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诗的艺术渊源
中国有一句俗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意思是熟读了三百首唐诗，就能具备基本的写诗能力，可见国人对唐诗的推崇。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一个朝代的名称——“唐”，和一种文学的体裁——“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唐诗”。在后人心目中，“唐诗”这个名词自身就标志着登峰造极的诗歌成就。那么，唐诗为什么能在如此长久的年代里一直得到人们的推崇？唐诗中的名篇名句千百年来家喻户晓，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其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唐朝又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在中国文学史上，广义的“诗”是包括四言诗、楚辞体以及词和散曲在内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是狭义的“诗”，就是以五言诗和七言诗为主，也包括一些杂言诗在内的诗歌。唐诗为何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要的句式？这是由中国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中国的诗歌以方块的汉字为书写形式，汉字是一种表意注音的音节文字，每一个汉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诗经》中的诗句绝大部分是四言句，由于古代诗歌一般以两个音节为一个节拍，所以四言句基本上是由两个节拍构成的，它们最常见的节奏结构就是二、二。久而久之，这种句式难免产生单调的缺点。到了汉代，五言诗终于应运而生了。五言诗虽然每句诗只增加了一个字，却是由三个节拍构成的，其常见的节奏结构是二、二、一或二、一、二。显然，与四言句相比，五言句不但多出一个节拍，而且其中既有双音节的节拍，也有单音节的节拍，那个单音节的节拍（也有人视它为半个节拍）在句中的位置也可以变化，它在句式上要比四言句灵活多了。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七言句，它的节拍数增加到四个，其常见的节奏结构是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不但较大地增加了意义的容量，而且在句式上也更加活泼多变了。从汉魏到南北朝，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四言诗则逐渐衰微。到了唐代，虽然偶尔有人写作四言诗，但五言和七言已经成为诗歌的主要句式。所以唐诗以五七言为主要句式，是由古典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是不以任何诗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大诗人李白虽然声称：“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诗》卷三）但他的诗集中几乎全是五七言诗，只在少量的杂言诗中有一些四言诗句，可见任何诗人都无法改变唐诗以五七言为主要句式的大趋势。从唐代开始，五七言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句式，历宋、元、明、清诸代而无改变，直到现代，人们写作古体诗歌时仍然如此。唐诗正好处于五七言诗在形式上趋于成熟的历史阶段，可谓独得先机。
唐诗在形式上更大的历史机遇体现于诗歌的格律。中国诗歌的格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草创到成熟的漫长历史时期，唐代适逢格律定型的关键时节。汉语有不同的声调，就是语音的高低、升降和长短。古代汉语有四种声调，就是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古代汉语的四种声调与现代汉语的四种声调是不同的，由于唐诗只与古代汉语的声调有关，所以我们只论古汉语的四声。古人早就知道四声的区分了，但是探索如何利用汉字的不同声调来使诗歌具备声情之美，却耗费了数百年的时间。从汉魏到南朝，无数诗人在暗中摸索，才逐步建立起诗歌在声调上的格律。中国人的思维向有二元化的特征，他们习惯将万事万物分成阴、阳两类来进行思考。古代的诗歌写作中也有这种情形。古人早就将汉字的四种声调归纳为平、仄两类，平声为平，上、去、入三声为仄，“仄”就是不平的意思。王力先生指出：“凭什么来分平仄两大类呢？因为平声是没有升降的，较长的，而其他三声是有升降的，较短的。”（《诗词格律》）这样一来，四声的问题转化为两声的问题，非平即仄，非仄即平，于是就有可能在诗歌写作中交错运用两类声调，从而达到声调铿锵的效果。当然，我们在事后从理论上来分析，古诗的平仄格律是相当简单的，但古代诗人摸索这种规律的过程却是漫长而艰苦的。在汉末诗人的《古诗十九首》中，还很难找到声调上完全合律的句子。到了魏代的曹植，才写出了“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寄白马王彪》）和“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等音调和谐的诗句，可见他已经在摸索如何在诗句中交错运用平仄声调以求声情并茂，但仅是偶一为之。