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福克纳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方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因此，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小说同这个偏僻的南方小镇、欠发达的密西西比州、乃至衰落的南方都息息相关，他至今还被视作美国南方文学的旗帜。1949年，继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30）、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936）、赛珍珠（Pearl S．Buck，1938）之后，福克纳因“对当代美国小说作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
1950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华丽的音乐厅，福克纳这位身材矮小、不修边幅的美国乡巴佬，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赞颂了人性的光辉与坚韧：“我相信人类不仅将绵延万代，而且一定能战无不胜。他是不朽的，不是因为万物生灵中唯独他具有永不枯竭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与忍耐的精神”，而诗人和作家的光荣使命就是“鼓舞人心，提醒人类记住昔日的荣耀——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精神，人类将因此而生生不息。诗人的声音不应仅仅是人类的记录，它可以成为人类绵延万代、战无不胜的支柱和栋梁。”[2]
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对福克纳本人及其作品的主题、思想、文学特色、艺术技巧、作品意义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批评探讨，颇有形成“福学”之势。从当初的门前冷落车马稀到后来的人声鼎沸，从广受质疑到被广泛认可，从单一的内部研究到多元化的“内外兼修”，福克纳研究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历程。他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以悲壮恢弘的笔触、浓郁深沉的地方色彩，生动描摹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南方的历史变革，深刻再现了芸芸众生在新旧交替之际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和伦理困境，它反映的不仅是美国南方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更是现代世界人类所面对的共同命运，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因此而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兴趣长盛不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
在美国，南方是指东南部与中南部诸州，一般特指南北战争时参加南方同盟的11个主张蓄奴州，即弗吉尼亚（Virginia）、佛罗里达（Florida）、佐治亚（Georgia）、南卡罗林纳（South Carolina）、北卡罗林纳（North Carolina）、阿拉巴马（Alabama）、田纳西（Tennessee）、密西西比（Mississippi）、阿肯色（Arkansas）、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得克萨斯（Texas），以及肯塔基（Kentucky）和俄克拉荷马（Oklahoma）州，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美国南方是一个既模糊又清晰的概念。说它模糊，因为对于局外人来说，那不过是上上世纪曾经与林肯兵戎相见的地理范畴；说它清晰，因为对于每一个南方人来说，那是他们永远魂牵梦萦的故土，誓死捍卫的精神家园。
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南方在地理位置、历史进程、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异于美国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这种相对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使南方人对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浪漫主义情结，凝聚成一股浓郁的地域主义意绪。尽管近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已经使美国南方与北方连为一体，地理上的隔阂业已成为历史，但南方人挥之不去的地域意识，却始终萦系心头，犹如陈年黄酒，愈久弥浓。
在南方人看来，“南方人”首先是一种神圣的身份，它所蕴含的历史意识与价值观念将数百万人世世代代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任何容忍对南方的指责，就是对南方的背叛。为了捍卫所谓的南方尊严，南方人愿意用鲜血与生命来实践自己的诺言。身为南方的一分子，福克纳对这种“南方性”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南方“是美国唯一还具有真正的地方性的区域，因为在那里，人和他的环境之间仍然存在着牢固的联系。在南方，最重要的是，那里仍然还有一种共同的对世界的态度，一种共同的生活观，一种共同的价值观。”[3]
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极大地刺激了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南方一度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玛格丽特·密歇尔传世小说《飘》中的主人公卫希礼和郝思嘉就生长在内战爆发前的大种植园主家庭，家财万贯，黑奴成群，安乐和美。他们相信，那时的南方就是一处人间天堂：广袤肥沃的棉田，安详静谧的生活，白人主子与黑人奴隶各司其职，相安无事。“十二橡树”庄园是他们的乐土，那白色的柱子、宽阔的游廊，具有一种壮美与尊严，象征着他们所热爱的生活方式。在白人们心中，旧南方的过去与传统都是清晰而完美的，因为那是他们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已经铭刻在记忆之中：“在战争以前，生活是美丽的。我觉得那时的生活犹如一件希腊艺术品，它具有光辉，具有完美，具有齐全，具有对称。”[4]
即便是对于人神共愤的蓄奴制，在内战爆发前后，绝大多数的南方白人也没有多少罪恶感，毕竟他们的财富是靠黑奴的劳动创造的，他们热爱的生活方式是靠黑奴的双手打理的，白人至上的观念已深入其心。《飘》的主人公卫希礼饱读诗书，才华出众，更曾去过当时的文明之都欧洲游历了三年，深受欧洲文化的熏陶，可谓是具有先进思想的南方新青年代表，他口口声声反对使用犯人劳工，因为他“不能从强迫劳动里去弄钱，不能从别人的苦恼里去弄钱”，但是，他却坚持认为蓄奴是个例外，因为“从前的奴隶并不苦恼”。[5]换言之，卫希礼从未对把人当作牲畜和财产的蓄奴制感到内疚，相反，为了捍卫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生活方式，他情愿走上战场，拼死一搏，用他自己的话说：“拿生命来拼的是旧的时代，旧的生活方式。……唯有这一切，才是我这不爱死、不爱困穷，也不爱荣誉，却又与任何人都无仇恨的人所以置身于战场的真正理由。”[6]战后，为了捍卫所谓的白人尊严，惩罚犯上作乱的黑人，他又不惜冒死参加了恶名昭著的三K党。
19世纪中叶，南北双方关于蓄奴制的长期争执最终酿成了长达四年的血腥内战。北方的胜利，不仅摧毁了南方的种植园经济，更瓦解了南方人的精神堡垒，战败的阴影从此笼罩在他们的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段历史投射在南方人心中的影像，不是变得模糊了，而是愈来愈清晰了；不是变得简单了，而是愈来愈复杂了。南北战争留下的历史意识，就像阴魂不散的梦魇，纠缠着南方和南方人的命运，可以说，“美国内战在塑造南方意识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
