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终点，
恰如太阳信使自古至今的奔忙。
——阿赫玛托娃
一
走在南昌的老街旧巷里，如轻风隐约穿行在衣裙之内。然而现如今，城市的衣裙几乎被粗暴地扒光了，这公然的暴力似乎是对老城市和老建筑的非公道审判。
以我的年龄，自出生至今，几乎都生活在向老南昌告别的背影里。尤其这三十年来，新城市几乎把老南昌彻底取而代之，将它的老背影也推进了岁月深处，仿佛轰隆隆一堵墙般倒塌。
老南昌的背影，便是一堵墙。它最后倒塌时，甚至并没有发出令我震惊的声响，但这并不意味老时代的结束。几年前，开发红谷滩新区，拆除老昌北，赣江八一桥北的一栋老楼让部队工兵爆破，当时市长在对面一栋楼窗口，用步话机下令起爆，只听轰隆一声，楼脚崩断，楼身像个失足巨人委顿而下，灰色且呛人的尘埃四起，多架高压水枪骤射灭尘。那场面有电视转播，煞是壮观，只是一段城市的记忆，也似乎在那一刻坍塌。但更多老背影的坍塌，我们听不见任何声响。仅是某日我行走在城里，常常突然在一老街名前站住，望着立在路边的喷着白底蓝字新漆的“孺子路”、“船山路”、“系马桩”、“羊子巷”、“都司前街”乃至“上谕亭街”、“状元府巷”、“三眼井街”、“天灯下街”的路牌，呆立发愣。看着一栋栋新楼，装修热闹的店面，我恍如置身一个完全陌生之地，心里不禁问：这是我熟悉的老南昌吗？当然，与老南昌建筑、街道、带天井的旧式“土库屋”一块消失的，是原汁原味的老南昌人的生活现场、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甚至从地域文化的意义上说，“南昌人”也由此改写。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言在先，“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
我当然不留恋穷街陋巷、阴暗潮湿旧房屋的生活，我当然喜欢当下南昌繁华现代的都市霓虹，花园楼盘，街上走动的时髦男女，但也对消失的“老南昌”怅然若失。
抚河清污的时候，水抽干了，烂泥里竟能看到不知什么时候掉下去的大头工作皮鞋，很结实顽固的样子，不肯烂成污泥。它是谁穿过的？那人早不在了吧，抑或还居住在南昌的哪条街巷里。
当年南昌人一天的生活，几乎是从排队上公厕时开始的。人一起床，连衣服也来不及穿足，便扯半幅旧报纸，冲往公厕。那时南昌公厕一般都设在巷口和巷尾，早起小便的队伍相比进展要快，一个粘一个，见缝插针，交替进行。而大便内急的男女同胞尽管个个状似“十万火急”，仍自觉排队，男的披灰色干部装或褪色蓝工作服，斜立在寒风中像发黄的破报纸一样瑟瑟发抖；女的或穿睡衣或梳着乱蓬蓬的头发，再怎么急，也耐着性子，循序渐进。多么难以置信，转瞬上班挤公交乱糟糟、不要命的南昌人，此时却如此自觉而有序，亲朋好友也无人插队，仿佛排队上“天堂”——厕所在当年便仿佛是南昌人早起必排队“朝拜”的“天堂”。
我记得南昌胜利路射步亭巷口公厕，早晨是极为繁忙且热闹的。一条巷子的人，大多早上要往这里跑一趟，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射步亭这条老巷也不简单，藏龙卧虎，那几进的老式住宅，南昌人叫“土库”屋多是过去有钱人的旧公馆，现在统一归公由房管所管着，成了五花八门的大杂院。居民来自各行各业，有工厂工人、医生、小摊贩、搬运工、留城知青、待业人员、商店职工，也有知识分子，有出版社编辑、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人员、中学教师之类，还有改造后的老资本家、旧军官、成分不好的破落户等，甚至后来火遍京城的揺滚歌手罗琦，也是在这里长大并走出去的。那时我当然没注意罗琦，一条巷子的人也没想到她会成著名摇滚歌手，只是后来听说她在外面打架，被人刺伤一目，其余便不清楚，现今还在射步亭的老住户，对“揺滚”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多，毕竟是市井嘛。但是邻居发现深居简出在射步亭二号楼角耳房的老头，一年到头沉默寡言，脸色阴沉，偶尔朝那褪旧的镂花窗里瞥一眼，会看见老头在发黄的纸上用毛笔写字。一日，老头突然站在天井下，用刮胡刀割静脉。邻居赶忙过去把刀从他手上抢下来，老人整洁的白衬衣上却洇着斑斑血红。还有一回他跳八一桥自杀未遂，湿漉漉地被人抬了回来。老头非一般人物，是黄埔军人，据说追随过李烈钧，也加入过国民党，风光之后，余下的日子便不好过，虽然已在高龄，身如朽木，却还要接受有关部门派来的“保姆”监督，每周还得主动交代思想，写回忆材料，但这一切，颇不为邻居所知。
射步号二号住过一个名叫曾德柳的旧军官，这人平凡，亦属凡尘里传奇人物，他躲过了战争的枪弹，甚至自己也一枪未放，却没有躲过新时代的牢房、改造、唾骂、遭贱，又赢得了一个美丽南昌女人一生至死不渝的爱情。此人生于二十年代，死于八十年代，中间六十年，他的身份是生米街少爷、半吊子商人、赣州军官训练团学员、庐山蒋中正近卫军军官、训斥兵痞的宪兵、逃亡者、不法商人、历史反革命、朝阳劳改农场业余会计、肝癌病人。他有一张斯巴达人的脸和一副角斗士的身板，五官如刀劈斧削而成，仿佛转世投胎中国的罗马士兵。那年赣州冬训，一条毛巾从赣江拎起来就是一根冰棍，他吃不了这个苦，尝试过逃跑、装病、谎称家父过世等等，仍然被拎着耳朵训得比冰棍还直。数月之后上庐山，为蒋中正发表抗日宣言守大门。南昌街头，两个散兵调戏女学生遭他训斥，一担梨瓜被抢，让他兜头截了回来，老俵千恩万谢，回到生米街，街坊们把一身呢子军服、腰别手枪、脚登高皮靴的曾德柳吹成关帝庙的神。
其实他从没放过一枪，除了在妓院，他自称是一支连发手枪，弹无虚发。扬州妓是他的专嗜，他甚至带过一个女人还乡，要休掉家中为他养儿行孝的发妻。土里的老父用一场恶梦敲打了他的脑门，有人卷带细软和小老婆逃往台湾的时候，他逃回了生米镇。一杠枪把他顶进牢房，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使他和全家上下八口人都抬不起头。妻子拖儿带女从生米街过赣江落户射步亭，曾家三个女儿如花似玉却贴上了有毒标签，两个儿子仿佛是天生的苦力，一个在朝阳农场种菜，一个在城里拉板车，活得辛苦。妻子出身贫寒，好日子没过，穷困与受压的日子却没完没了，街坊劝她改嫁，她说死也是曾德柳的人。曾德柳，好不容易熬到摘了帽子，却得了癌症。他算着劳改农场给他补发工资，也算着自己的命。他回忆前尘往事好像如数家珍，女儿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去台湾！他苦涩一笑，那一去就不能死在家门口。女儿说，你真会算，难怪人家让你做了会计！只是他算到了自己不幸的命，却没算准农场扣着不给他补发的钱。人生，从无到有，先做加法后做减法。有的人总想一辈子做加法，最终下坠到低处。有人知道做减法，生命通透空灵。