稍后，有较多的文士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例如西晋时吴人陆云在张华家里遇见洛阳名士荀隐，张华让他们自我介绍且“勿作常语”，于是陆云自称“云间陆士龙”，荀隐则自称“日下荀鸣鹤”（《世说新语·排调》），如果把这两句话看作五言诗，那么它们的声调也是十分和谐的。到了南朝，以沈约为代表的诗人遂从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了“声病”之说。所谓“声病”，便是诗歌中必须讲求声调之和谐，否则便是有病。沈约提出了八种应该回避的弊病，其基本精神是不能让声调相同或同韵的字连续出现在一句或两句诗中，这事实上就是从反面来思考应该如何在诗歌写作中安排声调之平仄。注意“声病”的诗歌被称为“新变体”，《南史·庾肩吾传》中说：“齐永明中，……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这种精神在当时的文论中也有所体现，例如陆机在《文赋》中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刘勰则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指出“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可以说，到了南朝，关于诗歌格律的意识已经呼之欲出了。所以南朝后期的一些诗人，便能写出平仄基本合律的五言诗。例如庾信的《重别周尚书》：“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全诗的平仄基本合律，可算一首合格的五言绝句。到了初唐，诗人们对沈约的“声病”说进行换位思考，即不再从反面来关注要回避什么，而是从正面来思考应该如何写，诗歌的平仄格律就正式建立起来了。由此可见，唐代诗人正是在前代诗人几百年辛勤探索的基础上建立了平仄格律，而平仄格律正是五七言诗格律中最重要的内容，唐诗在艺术上取得高度的成就，可说是适逢其时。
五七言诗的格律中还有对仗。汉字的性质使它能组成非常工整的对偶，就是对仗。在远古时代的典籍中，便已有对仗出现，例如《尚书·大禹谟》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又如《周易》中的“云从龙，风从虎”，便是对仗。这种显而易见的修辞手段，古代诗人当然不会弃之不顾。于是早在汉魏六朝的诗歌中，对仗便得到普遍的运用。如谢灵运的《登池上楼》全诗十一联，其中竟有十联对仗工整。又如谢朓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都以对仗精工著称。以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专设《丽辞》一篇，不但论述了对仗的必要性：“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而且把对仗分成“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四类详加分析。汉魏六朝诗人在对仗方面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准，这就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从初唐开始，诗人们运用对仗手段已经驾轻就熟。到了盛唐的杜甫、晚唐的李商隐等人，对仗的手法变化无穷，已经超越格律的要求而成为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了。
所以说，唐诗在艺术上臻于极境，是在前代诗歌丰富积累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的结果。换句话说，五七言古诗经历了从汉至隋的漫长发展过程，理应出现艺术高峰了。而唐诗正在此时应运而生，它的发展机遇是后代诗歌望尘莫及的。
二、唐诗的社会背景
文学艺术的繁荣离不开必要的社会条件，唐诗也是如此。从汉末以来长达四百年的分裂、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华夏大地上终于迎来了繁盛、统一的大唐帝国。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士人意气风发，这是唐诗繁荣的肥沃土壤，也是唐诗超越前代诗歌的有利条件。比如山水诗早在六朝就已相当繁盛，但是谢灵运等山水诗人吟咏的只是江南一带的明山秀水，他们不能亲历黄河、泰山等雄伟的山川，他们笔下的山水诗无法达到雄伟豪壮的境界。唐代就不同了，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李白可以咏叹“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的奇观，杜甫可以面对泰山而发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壮语。更不用说岑参亲至西域，目睹雪山、热海等异域风光了。所以唐代的山水诗，无论是境界之阔大，还是风格之奇伟，都远远超越了前代诗人的同类作品。大唐帝国的社会背景对唐诗繁荣的这种促进作用是一目了然的，不用多说。需要多说几句的倒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唐代格外重视诗歌、崇尚诗人的社会风气。在唐代，社会上最崇尚、最受尊敬的是什么人？就是诗人，或者说首先是诗人。