南方的战败摧毁了一代南方人所留恋的旧时代，也扯断了他们灵魂的发条，将他们对生活的所有热情和活力永远地留给了过去的日子——秋日寒星、幽静树林、骑马打猎、乡间聚会、月夜下的悠闲与静趣……卫希礼正是这一代南方人的典型代表。二十几岁，正是朝气蓬勃、壮志凌云的青春年华，卫希礼却似个暮气沉沉的老人，沉浸在无边无际的往事与回忆中，怀旧、感伤、失落、幻想、梦呓……就好像一个游荡在人间的精灵，频频回望来时的路，却不知归宿在何方。他只为过去而感动，只为过去而苟且偷生。在他的世界中，过去具有一种超现实的属性：轮廓清晰、性质稳定。他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都是过去的回声，而他生命的价值就留在了这回声之中。面对南方的失败、萧条、重建，面对传统理念的消逝，卫希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妄图在自我世界中垒起一座没有时间概念的迷宫，以期将1861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完全遮没掉。
南北战争撕裂了南方的现在与过去，导致许多南方人和他们的后代沦为精神上的孤魂野鬼，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中的主人公昆丁·康普生也是这样的一例重症患者。尽管他“还太年轻不应成为一个鬼魂，但他却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是在南方深处出生和被哺育长大，那个从1865年起就已死亡的南方深处，”从小就聆听着“拒绝安静躺下的鬼魂们……给他讲述过去那鬼怪年代”，[8]这种浓重的怀旧氛围使昆丁滋生了一种幻觉：神话般的旧南方并没有死去，它甚至没有成为过去。
昆丁在哈佛的同学，加拿大人施里夫对神秘的南方非常感兴趣，昆丁于是给他讲了萨德本家族的传奇。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悲惨故事，其中大部分的人物与事件都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或是隐喻：从萨德本最初定下恢宏的蓝图，建设百里之园，到后来兄弟手足相残，家庭分崩离析，还有大厦的最终坍塌，寓意深长的情节安排分明暗示了这其实就是关于南方历史的寓言故事。听完了故事，施里夫大惑不解地问道：“现在我只要求你告诉我一件事情。你为什么恨南方？”被误解了的昆丁急忙纠正道：“我不恨南方，我不恨南方。”[9]事实上，他对萨德本早年伊甸园般的生活和他后来的创业史作了饱含感情的描述，充分表露了他对那些白手起家、全凭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而发迹的年代和先人的向往之心和仰慕之情，对往昔的历史与传奇的无限追忆。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主人公昆丁·康普生代表了南方人，他的加拿大同学施里夫则代表了对南方一无所知的局外人（包括北方人和外国人），他们之间关于南方的对话再现了南方人与非南方人相互之间的隔阂与误解：
施里夫：说说南方的事吧，那儿是怎么个情况，人们平时都干些什么，他们为什么生活在那里？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追求。[10]
昆丁：你不明白的，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会明白的。
施里夫：因为你说那些事是我们那儿的人没经历过的，退一步讲，即便是我们曾经有过，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甚至没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让我们缅怀。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战败的爷爷们，也没有被解放了的黑奴（我是不是弄颠倒了，被解放了的是你们白人，输掉的是黑奴？）餐厅里更没有被子弹击中的餐桌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来一直提醒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11]
昆丁：再也不会有平静了，再也不会有平静了，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12]
施里夫：南方，南方，耶稣啊，难怪你们南方人都那么那么那么显老。
昆丁：我20岁时就比许多死去的人都老了。[13]
施里夫：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一件事，你为什么恨南方？
昆丁：我不恨它，我不恨它，我不恨它，不恨！不恨！我不恨它！我不恨它！[14]
南方独特的社会背景造就了南方人特有的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它成为南方文化载体中最重要的、最持久的组成部分之一。关于这一点，罗德·霍顿和赫伯特·爱德华兹在《美国文学思想背景》一书中作了专门的探讨，称之为“南方的浪漫保守主义”：
在南方历史这个混乱和矛盾的大杂烩中，至少有一个特点从弗吉尼亚的建立到现在，一直恒定不变，这就是南方人的态度和行为的浪漫保守主义。……南方一直在其世界观中保留着某种疯疯癫癫的非现实成分，因而它比美国其他部分更坚定地相信，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不是现存的事物，而是那些应该存在，或那些据说曾经存在过的事物。[15]
所谓的浪漫保守主义，并不只是简单地美化过去，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现实乃至人生的基本态度，主要表现为留恋过去，害怕现实，企图躲藏到某种与世隔绝、恒定不变的理想状态之中。生活曾经在卫希礼眼前铺开一幅充满田园诗情的画卷，但是惊天动地的战鼓敲碎了卫希礼的美梦，他很不情愿地被战争拖回了现实，眼前纷至沓来的是仇恨、屠杀、惨败、占领，他痛感失落、迷惘、无助：“我不曾想到现在这种日子！做梦也想不到现在这种日子！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竟会亲眼看见旧时生活的毁灭，亲眼看见这种屠杀和仇恨！……我并不怕挨饿。我所害怕的是现在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旧世界的美，而我却不得不面对这件事。”[16]这是一个多么痛楚的灵魂不得不去正视他所不愿正视的现实时发出的嘶声呐喊！
丹尼尔·布尔斯廷在《美国人——建国历程》一书中指出：
南方人对所有的变化是一窍不通的。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现存的制度、风俗、习惯，他们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教育出来的，这一切都是上帝强加给他们的，是天经地义。他们忠于“社会”，想要从本质上改变这个社会，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都是违背绅士的基本思想的。[17]
南北战争的失败导致骄傲的南方人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他们不是深刻地自我反省，以期卧薪尝胆，重建南方，而是一味地逃避责任，逃避现实，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神话，把旧南方美化为世外桃源，以达到为战前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辩护的目的。他们越是对现实失望，就越是怀念过去，美化旧生活，从而更无法认同新时代，最终沦落为旧南方的孤魂野鬼。于是，怀旧、逃避就成了南北战争后一部分南方人的精神病症，延绵半个多世纪，感染了几代人。
概言之，所谓的南方性，其最本质性的特点就是农业社会、清教传统和种族主义，这些因素决定了南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美国南方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气氛的地方，其基础是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清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清教主义得以在南方发展到深入人心的程度，要归因于它从宗教的角度支持南方的蓄奴制和种族主义。内战的战败又极大地促进了宗教在南方的发展，因为南方人痛感失败与失落，甚至“怀疑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自我解救”，所以他们纷纷向后看，通过“退回到过去更为原始的信仰，……更紧密地依靠神的庇护”。[18]
美国南方文学（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South）是产生于美国南方这一地域文学作品的总称，其表现出的共性包括南方特有的浪漫主义气质、向后看的历史意识、悲剧性、清教意识、在种族问题上的矛盾态度、重视文学形式、哥特小说传统以及庄园文学传统等，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本·弗克纳将之归纳为“南方性”，并阐释说：
