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斯·金（Bruce King）在新近出版的多卷本《牛津英国文学史》第十三卷《英国文学的国际化》开篇写道：“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经历了一场重大变迁。这场变迁体现在主题和感性方面，它与早先产生诸如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代风尚以及现代主义的感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人们通常将这种变化谓之为后殖民主义。”[1]这位批评家认为，与英国文学史上先前的变化不同的是，这场变化发生的基础乃是欧洲以外移民的大量涌入。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给英国文学带来了新的视角、新的关切，使之聚焦于移民生活及其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出现的这种重要变化，是更大范围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结果，与战后英国社会结构乃至整个世界秩序格局的变化，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千百万英国人走上街头，欢天喜地地庆祝战争胜利。在经历了六年战争的艰苦磨难之后，他们的欢欣喜悦自然可以理解。不过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似乎并没有怎么考虑为了赢得这场胜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英国国际地位产生的深远影响。1939年战争开始之初，英国还是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而到了1945年，尽管大英帝国的地盘毫发未损，但是英国的实力却大大削弱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则成了瓜分世界的霸主。此外，英国在战争期间的失败也使得其治下的许多国家坚信，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大势已去，再也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47年，印度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终于获得独立，从而揭开了大英帝国走向终结的序幕，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相继在两年内独立。声势浩大的去殖民化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高潮，英国不仅失去了其在东、西非的领地，就连肯尼亚和塞浦路斯也出现了试图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了遏制势力强劲的去殖民化进程，英国政府于1956年和法国、以色列政府合谋悍然出兵埃及，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又名“第二次中东战争”），报复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实施的国有化。英国公众对此反应不一，不同意见者之间的对立情绪十分强烈，国际社会亦同声谴责这种侵略行径，苏联以发动核战争相威胁，美国则通过联合国对英法两国施压。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英法军队被迫从埃及撤退。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教训十分深刻，是大英帝国衰落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不仅导致了艾登政府的垮台，也是大英帝国走向瓦解的开端。它让英国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英国已不再是昔日那个风光无限的世界强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还得看他人眼色行事。
1962年，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说：“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一个帝国，并且还没有找到角色。”这种观点得到众多英美人士的应和。他们认为战后英国的政治和文化受到多重因素的界定，比如含糊其辞的内省和怀旧、文化障碍、中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反技术的浪漫主义以及闭关自守等。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绘画中的比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个人声音、电影和电视中的幽默和家庭气息，这些都构成对战后欧美主导艺术形式的拒绝，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英国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战后英国作家中普遍存在信心和抱负的缺失。战后英国小说的寓言化和自省性倾向以及诗歌和戏剧中所表达的怨恨与焦虑，充分表明帝国主义对历史叙事已不再信心满怀，是“后帝国忧郁”（post-imperial melancholy）的表征。[2]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战后从前殖民地汹涌而来的移民潮改变英国文化的方式。即使是在对战后的种族主义政治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种族骚乱津津乐道之时，新近的评论家们就已经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青年文化和大众文化已经在英国形成了新的跨种族认同，而后殖民批评家在考察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时候，更多的则用移民经验来界定大多数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经验。
战后英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加勒比、印度、巴基斯坦和东部非洲，这些英国的前殖民地。1948年，三艘载有七百多名移民的船只从西印度群岛到达英国，这些移民大多为来自农村的失业青年。这些人通常只受过初等教育，到英国后主要从事一些工资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战后英国劳动力资源的不足。这批移民的到达可以看作战后新移民潮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后，更多移民纷纷从其他前殖民地涌入英国。应该指出的是，大英帝国瓦解之后，它与其前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依然十分密切。为了继续保持这种联系，英国政府设立奖学金吸引前殖民地的青年来英国求学。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成后留在了英国，他们与先期来到英国的那些印度人、非洲人和西印度人，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海外移民的主体。这场规模浩大的移民运动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当英国因为帝国的崩溃冒着将其眼光局限于“小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ism）的风险时，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却逐渐将英国改造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包容性社会，而他们当中的文学工作者的写作，更是使得英国文学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国际视野并呈现出崭新的风貌。[3]
战后影响深远的英国移民文学，既是英国社会在新的世界秩序下发生深刻变化的产物，又是这种变化的文化表征。新移民来到英国之初，除了要面对种族主义的问题以外，最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就是住房。文化和生活上的双重困难很快便催生出移民社群，新的移民文化在来自不同地区移民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中有些后来得以保留并融入新的英国文化，比如，特立尼达的卡里普索（指特立尼达人即兴演唱的歌谣）和印度人的寓言等。移民文学通常都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这与移民作家对宗主国文化，尤其是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受有关。20世纪50年代从加勒比地区来到英国的一批移民作家，比如乔治·莱明（George Lamming，1927—）、塞缪尔·塞尔文（Samuel Selvon，1923—1994）和V.S.奈保尔等人，他们的作品或展示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经验，或考察早期移民在宗主国的战后环境中所面临的困窘，大多都采取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进入60年代后，随着来自其他地区移民的加盟以及第二代移民的诞生，英国移民作家的队伍不断壮大，发展成为英国文坛上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例如：来自印度的法鲁克·德洪迪（Farrukh Dhondy，1944—）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来自巴基斯坦的塔里克·阿里（Tariq Ali，1943—），来自尼日利亚的布奇·伊迈切塔（Buchi Emecheta，1944—）和本·奥克里（Ben Okri，1959—），来自埃及的阿赫达夫·索伊夫（Ahdaf Souief，1950—），来自日本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4]等等。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英国移民文学作为一种“集体的文学想象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富有特色的表现素材和手段”[5]，为英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移民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6]，其中，奈保尔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更是为英国移民文学赢得了国际性声誉。