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社会上层，也就是从统治阶级这个角度来进行考察。唐朝实行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的时代，大家都批评科举制度。但是应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人非常高明的一种政治设计，所以当欧洲人开始知道中国很早就有科举制度时，他们非常惊讶，一千年以前中国就有文官考试制度！国家选拔人才是通过考试，这是多么先进的制度！唐代的科举有好多种类，名目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类，一类叫作明经科，还有一类叫作进士科。当时人们最重视的，也是朝廷最重视的，首先是进士科，而不是明经科。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俗话，一句叫作“三十老明经”，还有一句叫作“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参加明经科的考试，落榜以后明年再考，一直考到三十岁，他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说，哎呀，这个人没出息，这么老了，才考上一个明经。另外一个人考进士，进士科当然很难考，他考不上就明年再考，一路考下去，到五十岁时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说，这个人真了不起，才五十岁就考上进士了！由于大家重视进士，所以更多的人才往进士科这边挤。那么，唐朝的进士科考些什么？有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考诗赋，考生要写一首诗，还要写一篇赋，其中诗又是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在唐朝一个人能不能考上进士，最关键的因素是你这首诗写得怎么样。这样一来，当时全社会的读书人，只要你想参加进士科的考试，你一定要非常努力地来学习写诗，练习写诗的技巧，因为只有诗写得好，你才能考上。所以说，对于唐代全社会重视诗歌，大家都努力练习写诗的社会风气，科举制度有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诗歌创作产生更大推进作用的，是与进士考试直接相关的一种社会风气，叫作“行卷”。“卷”就是古人写的作品，古人把作品写在一张很长的纸上，然后卷成一卷，在中间用带子系好，这就叫作“卷”。“行”就是“行贿”的“行”，就是送的意思，行卷就是赠送写在卷上的作品。为什么要行卷呢？原来唐朝的进士考试，跟宋以后不一样，从宋朝开始，进士考试已有严密的制度，已经采用了糊名、誊录等制度。宋代进士考试的试卷上的名字是糊起来的，官府甚至专门雇人把考卷誊抄一遍，所以考官阅卷的时候，只看到誊抄过的卷子，从笔迹也看不出是谁写的，你要想包庇谁都不可能。唐朝不是这样的，唐朝不但没有糊名、誊录的制度，而且是否有人推荐也很重要。如果有人推荐，比如宰相、公主这些有地位的人，向考官推荐，说某某某诗歌写得很好，你今年一定要录取他，这种推荐很起作用。这样一来，唐朝的考生除了到考场上写诗以外，他还要在平时做一个工作，就是行卷。所谓行卷，就是把自己平时写的作品送给别人看。有的考生直接送给考官，也有人送给那些宰相、公主等达官贵人。相传王维考进士以前，有人带他到一个公主家里去弹琵琶，王维擅长音乐，就弹一曲琵琶给公主听。公主一听琵琶弹得好，说这个小伙子了不起。带王维去的人就说，他诗还写得好呢。公主一听，把他的诗要来一看，发现那些作品都是自己早已读过的，就马上向考官推荐，王维就此金榜题名了。唐朝的这种习俗，助长了行卷之风。广大的考生在参加考试以前，先要把自己的作品到处赠送。这样的习俗，当然对诗歌写作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大家都要努力写诗，要写得好，否则你就不可能考上进士。
除了科举制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帝王将相，都非常喜欢诗歌，朝廷里经常举行诗歌大奖赛，当场来比赛写诗。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在唐中宗的时候，在武则天的时候，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年唐中宗要举行诗歌大奖赛，在长安的昆明池前面，搭了一个彩楼，皇帝、皇后以及评委，都待在彩楼上面，百官都站在楼下面。官员们每人写一首诗来参赛，写好了诗，把卷子交上去。过了一会儿，评好了，凡是没有得奖的，没有被选中的，就把你的作品从彩楼上扔下去。《唐诗纪事》中记载得很精彩，说过了一会儿，那些纸片像雪片一样飘落下来，下面站着的官员纷纷去捡。一看这张是你的，那张是我的，大家各自捡起来放进怀中。最后只剩两个人的作品没有落下来，一个是沈佺期，另一个是宋之问，就是这两个人的作品还在楼上参评，进入最后一轮了。沈佺期、宋之问是齐名的两个诗人，并称“沈宋”，他两个人进入了最后一轮。又过了一会儿，又一张纸片飞下来了，大家抢着跑过去，一看，是沈佺期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宋之问得奖了，宋之问获得了第一名。选完以后，主持评选的上官婉儿出来宣布评奖的理由。她要说明为什么在沈佺期和宋之问的两首诗中，最后要选宋之问的。原来两首诗的前面部分写得差不多，水平不分上下，但是结尾有差距，沈佺期说：“微臣衰朽质，羞睹豫章材。”宋之问说：“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上官婉儿就说，沈佺期的结尾“词气已竭”，而宋之问的结尾“犹陟健举”，所以宋之问的诗更好。沈佺期听了也心服，自己的诗确实比不上对方，不敢再争议。《隋唐嘉话》中也记载着类似的事件：有一次武则天在洛阳的龙门举行诗歌大奖赛，有一个叫东方虬的诗人首先交卷，武则天下令赏给他一领锦袍。还没等东方虬坐定，宋之问也交卷了，他的那首诗写得非常出色，武则天马上命令东方虬把锦袍让给宋之问，让宋当场穿在身上。一件锦袍未必值多少钱，但是武则天那时候已经称帝，她是皇帝，皇帝赏给一件锦袍，就非常荣耀。这说明什么？说明唐代的统治者重视诗歌。既然帝王重视诗歌，这对于全社会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上的诗歌写作，当然会产生非常有力的激励作用。