当年我是个文学青年，对出版社编辑自然敬畏，住射步亭一编辑，上海人，复旦中文出身，姓孟，个高，背略弯，一望而知是长期伏案职业所造成。他不苟言笑，几乎从不跟邻居搭讪，人自然觉得他知识高深，也不理他，他便有些“曲高和寡”。我内心对这种人是有大尊敬的，每次也只是早晨在上公厕旳队伍中见到他，他总是边排队等候边读一本书，且面孔严肃，任身前身后人大呼小叫，叽叽喳喳地聒噪，他只低头专注于书，我想和他说话，也仿佛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若干年后我成了他的作者，也交为朋友，是时，我们都搬离了射步亭，谈及那一幕，各自惊奇，又开怀大笑，原来他也有言笑的一面。
被上海人称为“爷叔”的金澄宇，近年以沪语叙事上海，得《繁花》一部，大火。他说：
在我记忆里，城市一直显现出它与乡村不同的种种风景与魅力，包容了种种不灭的内涵，饱含熟人的根脉，保存了个人、家族的感情与历史，上一代、几代亲戚朋友的讯息，蜘网一样布满某个街区，徘徊于某一块空气、甚至灰尘之中，城市同样储存了祖辈自别地迁来的痛史。
二
如果用他人的思想替代了真实的感知，生活便沦为伪知与虚妄。外地人看南昌人似乎以为南昌人永远是颓废的，这是因为他不是南昌人，他或许仅仅看到的是宴乐的滕王阁，无为的没落王孙朱耷，暮卷西山的辞赋。南昌人骨子里的自傲与清高便注定了其不妥协性，也抽掉了任由其颓废的垫脚石，南昌人的草根性自觉废除了颓废的奢侈，尽管这座城市曾潜遗着明王府的金粉气息，但它巷闾中散逸的却是古朴而纯正的布衣精神。
由此想到更久远的南昌人，东汉徐稚，便是布衣加书卷的典型。他不做官，不是颓废，恰是他有着对世事的清醒洞察力。南昌人往往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这里面深含南昌的智慧与对世界的态度。外人不能参透。
南昌毕竟是座古城，有两千多年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仿佛哗啦啦过去。城不断变，由灌婴土城变石头城，至今尚遗城西石头街一条，说是石达开当年率太平军在那驻扎过，后来就走向了败北的路径，由石头城变木板城。我査阅太平军转战江西的史料，未找到石达开驻南昌。过去南昌人绝大多住的是木板房，滕王阁也是木头建的，被火烧毁多次，最后一次重建，索性选择了钢筋水泥，南昌人也就住进了类似材料建的房子。当然，我要说的，不是城市的变化，而是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城市赋予南昌人怎样的生活状态。此命题显然过大，它涉及人的城市生活史。而搜寻我对南昌的所知，最鲜明的莫过于六眼井，南昌人的生活状态，亦即所谓“市井”生活，离不开“井”，“井”是市民文化，也是草根文化的一个关键点。
南昌临江，一条赣江，仿佛南昌人的生死书。它哺育了这座古城，又有多少性命在江里溺亡，有多少财产被洪水拿走，在千年城市史上，这似乎寻常。城内城外湖泊众多，只是这些年开发房地产、填湖造地，确实弄消失了不少。但城里许多老地名，都与这沿袭水脉的“井”相关，如六眼井、三眼井，都是著名的老城区，也是老南昌市民聚居的地方。六眼井至今仍在象山南路与甘家前巷相交的地方，十几米处便是挂着周恩来和郭沫若双题名牌子的“江西省赣剧团”。现今井口用钢筋水泥板封死，人走在上面尚不知道这就是南昌有名的六眼井，只是不远处有一公交站牌叫“六眼井”，提示着这里是六眼井地段，也提示着过去没有自来水时南昌人的生活。在城里巷落中，有一口井的地方很多，我住过的棕帽巷、笆茅巷、羊子巷，都有过单口井，只是井圈大小的区别而已，就一处同时有六个井眼的地方，南昌独此一处。过去南昌人在这里汲水、捣衣、淘米、冲澡、洗菜、聊天、嬉戏，热腾腾的场景似乎可以画一幅生动的市井图。我父母至今还住在与六眼井毗邻的三眼井街，每周日去看父母，必过六眼井而至三眼井，而这其中要路经的甘家前巷，我认为是当下南昌最陈旧、也最有烟火气息的老街旧巷，这里几乎数十年未变，尚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街貌，有老剃头店、花圈店、馆子铺、金角铺、废品店、食品店、香辣板栗店、猪血粉面馆、熊氏诊所、鸿基房屋中介以及烟熏火燎的小酒家，巷口有卖烧饼的，巷里街边有摆着一台旧缝纫机码边的。走在甘家前巷，尤其在夏日午后或初春傍晚灯火初上时分，真不知今夕何夕。仿佛老南昌人生活的场景丝毫未变，街头还依稀有端着蓝边瓷碗为父亲打一角水酒的顽皮男孩，以及慢悠悠补着橡胶车胎，有一搭没一搭跟人聊天的汉子，远处传来呼孩子回家吃饭的悠长声调。从中也可感知到南昌人的生活是慢节奏的，而这种“慢”又不似成都人那样泡茶馆、搓麻、摆龙阵般“消费”生活，而是享受“安逸”。
南昌不是成都那样富庶的“天府之国”，南昌人的“慢”，不是慢在享乐上，而是在“虚度”当中，那种老庄的无为、闲散与淡泊，一杯茶可以品一个下午，直至寡淡。它是平民化的，无期于“振衣而起”，更无关乎“沉溺颓迷”。这样的茶铺过去在豫章后街最为集中，我的祖父就是一个典型泡茶铺的南昌人，他是南昌采茶剧团的首席二胡，南昌人称二胡为“锯弓”，像把弓似的锯子拉来拉去，这叫法生动有趣至极。
祖父每晚有戏，白天便几乎是挟一把二胡在茶铺度过的，他内敛，话不多，我不知道他同桌的“茶友”是如何与他相处的，他好读史及各种书籍，应该是有思想和满肚子话的他不说，而平和地听别人聊天，他不插话，只或以点头、微笑乃至呷茶一口来应对他人话语的碎片，他显然比周围的人有学问，从早年学艺，抗战随省府迁泰和，再回南昌，还无师自通地做过古董生意，他老人家可以说有见识，他不自诩清高，抑或还会把话语降低到与他人并行的程度，偶尓说几句。南昌人的淡泊低调乃至意气的“消磨”，在祖父身上体现得彻底。从他身上我甚至能体会到八大山人式的“哑默”。