南方文学和整个南方文化都根植于这样一种环境：人们把各州的自主权看得比联邦政府的权威更重要；人们朗诵、记忆并珍视《圣经》中的每一个字句；人们更多的是以传统的农业方式维系家庭的和睦关系；每个人都把尊严和温文尔雅的待人处世方式视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准则；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文学作品和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历史传奇小说仍然在普通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奴隶制和内战在人们心目中不是历史，而永远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19]
南方文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早期移民时代，不过一般还是将埃德加·爱伦·坡视作最重要的早期南方作家。爱伦·坡1809年生于波士顿，但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弗吉利亚的里士满度过的。他在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视艺术形式的美学意义和艺术手法的创新，不仅直接影响了南方作家，而且对新批评派也有深刻影响。在爱伦·坡所创作的哥特小说、恐怖小说和侦探小说中，往往洋溢着一种颓废、没落、乖张、惊悚的气氛，隐喻了当时整个美国南部蓄奴制社会即将崩溃的悲观情绪。
在爱伦·坡之后，到内战爆发前的三、四十年，美国南方文学得到了稳步的发展，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大批作家，如托马斯·霍利·柴弗斯（Thomas Holley Chivers）、菲立蒲·彭德尔顿·库克（Philip Pendelton Cooke）、约翰·彭·凯尼迪（John P．Kennedy）、威廉·吉尔默·锡姆斯（William G．Simms）、约翰逊·琼斯·胡珀（Johnson J．Hooper）等等，这其中有小说家，也有诗人，他们采用不同的文学形式，以小城镇、乡村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把各自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和该环境中的社会关系、乡俗习惯作为描写对象，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普通人与政客的关系、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关系、教民与牧师的关系等等，这类作品反映了内战前夕南方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风貌。
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的庄园文学，它的出现和兴起同南方庄园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1832年，约翰·肯尼迪发表了小说《麻雀仓房》，被认为是庄园文学的源头，这部小说以书信体形式，描摹了田园般的庄园生活，庄园主乐善好施，对奴隶关怀仁慈，奴隶忠诚勤劳，对奴隶主感恩戴德，南方就好像是一片充满爱与柔情的乐土，同北方工商业社会的贪婪与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内战结束以后，由于对现实不满和对旧南方的念念不忘，描写战前庄园生活的小说获得了热捧，一度成为了南方文学的主流，《飘》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1864年，持续了四年的南北战争最终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战败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占领，摧毁的不仅是南方的种植园经济，还有南方人的思想和信念。血腥的战争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南北之间了产生了深刻的隔阂。身为南方之子的福克纳在一个世纪之后还不无怨念地说：
一百年前，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并非只有一种经济与文化，而是两种，它们是如此相互对立，以致在95年前，它们之间发生了战争，想看一看谁应该存在下去。我的一方，亦即南方，输掉了战争，那一场场战役并不是在渺无人烟的大海这样的中立地带打的，而是在我们的家宅旁、花园里与农场上，……征服者侵入我们的土地和家园，我们失败后他们仍然留下不走；我们不仅因战争的失利而遭受摧残，征服者在我们失败与投降之后还留驻了十年，把战争所剩下的那一点点资源掠夺殆尽。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在重建与经济恢复中并不为使我们在人类社会与国家之间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而作出任何努力。[20]
内战结束后，南方陆陆续续出现了一批作家，如瓦尔特·海因斯·派奇（Walter Hines Page）、亨利·格莱迪（Henry Grady）、锡德尼·拉尼尔（Sidney Lanier）等，他们亲历过战争，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眼睁睁地看着南方狂澜即倒却无力回天，只能心有不甘地吞下战败的苦果。为了替南方的过去辩护，他们书写了一系列“神话”来美化旧南方，妄图构筑抗拒工业文明入侵，进而留住过去时光的悲情神话。因此，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间，南方文学多是粉饰过去的平庸之作。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南方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作家与作品，一度被世人讥讽为文化的沙漠。但在一战结束后，美国南方戏剧性地出现了空前的文学繁荣，南方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史称“南方文艺复兴”（Southern Renaissance），在美国南方这片神秘土地的上空，一时间星光灿烂。
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能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的南方作家不下一百人，有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等，例如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罗伯特·彭·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卡尔森·麦克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凯瑟林·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尤多拉·威尔蒂（Eudora Welty）、约翰·巴斯（John Barth）、艾伦·泰特（Allen Tate）、约翰·克娄·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埃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斯塔克·杨（Stark Young）、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爱丽斯·沃克尔（Alice Walker）、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等等，这其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有美国国家级文学奖，如普利策文学奖、国家图书奖、波林根奖等奖项的获得者，他们的声誉不仅仅局限在美国本土，也延及海外。
以福克纳为代表的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凭着对故土特有的感情和理解，通过笔下富有地方色彩的环境和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阐述了他们对于困扰南方诸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正如美国学者路易斯·鲁宾（Louis D．Rubin）所指出的：“南方文学复兴时期的作家们的作品之所以仍然是南方文学，是因为它们仍然根植于（南方）地域性生活，尽管在技巧上、在态度上是完全现代的。”[21]他们卓越的创作才能和不同凡响的写作风格，使得这个时期的南方文学成为当代美国文学的一枝奇葩。
