机舱里空荡荡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着，其余六名乘客都席地而坐。这架飞机在起飞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为的是减轻载重量，节省燃油——因为飞机要飞越东海，直达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11时，飞机才飞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无几，不得不紧急降落于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几天之后，日本京都右京区花园町柴山别墅住进了“东山商店”一行七人，为首的一位叫“东山公子”，妻子叫“东山文子”。
过了些日子，他们隐匿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以为能够栖身。只是他们神情沮丧，心乱如麻。
沦为阶下囚的陈公博
在日本，他们度过了将近五十天如坐针毡的日子，终于在10月3日在中国武装军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国运输机载回南京。唯有那位“东山文子”仍留日本。
那位“东山公子”，便是汉奸巨头陈公博。他逃离南京时，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带着“东山文子”——李励庄——以及五名亲信飞往日本。原想逃脱历史的惩罚，苟延残喘，但他已成过街老鼠，无处可藏。
当年，陈公博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
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他自己后来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的。
陈公博从美国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局长。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在1932年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时，他也出任实业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正因为这样，他在面临覆灭之际，还绞尽心机，逃往日本，企图改名换姓，藏匿异国。
然而，他终于被押回来了。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的汉奸罪进行辩解，写下洋洋6万余言、47页的自白书。
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据金志翊、唐戍中、徐立平、夏其言当时写的《法庭听审记详》描述：
1946年，大汉奸陈公博受审
2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2时23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局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害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5月14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6月3日上午，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被执行了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55岁的生命。
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是汪精卫的右臂。周佛海走过了与陈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周佛海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八月十六日订婚。
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欲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
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老渔阳里2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汉奸周佛海
周佛海一到日本，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儿岛之后，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担任教师，也向我警告了，于是我便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当时中国的同学，并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因为我对他们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1]
1924年5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与周佛海一起进出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他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看准了国民党，认为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
这样，1924年9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下一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迅速转向反共。他追随戴季陶，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得到蒋介石的垂青，于是在宦途上青云直上。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等职。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1938年12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翌年5月，他随汪精卫、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回来后，他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0年3月，当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历任财政部部长兼警政部部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
1940年，周佛海在向上海税警学校的青年们演说时，曾“现身说法”，谈及自己怎样加入中共、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说：
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之前，我便代理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乡村，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2]
周佛海这番“自责”之言，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高超“演技”：从中国共产党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
周佛海其人，精于政治投机。1944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正因为这样，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变成了国民党大员。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高兴得太早。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怎能如此遮掩而过？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3月26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的意见，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周佛海受审
不过，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周佛海心脏病日重。1948年2月28日，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1]《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1941年6月版。
[2]《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1941年6月版。
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工作：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俄后，马林又前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
当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马林和维经斯基都在莫斯科。
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然后于1923年10月离华赴苏。
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替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四大”和“五大”。
维经斯基穿梭一般往来于中苏之间：
1923年11月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上海，12月又返回莫斯科。
1924年4月来华，1925年3月返苏。
1925年5月来华，1926年1月返苏。
1926年6月来华，1926年11月返苏。
1927年初来华，1927年6月返苏。
维经斯基先后六次来华，沟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比马林在华工作时间更长，是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好的。
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苏俄和中国发表，是架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座桥梁。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
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转而担任了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
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会见李大钊（画作）
此后，在1932年至1934年，维经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
在1935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也就在这一年，他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教授。
从此，维经斯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1947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1918～1924年）》一书。
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1953年，在《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7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
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60岁。在马林、尼科尔斯基和他3人之中，唯有他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
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没有一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死于20世纪50年代。
1966年8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1966年8月24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76岁。
“李三”是在他病危时不得不被送进医院时的化名，意即“李达三家村”！
那时，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元老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由李达和李汉俊这“二李”负责筹备召开的，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二大”，是在他家中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