唐代社会的上层如此，中下层又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民间的情况如何。结果也是一样的，《集异记》中记载着一个“旗亭画壁”的故事。所谓“旗亭”就是酒店、酒亭，古代的酒店外面挂一面旗，就是一块布，上面写着“某某酒家”，所以酒亭就叫旗亭。“画壁”就是在墙壁上画上记号。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盛唐时候有三个很有名的诗人，一个叫王昌龄，第二个叫高适，第三个叫王之涣。有一天三个诗人在长安相遇了，他们走进一家酒店去喝酒，一边就谈谈诗。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群伶人和歌女走进来，在酒店的另外一个角落坐下了。三个诗人就说，我们都是比较有名的诗人，但没有分出高低，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待会儿她们唱谁的作品更多，就算优胜。果然，过了一会儿，第一个歌女站起来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是选进《唐诗三百首》的名篇。王昌龄一听非常高兴，就伸出手，在他背后的墙壁上画上一道记号，说：“一首绝句。”又过一会儿，第二个歌女又站起来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这首诗是高适的，当然，实际上这四句诗不是一首独立的绝句，而是《哭单父梁九少府》这首五言古诗中的一段，原诗有二十四句，这是开头的四句。这四句的意义基本自足，可以独立成篇，把它们抽出来单独作为一首绝句也行，所以歌女拿出来唱。高适一听也很高兴，也在墙上画一道，说：“一首绝句。”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歌女站起来唱：“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又是王昌龄的诗，题目是《长信秋词》，也是选到《唐诗三百首》里的名篇。王昌龄就更加高兴，转过身去画一道，说：“两首绝句。”这时王之涣脸上就挂不住了，他们两人一个是一首，一个是两首，自己却一首也没有。王之涣就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她们都是潦倒的乐官，唱的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又指着那个最美丽的歌女说：“待会儿她来唱，要是不唱我的诗，我终身不敢再跟你们抗衡。要是唱我的诗，你们应当拜我为师！”又过了一会儿，第四个歌女，也就是王之涣说的长得最美的那个歌女站起来了，她开口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谁的诗？王之涣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也是选到《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王之涣大喜，说：“你们两个乡巴佬，我难道是乱说的吗？”三人齐声大笑。伶官和歌女们就跑过来问，三位先生你们笑什么呢？三位诗人就把真相告诉他们。歌女争相下拜，说：“我们有眼不识神仙！”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盛唐的时候，社会上最流行的歌曲，受到人民群众普遍欣赏的作品，就是诗歌。只要诗写得好，你就会获得巨大的名声，就会受到民众的普遍喜爱。
这种风气从盛唐一直延续到中唐、晚唐，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比如中唐诗人白居易，他的诗才很高，但他又是一个通俗的诗人，相传连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对白居易的诗都是一听就懂的。容易懂的作品就容易被人接受，所以白居易的诗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非常高，雅俗共赏。有一年，白居易从长安被贬官到江州。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说，这次贬谪对他是大有好处的，白居易到了江州以后，才写出了千古名篇《琵琶行》。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以后，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好朋友元稹，信中说：我这次从长安走到江州，走了三四千里路，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小旅店，还有乡下的学校、寺庙，还坐了客船，到处都看到题着我的诗。也就是说，到处都有人把白居易的诗题在墙壁上、柱子上。他还说我一路上遇到的人，无论是士人还是百姓，以及僧侣、寡妇、少女，口中往往在吟诵我的诗。这说明白居易的诗被很多读者所接受，大家都读，大家都喜欢。白居易还有一个最狂热的崇拜者，堪称超级发烧友，据《酉阳杂俎》记载，晚唐人葛清浑身上下都刺着白居易的诗句，还配着图画，共计三十多首，弄得体无完肤。葛清把身上所刺的白诗都暗记在心，有人问他某句白诗在何处，他随时就能指给你看，连刺在背上的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人们把他称为“白舍人行诗图”。