V.S.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文坛上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出版著作32部，获得过许多荣誉，他的大部分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2001年，瑞典皇家学院在授予奈保尔诺贝尔文学奖时称，其获奖原因是：
他在作品中将富有洞见的叙述与正直的观察结合在一起，驱使我们去了解那被压制的历史存在……奈保尔继承康拉德，在道德意义上是帝国命运的一名编年史家：帝国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他作为叙述者的权威存在于对他人业已忘却的事物、被征服者之历史的记忆中。[7]
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辞将奈保尔的作品描述为“忠实于历史”之作，认为他对受压迫者历史的阐释受到道德而非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推动。这应该算得上是对奈保尔恰如其分的褒奖。作为一位数十年来始终关注非西方社会人民生存状况的作家和“永远可以被指望讲述第三世界真相之人”[8]，奈保尔在许多作品中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讲述着“黑暗世界”的历史。至于奈保尔是否确实讲述了第三世界的真相抑或是某些真相，这应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评论者的价值观及其对第三世界真实状况了解的程度决定着其对作品的评判，因此他们难免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大相径庭的回答。有关这一点，下文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将有进一步的探讨，此不赘述。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奈保尔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题为“两个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奈保尔称自己是个“凭直觉写作”[9]的作家；他这样说显然意在否定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对他的影响，强调自己是“作为作家的作家而非作为社会人的作家”[10]。不过，这也许是奈保尔的一厢情愿，因为无论评论者对他或褒或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注意力投向其作品与当代社会、政治的相关性。
当奴隶制于1834年在大英帝国治下的特立尼达正式废除时，那里的甘蔗种植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旺盛，于是大量营养不良的印度人从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前往特立尼达并成为契约劳工。当时特立尼达岛上占大多数的人口是黑人，这些新来的东印度人在异己的世界里感到不安，一方面惧怕体格强壮、性格粗暴的黑人，另一方面又因为其肤色将黑人与印度教中的低种姓加以认同。而黑人则看不起这些东印度人，认为他们是习俗奇特的异教徒，不仅吝啬钱财而且对种植园主卑躬屈膝，为了多挣钱如同“新奴隶”在甘蔗田里加班加点。到奈保尔出生的时候，特立尼达的人口有四十万多一点，其中大约三分之一为印度人，多数为农业劳工、商人、酒贩子、职员和店主，很少人做律师、教师或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印度人社群的死亡率和出生率均高于其他社会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特立尼达大众传奇中，印度人通常的形象是贫穷、卑劣、排外、好斗、目不识丁的乡下人。[11]奈保尔就出生于生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的一个印度裔移民家庭，在父母生养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奈保尔的父亲是印度契约劳工的第二代移民，家境不是太好，长期依赖妻子家庭的经济资助。不过，他虽然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却凭着勤奋好学成为当地报社的记者。奈保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这样描写父亲和家里的境况：
他一生中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做记者。对他那一代的特立尼达印度人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职业。家父生于1906年，那个时候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还是一个独立的社群，主要居住在农村，说的是印地语，依附于特立尼达中南部的甘蔗种植园。1906年时的印度人许多都出生于印度本土，是签了为期五年的合同作为契约劳工来到特立尼达的。大英帝国内部这种形式的印度契约劳工直到1917年才结束——那是印度民族主义鼓动带来的结果。
1912年父亲开始以印度为话题给《特立尼达卫报》零星撰稿。1932年我出生之时，他已经成为《卫报》驻查瓜纳斯镇的新闻记者。查瓜纳斯位于蔗糖产地的中心地带，是特立尼达印度人的聚居地，也是我母亲家族定居的地方。我母亲家族的人们早就不是契约劳工了，他们是大地主。
我出生之后大约两年，父亲离开了《卫报》，原因我永远也搞不清。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他四处做些临时工作，时而依附在我母亲家这边，时而回到他的一个舅父那里寻求庇护。那舅父很富有，是岛上最大的一家大公交公司的创建人和持股人。父亲本人就很穷，再加上那些还在做劳工的亲戚，他一生都不得不在这两个大家族之间摇摆，处于半自立半自尊的状态。
1938年，父亲重新为《卫报》所聘用，这次是做城市记者。我们——父亲、母亲和他们的五个孩子，我母亲大家庭中的一个小分子——搬到西班牙港，住在我外婆的房子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街道的生活（了解到那个总在做着“没有名字的东西”的黑人木匠的秘密）。也是打那时起，我逐渐了解了我的父亲。[12]
奈保尔少年时代是在家庭不断的搬迁中度过的。他所生活的环境是殖民地世界里一个封闭的印度人社区，不光与整个特立尼达社会处于隔绝状态，就是与印度传统也缺乏有机的联系。奈保尔六岁那年，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全家人移居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可是即使在那之后，一家人也依然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直到1947年父亲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情况才有所改变，而那时奈保尔已经十四岁。1950年，十八岁的奈保尔获得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前往英国进入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不过，牛津大学的学习生活令他十分失望，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那些他认为丝毫无助于实现作家梦的文本上。在赴英国留学之前，奈保尔一直生活在家庭的精神禁锢和印度教徒社群的封闭世界里，如果说孩提时代还有什么值得怀念的，那就是父亲给他讲述的那些英美作家的故事以及父亲自己写的故事。虽然父亲空怀了一世的作家梦，可是他为儿子开启的通向文学之门，最终成就了奈保尔毕生的事业。
奈保尔的写作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在牛津就读期间，他就已经开始尝试写作。大学毕业后，他怀中揣着仅有的六个英镑到伦敦谋生，开始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加勒比之声”栏目的自由撰稿人。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处女作《米格尔街》的创作，这是一本彼此相关又独立成章的短篇故事集。由于出版商担心短篇作品销路不好，该书未能马上面世。不过，奈保尔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转而开始撰写长篇小说。1957年《通灵按摩师》（The Mystic Masseur）得以付梓问世，在随后的四年间，奈保尔连续出版《埃尔维拉的选举权》（The Suffrage of Elvira，1958）、《米格尔街》（Miguel Street，1959）和《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1961）四部小说。这些虚构作品全都以特立尼达人的生活为题材，以喜剧为格调讲述特立尼达人，尤其是印度移民边缘化的生活以及他们无效的努力。它们构成奈保尔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使得奈保尔被毫无疑义地收入“英联邦文学”这个新的文学史范畴。所谓的“英联邦文学”乃是英国学术机构与出版商合伙杜撰的一个文学史范畴，包括英联邦自治领域的属民用英语写成的新作品。[13]不过，随着后殖民理论的流行，“英联邦文学”这一术语逐渐被“后殖民文学”所取代；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主张采用“第三世界文学”这个术语，其所指涉的范畴与上述两个术语大致相同。