这些作家虽然被冠名为南方作家，其实既无统一组织，也无共同纲领，甚至在思想和艺术手法上也各不相同。应该说，唯一能将这一众作家联系起来的纽带就是他们心中对南方怀有的特殊情感，深厚却充满了矛盾。他们深爱着南方的同时，又深刻地认识到南方的失败及其必然性。这些作家秉承特有的怀疑、叛逆的精神，在承继其先辈开创的南方文学传统精神的同时，重新审视了南方的过去和现在，对南方历史、传统、文化、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等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广泛的反省，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出了前辈。
美国著名学者伍德沃德（C．Vann Woodword）在“南方文艺复兴为什么发生？”一文中，分析了各种阐释南方文艺复兴发生原因的观点，认为这些都“不是历史的解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南方文艺复兴的产生根本就是一个难解之谜。[22]伍德沃德的观点尽管略显极端，但也确实代表了很多学者的看法。
尽管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突然勃兴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置于20世纪初南方特定的社会历史框架体系中去考察，还是不难发现文学体制内的深刻变革必然源自时代的深刻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南方传统社会迅速瓦解，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展开了新旧势力和新旧观念激烈博弈和碰撞的现代化进程。
在内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方人对战后南方的复杂性要么认识不足，要么视而不见。由于战争的失败，他们都变得十分自卑，却又对传统和过去念念不忘，这个时期的作家“要么遁入战前贵族社会的温文尔雅的神话中，对现实视而不见；要么把一切怨恨全部宣泄在黑人身上，完全无视白人的一切过错；甚至还有人盲目地试图仿照工业化的北方来重建崩溃的南方。”[23]
20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南方青年人，包括后来成为南方文艺复兴中坚的作家、诗人、学者等，先后接受了现代教育，成长为具有先进思想和开放视野的新一代南方人，这也使得南方文学得以从新的角度、新的批评精神观照南方，审视它的历史和现在。南方的文学家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再沉湎于虚假的神话去美化过去，麻痹现实，否则南方将继续陷于沉沦而不能自拔。教育家沃尔特·辛尼斯·佩奇在他所著的《旧联邦的重建》（1902）和《南方人》（1909）中指出，有三个幽灵在南方徘徊——死去的南部联盟将士、宗教正统主义和黑人，因此，他认为南方要复兴，就首先要“将死人的手从我们的生活中移开。”[24]
以福克纳为代表的文艺青年相信艺术具有非凡的力量，能帮助南方挣脱失败的枷锁重获新生：“艺术是人类为了记载历史——人类战胜灾难的耐力与勇气的历史，人类确定其希望的可实现性的历史——而创造或是发现出来的最为坚强、最为耐久的一种力量。”福克纳希望艺术创作可以向南方的父老乡亲传递这样的正能量：
人其实是很坚强的，没有任何别的，再没有其他别的东西——战败、忧伤、痛苦、失望——能跟人自身一样持久；人自身是能挺得过他所有那些痛苦的，只要他是作了努力——作了努力相信人，相信世上总有希望——去寻求，不是寻求一根仅能勉强支撑的拐棍，而是设法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直，怀着相信总会有出路的信念，相信自身的坚强与忍受能力的信念。[25]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促成南方文艺复兴的主要契机。因为它“使南方有机会同过去一直沉浸其中的恶性循环一刀两断。南方的年轻人过去要么就读于本地的不入流的大学，要么北上求学……而一战及其战后促使他们去海外留学……经过此番游历，这些旅行者很自然地在回到家乡后决定重新审视南方的遗产……他们用新现实主义的视角重新诠释南方的过去。”[26]
在一战前后，有许多南方青年，包括后来成为南方文艺复兴中坚力量的诗人、小说家、学者的福克纳、兰瑟姆、戴维森、泰特、沃尔夫、沃伦等人，都先后到了欧洲或其他地方，或者从军，或者求学，或者游历，接触了新思想，开阔了眼界，从而能用批评的眼光看待自己热爱的故乡。艾伦·泰特也认为：“南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新进入了世界，它回顾来时路，自1830年以来第一次发现北方佬不应对所有的事负责。这一回顾给了我们南方文艺复兴，一种现在对过去的文化审视。”[27]
单纯凭着对南方的爱，批评的力度恐怕是不够强的；单纯基于对南方的恨，情感的烈度恐怕是不够深的。正是这种爱恨交织的批评情感，一时成就了南方文学的空前辉煌。在被问道是否热爱南方时，福克纳的回答或许最具代表性：“我既爱它又恨它。”在谈到内战对于南方作家的影响时，福克纳的一席话很有代表性：
我相信，主要是战争与灾难在提醒人类，他需要为自己的耐力与坚强留下一份记录。我认为，正因如此，在我们自己的那场灾难之后，在我自己的家乡，也就是南方，才会涌现出优秀的文学创作，那样的文学创作质量确实不错，使得别的国家的人都开始谈到出现了一种南方“地区性”的文学，也因而竟然使我——一个乡下人——也成为美国文学中日本人尽早想谈论与倾听的一个名字。[28]
爱之深，责之切，这个时期的南方作家们也因此而经历了一种普遍性的矛盾和痛苦，那就是他们同故乡及乡亲难以和谐相处。尽管他们对南方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批判是出于对于家乡的热爱，但却不能为家乡人所容忍，不同程度地受到周围人包括家人的误解、冷遇、孤立乃至仇视。即便是像福克纳这样非常恋家、热衷于在老家置业定居的人，都不断遭到家乡人的冷遇，小说《飘》的作者密歇尔也认为福克纳是“为了北方佬的臭钱背叛了南方，为北方提供它所需要的南方腐败的情报。”[2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越来越多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南方作家逐渐成长为南方文学的中坚力量，与南方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家庭出身有了显著的差异，他们的作品不再沉溺于蓄奴制和内战对现实的影响，而是以后现代的怀疑以及叛逆精神向曾被他们的文学前辈视为神圣的价值观表示了冷漠和不敬，从而颠覆了南方文学的神话。
二、国外的福克纳研究
福克纳最早“热”在欧洲，而非美国，欧洲人更加慧眼识珠。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就购买了福克纳作品的版权，语言上的便利使他的小说一时广为流传。在法国，福克纳更是如日中天，他的作品《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在30年代就有了法译本，很受欢迎。让·保尔·萨特曾说过：“在法国青年的心目中，福克纳就是神”，[30]他还写了一篇题为“论《喧哗与骚动》：福克纳作品中的时间问题”的学术论文，发表在《新法兰西评论》（1939）上，堪称是最早研究福克纳的重量级学术成果。此外，像阿尔贝·加缪、纪德这样的法国文学大师对福克纳也是甚为推崇。在意大利，根据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描述，“每个人都激情地、贪婪地阅读福克纳。他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东西，扩大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了小说的多种可能性。”[31]在北欧瑞典，也有一位福克纳的崇拜者托斯腾·琼森，曾专程远赴福克纳的家乡小镇采访过他，并将其主要作品译成了瑞典语，这为日后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如拉丁美洲和亚洲，福克纳也深受当地的作家和读者的欢迎。阿根廷著名作家乔治·路易斯·博吉斯认为福克纳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家中的领袖……（他）并不试图去解释他的人物。他只是描述他们的感觉，记录他们的行为。他们做出的那些事件是超乎常规的，但福克纳对于人物的刻画是如此真实而细腻，以至于你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不去做那样的事情。”[32]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接受访谈时坦承：