祖父几乎没跟家人谈过他的家世，我只从父亲口中得知，祖父有四兄弟，他排行老四，上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在南昌过活。他的大姐按南昌话说，是个“辣子”，意即是个能干的女人，其丈夫刘青山，在三四十年代的南昌算个人物，刘青山和他的“把兄弟”胡云龙皆是老南昌的青帮中人，胡是南昌地界的老大，另一家位于钟鼓楼的“新兴舞台”老板苏维坤也是青帮头子。胡、刘二人在今渊明北路地段曾开出南昌首家最具规模的娱乐场所“江西大舞台”，且有自己的演出班子，当年曾邀请周信芳、梅兰芳来南昌演出。我外祖父当时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决意打了铺盖要跟戏班子学戏去，是被他三哥死活拦了下来，后来才从了军。刘、胡二人虽是把兄弟，但由于刘青山死得早，胡云龙便独占了“江西大舞台”，刘妻（祖父的大姐）便上门找胡云龙讨要胡欠刘的六百大洋，胡却不认账。此前，有个颇有名气的武生王虎臣来“大舞台”演出，人家的一出“周瑜归天”是拿手绝活，令南昌票友着迷，胡云龙也是扣住人家的包银不给，弄得王虎臣在章江门跳河。后来胡云龙被政府枪毙。
三
三十年代南昌人就迷京剧，不仅我外祖父迷着要死要活要去学戏，其它人也不例外。步行街（胜利路）“真真”照相馆，南昌人都知道，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南昌与地方要员的合影，就是“真真”拍的。它的老板陈菡舟更是个老票友，除了开照相馆，还有两条轮船在赣江跑生意。他是有钱的南昌人，对艺人常施以帮助。有个广东剧团来南昌，演了两天，那时不似现在，南昌人听粤剧如鸟语，一点不懂，没人看。人家亏得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票友陈菡舟便免费让他们乘他的轮船，一路包吃住到赣州，再为之买车票帮助返回广东。陈菡舟不仅自己带头唱老生，他的老婆及三个儿子，也都玩这个。长子娶的是著名花旦童秋芳，他们家够得一个“陈家班”，还真像模像样排演过《御碑亭》、《审头剃头》，当然演出是自己掏钱请客捧场，图一乐。其实陈菡舟非一般商人，他是保定军校二期出身，获少将军衔，在南昌属军政要员，南昌军政的拍照业务自然非“真真”莫属。
“真真”照相馆有老板的上层关系，其技术设备也是一流，现在查阅到的不少有史料价值的南昌老照片，多是出自“真真”照相馆。乃至以后北京凡有大首长来南昌，合影之事都是“真真”照相馆出马。我从小在胜利路，有几家橱窗是吸引我要停步的，一是射步亭巷口花木店的金鱼，二是江西瓷器店各种造型的瓷雕，再就是真真照相馆橱窗里的大幅长形的百人千人合影照，我从那合影照中间认出过端坐的毛泽东，认出过周恩来，还有朱德，以及之后来自中央视察赣地的大人物。“真真”照相馆开办于1920年，略晚于南昌另一家开办于1908年的鹤记照相馆，这两家照相馆，是南昌人小孩满周岁拍纪念照，读书拍毕业照，恋爱拍情人合影照、结婚照、全家福的首选，可以翻一翻每户南昌人家的老相册，都能找到出自这两家相馆的照片，它们在南昌人重要的记忆中留下了显著标记。而且，如果“真真”照相馆有相对完备的重要照相存档的话，拿出来应该是可以编一册近百年南昌影像志的，一代代南昌人的面孔、衣饰、仪态、表情，都在上面，那些影响中国、影响这座城市的大人物，蒋介石、宋美龄、毛泽东等，他们在南昌的身影，也都在上面定格。
是的，一座城市的历史，事无巨细，都会留下影子，只是我们是否有心去存留，是否有心去收藏，是否有心去珍惜。
祖父晚年，一直住在杨家厂桂旺巷，冬天常捅着袖子在建德观踽踽独行，那时我随父母住在象山北路的市委招待所，窗子正对建德观街道，我偶尔便见祖父经过的身影，在夕阳里拉长了半条街。
祖父的影子，斜过这街中间的一段，是小金台巷，清代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江右三大家”之一的文学家蒋士铨，其原先隐居的藏园，就在巷内。蒋士铨也算是南昌人，他于清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小金台的旧宅中，由于父亲长期在外游历，蒋士铨从小便随母亲寄居新干外祖父家，但只要其父一回来，举家便又回南昌老宅，蒋士铨是在小金台结的婚，三十几岁考到进士，进京做了几年编修官，后来又寓居南京，跟袁枚混得烂熟，又是喝酒，又是做诗。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回到南昌，下了本钱将小金台的旧宅修建成一座颇具规模的藏园——这“藏”字好，我当年在小金台这巷子里初次踏进藏园废址时，确曾吃了一惊，谁也没想到在逼仄且房屋密集的老居民区里竟有这么大一个园子。
四
1884年，袁枚游庐山后，过访藏园，蒋士铨以病体作陪，嘱其为藏园诗作序。次年蒋士铨逝于南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藏园大体还在，只是园林变成了一个居民大杂院，那些清代的有廊道的精致建筑变成了隔成一家一户居住的平房，院里的花园也破损不堪，倒着一堆堆的煤球灰，墙边竖立着一溜板车，几个顽皮少年坐在卸下的板车双轮上，从花丛上碾来碾去，院子当中有一汪一年四季都存在的黑乎乎的污水，住户的垃圾，腐烂的鼠尸及常年不散的蚊蝇萦绕其间。我一位老姨金娥一家就住在这座院落里面。
老姨的丈夫是“红小鬼”出身，从部队转到地方，职位也不低，此前是住在老省委大院的，说话一口官腔，让你根本听不出他是南昌人。是时我曾与母亲去拜访过，老姨居然也说着别扭的南昌腔的普通话，令我们极不自在。后来老姨父一再犯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男女关系”，那年头于一个干部而言，“男女关系”问题往往影响前途，老姨父自然影响仕途，官位一降再降，后来竟一降到底，降到南昌郊区的罗家集电影院当“经理”。可他原先的一些下属都升为“首长”了，偶尔光顾已谪居到破烂不堪小金台藏园与“老战友”相见，已成为院里居民哄传与议论的“大事件”了。想想一辆军用吉普车停泊院门口，从车上下来俩穿呢子军服的“首长”，一头钻进老姨家的破屋，且对老姨父敬重有加的样子，让不摸底细，身处下层市井的众邻居，自然很是大惊小怪。
老姨父当年也是有件旧军呢大衣的，肩上分别有精致的洞眼，那是昔日挂军衔肩章的，使我们这班屁孩有好一番威武的想象。我印象里，老姨夫的样子类似电影《英雄儿女》里王芳的父亲王文清，清瘦冷峻中有些那个年代“老革命”的矜持。只是穿军呢大衣的老姨父愈发不威武，即便在罗家集电影院经理的位子上，仍犯了“男女关系”问题，且是严重到判刑坐牢的程度，罪名是“诱奸幼女”，虽然没有成功，但人一告，便按“成功”论罪。遣下三个顽劣异常的儿子，老姨根本管不住，不是跟人斗殴打架，就是吸烟赌博，三天两头人来告状，不是赔医药费，就是还钱。闹得老姨家鸡犬不宁，便经常从小金台到我家来找我母亲和老舅商量，怎么把三个儿子，尤其是大儿子管住。老舅出主意是把他暴揍一顿，打得老实听话了再说。老姨有些不忍，母亲也恻隐，老舅便道，这是挽救他，别让这小子也步他爹的后尘进班房！老姨一咬牙，便做了决定。