中唐诗人李涉虽然没有白居易那么大的诗名，但也拥有粉丝。有一次，李涉路过一个叫井栏沙的小地方，这个地方在今天安徽省安庆市的西南方，有一个小镇叫皖口镇，井栏沙就在那个地方，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庄。李涉有一首诗，题目是《井栏沙宿遇夜客》，说的就是他路经井栏沙的遭遇。诗中说：“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江边上的村庄本来就很荒凉，黄昏时候又下着细雨，就更加荒凉了。突然有一个人挡住去路，原来是一个绿林好汉来了。强盗挡住去路，当然会说：“来者何人，留下买路钱！”李涉的书童就上前说：“这是李涉先生。”强盗一听说是李涉，是个有名的诗人，就说：“久闻大名，既然你是李涉，我就不要你的买路钱了，你写一首诗送给我吧！”李涉就写了这首诗送给那位强盗。三四两句的意思是：以后我也不用隐姓埋名了，因为现在的世界上，有一半人都跟你一样。也就是天下不太平，强盗很多，到处都会遇到，我已经无所谓了。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说将来你也不用隐瞒姓名，不要因为当过强盗怕人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强盗多得很！李涉写了这首诗送给强盗，强盗一看，非常高兴，非但没有索取买路钱，反而赠送了不少财物给李涉。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唐代，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崇尚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都尊敬诗人，这种风气已经普及到强盗这个层次了。从皇帝到强盗都喜欢诗歌，我们就可以下这个结论，唐代社会从上到下都有崇尚诗歌的风气。这就是唐诗繁荣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大家都会来写诗，最有才华的人都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在诗歌写作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唐诗要想不好也难！
三、唐诗的发展历程
在文学史上，唐代和随后的五代向被视作一个时代，所以诗歌史上的唐代长达三百多年（618—960）。唐诗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可分四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初唐诗风虽是从六朝诗歌演变而来的，但由于长期南北割裂而形成的风格各异的南朝诗风与北朝诗风开始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也由于统一的强大帝国必然孕育全新的文化，经过王勃、卢照邻等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的相继努力，曾经风行一时的六朝诗风渐渐消退，诗歌主题冲破宫廷的束缚走向广阔的江山朔漠，诗歌风格则由纤柔卑靡变为明快清新，而且完成了对诗歌形式的建设，创造了以五七言律诗为代表的近体诗，使五七言诗的各种诗体得以确立。初唐诗的成就为盛唐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盛唐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五十年，唐诗在此期间出现了全面繁荣的高潮。由于国家繁荣，社会安定，诗人们可以由多种途径实现人生的追求。有些诗人以侠少的面目出现，成为热情的进取者，希望通过从军立功等道路施展抱负。另有一些诗人则以隐士的面目出现，成为恬静的退守者，希望幽居山林以获得生活与心灵的宁静。当然，也有一些诗人身兼上述两种身份，或因时变化。这两种人生态度是盛唐诗题材取向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首的边塞诗派。王、孟等诗人以清新秀丽的语言描绘了幽美的山水景色和宁静的田园生活，诗人的心灵沉浸在美丽自然的怀抱之中，滤去了现实中的名利杂念，从而构成了静穆空灵的境界。王维诗中的辋川田园，孟浩然诗中的襄阳山水，实际上都已升华为一种审美意境。高、岑等人的主要作品则以唐帝国的边境战争为表现对象。诗人们描绘了塞外大漠的奇异风光，塑造了边关健儿的英雄形象，同时也表达了保卫祖国、建立功勋的人生理想。盛唐边塞诗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内蕴都比较复杂，诗人们既歌颂反抗侵略的自卫战争，又谴责意在拓展疆土的开边战争，同时还控诉了战争对人民和平生活的干扰和破坏。边塞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心肠，交织着激昂慷慨的豪气与缠绵宛转的柔情。