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梦中的爱相比，行为中的爱是既粗鄙又可怕的事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本书关乎会引起矛盾情感的一类人：行善者。我不是指那种常见的兼职行善者——他们拥有一份有价值的工作，或者在一个慈善机构做志愿者，黄昏的时候会回归日常的家庭生活。我是指那种打算尽可能按照伦理规则去生活的人，那种为道德本身所吸引、自发走向道德极端的人。他们把自己整个奉献出去，超出了看起来合理的限度。这种行善者让人感到不舒服。
这类人有非常强的责任感，强烈到为了去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事情，能够抑制住绝大部分的基本冲动。这是一场战争，但是这样的人总是能赢。他们很少允许自己放下工作去休假，很少为自己花钱，以便可以捐赠更多。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但必须是恰当的——它们必须得到允许。正因如此，他们的生活方式显得有些刻板和狭隘，使得日常存在看起来既松弛又危险。他们关怀陌生人，为了照顾那些陌生人而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家人，对低级的快乐无动于衷。他们所坚持的标准和所培育的情感看起来崇高得没有人情味，这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一个热心的行善者的生活有某种令人崇敬之处——我的意思是，虽然其中包含着一种确切的美，但“美”这个字并不能准确描绘它所激起的矛盾和复杂的感觉。一个美丽的事物，比如一朵花或者一条小溪，通常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取悦人，会激发出一种类似爱的感觉。一个崇高的事物，譬如一座高山或者一片汹涌的大海，在激起敬畏的同时也激起恐惧。在面对它时，你会看到它令人敬畏的高贵，同时你也会不舒服地感觉到，你无法长久地与之相处。我想适合行善者的正是这种崇高的感觉：面对这样一个生命，你会感到一种混合着不适的敬畏，你不可能也不想与之共处太久。
行善者既比他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也比他人拥有更少的自由。在这个词通常的意义上，他拥有更少的自由，因为他相信他有责任以某种方式行动，他不得不那样做。但是在更原始的意义上，他拥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他能够控制自己，其意图不会被他希望自己没有的软弱所挫败。他很清楚，一旦做出某个承诺，就必须遵守，如果某件事是对的，就得去履行，不会因为看起来很难就放弃。因此，他的生活会是他想要的样子。
行善通常的方式是帮助你身边的人：一个人成长于某个特定的地方，认为那里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于是着手对其进行修正。或者说，这个人的工作突然要求一种英雄主义，而他做到了——他可能是在战争中将教堂变成避难所的牧师，或者是瘟疫来临时在医院工作的护士。不管用哪种方式，他都是在照顾自己人，并尽力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他理解他们，因为他和他们的生活经历是相似的。他可能并不认识他正在帮助的那些人，但是他和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他的人。他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联系。
这世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他们的动机是更抽象的东西——对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的厌恶，以及对善本身的渴望。他们想要过一种公正的生活，觉得有责任去纠正错误或者减轻痛苦，但是并不知道怎样做才正确，因而索性去亲身实践。他们并不觉得行善必须先在与他们亲近的人中间践行：驱动他们行为的并不是归属感，而是一种想尽可能把事情做好的迫切心态。他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有机而必要的联系——是他选择了工作，而非工作选择了他。我所谈论的行善者正是这第二种人。他们并不比第一种人好或者坏，但是他们更罕见，也更难被人理解。按照道德观念而非为了自己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似乎有违本性，但是对于行善者而言却不是这样，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
与行善者不同，第一种人并不会引起人们的不适感。他们常常被称为英雄，“英雄”是比“行善者”更确切的一个词（我是在现代的通俗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不是在谈论阿喀琉斯）。这类英雄通常是偶然碰到一个麻烦，决定施以援手，他是被所见的外在事物打动。他无须行善时，就会回归日常生活。正因如此，他的高贵行为不会让人觉得是在责备他人：你没有做他所做的事情，这只是因为你当时不在场，你不是他世界中的一部分。你依然可以想象，要是你当时在场，应该也会做他做的那些伟大的事情——说到底，英雄其实是像你一样平凡的人。
另一方面，行善者知道危机无时无处不在，会有意追寻它们。他们并非无意识地行善，而是有意计划自己的行为。他们可能充满怜悯之心，但怜悯并不是行善的原因，在看到需要帮助的那个人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帮助的准备。他们没有日常生活，行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让他们成为好人，但也让他们看起来行为有违常情——他们是那种患难中才会出现的朋友，当你遇到重大困难时会主动提供帮助的道德高尚之人。这就是为什么行善者暗示着一种责备：因为你和行善者一样，都知道在某个地方总是有人需要帮助。
当然，“行善者”这个词常常含有贬义。它可能意味着一种病态或入侵式的人格，这样的人总是好心办坏事。它也可能意味着过度热心、一本正经、自以为是，热衷于评判他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放弃了对道德完美的追求，他意识到：硬要表现得极端友善可能是道德上的一种愚蠢行为，让人显得荒唐可笑；过于完美的性格可能会招致妒忌或仇恨；一个仁慈的人应该允许自己有少量缺点以保持与朋友的关系。