“整治”我这个表哥那日，我揣着瞅热闹心理，尾随两个舅舅去作了“围观”。老舅之所以允许我去“围观”，目的是为了让我受“教育”，毕竟是“杀鸡给猴看”嘛，是时两个舅舅皆二十郎当，加上老姨一个妹夫，三条精壮汉子，教训我那顽劣表哥是绰绰有余。只是三人发力将表哥捆到蒋士铨当年植的老树上，这小子就撒泼似的哭骂耍野起来，如一烈马。引来“围观”的邻居大大超乎预计。搞的老舅们绕着俺那表哥打转，十分不好下手。这“教训”没开始，似乎便收了场。次日就听说，表哥又把“街办”的一块门板偷了卖钱，被捉进派出所，要老姨去领人，老姨不去，“街办”来人硬要老姨去，老姨一到派出所，便被人狠狠臭骂一顿，那小子却没事般被放了出来，继续在小金台、后墙路、建德观一带老南昌的街巷里神出鬼没。南昌人的痞性莫过于此。
不久前，查寻资料，竟翻到一册线装木刻版复印本的蒋士铨戏剧《一片石》，我想到的不是剧上所写的娄妃，而是想到了藏园里苦命且无奈的老姨。《一片石》和《香祖楼》、《雪中人》、《空谷香》、《第二碑》、《冬青树》、《桂林霜》、《临川梦》、《四弦秋》九种，合称蒋士铨《藏园九种曲》，亦称《红雪楼九种曲》。
蒋士铨在《一片石》自序中提及“上饶娄氏裔，因避逆藩祸，易姓钟，旋徙居隔江沙井”。蒋士铨所言的沙井，即今南昌昌北红谷滩新区的沙井小区，我现今即住于斯，环顾高楼林立，晚上散步，你会疑乎这里是纽约，而不像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老南昌。正如南昌老城区小金台的原藏园所在地，我日前去看了一下，早已密集地建着水泥住房，还有谁知道这里是一百多年前江右大文豪蒋士铨的藏园呢！那文士风流俨然隐道，完全被生硬的钢筋水泥所替代。
五
南昌人是低调的，低得逢着该唱高调的时候，都不知怎么唱。还是这些年官场流行“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尤其来过能说能干的江浙官员主政，南昌人便也学着“高调”了一些。不过乡土气极浓的市长每试着“高调”一下，往往沦为坊间笑料。菜农出身的市长说，要把南昌建成新加坡那样的花园城市，人就觉得是要建成进贤县那样的菜园城市。好像南昌人不习惯高调，也不会高调。
这风气由来已久，南昌即便有让坊间竖大拇指传颂的“卖账”人物，也都是市井人物。比如民间某种特别厉害的角色，不是武师，却是“刮痧”高手。
南昌天热，是“四大火炉”之一，过去常有人路上中暑，南昌人谓之“闭痧”。少不得有人在大太阳下，面色苍白，浑身乏力，身子一软就坐在地上，此时若不及时“刮痧”，是有性命之虞的。民间便有着传奇般侠义的“刮痧”高手，偶尔及时出现，搭救人性命。这种“大侠”似的江湖人物往往传得神奇，南昌人对此是有大虔敬的，我小时候心中常把这类侠士想象得仙风道骨，出没在东湖边。只是有一回我竟然“闭痧”，大热天不出汗，提不起精神，身上软绵绵，像中了邪一般，茶饭皆不食，拿指甲一掐，见不得血色。旁人提醒此时千万别吃冷开水泡饭，那时热天南昌人晚餐多是吃这种。母亲打听到东湖边苏圃路老邮电宿舍有一人懂得“刮痧”，便托人帮忙引见。
记得母亲领我从棕帽巷经子固路、后墙路、建德观，过观音桥，一路找到那“刮痧”高手人家，已是黄昏时分，人让我坐在一小竹交椅上等，熟人便去说情，母亲一脸焦虑，怕人不肯出手搭救。不久，熟人从邮电宿舍旧平房一头的公用厨房出来，满脸高兴地引过来一位腰系围兜布的极不起眼的老年妇女，一点没我想象中“高人”的样子，显然她还在为家人做晚饭。她用还湿着的手指掐了一下我的仁中，见我仍萎靡，便道“闭痧”不轻。她将双手在黑乎乎满是油盐气息的围兜布上揩净，便施展其功夫，分别在我颈部穴位，手的穴位拎着肉拉动起来，我只觉这看似羸弱的老妇手指间竟是出奇的有力，经过她一番狠命的拉动，我的颈部和手上明显出现了紫痕，这一般是经过“刮痧”后的突出标志，浑身感觉有所松动，又令我吃了数十粒仁丹，再灌下一瓶“十滴水”。“十滴水”是我平生第一次喝，没想冲劲那么大，一下仿佛将身上毛孔都冲开了，背上隐约沁出汗珠，老妇人方道，没事了。我也就站了起来，感觉活力又回到了体内。母亲拿出十元钱塞给老妇说着千恩万谢的话。老妇人怎么也不收。只让好好带我回去，又说了些注意事项。此时，我才感觉到什么是“侠义”。
南昌人是有侠义气的，这侠义不是拔刀而起，跟人干戈大动，而恰恰是在寻常的助人解危里，那种低调、平易间施予的援手，绝不下于刀下救人的凛然气概。
曾看电视一档“今风，明月，江湖”节目，是记者到沧州一带武术之乡，寻找隐居民间的武者的，没想到有个貌不惊人的老者，竟是八卦刀的传人，舞起家伙来，虎虎生风，判若两人。我有过人生的懵懂期，年少轻狂，也想投身武林，找寻名师讨个一招半式，在象山公园翻跟斗、打沙包、舞木棍，跟都司前街的混混开战，到处惹祸，是想找到大侠样人物习武的。当年在南昌街巷遍寻不着，不是没有，而是我与人家无缘。谁料年过半百，却在南昌闾巷里结识了武林中人老万，他也有个好名字，叫明群。他是陈照奎宗师太极正宗传人马虹大师嫡传弟子、陈氏太极拳十二代传人、太极名师、武术七段。这些名头抖出来就能给我壮胆。老万说他可以教我，可我早已腿脚生硬，垂胸搭肚，对武者敬慕未变，却再没有习武之心。老万是拳师，往那一坐，巍巍有山岳之势，让我肃然起敬，这样人物，若我当年碰上，那会纳头便拜的。但老万反而敬我是个读书人，每每请我吃饭饮酒、谈书法、气功、禅宗、八段锦，这就有了旧武林之风。我自视是双手仅能缚住一只鸡的人，而他一掌，十年前就能在深圳擂台上击倒三百多斤的俄国大力士。老万是传说中黄飞鸿、霍元甲一类的人物啊！可他从传说里走出来，坐在我对面，气定神闲如一座小山。像我这样的，即使加上一起聊天的圣兴兄、书僧养空，也扳不动他敦实的身板。他的拳术让对手绝望，然而他是一个仁厚的人，言笑晏晏，不见一点杀气。我跟他开玩笑说，哪一日我在江湖走动，若遭人挡道：“来者何人？”我定会赶忙报出老万的大名：“江右豫章，万明群！”众皆喷酒大笑。
六