福克纳对我非常重要。我发现，确实如此，我想成为作家，福克纳是我手里攥着纸笔阅读的第一个作家。他小说的结构、他对时间的安排、他的观点，还有他用独创的技巧来组织故事和人物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福克纳，对于我，是一次顿悟：他教会我东西——真是等于上课——如何驾驭我从未放弃过的空间和时间。在我青年时代的样板里，他是我仍然没有放弃的一个，如今我仍然怀着热情来阅读福克纳，和我第一次读《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和他的其他小说，没有变化。我想在20世纪的小说家里，大概仅有他足以和19世纪那些最伟大的小说家一比高低，尤其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33]
作为文化大使，福克纳于1954年8月应邀出席了巴西建国40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次年，他又去了日本和菲律宾，特别是在日本，前后逗留了三个星期，分别在不同场合回答了大学生、教师和记者等提出的大量问题，后集结成书《福克纳在长野》，成为解读福克纳及其文本的宝贵资料。
相形之下，福克纳在故土的待遇可谓一波三折。1919年8月他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牧神之午后”，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此后的20余年，福克纳在美国基本上是默默无闻，至多算个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好莱坞打工写剧本的那种不入流的文艺青年，一个“靠写电影剧本糊口的蹩脚文人”，[34]根本入不了当时主流文学艺术界的法眼，他的一些书甚至在美国已经绝版不印了。唯一能让福克纳稍感安慰的是，1930年12月12日，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发表受奖辞时，高度赞扬了福克纳，认为他是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35]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在美国不受待见的境遇。
这种情况一直到40年代才有所改观，美国批评界对福克纳的关注度有所增加，却是以负面评价为主，例如麦克斯尔·基兹玛（Maxwell Geismar）的《危机中的作家》（Writers in Crisis，1942）一书除了对《喧哗与骚动》比较肯定以外，对福克纳的其他作品都持抨击的态度，并认为福克纳将黑人和妇女视作南方失败的替罪羊。
1945年发生了扭转乾坤的大事，由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麦尔肯·考利编辑的《袖珍本福克纳文集》（The Portable Faulkner）正式出版，该书的“序言”称福克纳不是普通的作家，而是“散文体的史诗诗人或行吟诗人，是神话的创作者，他把这些神话编织成一部关于南方的传说。”[36]这部《袖珍文集》反响很好，无论是读者，还是批评家，都开始重新审视福克纳，他的主要作品也开始再版，福克纳终于受到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器重。
即便如此，当1950年11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福克纳诺贝尔文学奖时，很多美国人颇感意外，《纽约先驱报》甚至说：“人们还是希望（瑞典皇家科学院）能选择一位对日趋黑暗的现实世界多一点笑容的桂冠诗人。”[37]当然，大多数美国读者对于一位美国作家最终获此殊荣还是非常欣喜的，福克纳热大幅升温。
20世纪50年代，有关福克纳批评的著作不断增加，批评家们大多对其在小说形式方面的创新予以积极肯定，但对于其文本的主题及内涵却意见相左。例如欧文·豪（Irving Howe）的《威廉·福克纳：一部批判性研究》（William Faulkner：A Critical Study，1951）并不认可考利将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同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相提并论，他认为福克纳无论是在艺术上抑或思想上都没有达到巴尔扎克的高度。奥尔加·维克利（Olga Vickery）的《福克纳的小说》（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1959）全面、详细解读了福克纳的作品，包括诸如《标塔》、《蚊群》等次要作品。
1962年7月，福克纳在老家奥克斯福去世。他的突然离去[38]激发了福克纳热在美国的持续发酵。每一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与日俱增，为了更好地汇总最有代表性的论文成果，每隔十几、二十年左右，有关福克纳研究的论文就会通过遴选而集结成书，至今已有了《福克纳评论20年》（William Faulkner：Two Decades of Criticism，1951）、《福克纳评论30年》（William Faulkner：Three Decades of Criticism，1960）、《福克纳评论40年》（William Faulkner：Four Decades of Criticism，1973）、《福克纳评论60年》（William Faulkner：Six Decades of Criticism，2002）。
20世纪60年代，由于深受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福克纳研究的特点是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内部研究，例如小说的语言技巧、文本形态、叙事视角与策略等，研究的热点是福克纳作品的文学性与现代性。柯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界》（William Faulkner：The Yoknapatawpha Country，1963），从小说的结构、形式、叙事手法及技巧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文本解读，并探讨了文学想象与现实、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米歇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的《威廉·福克纳的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William Faulkner，1966）是一部传记体批评著作，以编年史的方式描述了福克纳的创作历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文艺理论界空前繁荣，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标新立异，福克纳研究也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批评家们纷纷从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神话原型、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等视角，以及精神分析、心理学、接受美学等跨学科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随着福克纳的身后哀荣日隆，越来越多的仰慕者前往他的老家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小镇朝圣，于是在1974年，密西西比大学英语系和南方文化研究中心联手在奥克斯福镇主办“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从此成为世界福学学者的盛会。自1976年以后的每年会议都有一个主题，至今已讨论过的主题包括南方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1976）、福克纳、现代主义和电影（1978）、约克纳帕塔法的50年（1979）、自己的宇宙（1980）、福克纳和南方文艺复兴（1981）、福克纳：国际视角（1982）、福克纳研究新方向（1983）、福克纳和幽默（1984）、福克纳和女性（1985）、福克纳和小说技巧（1987）、福克纳和通俗文化（1988）、福克纳和宗教（1989）、福克纳和短篇小说（1990）、福克纳和心理学（1991）、福克纳和意识形态（1992）、福克纳和艺术家（1993）、文化语境中的福克纳（1995）、福克纳和自然世界（1996）、福克纳百年：回顾与展望（1997）、福克纳和美国（1998）、福克纳和后现代主义（1999）、福克纳和21世纪（2000）、福克纳和战争（2001）、福克纳和他的同时代人（2002）、福克纳和南方生态（2003）、福克纳和物质文化（2004）、福克纳的遗产（2005）、福克纳和全球化（2006）、福克纳和性（2007）、福克纳和形式主义：文本的回归（2008）、福克纳和神秘（2009）、福克纳和电影（2010）[39]、福克纳和地理/南方文学地理（2011）、福克纳身后50年（2012）、福克纳和美洲的黑人文学（2013）、福克纳和历史（2014）等。