当“行善者”仅仅指一个做善事的人时，这个词仍然会引起某种怀疑，甚至是对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内疚：没有人喜欢被人提醒自己的自私，哪怕只是暗示。另一个理由则是愤怒：没有人喜欢被告知他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或者有人指责他的生活方式。没有人喜欢成为慈善行为的接受者。但这还不是全部。那些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行善者常遭到质疑，因为援助金常常被浪费，而且有时援助金还会伤害到那些本来需要它的人。但这也还不是全部。
对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不确定的看法同样会挑起我们对行善者的矛盾情绪。尽可能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圣徒般的生活，真的好吗？这样的生活是否丢失了某些人类特有的品质？以牺牲自己人为代价关心陌生人真的对吗？将自己置于限制天性与自由的道德约束中真的好吗？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奉行严苛的处事态度却并不需要成为生性严苛的人？当一个人相信他可以改善世界或所做的事情举足轻重时，他是否太过自大或亵渎了神明，因为他不过是广袤宇宙中的一粒尘埃？道德应该是人类价值体系中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庭吗？
哲学家苏珊·沃尔夫说，一个道德上完美的人是毫无吸引力的外星生物，驱动他的不是平常人的爱与喜悦，而是对责任有违天性的献身。只将自己奉献给责任的人生很难为艺术与享乐留下空间。“道德自身，”她写道，“似乎并不是激情的适当对象。”（这是测量行善者看起来有多古怪的一种方式：一个道德哲学家发现，对道德充满激情是不自然的——沃尔夫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哲学家。对道德的激情是一种对善的激情，有点像对上帝的激情的世俗版本，这在过去看来并不那么奇怪。）沃尔夫认为，如果成为高尚的行善者的理想并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比如我们感到，这些人由于自身的冷淡和克制而缺乏某些关键的人类特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相信道德的理想状态并非人的理想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修正我们对道德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道德不应该是人类价值体系中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庭。
所以，在人们对行善者的复杂情感中包含着一种狭隘的抵触——对被责备以及因此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的怨气。可能还有一种狭隘的气愤——恼怒于行善者的较真、自以为是或者一本正经。但是，还有些与上述完全无关的强大力量在推动着行善者，而它们一点也不狭隘。这些力量中有些源自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最生死攸关也最值得尊敬的冲动。
以家庭和陌生人为例。行善者和别人一样拥有家庭，即便没有孩子，也有父母。但由于他遵从非常严厉且刻板的道德承诺，总有一天，这些承诺会与他照料自己家庭的责任相冲突。这个时候他必须做出选择。
大多数人显然会选择对家人而不是对陌生人负更多责任，这正是家庭这个观念的部分含义——意味着你对其成员负有更多责任。照料你的家庭似乎本身就是道德的要义：慈善始于家庭。在某些情形下，优先考虑自己的家庭被称为搞裙带关系，是不好的。在另一些情形下，优先考虑自己的家庭被称为乱伦，简直糟糕透了。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在绝大多数时候，家庭与陌生人之间的选择根本不是选择：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关心陌生人的孩子，不仅违背天性，更是荒谬至极。但行善者并不认为他自己的家庭比别人的家庭更应被优先对待。他爱他的家庭，但他知道其他人也同样爱他们的家庭。对于行善者而言，照顾自己的家庭可能类似于一种道德上的托词——看似无私，其实是只关心自己的一种延伸。
对于开展政治运动和维护宗教秩序来说，与家庭责任保持一定距离，有时甚至要求独身或抛弃家庭，是献身于更大目标的必要之举。亚伯拉罕准备牺牲自己的儿子，阿伽门农准备牺牲自己的女儿，佛陀抛下自己的家庭，圣弗朗西斯对自己的父母很残忍，甘地对自己的妻子很残忍。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有时，对现实家庭责任的排斥不会演变成现实家庭彻底被精神家庭吞噬：所有人成为兄弟，上帝成为丈夫。
一个行善者或许不会走到仇恨或者抛弃家庭那样极端的地步，但事实上，当他问自己应该为家庭做多少和为陌生人做多少时，把两者放在同一天平上权衡，似乎已经走得挺远了。但并不是所有宗教都允许人们为了陌生人而忽略家庭。按照传统，一个犹太人有义务将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赠给穷人，但绝不能多于百分之二十，以免他自己的家庭变穷，成为公众的负担。在《密西拿》[1]中有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资产都给了陌生人而不考虑自己的孩子，他的安排虽合法有效，但圣灵却并不会因他高兴。”
甘地相信，善的追寻者不得不发誓抛弃亲密的友谊和排他性的爱，因为对爱与友情的忠诚会引诱他做错事，妨碍他不偏不倚地爱全人类。乔治·奥威尔阅读甘地的回忆录时，对这个主张颇为反感。他写道：
人类这种存在的本质在于，人并不会寻求完美，有时愿意为了忠诚而犯罪；不会把禁欲主义推到极致，以至于要禁绝合乎情理伦常的性爱；人会做好最终被生活打败击碎的准备，这是坚持爱其他人类个体不可避免的代价……很容易设想……一个平凡的人拒绝至善仅仅是因为这太难了，换句话说，常人是一个失败了的圣人。然而这个设想是否真实却是可疑的。很多人真诚地不希望自己成为圣人，而那些成为或者希望自己成为圣人的，可能也从来不想成为一个普通人。