我注意到余秋雨当年来南昌写的一篇《青云谱随想》，近期在他新版的集子《摩挲大地》中改为了《青云谱》，且开头那段令南昌人老大不痛快的“恕我直言，在我到过的省会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也改为“在中华文化史上，江西的地位比较奇特。初一看，它既不响亮，也不耀眼，似乎从来没有成为全国向往的文化中心或文化热土，就像河南、陕西、山东、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地承当过的那样。但是如果细细寻访，就会发现它是多重文化经络的归置之地。儒家的朱熹和白鹿洞书院自不必说，即使是道家和佛家，江西都有领先全国的道场。在文学戏剧上，从陶渊明到汤显祖，皆是顶级气象。”这一改，把“南昌”置换为“江西”来说事，便可狠捧到“顶级气象”了。网上有人说，估计南昌人找过他谈话。改版后“顺情说好话”，得中国文化之“温柔敦厚”精髓。引起我注意的是余秋雨接下的一段文字，他说“江西在文化上呈现出一种低调的厚实，平静的富有，不事张扬的完备。这种姿态，让我尊敬。南昌郊外的青云谱，又为江西的蕴藏增加了一个例证。”
至于是不是“低调的厚实，平静的富有，不事张扬的完备”有待商榷。但作为江西南昌人，我以为南昌除了一个郊外的青云谱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在寻常巷陌里的书院街，皆可佐证南昌人的那份低调。至于是否“厚实”，是否“富有”抑或“完备”，我倒以为未必。
据我所知，南昌人“低调”的好处之一是会死读书，射步亭破巷子里一家人当年穷得叮□响，五姐妹竟读出了四个重点大学生，且南昌每年高考录取分都高于其它城市。所以按南昌话说，会读书的“迂子”很多。我高考那年，一同学看榜被财院录取了，回家吃饭，竟吃了一碗又一碗，停不下来，硬是撑病了。之所以如此，可见南昌经济方面不够发达是一个原因，加上传统保守风气的延续，年轻人“出路”不多，唯有读书是条光明正大的好出路。利马窦四百年前来南昌，看到系马桩街老贡院“人山人海”举行乡试的场景，不由感叹“南昌人好读书”，其读书考试的热情近乎南昌夏日疯狂的毒太阳，“街道为之充塞，连走路也不可能”（《利马窦书信集》）。这似乎又有悖于南昌人惯有的“低调”。也可见南昌人是低调读书，高调考试，在明代也就考出过做到宰辅的状元张位。现今东湖的杏花楼是他的别业，里面的闲云馆，曾是他的藏书楼。万历三十二年（1604）阳春，五十五岁的汤显祖与官场失意的老师张位，以及被权贵陷害削职为民的丁此吕，在南昌东湖之畔的杏花楼煮酒联诗。有趣的是当年汤显祖曾在肇庆偶遇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品尝到西方的红葡萄酒，交流了中西方文化和欧洲人文思潮与科技，受益良多。
只是此前杏花楼曾是宁王朱宸濠的正妃娄素贞的梳妆楼，“江南第一才子”唐寅曾受王府礼聘在那里授娄妃绘画。当他洞悉宁王可能谋反，为避祸，装疯卖傻，屁滚尿流地逃出了南昌。后来汤显祖、吴应秋一班文士，清代罗牧、朱耷等墨客陆续混迹其间，乃至现今市文化局把南昌画院设在里面，也是不错的。我途经附近总会有意绕过来看看。“杏花楼”，启功的瘦金体，有没落颓靡的王家气，是合适的。门前冷清，几乎不见游人，却有几铺字画装裱店开在一旁，我上前问册页的价，店主一开口，吓，比滕王阁前榕门路安徽人开的四宝堂价格还高。建德观街横在杏花楼正对门，汪氏蜂蜜、老五汤店、重庆火锅、豫章烧菜馆、粥家、粉铺、江湖味道等一家挨一家，即便正午，人也少，生意似乎寡淡，这些店家多半白天半开，不正经营业，晚上才热闹，主要是夜宵。
南昌人仿佛真不知道这里还有过一个女神般的人物娄妃。蒋士铨当年的戏曲《一片石》，就是写娄妃的，据说台湾作家高阳有一本小说《百花洲》，也是写那段历史，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娄妃的，抑或写没写娄妃。我几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戈乱：皇帝不在的秋天》几乎是把娄妃作为一个叙述视角来写的。娄妃不是南昌人，南昌却为她提供了历史的舞台，她当然不愿充当历史里的什么角色，但那段历史，或者说那历史事件直接牵涉其家庭、其命运，她的夫君就是事端制造者，她避无可避，只有登场。她当然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而且是一个才女——以诗劝，以书劝（用头发书“翰屏”二字），劝身为宁王的夫君朱宸濠守本分，好好做臣子，朱宸濠不听，一意要叛乱，结果朝廷派江西巡抚王阳明出马，一举剿灭了朱宸濠。娄妃美丽、明大义、是上饶理家娄谅之女，王阳明曾奉其父为师，他对娄妃是起敬的。只是这位悲剧式的女性在南昌登场，也在南昌谢幕，像美艳的虞姬，而宁王却不是项羽，他失败的难堪，也就使娄妃的收场更加不堪。据说娄妃投水自尽，尸身不沉，逆流而上，漂至黄家渡，被老俵捞起，竟遭奸尸。多么可怕，丑陋的人性加重了这个女人的悲剧，这悲剧让南昌人也感到不堪。是美之罪吗？如果美真是有罪的话，那么丑陋会是无辜的吗？
我那部小说出来，当年有多家影视机构和导演跟我接洽，有意拍成影视。我不无天真地一口咬定要我自己改剧本，要陈凯歌导演，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凯歌不仅是我敬重的导演，而且他是江西女婿，其妻子著名演员陈红是上饶人，上饶和南昌都出美女，看看陈红，就知道同是上饶人的娄妃有多美。上海影视集团一代理人当初还真放言他们可以请陈凯歌来拍。可忽然历史剧降温，也就没了下文。我之所以写《戈乱：皇帝不在的秋天》的另一个原因，还真是想探寻一下南昌人在中国大历史中究竟扮演过什么角色。
城外西山，是南昌人的文化人格和精神塑造的渊薮，儒道释皆使西山的云彩与草木有了独特气象。这里是道教净明派创始人许真君的祖庭所在，这里是临济宗参禅悟道之处，这里是宋明理学家格物究理之地。夸张一点说，这里是静心息虑的隐者天堂，亦不为过。西山文化是南昌人文化人格形成的关键，西山文化就是道家文化，这注定了传统南昌人相对低调的处世态度。南昌人宁信奉许真君得道成仙“鸡犬升天”，却不愿“揭竿而起”，哪怕揭开锅盖看得里面仅是红薯。所以外地人说，“南昌人不吵，不闹，不要，特别听话老实。”南昌人也乐得做老实人，懒得去跟人争，有这种心态的南昌人还没开始争，已先落下风。若遇上事，便躲进山里炼丹悟道。山里藏不住，就坐家里与世无争，求得一份清静自在。