在这20年间，福克纳文本的多角度叙事、意识流技巧、修辞手法等文体特征仍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埃德温·亨特（Edwin Hunter）的《威廉·福克纳：叙事实践与散文风格》（William Faulkner：Narrative Practice and Prose Style，1973）、阿瑟·基尼（Arthur Kinney）的《福克纳的叙事诗学：作为想象的文体》（Faulkner's Narrative Poetics：Style as Vision，1978）、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的《福克纳的语言游戏》（The Play of Faulkner's Language，1982）等。
应该看到，更多的福克纳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与文本紧密关联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研究，诸如种族、性别、宗教、南方性等紧迫的社会和思想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的闪光点。1976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南方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会后出版了埃文斯·哈瑞顿（Evans Harrington）等主编的论文集《南方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The South and Faulkner's Yoknapatawpha，1977）。1981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福克纳和南方文艺复兴”，会后出版了多琳·富勒（Doreen Fowler）等主编的论文集《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艺复兴》（Faulkner and the Southern Renaissance，1982）。1985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福克纳和女性”，会后出版了由多琳·富勒等主编的论文集《福克纳与女性：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1985》（Faulkner and Women：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 1985，1986）。1986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福克纳和种族”，会后出版了由多琳·富勒等主编的论文集《福克纳与种族：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1986》（Faulkner and Race：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 1986，1987）。1989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福克纳和宗教”，会后出版了由多琳·富勒等主编的论文集《福克纳与宗教》（Faulkner and Religion，2006）。1994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福克纳和性别”，会后出版了由多琳·富勒等主编的论文集《福克纳与性别》（Faulkner and Gender，1996）。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典解构的热潮渐退，全球文学批评界出现了一个相对沉寂时期，批评家们着力于建构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就在这样的历史时间窗，福克纳研究迎来了一个大日子，1997年福克纳诞辰100周年。当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以“福克纳百年：回顾与展望”（“Faulkner at 100：Retrospect and Prospect”）为主题，其规模创历届年会之最，吸引了著名福学学者如Joseph Blotner、David Minter、Michael Millgate、André Bleikasten、Donald Kartiganer等到会。会后出版了由唐纳德·卡迪伽内（Donald Kartiganer）等主编的论文集《福克纳百年：回顾与展望》（Faulkner At 100：Retrospect and Prospect，2000）总结了过去半个多世纪福克纳研究的成果，同时亦寄厚望于新的世纪。
福克纳百年盛况空前，但也逃不过盛极而衰的常理，此后的福克纳研究进入一个瓶颈期，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无论是读者还是学者，对艰深晦涩的福克纳的热情在消退。2002年1月发生的事件就是很好的佐证，那一年，创办了整整20年的《福克纳通讯和约克纳帕塔法评论》季刊（Faulkner Newsletter and Yoknapatawpha Review）正式宣布停刊。姚乃强认为原因有三：
我认为一是与美国文学界的大气候有关，主流作家，特别是一些白人男作家，受到新兴的边缘作家的挑战与冲击，如少数族裔作家和妇女作家来势凶猛。不少黑人作家、华裔作家、犹太裔作家、西裔或拉丁美洲裔作家等已经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二是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进入一个相对的沉静期，不像在七、八十年代新的理论，新的批评方法风云迭起。因此，在七、八十年代前后直至90年代前期运用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来解读福克纳及其作品的论著，层出不穷，热闹非凡，而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理论热的消退，福克纳研究必然也在思考新的研究方向。三是大众文化，特别是影视文化和传媒文化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使人的思想情绪变得愈来愈浮躁，潜心研究严肃文学者人数骤然减少。[40]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年青批评家不再满足于从性别、身份、种族等视角研究福克纳，认为这些批评方法已经沦为传统，它们过分拘泥于南方的历史和地域问题，却对紧迫的现实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忽略了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福克纳小说及其与产生、接受和流通它的“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新时期福克纳研究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一方面，它更注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强调采用文化的视角，善于吸收各国的福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内外部研究并行，研究者注重拓展福克纳研究的范围，注重考查以前关注较少的作品或是受关注作品中较少得到关注的内容。”[41]
特丽莎·唐纳（Theresa Towner）2003年出版的专著《福克纳与种族关系：后期作品研究》（Faulkner on the Color Line：The Later Novels）深入解读了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所创作的小说，如《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 Nun，1951）、《寓言》（A Fable，1954）、《掠夺者》（The Reivers，1962），以及斯诺普斯三部曲（Snopes Trilogy，1959），作者认为福克纳的后期作品在主题上既勇于重新审视自己的种族观念，又敢于直面美国的种族意识形态，而在小说叙事文体上亦能反省叙事所隐藏的强化种族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
