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从旧中国走来的人都不能忘那一段硝烟弥漫的日子，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有太多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的是夫妻之间的不离不弃，不能忘却的是母子之间的难舍难分，不能忘却的是国土的沦丧，不能忘却的是同胞的血和泪。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这段日子也是他们最为颠沛流离的时期。
１９３５年秋，日军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林徽因所在的国立大学正在作南迁的准备。在忙着为迁移作准备时，林徽因在北京的姨母家见到了本地的亲戚，他们仍像往常一样，准备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他们问她：“你为什么那样心情激动地准备南迁呢？即使这里成立自治政府，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房子还在这儿。北平还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生活还像平时那样过。”
看着家族圈子里出现背叛祖国利益的变节行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无比痛心，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用尽全力地坚持自己的立场。１９３７年７月，林徽因、梁思成在考察归途中知道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他们历经艰辛辗转回到日军已兵临城下的北平。安顿后，林徽因立刻给正随姑姑们在北戴河度假的女儿写信：“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勇敢，什么都不怕，不怕打仗，不怕日本人，要什么都有决心才好。”
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难路线的第一站。除了两个孩子和外婆外，还有老金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临行前，营造学社同仁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有的是无法带走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献，梁思成和天津一家英国银行谈妥，把这些东西存在地下保险库里。一张匆匆写下的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金岳霖后来描述这趟旅途：“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已是１０月１日了，联合大学１１月１日开学。”
长沙这个拥挤过度的城市，从他们抵达的那日起，时常拉空袭警报。尽管到１１月２４日为止，一个炸弹也没有掉下来过，急匆匆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家常便饭。然而这一次由于疏忽，反而没有拉警报。当地面上的人还不知道他们已成空袭目标时，日本飞机已在头顶上了。林徽因写道：
在日军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１６米的地方，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设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的玻璃和门窗、格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爆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游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的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火炉子上欣赏我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３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不错。
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指昆明）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我们又收拾行李了，要搭汽车走１０天艰难的旅程到云南去。”林徽因写道，“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
他们自己亲爱的“家人”，其中一个就是老金。他那一组联合大学的人马临时在离长沙一段路的南岳暂居。他一个星期以后才得到长沙被炸的消息，而当梁家启程前往昆明的５个星期后，他一个人仍留在湖南。他写信给我们：“我离开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当梁思成和林徽因在１２月８日把五口之家塞进超载的大巴士，天亮之前要从长沙开往昆明时，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从一个大迁徙又换到另外一个。从广州和东南地带来的大批难民成群涌向昆明或重庆。
到湖南邻近贵州的一个小城晃县，林徽因的旅程突然中止。直到那时为止，在寒冷的天气中搂抱着小儿子的林徽因，一路坐车还一路欣赏沈从文笔下描绘的湘西美景。到达晃县以后他们才得知所有能向前开的大巴士都已被征用，以撤离空军航校的学员和机器，一般乘客只能慢慢等。
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徽因病倒了，她得了很严重的支气管炎，高烧４０度，两周后勉强退烧，很快转为肺炎。城里肮脏的小旅馆挤满了难民，梁思成没有办法，却奇迹般地得到了８位空军学员和一位女医生的帮助。
梁思成和林徽因从这里开始和８位空军学员结下亲密的友谊，后来学员们到昆明进行最后训练，晋升为飞行员执勤时依旧保持联系。他们的父母都在沦陷区，所以把梁家当成自己的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样看待。林徽因写道：
“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那天凌晨１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到早上１０点这辆车终于出发时，已经挤上２７名旅客。这是个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
天黑下来时，林徽因的母亲又发冷又发热。但没有退路，只能坐这辆破车继续前进。深夜，他们所乘的长途汽车在以土匪出没著称的“七十二盘”顶上突然抛锚——没有汽油了。拉着孩子们冻僵了的小手，全家人摸黑走了一段山路：“又一次，奇迹般地，我们来到峭壁边上的一片房子，让我们进去过夜……”
经过这么多的“故事”起伏，林徽因终于在１９３８年元月中旬抵达昆明。他们在长沙坐上汽车准备进行的“１０天艰难的旅程”，实际上花了差不多６个星期。
１９３８年１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来到昆明后，借住在翠湖巡律街前市长的宅院里。与他们毗邻的还有张莫若夫妇。不久，杨振声、沈从文、萧乾也结伴来到了昆明。他们住在离林徽因、梁思成不远的北门街——蔡锷发动反袁战争时在云南的旧居。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斑驳陆离的瓷砖上，有“宣统二年造”字样，院子里有两株合抱大的尤利加树。过了一段儿，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带了两个孩子，也绕道香港，经越南河内来到昆明；杨振声的女儿和儿子也来到这里，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外加金岳霖和他养的那只漂亮、雄壮的大公鸡。
朱自清等一群朋友到昆明后，住处离他们也不算太远，大家见面的机会多起来，很快又恢复了北平文化小圈子的闹热。然而他们聚会的地方，更多是在林徽因家里，隔几天他们便去林徽因家吃下午茶。大家一起谈文学、谈战局，谈累了的时候，大家便去李公朴开的北门书店逛逛，或去顺城街老城墙脚边排档上品尝风味小吃。
那时，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在昆明航校，经常带一群同学到家里来玩。舅舅来了，是两个孩子的节日。舅舅给他们做飞机模型，还带来黄灿灿的子弹壳做的哨子。他们最喜欢舅舅讲战斗故事。萧乾来了，听得比孩子们还入迷，那些故事，不是林恒肚子里编出来的，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早他一两年毕业的兄弟，而且他也即将毕业，很快要成为那些英雄故事的主人公了，萧乾被深深激动着。每到这时，林徽因便鼓励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不久，萧乾写出了那篇在当时文坛颇有反响的《刘粹刚之死》。
这段日子，记录在林徽因当时写下的几首诗中。这个时期林徽因的作品，大都是纪事性的。如《对北门街园子》：
别说你寂寞；大树拱立，
草花烂漫，一个园子永远
睡着；没有脚步的走响。
你树梢盘着飞鸟，每早云天，
吻你额前，每晚你留下对话，
正是西山最好的夕阳。
那个永远睡着的园子，总是一班儿文友的脚步踏进它的梦境。园中有一石桌、三五石凳，逛完了北门书店，他们就买些瓜子、话梅到这片幽静之处聊天，继续着刚才的话题。从这里可以看到西山最美的夕阳。还有她写的《茶铺》：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姿势，生活
刻画着不同的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老的，慈祥的面纹，
年轻的，灵活的眼睛，
都暂要时间在茶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