南昌人也有骚动候，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是安徽人朱元璋的后裔，其父宁献王朱权是朱皇帝的第十七子，先封大宁后被兄朱棣改封南昌，朱宸濠是朱权在南昌的第五代孙，也算是南昌人了。他的上几代宁王都是受压抑的，像朱权那么个会带兵打仗的人，被皇兄贬到南昌，也低调到西山修道的境地，朱宸濠再也受不了，是要爆发一下的。于是有了历史上的“宸濠之乱”。当然这“乱”由，还是与他朱氏皇室血脉有关。南昌人似乎对几代都待在这里的朱家人，草根的骨子里并不待见。南昌有道家的土壤，有佛家的土壤，有儒家的土壤，道家可以在这里创净明派，禅宗临济宗（黄龙宗）可以在这里开道场，儒家可以在这里兴书院，南昌人都潜移默化，融入精神骨血当中，唯独皇气，甚是绝缘。但争天下的人都到这里来起事，南昌只给外地人提供场子。南昌人不出这头，即便被裹挟进去，也不起关键作用。由于历史上南昌的边缘化，南昌人不来事，人家只是在这里兴事，但目标不在此，也只是兴了事便走。南昌人照样开门卖米粉，挑桶担水过日子。南昌人循世，不好出头，求自存，皆与本土宗教文化及地域相关，涉及“南昌起义”包括朱元璋在南昌决战定江山及“宸濠之乱”，南昌人当时的态度和位置，似乎早已注定。南昌本土宗教，就是道教的净明派，到西山看看万寿宫的香火之盛，就明白道家思想早浸润到南昌人的骨子里去了。南昌夏冬季长，春秋季短。是典型的“夏炎冬寒”型城市，矛盾的两极，南昌人也矛盾，但南昌对待矛盾的态度是也是一个字：藏。极热则“卧夏”，极冷则“猫冬”，极冷极热，使南昌人忘了春秋。
七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南昌起义，似乎主要是外地人来南昌发动的，南昌人没起主要作用，来搞起义的军队也是贺龙、叶挺从外地带来的。只是在南昌任公安局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牵制几个手握军权的南昌守军团长在杨家厂嘉宾楼喝了一通大酒。嘉宾楼是当时南昌不多的高档酒楼，由陆姓商人和督军陈光远的三姨太叶凤英合资开办，该楼环境考究、菜品上佳，名噪南昌。一干人酒后随即便去了大士院街93号妓院找了扬州女陪着继续喝花酒过夜，为那边的动作起了大作用。因大士院在那些年代里一直是与烟花相关，所以中山路的江西大旅社等地留下来作了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反而有重要意义乃至在反映那场起义的相关戏剧、影视作品中一再出现的那个重要戏剧性场景的原发生地——大士院街93号，没有保存下来。那地方虽拆了，但至今仍有外地人在那里拉客，仿佛高楼下的暗影。南昌人当然好面子，一般不提大士院，嘴上向人常念叨的竟是城西的书院街。
书院街符合南昌人会读书的个性，精打细算比不过上海人，做生意不如温州人，吃辣椒比不过长沙人，玩脑浆比不过武汉人，论起读书来可是南昌人的长项了。但书院街不是南昌独有，我在成都、广州都发现老城区有书院街。却还只觉得南昌的书院街更牛一些，可我不久前经过那一带，却大为沮丧。一条书院街本是南昌人文化的脸面，甚至也是读书圣地。它穿象山路而过，由象山路为界而分东、西书院街。而今西书院街几乎拆除成了房地产工地，正在建一座几十层高的商品房。东书院街是一条宽不足五米的小巷，破旧、杂乱、铝合金门窗店、家电维修点、垃圾站、烟酒店，废收站等五花八门的招牌错落其间，闲散的住户三五扎堆聊天或索性在门前当街支张麻将桌打得欢腾，若不是南昌十八中设在这里，墙头还嵌着“豫章书院”的牌子，人还真不明白这里就是曾经名动一时的“豫章书院”所在地。
豫章书院始建于南宋时期，先后以理学祠、孝廉堂、书院等形式出现，而这期间，诸多蜚声海内外的理学名家（如陆九渊等人），曾经咸集于此。经过明清两代修复后，豫章书院显得更加宏伟，装其表也不忘修其内，在清朝康熙年间，皇帝御书“章水文渊”四字悬挂书院讲堂，还请了能人学士到书院来听学交流。后来雍正皇帝还为书院提供了大批办学经费，在当时政府的“庇护”之下，书院一时名声大震，闻名遐迩，成了南昌文人墨客读书会友的集散地。时至晚清以后，由于受到西方观念和当时政治环境影响，豫章书院先后不断更名，其定位也日渐模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无意间撞见一处老屋，竟然看见“章水文渊”的老匾，那匾上明显抹过水泥，剥落后现出文字，后来似乎也就不见了。
书院街在南昌城的历史上，曾经是大户聚集之地。东西两条相连的几百米小巷，布满了门上铜环、门前石狮的深宅大院。一幢门楼，走进去就是另一番天地。绕过木屏风，只见天井高大宽敞，客厅可以抬轿进入，幽静的厢房门窗、梁柱都用料考究，雕花精细。书院街最深的府第有六进之多。俗话说“天子九进，宰相七进”，书院街上那些年代久远的书香门第，昔日主人的荣耀可想而知了。南昌古代三大书院之一的“豫章书院”坐落于此而使此街得名。南昌另两大书院是东湖书院和友教书院。东湖书院始创于宋嘉定四年（1211），宋宁宗曾赐书“东湖书院”；友教书院也是创建于宋朝，是与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齐名的江西四大书院之一。此外南昌还有十多所规模较小的书院。正是这一座座大大小小遍布于南昌大街小巷的书院，为这块土地留下了深厚的文脉，为南昌人埋下了读书的种子。清代的许振岏算是在书院街居住过的达官贵人，他与李鸿章同出曾国藩门下，做过广东巡抚，河道总督，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府第后来成了书院街上第四粮库所在地。江西奉新人“辫帅”张勋曾是他的门人，张勋出道得益于他，是许振岏将张勋引荐给李鸿章的。张勋发达了，回来拜见恩师，据说投了门敕后许振岏不允见。直到张勋脱了官服，换上便衣，自称门人求见才得以进去。张勋倒台回乡建的公馆就在南接书院街、北连三眼井的友竹花园。北洋政府通缉张勋，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免于追究”。张勋晚年投资工商、金融业，生意颇火；在家乡对贫苦学生体恤有加，赈济灾民和孤儿。孙中山说：“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孙中山毕竟是大智大明者，自是能够对一个人结论，可以把政治立场和人格区分开，不是非黑即白。
八