与许多初涉文坛的作家相比，奈保尔是幸运的。《通灵按摩师》问世之后，纽约前卫书局于1959年推出了其美国版本。同年该书获得“莱斯纪念奖”，随后便有论者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对其进行评介。此后，每逢奈保尔有新书问世，这个刊物大都会发表相关书评，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可以看作奈保尔之受西方论者青睐的一个佐证。[14]总的来说，这些早期书评关注的焦点是奈保尔作品中对特立尼达印度移民生活的喜剧性描写，而且大多为赞赏之辞。马丁·雷文（Martin Levin）在为《通灵按摩师》撰写的书评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部源于特立尼达的小说，揭示了属于加勒比地区印度人世界的一种富有种族幽默感的风格。”[15]查尔斯·普尔（Charles Poore）评介《米格尔街》时称，这是一本“出色描写其自己世界”[16]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德里克·沃尔考特[17]曾多次撰文评论奈保尔早期的创作，对其作品中的智慧和反讽赞赏有加。1961年，《米格尔街》荣获“毛姆短篇小说奖”，同年出版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更是确立了奈保尔作为长篇小说家在英国文坛的地位。论者普遍认为，这部小说代表着奈保尔对20世纪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安德鲁·古尔（Andrew Gurr）说，《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也许是自第三世界独立以来最出色的小说”[18]。迈克尔·托尔普（Michael Thorpe）指出，《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是“一部罕见的杰作……是典范之作”[19]。理查德·克利（Richard Kelly）认为，“这部表现一个人寻求独立与尊严的长篇小说，超越了奈保尔早期作品中的地方色彩，具有普遍的吸引力”[20]。此外，《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还于1998年7月与《河湾》一起，入选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兰登书屋“当代文库”评出的20世纪百部英文著名小说，被誉为“当代经典”[21]和“后殖民世界的史诗”[22]。
1960年，在《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完稿之后，奈保尔得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政府提供的资助，回到加勒比地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两年后，他根据这次考察写成非虚构作品《中途：西印度及南美洲五种法国和荷兰社会之印象》（The Middle Passage：Impression of Five Societies—French and Dutch—in the West Indies and South America，1963，以下简称“中途”）[23]，这是他第一部旅行写作作品，也是其第一部引起争议的作品。该书的出版成为奈保尔文学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其文学生涯第二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旅行是奈保尔生活的常态。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奈保尔不仅多次访问特立尼达和印度，而且还在亚洲、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留下足迹。20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民族国家，那里的高等学校则成为文化去殖民化的中心。1965—1966年，奈保尔受一家美国基金会委派，前往乌干达的马克瑞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在那里与美国作家保罗·索鲁[24]相识。当然，奈保尔并没有真正做教书匠，而是利用这个时间从事写作。世界范围的旅行生活为奈保尔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他能够写出大量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包括《斯通先生与骑士伙伴》（Mr Stone and the Knights Companion，1963）、《黑暗之地》（An Area of Darkness，1964）、《效颦人》（The Mimic Men，1967）、《岛上的旗帜》（A Flag on the Island，1967）、《黄金国之失落：一部历史》（The Loss of El Dorado：A History，1969，以下简称“黄金国之失落”）、《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1971）、《过度拥挤的奴隶收容所》（The Overcrowded Barracoon，1972）、《游击队员》（Guerillas，1975）、《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A Wounded Civilization，1977）、《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1979）、《伊娃·庇隆之归来与特立尼达的杀戮》（The Return of Eva Peron with The Killings in Trinidad，1980）、《在信徒中间：伊斯兰国度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An Islamic Journey，1981，以下简称“在信徒中间”）等。这些著作大多以严峻的语气或悲剧性的格调为主，带有相当明显的政治色彩。随着这些著作的出版，奈保尔的声誉日隆，他不仅摘取了包括“布克奖”在内的所有重要的英国文学奖项，而且其《游击队员》还荣登《纽约时报书评》1975年度好书榜，首次为作者在美国赢得广泛关注。[25]索鲁在为之撰写的书评中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游击队员》都是一部出色的小说，确定无疑地闪耀着艺术的光辉。”[26]《在信徒中间》的出版不仅使得奈保尔进入《大西洋》杂志的版面，还让他成为《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由于这些作品对第三世界现实的关注和“客观”描写，有论者干脆将奈保尔称作“后殖民社会的官僚文人”[27]，其在西方社会的广泛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在变动不居的生活状态下，奈保尔也始终将英国看作自己注定要回归的家园。早在1965年，他就在伦敦南部购置了第一处房产。1968年卖掉房产后，奈保尔曾经返回特立尼达，但是由于当地正处于激烈的政治动乱之中，使得他回国定居的愿望落空。奈保尔在短期留居加拿大后于1970年重返英国，在威尔特郡租了一处村舍居住。1982年，奈保尔在威尔特郡的萨里斯伯里附近买下一处村舍定居下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它既表明奈保尔在数十年的“流亡”生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还预示着他的写作将会出现某种变化。1984年出版的《发现中心：两篇叙事》（Finding the Center：Two Narratives，以下简称“发现中心”），标志着奈保尔文学生涯第三阶段的到来。由此开始，他的作品转而以自传和内倾为主要特征，也就是说他更多地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写作之中。奈保尔似乎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读者，他如何从事写作和写了些什么。诚如有论者所言：“他自己的过去以及他为了成为作家而进行的奋斗，如今倒不是残酷而痛苦的时光，而是在宁静之中回想起来的记忆。”[28]在奈保尔第三阶段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1987）、《世间之路》（A Way in the World，1994）、《半世浮生》（Half a Life，2001）和《神奇的种子》（The Magic Seeds，2004）中，读者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程度的自传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抵达之谜》还是奈保尔第一部荣登英国畅销书榜首的著作，而在此之前，尽管他的作品屡屡获奖，但大都是“叫好不叫座”。就这一时期的非虚构作品而论，奈保尔也显得更加宽宏大度，“他对那些变化缓慢、日趋衰退社会的描写，虽然还那么苛刻，但身陷那些社会之中的个体，却代表着这些著作真实的声音”[29]。这一时期的非虚构作品包括奈保尔考察美国东南部几个州奴隶制史的《南方一游》（A Turn in the South，1989）、“印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印度：当今的百万叛乱》（India：A Million Mutinies Now，1990）和《在信徒中间》的续篇《超越信仰：伊斯兰教皈依者访问记》（Beyond Belief：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1998，以下简称“超越信仰”）。此外，奈保尔早年与家人的通信以及他在不同场合发表的一些文章也得以整理出版，收入《父子家书》（Letters Between a Father and Son，1999）、《阅读与写作》（Reading and Writing，2000）、《作家与世界》（The Writer and the World，2002）和《文学机缘》（Literary Occasions，2003）。在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出版商再版了其大部分著作，并且加上新撰写的“引言”予以重新包装。