同时，奥威尔对甘地深为敬佩。如果没有甘地，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糟糕；而如果没有成为奥威尔难以认同的那类行善者，甘地很可能没法完成他那些壮举。
在一种情况下，行善者的极端行为会被视为正常行为，那就是战争时期。在战时，或者地震、飓风等和战争具有同等毁灭力量的危机中，责任的界限远远超出和平时期。在战时，为了使命离开家庭，被看作是尽职而非有违天性。在战时，家庭与陌生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因为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扩展至同一阵营的所有人。人们认为行善者如此罕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关心自己是人的本性。当然，这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很多人只关心自己也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人性使然。当预期发生了变化，就像他们在战时所做的那样，人们的行为也会随之变化。
在战争中，那些平时被看作过度热心的行为变得令人期待。在平时，让一个人为陌生人牺牲生命显得极为粗暴无耻，但是在战时却司空见惯。那些在正常道德体系下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坏行为或好行为，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战时，不管是极端的恶意还是美德，都可以得到理解。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新的道德体系：有些人承受着极致道德要求下的巨大压力，渴望着平常生活的宽容与松弛；另一些人则感到，这正是他们最生机勃勃的时代，相比之下其他时候的生活显得灰暗和缺乏目标。
在和平时期，无私看起来很温和——只是意味着太多同情、太少自尊而已。但在战时，无私看起来像是勇气。在和平时期，一个忽略自己的全部责任、不受教化、只做让自己高兴的事的人，比如一个为了艺术而抛弃家庭的艺术家，甚至是一个罪犯，可能看起来是迷人的，因为他们是非道德的、自由的。但是在战时，责任夺走了本属于自由的魅力，因为责任变得比日常的自由更激动人心，因为战争对某些在和平时期不存在的自由开了绿灯，比如杀人的自由。
这是行善者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对于行善者而言，总是处于战争时期。他们总感到需要对陌生人负责，总把陌生人当成自己人，就像战争中的同胞一样。他们知道总是存在着像战争受害者一样急需帮助的人，这让行善者感受到责任的召唤。
那么，努力过一种尽可能道德的生活是件好事吗？或者，是不是存在某种朝向非凡的善的内驱力让行善者如此偏离普通的人性？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抽象地回答。在抽象的意义上，关于圣人和完善的概念的确存在，但只有现实生活才能完整而真切地传达这种道德性存在的美与代价。
因此，本书的很大篇幅是由行善者的生活故事组成：讲述他们赖以生活的道德原则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有些选择十分琐碎，只有在行善者严格的审视下才被看作与道德相关，比如是否将一只虫子从路上移开，是否要买一个苹果。有些选择则十分重大。比如，一个行善者决定在一场政治抗议中付出生命，但她也知道，选择死亡就意味着抛弃儿子；一对夫妇在野外为麻风病患者建了一个避难所，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因此得病，或者被野兽吃掉。所有这些行善者做出的决定都是对的吗？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怀疑和质问自己正体现了他们的认真程度。
行善者相互之间也是非常不同的。有的人信仰宗教，有的人不信仰。有的人没有孩子，有的人生了很多孩子。有的人非常关心动物，有的人完全不关心。有的人认为痛苦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希望痛苦被消灭；有的人则相信痛苦令同情成为可能，因此认为痛苦位于人类状况的核心。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地，唯一的相同点在于，他们将帮助他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是他们呈现道德的方式，他们对纯洁或者禁欲主义不感兴趣。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被载入世界历史的人物——他们不是甘地或者特蕾莎修女。绝大多数著名的行善者引起公众的注意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与善行不相关的天赋：他们是建立制度的政治领袖或者改变大众命运的企业家，通过自己的成功进入公众舆论。但是我想将道德欲望与其他推动力区分开来，尽可能只探讨道德欲望本身。
行善者是古怪的人，但是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自身。一方面，大家会感到行善者太过古怪，离普通人很遥远，同时也会感到，行善可能正是导致他们同普通人疏远的原因。一方面，大家感到极端的道德与人性相冲突，另一方面，也会害怕，依据道德准则行事可能会让自己远离人群。行善者的矛盾情感会使“尽量有道德地生活”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也没那么必要。你可能会好奇，行善者是否明白我们所爱的正是有缺陷、软弱而又普通的人？以及，如果行善者总是在想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公正，有多么需要被改变，如果他们想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来取代我们这个世界，那么他们是否爱这个我们认识的、本就如此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