我在三眼井校厂西一号居住多年，父母仍住在那里，我也一直在这一带转悠，友竹花园现在是“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我儿子小时候在里面上幼儿园。三眼井另一端通到系马桩，生前甘于隐居埋名的大画家黄秋园就住在左近的桃花巷里，而另一位同样有隐士风的南昌藏书家王咨臣的藏书楼也隐逸在旁边。南昌人的古雅和烟火气，在这些巷闾里潜移默化着，这一带是至今相对落后的南昌老城区，也就相对尚留存一些老街旧巷。南昌人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也相对完整地保存着一些城市传统的生活习惯，逢年过节，小巷一路走过去家家门口红烛高烧，爆竹的红色碎屑铺街，时不时还能看见门楣上悬挂的一面红木框的避邪镜。推三轮小贩的吆喝声与居民搓麻将骨牌的哗啦声此起彼伏。人在现代大都市化的步行街转了一圈回头踅进这些街巷，发现老南昌似乎还在。我每周六下午从现住的红谷滩新区，经八一桥过赣江入老城阳明路，转象山路，穿过东万年巷、豫章后街、叠山路、下水巷、建德观、后墙路、赐福巷、民德路、瓦子角、嫁妆街、孺子路，至六眼井下车，踅入甘家前巷，这一条老电影般的街道，发黑的老屋看似东倒西歪，却店铺密集，人声鼎沸，烟熏火燎。南昌人在这条街似乎更本真，不拘小节且有些大大咧咧，完全可以在这里拍中国式的“教父”，拍马丁·西科塞斯的《穷街陋巷》。这里依然是南昌人百年不变的市井生活场，是草根南昌的原生态。由此横竖贯通的校厂东、三眼井，友竹巷，书院街，象山路、天灯下、石头街，都司前、筷子巷、系马桩、永叔路、十字街等等，依旧是南昌最市井化的老城。
天灯下，城西的一条街，这么大名目，其实难副，也就一条路，两边有几幢老屋，灰墙黑瓦，几根木头电线杆，晚上路灯昏暗，有积水，大块的暗影，夜猫叫春。上世纪七十年代女同志深夜下班要格外小心，走夜路不敢穿的确良短袖衫、丁字形皮鞋、连衣裙，容易引流氓盯梢，没准行至破墙边，他就下手了。治安不可靠，联防队的烂警棍管不住天灯下的暗影，几个后来被打靶的强奸犯，当年都是在这儿作案。天灯下住户青工老七见义勇为，被天灯下的罗汉打断了腿，至今拄着双拐。厂里却说他为女人争风吃醋予以通报处分，不报销医药费。老七恋爱一年的对象告吹，从此就没跟女人好过，仿佛有仇。人到中年，守着街口的一间水果店混营生。旧城改建时，政府要强拆，老七红了眼攥一把西瓜刀要跟城管拼命。派出所想铐他，没有人敢上前，众人在天灯下围了好大一个圈。老七挥舞雪亮的西瓜刀，口里嚷：“你们谁也别想逼我，别——想！”所长说：“先缴了他的拐棍，看他还能飞天！”老七瞪着狗血似的眼睛，咒道：“狗日的，老子死也不会放过你们！”谁也没料到，老七的西瓜刀竟砍向自己的脖颈。多年后，天灯下改成了一个菜市场，上半条街满是鸭屎臭，下半条街弥漫着鱼腥，地上一年到头不干不净。博林烤禽店在这里出了名，煌上煌烤鸭在对面叫阵，南昌食客闻风而动，谁没有尝过这两家店的鲜？谁又会留意那个拄着双拐的沉重身影，在天灯下踽踽独行……
但南昌人，包括这些老街巷的老住户已时刻感到：现代化的进程随时有可能让三眼井、书院街、友竹花园、甘家前巷、天灯下改头换面甚至荡然无存。
日前，朋友来电话，说张恨水的长孙张纪来南昌寻访其祖父当年的故迹，遗憾的是张恨水居住的旧址早已无从寻找。所幸当朋友把张纪领到老城区南关口十字街时，张恨水曾经就读的南昌甲种农业学校的旧址还在，即今南昌育英学校。过去我是很入迷地读过一段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的，那是一部颇具“京味”的通俗小说，其影响之大，恐怕可以作为一个时代“消遣文化”的标志，连鲁迅这样严肃的作家和大学者陈寅恪也都找张恨水的书来读。在没有电视和电视剧的年头，很多人几乎就是将张恨水的连载小说，像今日人看电视连续剧般，一日一节，很是上瘾。这位鸳鸯蝴蝶派的大师无疑是个很受欢迎的人物，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曾登门拜访他，毛泽东在北京也接见他。不论这些人地位多高，但都心甘情愿做他的读者。
张恨水不是南昌人，他出生在上饶，其祖父是行伍出身，由于在江西任职时间长，后来就将家落户南昌。1910年，张恨水考入由庚子赔款所建的南昌甲种农业学校，此时张恨水不到16岁，却冒充19岁报考。张纪说，在南昌张恨水读了《小说月报》和大量文学书籍，从翻译的短篇小说里了解了许多描写手法，特别是心理描写，这在中国小说中寡有。甲种农业学校里学到的新知识给了他启发，奠定了他的文学基础和以后对章回小说的改良。可以说南昌对张恨水是有很深影响的，十字街的老房子、旧院子，都留在他的记忆里，他半世辗转流离于潜山、南昌、苏州、重庆、北京，至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开口说的还是地地道道的南昌方言。前不久，十字街棚户区低洼地带改造，数十上百年的老屋一拆，历史往往也就片瓦无存。
美国作家霍桑说“一幢珍贵的老房子的外观点像一张人类的脸”。深深感动我，只是这样的“脸”在南昌越来越稀有了。南昌人一方面渴望老街区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一方面又惋惜或担心粗暴的改建与开发可能把南昌的历史文化摧毁。但南昌人毕竟温驯且低调，一切似乎随之任之。但偶尔拆房拆痛了，也会上访，却绝不敢闹事，不过是多补几个钱了事。一般而言，南昌人是不生事、不多事、不惹事，“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的。
尽管南昌人低调，不事张扬，骨子里有的是执着和对一些事物的不屑，南昌人一旦倔起来，也会顽牙直颈，像斗架的公鸡，十分结赖，为捍卫自尊血战到底，但仅仅是为伤及自尊的一己之私而已。南昌人的这种性格在市民身上体现得尤为彻底。我有个住下水巷的亲戚，街坊只唤他绰号“叫鸡公”，人瘦，干巴，嗓音干燥且脆厉，像一早从鸡笼里钻出来的瘦鸡公，一身的鸡屎未抖落，就朝着灰蒙蒙的天气叫开来。他脾气倔，梗着脖子跟人争些鸡毛蒜皮，面红筋爆，牙齿滴血。有时我觉得人家给他取得绰号真没错。
“叫鸡公”，其实是我四姨的丈夫，我该叫他四姨父，父母姨舅都唤他“叫鸡公”，背地里我也跟着这么称呼，每叫一次，心里就发笑，每笑着就叫得越多，没事便找些笑话往他身上扯，让人跟着笑，母亲问，“笑谁呢”？答，“叫鸡公”。母亲跟着说，“很久没见到他”。“叫鸡公”原先在城郊做民办教师，教龄四十年，教出的学生都吃上了清华北大的饭，他退休了，找到亲戚来翠花街游戏室守门。南昌岁末天寒，他捅着破军大衣的袖子蔍在门边发愣，进进出出的少年把他看成一坨屎，他一开腔满嘴胡楂似的土话和嗓音，就惹起一堆讪笑，笑得“叫鸡公”皮塌毛落，不敢开口，笑得他细长的脖子如遇大雪，缩在衣领里打颤。那些青皮后生哪里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曾是郊区优秀民办教师，大儿子是洪都飞机制造公司高级工程师，三儿子是法学院的高材生，二儿子，嗨！那年高考落榜，喝了半瓶“乐果”死在厕所，是他终生的疼，他从来没想做个富人，退休也不肯当闲人。游戏室老板是他妻弟，我五舅，也没怎么把他当姐夫看，充其量也只叫他“叫鸡公”长“叫鸡公”短，一次终于把“叫鸡公”叫火了，他梗直脖颈顶撞：“叫鸡公，难道就不是人？！”五舅没弄明白他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叫鸡公”一甩袖子，走人。过年也不走往，仿佛一生世的这路亲戚就断了。母亲每提及，总感叹。南昌人说这种人还真“狼h”，也就是倔得很。