奈保尔如今已近耄耋之年，依然居住在威尔特郡的乡间。2004年，奈保尔在《神奇的种子》问世之后声称，这也许是他的封笔之作，因为“我现在的确老了，写书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不光是将一页页的文字放在一起就行了，还要有思想，有见解，有许多行的叙述”[30]。由此看来，这位奋斗文坛数十载的英国移民作家终于要“功成身退”了。作为作家的奈保尔也许确实已经接近了事业的终点，可是他那些广泛传播的作品及其所引发的诸多争议给人们留下的思索，似乎还不可能终结。2007年和2010年，奈保尔又先后推出新作《作家看人：一种观察与感受的方式》（A Writer's People：A Way of Looking and Feeling，以下简称“作家看人”）和《非洲的面具：非洲信仰初探》（The Masque of Africa：Glimpses of African Belief，以下简称“非洲的面具”），前者是一篇回忆录式的长篇随笔，后者是一本探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入非洲大陆之前的非洲信仰之精神的非虚构作品。这两本书出版后都引起了论者的广泛关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奈保尔一直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不光国外有许多博士、硕士论文和专著以他为研究对象，国内学术界也对他投入极大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奈保尔热”固然是因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备受关注的结果，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热”的推动。检索一下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不难发现，奈保尔的名字几乎总是与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诚如有论者所言，“奈保尔的作品不可磨灭地与殖民和后殖民的现实一起而被人们铭记”[31]。《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称，奈保尔是“最初所谓‘英联邦文学’以及现在的后殖民文学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32]。就奈保尔的特殊身份以及其作品的题材而论，这样的联系似乎顺理成章；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身为“后殖民作家”的奈保尔在受到西方批评界追捧的同时，却又屡屡遭到一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以及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评。由此看来，这样的联系很值得深思。
奈保尔研究中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他的作品为读者展示了一种“后殖民的困窘”。阿什斯·南迪（Ashis Nandy）将奈保尔描述成一位“逆向的现代权威”，认为他兜售“实利主义”印度的某种版本以及对它的一种含混不清的厌恶之情，而这种版本的印度“既不是西方真正的副本，又不是其真正的对立面”。[33]安东尼·阿皮亚（K.Anthony Appiah）将这种困窘称作“奈保尔谬误”，认为奈保尔总是试图用“将非欧洲植入欧洲文化的方式”以使之产生意义。[34]萨拉·苏乐里（Sara Suleri）则将奈保尔看作所谓“垂死一代”最后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代人既是“特定第三世界历史”的产物，同时又表达了那种历史在后殖民世界表达自己意义的无能为力。[35]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一篇文章中针对这种状况有如下表述：
[奈保尔]有关第三世界历史的看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愤怒，一如他对后殖民社会生活世界细致、尖锐、令人惊异的洞见一样。人们也许很容易对前者进行谴责却对后者加以赞许；而正像批评家往往会做的那样，我大概会说，艺术家和作家在最矛盾的时候最具有创造性，文学语言只有在包含冲突和含混的艺术时才最为有效。然而，我的任务却比这更加艰巨，因为奈保尔作品的想象性价值在于其奇特的反常性。[36]
要理解巴巴所谓任务的艰巨性，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后殖民文学进行界定的问题。在第一部对后殖民文学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逆写帝国》中，“后殖民”一词的意义“涵盖从殖民化至今所有受到帝国进程影响的文化”，因此
非洲国家、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加勒比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以及斯里兰卡的文学，全都是后殖民文学。美国文学也应该被归属于这个范畴。也许由于其当前的权力地位以及其所扮演的新殖民化角色，美国的后殖民特征得不到普遍认可。但是美国在过去两个世纪间的发展中与宗主国中心的关系，一直对所有的后殖民文学起到范式性的作用。除了其各自特殊、独具特色的地域性之外，所有这些文学都共有的特征是，它们当前的形态产生于殖民化的经验，并且借助与帝国权力之间紧张关系的前景化以及对它们与帝国中心的设想之间差异的强调，进而宣示自己的存在。[37]
由此看来，后殖民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乃是宗主国中心与前殖民地之间必然存在的紧张关系。无论是在殖民化进程中还是在去殖民化进程中，这种紧张关系都对前殖民地的文化起到或显或隐的界定作用。C.L.茵尼斯（C.L.Innes）认为，后殖民文学关注自我表征的问题，这种关注体现在“自我表征”这个词的艺术和政治两种意义上。来自前殖民地的作家希望为自己辩护，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其中包括殖民遭遇及其后果，以便能创造出有助于进行明智选择的精神基础和历史认识。[38]约翰·克莱门特·鲍尔（John Clement Ball）认为，所谓“后殖民文学产生于以殖民化和控制为特征的一种具体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后殖民作家使用殖民者的语言以反抗帝国以及新殖民势力的霸权，并且用那种语言将自己构建成一个主体，而在此之前，他却是个‘被客体化’的无声的‘他者’”。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看来，后殖民作家挑战诸如中心与边缘、主人与奴隶、自我与他者之类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以建立“新的话语中心、新的主体地位和新的自由与权力核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后殖民主义看作反抗强制性的欧洲政治结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并且从中获得解放的一种话语”。[39]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对后殖民文学有如下界定：
后殖民文学并非仅仅是帝国“之后到来”的写作，而通常是指对殖民关系进行批判性或颠覆性考察的写作。它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始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写作。除政权的更迭外，去殖民化还要求——且现在仍然要求——符号的修订，对主导意义的一种重塑。后殖民文学构成该修订过程的一部分。为表达被殖民经验，后殖民作家力图在主题和形式上削弱支持殖民化的话语——有关权力的神话、对种族的等级分类、描述主从关系的意象。因此，后殖民写作被深深地打上了帝国治下文化排斥和文化分治经验的烙印。[40]
不过，如同有论者认为的那样，就其颠覆霸权文化的语言和文学传统的关切而言，所有的后殖民文学都是“反话语的”，但是这样的反话语写作，本质上并非必然“边缘于主导话语”。[41]诚如布鲁斯·金所言，后殖民主义最初适用于诸如德里克·沃尔考特、V.S.奈保尔、沃勒·索因卡等一类作家对后帝国政府的批评。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理论家开始影响文学研究，后殖民的意义逐渐演变成与西方的对抗。那些批评去殖民化之实际后果的人士，则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破坏者。在这样的语境下，奈保尔就难免成了众矢之的。[42]这充分说明，奈保尔与后殖民文学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