生态是近十年来福克纳研究的热点。2003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福克纳与南方生态”，会后出版了由约瑟夫·尤尔克（Joseph Urgo）等主编的论文集《福克纳与南方生态》（Faulkner and the Ecology of the South，2005），该书的研究思路是将福克纳小说所反映的自然问题同种族、性别、生态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探讨，指出矛盾冲突不断的美国南方是一个失衡的生态系统。
赫古德·泰勒（Hagood Taylor）2008年出版的专著《福克纳帝国主义：空间、地域和神话的实质》（Faulkner's Imperialism：Space，Place，and the Materiality of Myth）颇具新意，该书从叙事学视角解读福克纳小说中的空间、地域元素，以及神话的实质。2011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福克纳和地理”，探讨的是福克纳文本世界中的空间、地域等元素。
近几年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是福学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亮点。2004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福克纳和物质文化”，2012年相关论文集《福克纳与物质文化》（Faulkner and Material Culture）由约瑟夫·尤尔克等主编并出版。该书从物质文化的崭新视角，提出了有别于以往批评理论的研究思路，分析了福克纳虚构的文本世界中所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物质材料，如照片、木料、飞机，甚至棺材等，以及它们所再现的美国南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
2006年的“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福克纳和全球化”，2009年出版了由安奈特·特瑞甫泽（Annette Trefzer）等主编的论文集《全球化下的福克纳》（Global Faulkner），该书从全球化的视角，探讨了福克纳小说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文化、历史交流与发展，其中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南方的蓄奴制，罪恶的黑奴买卖在当时却是南方与外部世界的重要纽带。
2013年，迈克尔·韦恩怀特（Michael Wainwright）的新作《达尔文与福克纳文本：进化与南方小说》（Darwin and Faulkner's Novels：Evolution and Southern Fiction）从进化美学的视角，探讨了美国南方文化视域下的福克纳小说，涉及的主题包括血腥与种族问题、自然选择法则、环境论等。
三、福克纳在中国
中国的福克纳研究可以归纳为“起步较晚”、“半途而废”、“再度辉煌”三个特点，其间的波折概出自于政治文化因素。福克纳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土地，相形之下，与他恩怨交织一辈子的海明威于1941年春天来过中国，还写了数篇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闻报道，据说还与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领导人有过亲密接触。福克纳甚至没有公开有过什么与中国相关的话语，相形之下，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的马克·吐温，虽然从未涉足中国，却曾公开发表声明，声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
退一步说，福克纳是否在其作品中提到过中国呢？似乎只有一次，那是在小说《喧哗与骚动》男主人公昆丁·康普生癫狂的意识流中，他想到了性，想到了阉割，于是他说：“its chinese”，这里的chinese或可理解为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方式，明确地指向他者，象征着一种超越了昆丁思维视野的神秘而又非本质的东西。
尽管如此，在福克纳的有生之年，他还是与中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福克纳与艾斯特尔自小青梅竹马，私订终身。也许是迫于世俗压力，艾斯特尔1918年同一外交官结婚，婚后随丈夫去了中国上海，并在那里生了一双儿女。据他人回忆，艾斯特尔经常提及上海往事，还特别喜欢炫耀从中国带回来的丝绸服装。差不多11年后，艾斯特尔离婚，随即与福克纳结婚，福克纳也从此扮演起那两个在中国出生孩子的继父角色。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瓜葛的家庭中，中国、上海一定是经常被提到的字眼，可惜福克纳从未将这方面的感受付诸文字。
福克纳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是在1934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赵家璧翻译的一篇文评“近代美国小说之趋势”，其中有一节“福尔克奈（即福克纳）的美国小说”单独介绍了福克纳小说。同年，《现代》杂志又推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赵家璧在“美国小说的成长”一文中专门讨论了福克纳与海明威，这一期杂志的封面刊印了24张美国作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幅就是福克纳。两年后，赵家璧出版了一本评述美国文学的专著《新传统》，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福克纳的六部小说，即《士兵的报酬》、《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和《八月之光》，但也仅限于文本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写作特点的普及性介绍，没有相应的译文。
在此之后，福克纳似乎被打入了冷宫，无人问津。当中国学界再次提起他时，已时隔二十多年了。1958年，时任《译文》杂志编辑李文俊组织翻译了福克纳的两个短篇《拖死狗》和《胜利》，并配发了一段按语：“福克纳的小说大多是描写南方没落的贵族，但同时也以同情的态度描写那些受到战争摧残的人们，我们从这一期所选载的两个短篇中可以看出福克纳对于战争的痛恨和对于受到战争摧残的人们的深刻同情。在他的近作《一个寓言》（1954）中，他痛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的那种愤慨情绪表达得更为明显。”[42]
据陶洁考证，196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曾组织编写过仅供内部参考的《美国文学近况》，该书将福克纳同阿瑟·米勒、兰斯顿·休斯、斯坦贝克、海明威等都归为“资产阶级作家”一类，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很浓。[43]概言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倾思想主宰了我国文艺界，一些非现实主义的外国作家流派受到了批判与排斥。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文艺界，长年冰封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终于开始解冻。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新创办的《外国文艺》上刊登了福克纳的三个短篇小说，即“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干旱的九月”和“烧马棚”，以及麦尔肯·考利的“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故事”一文。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这是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标志着福克纳最重要的作品终于有了中译本，更带动了福克纳其他小说的译介。
