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时代的林徽因因受书香门第家庭的熏陶，承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父亲林长民思想开明，把自己的掌上明珠送进教会学校读书，使她接触西方文化，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她１６岁花一般妙龄的时候，随侍父亲旅居英国，游历欧州，开阔了自由的视野。之后当林徽因进入社会时，正是中国文坛人才辈出的时代，若干文学家的洋溢热情和独立不羁的性格呵护她，嘘拂她，铸炼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性格，蕴育出了这样一个奇女子。
林徽因一生写过的东西比发表过的多得多，而佚失的文字比保留下来的要多得多，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界无法弥补的损失。林徽因把自己的情感体验表现在不同的文字上，我们在林徽因的作品中不难读出她的喜悦（《笑》、《你是人间四月天》），她的伤悲（《悼志摩》、《吊玮德》、《哭三弟恒》），她的苦闷（《恶劣的心绪》、《忧郁》），她的同情（《模影零篇》之《文珍》与《绣绣》）。她还在写给胡适、沈从文、张兆和、梁思庄、梁再冰、费正清、费慰梅、傅斯年、金岳霖和梁思成的４０几封信中表现了自己所体验到的各种情感。
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像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林徽因、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山西对古建筑所作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林徽因学术上兴趣最浓、造诣最深的就是建筑及传统工艺品上的图案装饰艺术。设计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装饰雕刻，以及北京景泰蓝创新设计等这些最重要的贡献都属于这个领域。她对古建筑的雕刻、纹饰、线条、图案观察细致，心有灵犀。并且她对古建筑上的纹饰、线条、图案的研究，在她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发挥了作用。
在谈到林徽因对建筑事业的热爱和执著时，梁从诫说：
“文学上的这些最初的成就，其实并没有成为母亲当时生活的主旋律。对她后来一生的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另一件事。１９３１年４月，父亲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在东北日趋猖狂，便愤然辞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应聘来到来启铃先生创办的一个私立学术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母亲也在‘学社’中任‘校理’。以此为发端，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当时，这个领域在我国学术界几乎还是一片未经开拓的荒原。国外几部关于中国建筑史的书，还是日本学者的作品，而且语焉不详，埋没多年的我国宋代建筑家李诫（明仲）的《营造法式》，虽经朱桂老热心重印，但当父母在美国收到祖父寄去的这部古书时，几乎完全不知所云。遍布祖国各地无数的宫殿、庙宇、塔幢、园林，中国自己还不曾根据近代的科学技术观念对它们进行过研究。它们结构上的奥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在世界学术界面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的透彻研究，对每一处实例的精确记录、测绘，对于父亲和母亲来说，是一种启发和激励。留学时代，父亲就曾写信给祖父，表示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祖父鼓励他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可见，父亲进入这个领域，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选择。”
“母亲爱文学，但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往往是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然而，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一开始就是当做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献身的。”
“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母亲有她独特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从她关于古建筑的研究文章，特别是为父亲所编《清式营造则例》撰写的‘绪论’中，可以看到她在这门科学上造诣之深，她并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尺寸的和方位的建筑技师。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一处半圮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情’、‘画意’并列。好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么奔放的文学语言，乃至嘻笑怒骂的杂文笔法来写她的学术报告。”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个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母亲那些‘神来之笔’往往正是那些戴红袖章的狂徒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林徽因的气质里有东方的典雅之美。她通晓英文，对汉语亦别有心解，古文的修养也让人刮目。比如那篇写于１９３２年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见解不俗，所涉及的知识很多。因为有欧美建筑史的参照，她对东方建筑的看法就多有奇特的发现，把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学理化了。了解古建筑，需有文学、史学的功底，杂家的氛围多少要有些。她谈及美与建筑的关系时说：“以往建筑因人类生活状态时间推移，致实用方面发生问题以后，仍然保留着它的纯粹美术的价值，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和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巴瑟农庙（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ｎ）一样，北京的坛、庙、宫、殿，是会永远继续着享受荣誉的，虽然它们本来实际的功用已经完全失掉。纯粹美术价值，虽然可以脱离实用方面而存在，它却绝对不能脱离坚稳合理的结构原理而独立的。因为美的权衡比例，美观上的多少特征，全是人的理智技巧，在物理的限制之下，合理地解决了结构上所发生的种种问题的自然结果。而人工创造和天然趋势调和至某种程度，便是美术的基本设施雕饰于必需的结构部分，是锦上添花；勉强结构为装饰部分，是画蛇添足，足为美术之玷。”
文中谈了美的原理，虽是对古建筑而言，其实亦闪着作者思想的亮光。林徽因一生都反对矫情，主张自然、朴素。内心的追求与外表的态度，是有着自己的轨迹的。她的文与人都有一种精致所在，那就像所钟爱的古典艺术，有信仰的气韵灌注始终，但又平常自然，没有伪态。她写下的文字，都有这一特点，美隐含于日常之中，那是不错的。
林徽因写诗、写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灵动的一笔，但诗人林徽因却将建筑作为毕生事业。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她２４岁时被聘为东北大学建筑学教授，４５岁时被清华大学聘为一级教授。这时的林徽因，谁也不能说她是只会谈谈恋爱的名门闺秀。她的认真、她的执著构建了不属于绯闻，却依旧光彩照人的“林徽因”。
林徽因的才艺表现在许多方面，１９２７年她与梁思成结婚，她一反常规，亲手设计了有东方神韵的婚礼服，一时间万人侧目，她的那身礼服有林徽因内在的、一致的一种审美趣味，即基本摒弃了西式服装的元素，以不合常情的大胆想像，塑造出古雅、浓郁、特异的东方风格。这种美丽让人过目不忘。
对比设计东方式结婚礼服、穿旗袍的林徽因，再对比身穿西服、摩登漂亮的林徽因，则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就这样奇妙而和谐地结合在林徽因身上。美是超越国界、不需要语言的，林徽因的结婚礼服，就吸引了大批的加拿大新闻摄影记者。服饰，在林徽因那里，是一种文化。
林徽因自己，也曾尝试研究中国古代的妇女服装。１９２５年，留学美国的闻一多策划创办一个内容包括各种艺术门类的杂志，拟取名《雕虫》或《河图》，拟订的四期目录中，向林徽因预定的稿件就有三篇，分别为《帕敷罗娃的艺术》、《帕敷罗娃舞蹈摄影》以及《中国妇女服装问题》，（闻一多致梁实秋信，《闻一多全集》）闻一多的杂志最后不知踪影何在，林徽因的《中国妇女服装问题》一文也难现庐山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