研究奈保尔的第一本专著是保罗·索鲁的《V.S.奈保尔作品导论》（V.S.Naipaul：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在这位以旅行写作而名扬天下的美国作家眼里，奈保尔很有“独创性”，“也许是当今唯一不效仿他人、不受他人影响的作家”。[43]虽然索鲁的这本《导论》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它却为后来西方批评界对奈保尔的评价定下了基调。威廉·沃尔什（William Walsh）指出，奈保尔作品中的道德和人文关怀显然属于利维斯的所谓“伟大的传统”[44]。梅尔·伽索（Mel Gussow）在其题为“无根作家”的文章中说，奈保尔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最具独创性的作家”[45]。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更是将奈保尔与狄更斯、契诃夫、纳博科夫等文学大师相提并论，认为他“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46]。卡津的话可谓对奈保尔的莫大褒奖，因为在西方自由人文主义批评家眼中，所谓不受制于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文学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帕特里克·斯温登（Patrick Swinden）宣称，奈保尔是“依然在世的用英语写作的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47]。奈保尔于1986年获得“T.S.艾略特奖”时，有论者认为，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一奖项，原因在于他是一位“有持久重要性的作家”，其“作品肯定了西方文明的道德准则”。[48]1987年，《抵达之谜》出版后不久便荣登畅销书榜，英国最受欢迎的一档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介绍奈保尔时，称其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49]。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奈保尔最终得到英国读者认可的标志。罗伯特·格林伯格（Robert M.Greenberg）在一篇文章中说，“奈保尔是英国文学界最受尊敬的依然在世的作家。即便是那些反对其政治的后殖民知识分子，也承认他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认为读他的书大有裨益。”[50]
与此类赞美之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不少论者对奈保尔及其作品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殖民理论在学术界的风气日盛，奈保尔逐渐被纳入后殖民主义研究话语的范畴，贬抑他的声音开始增多，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他有关第三世界以及伊斯兰教的一些非虚构作品上。正像伊莱恩·康贝尔（Elaine Campbell）所言，“奈保尔的态度激怒了东印度人和英属西印度人，以至于其作品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都受到攻击，尽管它们在英国而且最近在美国都得到了认可”[51]。在奈保尔的批评者当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批评可以说是最为尖锐的。他曾在不同场合发表过严厉抨击奈保尔的言论，以下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访谈中说过的话：
像奈保尔那样的小说家之所以成功，和殖民地居民的问题有关，他们降临核心社会，威胁着要以自己无知的要求和本土的鼓声来扰乱这个社会。尤其是像奈保尔那种人的真正动力——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再现的问题——就是人们指称的这些“有色人种”被说成知道如何运用媒体来引人注意他们的困境。这种主题是所有本土抵抗运动中——不管是在美国或伦敦的都市黑人运动或是在第三世界——为他们根本的生存理由所不断主张的诉求，但从来不是他们感受到愤怒不公的感觉，而是他们运用西方媒体的欲望，这些西方媒体不但容易受骗，并且落入了他们的圈套。[52]
几年后与人讨论时，萨义德又说，奈保尔没有道德感，在其作品中大势兜售“陈腐不堪、廉价低劣的有关东方佬和黑鬼的殖民地神话”，“是一个公然指责自己人民的第三世界人，而这些人之所以受到指责，原因不在于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在于他们似乎有天生的缺陷，就是说他们不是白人”。[53]在其著名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不无讽刺地指出：奈保尔这么一位极具天才的旅行作家和小说家，成功而生动地表达了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立场，根据这种立场就能对后殖民地国家曾经无条件成功获得的独立加以指控。他对后殖民地世界的宗教狂热、政治堕落和本性低劣的攻击，是让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许多人无法忍受的对第三世界希望幻灭情绪的一部分。[54]在其为《超越信仰》撰写的书评中，萨义德的批评则显得更加犀利，他干脆将该书的出版称作一场“智性灾难”，对奈保尔这样的天才作家居然会“写出如此愚蠢、无聊的书”感到诧异。[55]萨义德对奈保尔带有鲜明倾向性的批评，显然是以他的理论主张为出发点的，与他在《东方学》中将世界截然划分为中心（英国、帝国主义、西方文明）与边缘（殖民地、第三世界、受迫害的他者）的做法毫无二致。按照萨义德的观点，奈保尔虽然说不上是东方主义者，但至少可以算是东方主义者的同谋。
萨义德对奈保尔的评价影响了不少论者对奈保尔的看法。在这种近乎充满敌意的语境下，奈保尔被指责为趋炎附势、狂妄自大、感觉迟钝之徒，他的作品被当作他具有反动政治倾向的证据。有论者认为，“奈保尔支持殖民暴力，他利用自己所受的西式教育，将其作为输出文化偏见的一种手段”[56]。尼日利亚作家契努亚·阿奇比（Chinua Achebe）称，奈保尔是“白色人种那令人鼓舞神话的一位精明的修复者”[57]。早年赞美奈保尔的沃尔考特也抱怨说，《抵达之谜》“创造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神话，而这位自我成就者是艰难地从没有任何文化支持的环境中走出来的”[58]。塞尔文·R.喀卓（Selwyn R.Cudjoe）在肯定奈保尔早期作品的同时，指责奈保尔在《效颦人》之后的思想总是重复，并且越来越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特征，甚至到了“公开敌视第三世界”的地步。[59]颇具影响的《逆写帝国》的作者们批评奈保尔不赞成政治去殖民化之后出现的新民族文化与社会的独立，认为他“对在宗主国的殖民世界中运作的权力关系有着最为清醒的认识”，然而“具有悖论意义的是，他却被拉向了那个中心，尽管他意识到这种权力将‘边缘’构筑成了虚无之地”。[60]还有人干脆认为，“奈保尔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他那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种种偏见”[61]。罗布·尼克松说，奈保尔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前殖民地社会几乎程序化的否定性表征”。在这位批评家看来，这样的表征强化了历史上西方帝国主义所谓第三世界与生俱来之劣根性的观点。[62]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一书中称，奈保尔是一个“迷恋英国文化”，却“蔑视先前的殖民地社会”的作家。[63]拉努·萨曼特雷（Ranu Samantrai）将《河湾》看作“一部虚构的文献”，记录了“非洲从殖民走向后殖民的政治变迁”，因此其任务是“展示殖民主义的逻辑在后殖民世界依然行之有效，以此来捍卫殖民主义的实践”。[64]霍米·巴巴对奈保尔的态度则较为宽容，称奈保尔“想当作家的幼稚的渴望源自彻头彻尾的文化失落所带来的焦虑和羞耻”[65]。此外，巴巴后殖民理论著名的“杂糅性”（hybridity）概念，就源自他在阅读奈保尔作品时得到的启发[66]，而《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和《效颦人》等作品，更是为后殖民研究中“殖民模仿”（mimicry）话题的讨论提供了典型范例。
布鲁斯·金认为，对奈保尔及其创作持否定态度的论者，通常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左派，他们往往倾向于将文学当作政治解读。数十年来存在于奈保尔与其批评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他没能满足他们的某种期待，写出“一种作为去殖民化斗争之组成部分的文学”[67]。在某种意义上，从后殖民角度批评奈保尔者，其出发点就是认定他“政治上错误”，因为在他们看来，奈保尔崇尚的是代表所谓“普世文明”的西方文化。[68]诚如有论者所言，“在对奈保尔作品的许多充满敌意的批评中隐含着一种假定，那就是，在一个依然充满民族权力与殖民时代获得的文化声望之间存在种种不均衡现象的世界上，他的书具有毁灭性的效力。”[69]布伦特·斯塔普利斯（Brent Staples）曾经为奈保尔进行辩护，认为其批评者总是带着先入之见看待他的作品：
声望如奈保尔这样的作家中，很少曾经由于人种和种族文学政治的原因被如此一贯而且强烈地遭到误读。许多批评似乎并非产生于奈保尔先生写了什么，而是对他应该写什么的种种期待，这些期待基于的假定是：他是一个印度人后裔的棕色人，生于特立尼达的棕色人和黑人社会。唉，作为一个旅居作家，四十年后，奈保尔先生到了这样的时候，他的作品过于经常地被人们通过种族的过滤器加以考察。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可能是一种枯竭了的考察方法。就V.S.奈保尔来说，一种严格种族意义上的解读等同于根本就没有解读。[70]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奈保尔研究开始出现变化。一些来自西印度的研究者们试图对奈保尔受到的指责进行反驳。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奈保尔作品中有关后殖民民族国家未来的悲观主义看法，认为这种悲观主义乃是对帝国主义的一种控诉。斯蒂法诺·哈内（Stephano Harney）说：“奈保尔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帝国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恶果。对第三世界轻蔑的评论产生于这样的语境——一个被殖民权力的贪婪和暴力所摧残的第三世界。”[71]还有一些来自宗主国操持后殖民批评话语的论者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他们拒绝帝国与其殖民地他者之间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突出殖民遭遇所带来的深刻的文化与政治上的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奈保尔对殖民共谋的描述中，隐含着对作为帝国中心的英国的批评。