截至2013年底，福克纳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李文俊翻译了福克纳的四部代表作，即《喧哗与骚动》（1984）、《我弥留之际》（1990）、《去吧，摩西》（1996）和《押沙龙，押沙龙！》（2000），陶洁翻译的《圣殿》（1997）和《坟墓的闯入者》（2000），蓝仁哲翻译的《八月之光》（1998）和《野棕榈》（2008），王颖、杨菁合译的《掠夺者》（1999），张月翻译的《村子》（2001）。此外，还有1985年的《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其中包括《熊》、《老人》两个中篇和16个短篇小说。
国内的福克纳研究起步较晚，并曾长期中断，后经过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李文俊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从70年代末组织翻译《福克纳评论集》开始，先后翻译了福克纳的四部代表作以及中短篇小说，撰写《福克纳评传》（1999）和《福克纳传》（2003），为更多的国内学者从事福克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外，陶洁和肖明翰在中国的福克纳研究领域也作出卓越的贡献。1992年，陶洁在北京大学主办了国内第一次福克纳研讨会和1997年为纪念福克纳百年诞辰的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出版，题为《福克纳的魅力》（1998）。肖明翰的学术专著《威廉·福克纳研究》（1997）和《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1999）是当时国内福克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上个世纪最后20年，福克纳热在中国不断升温，中国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基本上集中于福克纳的四部长篇，依次为《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和《圣殿》，以及脍炙人口的中篇《熊》和短篇“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研究视野无外乎主题、文体、结构、人物、历史和文化等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福克纳研究在中国也走进了新时代，“研究视角不只限于福克纳的写作技巧、意识流手法等传统范畴，而是扩展到叙事学、阐释学、心理分析、后殖民主义、原型批评、美国黑人批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比较文学、语言学等各个方面。”[44]有关福克纳的研究专著包括刘建华的《文本与他者：福克纳解读》（2002）、朱振武的《在心理学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2004）、武月明的《白色神话的破灭：福克纳文本世界中的女性》（2005）、鲍忠明的《最辉煌的失败：福克纳对黑人群体的探索》（2009）、李萌羽的《多维视野中的沈从文和福克纳小说》（2009）、管建明的《后现代语境下的福克纳文本》（2010）、蔡勇庆的《生态神学视野下的福克纳研究》（2012）、朱宾忠的《跨越时空的对话：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2012）、王钢的《文化诗学视域下的福克纳小说人学观》（2013）等。
福克纳是为数不多对中国作家影响深远的外国作家之一。这个美国南方乡巴佬用笔墨勾勒了一个虚拟的家乡：那里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父老乡亲、广袤的土地、生生不息的河流，还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和忧伤，福克纳的小说散发着对静谧的乡土文化、农业文明的眷恋，对喧嚣的工商文明的反感，这些都引起中国当代作家强烈的感情共鸣——谁又会没有一个巴掌大的老家呢！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乡土观念浓厚的国家，这样的启发无疑是巨大的。莫言、苏童、贾平凹、赵玫、张抗抗、余华、刘震云、范小青等等国内一批优秀作家，或多或少从福克纳那里汲取了灵感，认识到作家必须和一片土地有深刻的联系，否则就根本无法生存，他们各自用风格迥异的文笔，续写了一个又一个虚构的家乡传奇，山东老家、江南水乡、黄土高坡等无不跃然纸上。[45]
当然，这其中有的作家非常乐于承认福克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例如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他在成名多年后曾回忆说：
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于是我就把他的书扔到了一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小说了。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地虚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我想起了当年我躺在草地上对着牛、对着云、对着树、对着鸟儿说过的话，然后我就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写到我的小说里。从此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发愁，而是要为写不过来而发愁了。[46]
2012年莫言在接受访谈时，回忆了过往的心路历程，称福克纳为未曾谋面的“导师”：
1984年我正在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福克纳的书，感觉到跟福克纳的情绪很吻合。因此，我想受他的影响，主要是福克纳的写作立场跟我非常接近。他的写作也我们提供了范例。我当时就有一个野心——我也要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在世界地图上可能很难找到这个地方，但是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应该有一个“高密东北乡”，所以福克纳应该是我没有见面的导师。[47]
苍天不负，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使莫言可以堂而皇之地将他的“高密东北乡”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一起，镌刻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了。
此外，也有一些作家并不承认福克纳对其文学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例如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阿来，一般认为他的获奖小说《尘埃落定》与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颇有神似之处，都是通过一个白痴的视角，讲述一个家族的败落。
福克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虽然历经波折，但毕竟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从这一点看，他是幸运的，当然中国读者又何尝不是幸运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福学研究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多年来，我们走过的路，始终是通过翻译与引进国外的理论与观点的方法，进而达到复述国外的理论与观点的效果，却较少尝试从我们的文化视角去展开研究，甚至于今天，我们常常根据一个学者能否紧跟国外的最新文学潮流，来衡量其能量与地位，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在崭新的世纪，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回到我们的文化母体中去汲取力量，如何从自身身体的存在立场上去获得“自我经验”这个无尽宝藏，如何获得本土文化的滋育以确立批评的主体意识，这些都是中国的福克纳研究所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