九
有人说南昌是座“草根”性的城市，过去南昌的“七门九洲十八坡”及相关的“七门谣”，把老南昌概括得既全面又生动，“挑桶卖菜进贤门，千船万帆惠民门，推进涌出广润门，接官送府章江门，杀人放火德胜门，冷坛社庙永和门，刀枪剑戟顺化门。”
七座城门每一座都存在过数百年，而今已废毁殆尽，好像南昌是一座既没有城门也没有城墙的城市。南昌城墙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主政江西的熊式辉提出了“赣人治赣”和“建设新江西”的设想。据说熊式辉有着一张关公式的红脸膛，是个美男，却是个跛子。他的妻子顾竹筠是宋美龄母亲的义女，蒋介石对她十分赞赏。熊式辉是南昌安义人，他的跛腿是任淞沪司令时，应蒋电召赴南昌，在上海乘飞机，飞机起飞向送行人答礼，触及盐船桅杆，坠落泥淖，机上共六人，四人罹难，熊右腿折断，休养半年。于次年夏再赴南昌，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再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
应该说熊式辉在国民党主政江西的官员中算是有作为的一位，别的不说，就南昌的城市建设和教育，他所做的事也影响至今。熊式辉从上海请来一批工程学士，成立专门技术室，推进南昌的旧城改造，将城门城墙推倒填壕沟，修起了赣江及抚河边的沿江路，也由此将城墙包围的城市有了向外扩大的可能。同时拔巨款整治城内的“三湖”——东湖、西湖、北湖；改建“两桥”——灵应桥、状元桥；在东湖东岸开辟了南昌第一个公园——“湖滨公园”即现在的“八一公园”；创办了江西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正大学”即现在的江西师大；在赣江兴建“中正大桥”即现今“八一桥”；在城里修起了八条大马路为八大乡贤路，即今天还存在的，南昌人无不知晓的阳明路（王阳明）、象山路（陆九渊）、叠山路（谢枋得）、孺子路（徐稚）、船山路（王夫之）、永叔路（欧阳修）、子固路（曾巩）、榕门路（陈宏谋）。熊式辉于1974年病逝台湾，此前曾写过怀乡诗。1992年其夫人顾竹筠还乡寻亲访友，面对老南昌一定感慨万端。我在《老南昌》一诗中写过：
老南昌，这古城令人陶醉也困苦失落，七门九洲十八坡，多少代人在里面痛且快乐地活过，多少历史，不会随风湮灭……
然而“老南昌”毕竟永远过去了，今日南昌与过去一比，南昌人自己就会惊一跳，仅汽车一项而言，虽然还走阳明路，走孺子路、叠山路等等，三十年代的南昌仅两辆，一辆是省主席熊式辉坐的，据说熊式辉每日早晚乘坐汽车出入府门，事前由随身副官电话通知卫队，立即组成一小仪仗队，辅以乐队，静候门前，等熊的汽车驶抵后，门卫班长高呼敬礼，乐队随之齐鸣，声彻重门。可见当时汽车出现的隆重及其象征的地位。另一辆车是老外的，是美国在南昌的圣公会牧师专座的车。那时南昌人见到这两辆车绝对都会大呼小叫好一声，稀罕得很。现在怎样，在南昌注册的小型汽车的数量便有39.7万辆，还不含外地牌照的小车。南昌人拥有的小车首尾相接达1800公里，按平均4.5米长计算、单车道差不多可以排到成都或双车道排到广州。但南昌公共泊位仅有3.2万余个（按40万辆计算，8辆小车争一个公共车位）。每日城里车阵堵得慌，时间好像又在汽车的拥堵爬行中，放慢了速度，看看车窗外，高楼大厦把阳光和阴影从这面墙转移到那面墙，那墙立体玻璃里的茫然天空，仿佛无字的岁月之书。
岁月之书固然写着南昌的繁荣与欣盛，也隐约透露着一丝神秘和诡异。记得有一回我到香港，从地铁出来就是很现代的商业场所，在欧式风格的装修环境里，一个大红灯笼垂下来，我随滚动电梯上楼，回头却见一满面胡须穿马褂的中年男子站在灯笼下，仿佛是隔世而来的清朝人，说不出的诡异。坊间传说，南昌也有三栋“鬼楼”。一处是位于青山湖的当年南昌的首座五星级酒店，另两处是分别位于阳明路与中山路繁华地段的两栋商厦。前者坊间传闻有不少入住者看见过“不干净的东西”，后来这酒店便拆了。后两栋楼却虽在商业中心的黄金地段，却是谁也做不起来。商家解释不清，便推说是“鬼楼”。所谓“鬼”是不存在的，无非是由于心存不顺，借“鬼”之名排解而已。南昌人确是不信那一套的，其实“鬼文化”在南昌没有市场。
山东高密人莫言说：“一个人可以热爱故乡，也可以恨故乡里很多落后的东西，是爱恨交加的情绪。”这才是一个人对故乡的正常情绪，如果一个人一味只说爱他的故乡，那绝对是假的。如同为讨好一个女人说的假话。若是又爱又恨，那才是真的，因为我们太了解故乡，太知道它的优点与缺点，对故乡的爱屋及乌是一种感情，但你说你爱故乡的一泊痰、一坨狗屎，那就完全是虚伪。
普通的南昌人大多不会去翻历史，后来的南昌人更是凭直观提示，只是在南昌有直观提示意义和文化价值的老街、老建筑已愈发稀少了，原先一条相对完整保留三十年代欧式风格建筑的翠花街也在八十年代初被拆除。当时街头位于洗马池的一原宝庆金号的老店面，是高大、精美的典型老建筑遗存，如同澳门的“大三巴”，有识之士皆呼吁保留下来，1998年我写《豫章遗韵》一书时，还特地请人拍了照用在书上。不想书还在出版前的校对中，市政方不顾保留的声浪硬是一夜之间把那面带有南昌历史记忆的老店面强行拆毁，事后我接到自称是宝庆金号老房主的后人左女士的电话，想跟我谈点拆除的“内幕”，后欲言又止。
罗伯特·贝文说，“摧毁一个人身处的环境，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
我有一段时间读书就是在翠花街，那时精致的老洋房都在，在洋房的影子下多是卖鱼线鱼钩和各种小百货的摊子，对面一溜几乎清一色的白铁铺子，叮叮□□的敲打声不绝于耳，仿佛一路敲打着老南昌的背影，至宝庆金号高大门面的拆除，那影子似乎并没有消失，我感觉它依然固执地映在某一堵老墙上——“静静谛听着移动的光阴”。（何大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