迈克尔·高拉（Michael Gorra）指出，奈保尔在描写被殖民世界以及后殖民民族国家时流露出的“急躁情绪”，是对意识形态变化的一种诉求，这样的“急躁情绪让奈保尔与法侬结成了同盟”。[72]利拉·甘地（Leela Gandhi）认为，这种态度上的变化，究其原因，是由后殖民批评自身的变化所导致的：“如果效仿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榜样，20世纪80年代痴迷于宗主国的构建或者非西方的表征，而一种新的倾向……则试图将宗主国的凝视逆转过来，追问被殖民的文化以及其旅行与写作的人物在作为移民、流亡者、旅行者到达‘宗主国’时，给英国和帝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利拉·甘地还在奈保尔的作品中发现了对殖民欺骗的三种考虑：其一，奈保尔的自传性作品关注的是这么一种痛苦的知识——无论其借口如何，英国文学经典都是英帝国主义的一种化身；其二，在其人种学和旅行写作中，奈保尔揭露了所谓“文明化使命”的谎言，换言之，尽管大英帝国表面上关注其殖民主体的文化和文明状况的“改善”，实际上却极端自恋；其三，通过对人们十分熟悉的后殖民修辞的重写，奈保尔痛苦地发现“真实的”英国与他在身处殖民边缘时想象和构建的那个英国没有什么联系。[73]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对奈保尔的创作生涯进行回顾后指出：“奈保尔并没有容易识别的政治观点，他写作生涯中世界范围的重大意识形态斗争——冷战，在他的作品中完全被忽视。人们对于现代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存在着对抗性的看法，而奈保尔却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他深深地怀疑任何一种意识形态。”[74]海伦·海沃德（Helen Hayward）在《V.S.奈保尔之谜：来源与语境》中论及奈保尔研究中的这种变化时有如下评述：
近年来后殖民批评出现了一种变化，不再将文学当作诽谤性陈词滥调的载体，以及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严格的两极对比之详尽表现的场所，而是对讨论作为帝国之后果的杂糅、异类和分裂的——个人与社会的——文化认同，对探讨帝国主义以及其作为大致“重叠的领域”之后果的历史经验怀有浓厚兴趣。[75]
毫无疑问，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的变化，势必影响到对所谓“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研究。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不同的研究倾向对奈保尔作品的关注点存在很大差异。如果说那些将奈保尔看作第三世界敌人的论者，依据所谓“政治正确”的标准，力图证明奈保尔那些政治倾向比较明显的作品中存在种族主义的思想，那么关注奈保尔与宗主国之间关系的论者，则用“移民作家”的标签将其收入英国文学的范畴，考察的重点是奈保尔那些与英国有联系的作品；而那些一味强调奈保尔作品文学性的论者，考察的范围显然排除了其政治倾向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因此可以说，这些带倾向性的解读，失之于没有从整体上考察奈保尔并对其创作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我国较早介绍奈保尔的是《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动态”栏目中的一篇短文。文章认为，“奈保尔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作家”，他“失却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一直在寻找着自己“想象中的家园”。[76]同年10月，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陆建德即在《瞭望周刊》上发表评介文章，认为“在所谓的‘后殖民’或‘后现代’的今天，时常有人把奈保尔称为‘流亡作家’或‘无根作家’。这种趋时的说法缺乏根据，显得可笑。”[77]在此之后，《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推出“奈保尔专题”，刊发奈保尔三篇短篇小说和三篇评介文章；《世界文学》（2002年第1期）推出“奈保尔作品小辑”；《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刊载梅晓云的文章《无根人的悲歌：从〈黑暗之地〉解读奈保尔》；《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刊发张德明的文章《〈米格尔大街〉的后现代、后殖民解读》；《外国文艺》（2002年第1期）刊出奈保尔《父子之间：家书集》中的部分内容以及其短篇小说《波希米亚》。我国外国文学类期刊对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迅速反应，既是中国人“诺贝尔奖情结”的体现，也是我国奈保尔研究真正开始的标志。从那时起，奈保尔迅速成为论者热衷研究的对象，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的结果表明，从2000年至今，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研究和评介文章多达314篇。除此之外，国内第一部以奈保尔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也于2003年以专著形式出版。此后出版的研究专著还有：《V.S.奈保尔小说研究》（2007）、《奈保尔：跨界生存与多重叙事》（2009）等。在作品的译介方面，译林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的奈保尔作品中文本达十余种之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奈保尔在我国受关注的程度。
在某种意义上，国内之所以出现“奈保尔热”，还与中国学术界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接受与认可有关。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历史、文化和文学的方法与话语模式，针对的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前殖民地，也就是非洲、亚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人们无法指出后殖民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何种统一的区别性特征，但是却可以识别出后殖民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几个核心问题。首先，在后殖民状况下存在对西方帝国主义主导叙事的拒绝，以及用反叙事对其进行的置换。如果说在主导叙事中殖民地他者不仅处于从属和边缘化地位，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实际上遭到了删除，那么在反叙事中，殖民文化则奋力返回到由欧洲人书写的世界历史之中。其次，后殖民研究关注殖民和后殖民“主体”在西方话语实践内部的形成，以及这种主体借以构想自身并识别周围世界的方式。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属下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方式，指称由欧洲话语所构建并且被使用该话语的殖民地人内在化的殖民主体。再者，后殖民研究确立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学艺术价值标准，但是却对文学正典加以扩充，旨在包容殖民和后殖民文学。具体做法是，将一些来自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南亚次大陆作家的优秀作品包括在标准的学院课程中，比如：契努亚·阿奇比、沃勒·索因卡、奈保尔、德里克·沃尔考特、G.V.德萨尼和萨尔曼·拉什迪等人的作品。[78]在艾勒克·博埃默看来，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后殖民主义“往往与宗主国、离散、移民和弱势群体的空间相关联，对于这些空间来说，作为期望之地平线的民族业已退却，取而代之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后殖民地、越界的跨地区性和可以无限吸纳的文化多元性等概念”，因此，“在某些批评环境中，后殖民性被认为是跨国性和全球性以及诸如此类概念的同义语”。[79]
后殖民主义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传播到中国后，中国学者对其接受与认可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只能大致加以描述。有论者认为，某些中国学者将后殖民主义误读为民族主义的同义语而加以阐发，并没有认识到后殖民理论实质上乃是西方学术界内部的一种调整。[80]诚如盛宁所言，“所谓‘后殖民’，不是指获得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对前宗主国文化所进行的批判，而是宗主国培养出来的一部分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置身其中的学术营垒中的反戈一击”[81]。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奈保尔研究虽然受到“后殖民理论热”的推动，但却显然较少受到“后殖民理论中国化”的影响。浏览一下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类期刊上的相关文章不难发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奈保尔一些代表性虚构作品和“印度三部曲”，探讨的话题多集中于国外后殖民文学研究中常见的一些话题，比如：奈保尔作为后殖民作家的无根性、边缘性、他者性、模仿性、杂糅性、跨文化性以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认同等等。邹颉称奈保尔为“后殖民作家中的佼佼者”，认为后殖民文学的所有特征都在“奈保尔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82]胡志明将《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解读为“一个自我反讽的后殖民寓言”，认为奈保尔“通过毕司瓦斯先生为自己的‘房子’苦苦奋斗的一生，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第三世界民族如何‘被后殖民化’的历史过程，及其‘心甘情愿’地自动走向后殖民窘境的真实状况”。[83]梅晓云对《抵达之谜》解读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文化置换的力量，使奈保尔这样的移民知识分子既不能有实际生活的根，又不能有精神的家园。”[84]张德明认为，“印度三部曲”的写作既是奈保尔“身份意识转变”的过程，也是“旅行写作从殖民表述到后殖民表述的一大转变”，表明他“加入了‘逆写帝国’的作家行列”。[85]从总体上看，国内有关奈保尔及其作品的论述，基本上还停留于对国外后殖民研究话语的“转译”，能体现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成果尚不多见。