相对而言，边塞诗更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的精神面貌在诗歌中的体现就是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最杰出的代表首推李白。李白以复杂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和多元的人生追求涵盖了王、孟与高、岑两大诗派的内容取向，又以惊人的天才融会、超越了他们的艺术造诣，从而成为盛唐诗坛上最耀眼的明星。李白热情地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则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追求解放，追求自由，虽然受到现实的限制却一心要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中华民族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精神力量的典型体现。所以，以浪漫想象为主要外貌特征的李白诗歌事实上蕴涵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想落天外的精神漫游仍以对人世的热爱为归宿。笑傲王侯、桀骜不驯的“诗仙”李白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原因就在于此。与李白齐名的伟大诗人杜甫，在青年时代也受到盛唐诗坛浪漫氛围的深刻影响，但他很快就从那个浪漫主义诗人群体中游离出来了。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深刻而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杜诗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那个时代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画卷，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与批判，因而被后人誉为“诗史”。当然杜诗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记录了动荡时代的疾风骤雨在诗人心中激起的跳荡思绪和情感波澜。杜诗中充满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在艺术风格上，李白诗飘逸奔放，杜甫诗沉郁顿挫，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而对后代诗歌的审美趣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唐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诗歌高潮时期，就艺术个性之鲜明及风格流派之众多而言，中唐诗坛甚至比盛唐诗坛更加丰富多彩。中唐诗坛有两个主要流派，一个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为羽翼，他们主要继承了杜甫正视现实、抨击黑暗的精神，强化了诗歌的讽谏美刺功能；在艺术上则以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近人为特征。另一个流派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人为羽翼，他们主要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勇于创造的精神，特别致力于在杜诗中稍露端倪、尚未开拓的艺术境界。韩派诗人善于刻画平凡、琐屑乃至苦涩的生活和雄奇险怪乃至幽僻阴森的景象，艺术特征是语言戛戛独造，风格或雄奇，或幽艳，或怪诞。此外如柳宗元、刘禹锡等诗人，则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自成一家。
晚唐诗坛上最著名的诗人要推杜牧和李商隐。杜牧的诗风受杜甫、韩愈影响较大，风格上以清新峭拔为特征，诗体则擅长七绝。李商隐则以七律著称，李诗以精致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沉郁的风格为艺术特征，其内容则以抒身世之感、写家国之哀为主，这都与杜甫诗风一脉相承。比杜牧、李商隐稍晚的晚唐诗人中如罗隐、韩偓、皮日休、韦庄等也各有特色（韩偓、韦庄等人的生活和创作都延伸至五代），但其成就已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从总体上看，晚唐诗歌的美学特征类似于秋花、夕阳，唐诗到此时也就进入尾声了。
四、唐诗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也是后代诗人学习和模仿的永久典范。在古典诗歌史上，惟一能与唐诗成就相提并论的一代诗歌首推宋诗，唐诗和宋诗之异同引起后代学界旷日持久的讨论，宗唐还是宗宋甚至成为后代诗坛宗派门户的标志。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宋诗与唐诗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宋诗就是唐诗发展演变的自然结果，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宋诗的成就，正是唐诗巨大影响的一个标志。