鉴于国内外奈保尔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创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对奈保尔作出较为全面、合理的评价，就需要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他的文学活动，用文化批评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各种相关的文本置于其各自的文化形态中认真解读。为此，本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其一，在文化心理层面重构奈保尔文学实践及其接受与批评的社会历史语境，探讨多元文化背景对他的影响，揭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与作为“后殖民作家”的奈保尔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探寻他的文学创作与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实践之间内在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缘，凸显他作为“移民作家”重构英国文化、改写英国民族身份的作用。其二，从不同层面解读奈保尔的虚构作品，考察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刻画、艺术手法等等，揭示其作品的多元文化内涵及其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描写所蕴含的普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展示他在继承发扬英国文学传统的同时，如何在后殖民语境中深化主题，赋予作品社会政治意义。比如：研究其早期《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等小说对特立尼达印度移民社会的再现，以及文化失落带来的忧虑与耻辱对他的思想的影响；讨论《河湾》等小说中的悲观主义历史观如何导致其文学实践中的政治热情和对现实的关注；考察《抵达之谜》等小说对前殖民地移民与宗主国文化之间关系的反思，以及他从“后殖民作家”向“英国作家”的身份转换；探讨其晚期小说对他所谓的“夹生社会”（half-made society）里流亡知识分子生活经验的表征。其三，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讨论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研究他对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广义“第三世界”的关注，考察其毫不掩饰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使他有别于其他同类作家，比如研究“印度三部曲”表现出的对印度教文化复杂心理的发展变化过程；考察《在信徒中间》和《超越信仰》中对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尖锐批评，及其对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治、经济现状的忧虑。其四，在当代英国文学史的范畴中讨论奈保尔及其创作，考察他作为移民作家融入英国主流文化并获得西方世界普遍认可的原因，揭示他的文学实践与当代国际政治语境之间的关系，探讨他的成功经验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国作家借鉴和研究。
注释
[1]Bruce King，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
[2]Alistair Davies，＆ Alan Sinfield（eds.），British Culture of the Postwar：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45—1999（London：Routledge，2000），pp.2-3.
[3]Bruce King，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4.
[4]石黑一雄与其他移民作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他不是来自前殖民地国家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且他是在很小的时候便随父母移民到英国，基本上是在英国文化中长大成人的。
[5]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6]拉什迪和石黑一雄都以创作长篇小说而著称，前者的主要作品有《子夜诞生的孩子们》（Midnight's Children，1980）、《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摩尔人的最后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1995）和《她脚下的大地》（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1999）等，后者的主要作品包括《浮世艺术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1986）、《去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1989）、《无法安慰的人》（The Unconsoled，1995）和《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2000）等。
[7]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8]Edward Said，“An Intellectual Catastrophe，” in Al-Ahram Weekly On-line，August 6-12，1998.
[9]V.S.Naipaul，Literary Occasions（New York and Toronto：Alfred A.Knopf，2003），p.182.
[10]Ibid.，p.181.
[11]Patrick French，The World Is What It Is：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Naipaul（New York：Alfred A.Knopf，2008），p.13.
[12]V.S.Naipaul，Finding the Center：Two Narrativ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86），pp.20-21.
[13]Fawzia Mustafa，V.S.Naipau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5.
[14]此外，在其他报刊上也有许多评论性的文章，但由于技术原因无法统计。
[15]Martin Levin，“How the Ball Bounces Down Trinidad Way，” in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2，1959.
[16]Charles Poore，“Miguel Street，” in The New York Times，May 5，1960.
[17]德里克·沃尔考特（Derek Walcott，1930—）也是从加勒比地区走出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92），其作品以生动描写加勒比文化而著称，比如：《另一种生活》（Another Life，1973）、《巨制》（Omeros，1990）和《浪子》（The Prodigal，2004）等；他撰写的赞扬奈保尔的书评主要发表在《特立尼达卫报》上。不过后来，他却成为奈保尔的严厉批评者之一。
[18]Andrew Gurr，“Third World Novels：Naipaul and After，” in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7.1（1972），p.11.
[19]Michael Thorpe，V.S.Naipaul（London：Longman，1976），p.14.
[20]Richard Kelly，V.S.Naipaul（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1989），p.9.
[21]Mel Gussow，“The Enigma of V.S.Naipaul's Search for Himself in Writ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5，1987.
[22]Pankaj Mishra，“Introduction，” in Literary Occasions，p.xi.