仰望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对唐诗的最初态度，是学习和模仿。从宋初到北宋中叶，人们先后选择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李白、杜甫作为典范，反映出对唐诗的崇拜心理。即使等到宋人树立起开创一代新诗风的信心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其实仍是以唐诗为隐在的超越目标。然而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这样宋人就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他们所能做的，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毕竟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都是相对于唐诗而言的生新。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这仍然是唐诗巨大艺术魅力的有力证明。
在历朝历代的五七言诗中，成就最接近唐诗的是宋诗。虽然宋诗的总体成就比较接近唐诗，但是宋代的诗人仍然非常推崇唐诗，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的王安石就说过：“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陈辅之诗话》）王安石认为，世上典雅的好诗句都被杜甫写完了，而通俗一点的好诗句都被白居易写完了。这是宋代诗人对于唐诗巨大艺术成就深表服膺的由衷之言。让我们看一个实例。北宋初年的著名诗人王禹偁，有一年被贬到商州做一个叫作“团练副使”的闲官。他的心情当然相当郁闷，他的生活也过得相当清贫。王禹偁家里有一个小院子，他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杏树，到了春天，桃杏都开花了。一天清晨，王禹偁起来一看，刮了一夜的大风把桃树、杏树上的几枝很大的树枝刮断了，但是树枝的根部还连在树干上面，折断的树枝上依然是繁花怒放。王禹偁看了诗兴大发，就写了一首《春居杂兴》：“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孤立地看，这是一首很不错的作品。第一，他写的景色是比较难得一见的；第二，这首诗的构思也相当出色，他不说春风是无意识的，它偶然吹断了树枝，他偏说春风有意欺负我，容不得我拥有一片春光，这种构思比较奇特。但是，过了几天以后，王禹偁的儿子王嘉祐，跑来对父亲说：“父亲大人，你前几天写的这首诗，好像是从杜甫的诗里偷来的！”王禹偁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完全是自己独立创作的呀。他儿子就拿出一本杜甫的诗集来，翻到那一页，给他看。王禹偁拿过来一看，原来是杜甫在成都草堂时写的一首诗，题目叫《绝句漫兴》。这首杜诗是这样写的：“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就是我家里的桃树、李树是我亲手种的，这不是没有主人的野生花木。我虽然是个乡下老头，家里很寒碜，围墙很低矮，但这毕竟是我的家，别人不能随意来侵犯我。但是春风居然来欺负我，刮了一夜的大风，把我家树上繁花盛开的几根树枝吹折了。这两首诗非常相像，它们的内容、构思、句法，都非常接近。问题是王禹偁并没有抄袭啊，他是亲眼看到了这个景色，自己独立思考写出来的诗啊。所以当王禹偁的儿子说，你的诗是从杜甫诗里偷来的，王禹偁不但没有生气，他反而大喜。他喜什么呢？他说：哎呀，我的诗写得这么好了，都接近杜甫的水平了！虽然王禹偁为此感到高兴，但是从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刚才所引的王安石说的话：“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当然，唐朝的伟大诗人不仅仅是一个杜甫，不仅仅是一个白居易，还有李白，还有王维，还有韩愈，还有李商隐，有很多优秀的诗人，他们写出了那么多的好诗。我们确实可以说，唐代的诗人已经把古代生活中所能看到的景象，所能感受到的喜怒哀乐，差不多都写过了，而且都写得非常好，留给后代诗人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了。所以王安石才会有这种叹息，言下之意是我们还怎么写诗呢？
到了现代，鲁迅也说过类似的意思。鲁迅给友人杨霁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事实上即使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一个跟头能翻几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也就是说，要想在五七言诗的写作上胜过唐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闻一多说得好：“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诗的唐朝》）诗歌是大唐帝国最显著的文化特征，唐代就是一个诗歌的朝代，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盛世，唐诗是难以逾越的诗国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