[23]该书初版时的标题是The Middle Passage：Impressions of Five Societies—British，French and Dutch—in the West Indies and South America（London：Andre Deutch，1963），后来在美国出版时书名改为The Middle Passage：The Caribbean Revisited（New York：Vintage Books，2002）。
[24]保罗·索鲁（Paul Theroux，1941—）曾写过两本有关奈保尔的书——《V.S.奈保尔作品导论》（V.S.Naipaul：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和《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一场跨越五大洲的友谊》（Sir Vidia's Shadow：A Friendship Across Five Continents），两本书中间相隔26年，其中对奈保尔的评价几乎截然不同。
[25]在《游击队员》之后，《印度：受伤的文明》、《河湾》和《世间之路》也分别于1977，1979，1994年荣登此榜。
[26]Paul Theroux，“Guerrillas，”in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6，1975.
[27]罗布·尼克松（Rob Nixon）在其专著《伦敦在呼唤》（London Calling：V.S.Naipaul，Postcolonial Mandarin）的副标题中，用这个短语作为奈保尔的标签。
[28]Bruce King，V.S.Naipaul（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14.
[29]George Packer，“V.S.Naipaul's Pursuit of Happiness，”in Dissent，49.3（2002），p.88.
[30]James Altas，“A Passage to India，”in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8，2004.
[31]Selwyn R.Cudjoe，V.S.Naipaul：A Materialist Reading（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p.17.
[32]John Richetti（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652.
[33]Ashis Nandy，The I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83.
[34]K.Anthony Appiah，“Strictures on Structures：The Prospects for a Structualist Poetics of African Fiction，” in 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p.146.
[35]Sara Suleri，The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50.
[36]Homi Bhabha，“Adagio，” in Critical Inquiry，31.2（2005），p.373.
[37]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eds.），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s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2.
[38]C.L.Innes，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in English（Cambridge，New York，and Melbourne et al.：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4-5.
[39]John Clement Ball，Satire and the Postcolonial Novel：V.S.Naipaul，Chinua Achebe，Salman Rushdi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3），pp.2-3.
[40]Elleke Boehmer，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igrant Metaphor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
[41]Shirley Chew，＆ David Richards（eds.），A Concise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alden，MA 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2010），p.74.
[42]Bruce King，V.S.Naipaul（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201.
[43]Paul Theroux， V.S.Naipaul：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New York：Africana，1972），p.7.
[44]William Walsh，V.S.Naipaul（London：Oliver Boyd，1973），p.21.
[45]Mel Gussow，“Writer Without Roots，” in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6，1976.
[46]Alfred Kazin，“V.S.Naipaul：Novelist as Thinker，”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May 1，1977.
[47]Patrick Swinden，The English Novel of History and Society，1940—1980（New York：Martin's Press，1984），p.210.
[48]Edwin McDowel，“Naipaul Gets Eliot Award，”in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6，1986，p.20.
[49]Selwyn R.Cudjoe，V.S.Naipaul：A Materialist Reading（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8），p.225.
[50]Robert M.Greenberg，“Anger and the Alchemy of Literary Method in V.S.Naipaul's Political Fiction：The Case of Mimic Men，”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46.2（2000），p.214.
[51]Elaine Campbell，“West Indian Fiction：A Literature of Exile”（ph.D.diss.，Brandeis University，1981），p.184.
[52]薇思瓦纳珊编：《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6页。
[53]Connor Cruise O' Brien，Edward Said，＆ John Lukacs，“The Intellectual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Response and Discussion，” in Salmagundi，70-71（1986），p.53.
[54]萨义德在此所说的“宗教狂热、政治堕落和本性低劣”，其例证是奈保尔的如下作品：《在信徒中间》、《游击队员》以及“印度三部曲”的前两部《黑暗之地》和《印度：受伤的文明》。见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265.
[55]Edward Said，“An Intellectual Catastrophe，”in Al-Ahram Weekly On-line，August 6-12，1998.
[56]Graham Huggan，“V.S.Naipaul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Debate，”in College Literature，21.3（1994），p.200.
[57]Chinua Achebe，“Viewpoint，” 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February 1，1980.
[58]Derek Walcott，“The Garden Path，”in The New Republic，April 13，1987.
[59]Selwyn R.Cudjoe，V.S.Naipaul：A Materialist Reading（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8），p.227.
[60]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eds.），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p.91.
[61]Scott Winokur，“The Unsparing Vision of Naipaul，” in Image，May 5，1991，p.11.
[62]Rob Nixon，London Calling：V.S.Naipaul，Postcolonial Mandarin（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6.
[63]Elleke Boehmer，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igrant Metaphor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67.
[64]Ranu Samantrai，“Claiming the Burden：Naipaul's Africa，” i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31.1（2000），pp.50- 51.
[65]Homi Bhabha，“Naipaul's Vernacular Cosmopolitans，”i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48.9（2001），p.13.
[66]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p.102-122.
[67]Bruce King，V.S.Naipaul（2nd 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195.
[68]1990年10月30日，奈保尔在纽约曼哈顿学院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我们的普世文明”。他在该演讲中的许多话后来被当成他崇尚西方文明的证据。
[69]John Clement Ball，Satire and the Postcolonial Novel：V.S.Naipaul，Chinua Achebe，Salman Rushdi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3），p.47.
[70]Brent Staples，“Con Men and Conquerors，”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May 22，1994，p.1.
[71]Stephano Harney，Nationalism and Identity：Culture and the Imagination in a Carribean Diaspora（Kingston：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and London：Zed，1996），p.145.
[72]Michael Gorra，After Empire：Scott，Naipaul，Rushdi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110.
[73]Leela Gandhi，“Made in England：V.S.Naipaul and English Fiction（s），” in England Through Colonial Eyes in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p.131.
[74]George Packer，“V.S.Naipaul's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Dissent，49.3（2002），p.88.
[75]Helen Hayward，The Enigma of V.S.Naipaul：Sources and Contexts（New York：Palgrave，2002），p.4.
[76]空草：《奈保尔的成长经历》，《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153页。
[77]陆建德：《奈保尔的作家梦》，《瞭望周刊》，2001年第43期，第47页。
[78]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Thomson Learning，2004），pp.236-237.
[79]Elleke Boehmer，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igrant Metaphor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47.
[80]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第48-52页。
[81]盛宁：《文化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76页。
[82]邹颉：《后殖民作家中的佼佼者——评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V.S.奈保尔的创作》，《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第28页。
[83]胡志明：《〈毕司瓦斯先生的房子〉：一个自我反讽的后殖民寓言》，《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45页。
[84]梅晓云：《V.S.奈保尔：从未抵达的感觉》，《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28页。
[85]张德明：《后殖民旅行写作与身份认同：V.S.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