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若是从日常词汇运用出发做抽象考量——文化在这时便等同于教育和教养程度（即文化程度）；若从专业含义——该词汇会构成例如生物学这样的术语（如“霍乱病菌培养物”）——去抽象考量，那便会产生下述一些语义：在最宽泛的语义之下，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的双手和心灵所创造出的一切，是与原生的自然、与原生总产物和产生该产物的方法相对立的所谓“第二自然”。对文化做这样的理解，是允许的。这部分也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看问题的观点。我们在谈论“斯基泰人的文化”并研究它时，所依据的便是在考古发掘地点发现的那些残遗。
但是，人类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也可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田地里杂草丛生，这是本应由人们动手去打理之事，但这难道就是文化吗？只有那种做得美妙的事，才是文化。我们在谈论生产文化时，所指的是高级的专业技能。这便是对文化所做的社会学观察。
然而，这里也产生一个新的异议：恶也是可能以无可指责的技术、在高级专业技能水平之上被制造出来的。斯大林和希特勒集中营的经营，谙熟有组织地灭绝世人之术，难道这也是文化？弗洛连斯基曾发问道：“如何在文化的层面上将教堂与酒馆区别开来，或是将美国产的撬锁机与‘勿偷盗’的戒律区别开来？它们可都是文化的成就。如何将克里特的安德烈[47]的大忏悔祈祷赞美诗与德·萨德侯爵[48]的那些作品区别开来？”[49]因此，必须还要添加一项限定：文化是为人类的福祉，首先是为人类的精神健康服务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极其狭义的和内容最为充实的诠释——它是作为一种为了人类而被标记上正号的、被理想所神圣化的行为。文化的创立，不是靠领导机关或集会民众的一纸决议便可即刻成就得了的。文化的缔造者是人民，是他们那永恒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价值体系，其哲学的理解便是如此。俄罗斯的思想家们正是这样诠释文化的。
价值——这是人类操行的最高动因，是对世间纯粹人类的原则的确认。动物要吃、要睡、要保暖。而人“不仅仅靠吃活着”，他还需要某种能提升、启迪思想与情感的东西。这种启迪与净化（因艺术感染所致的情感净化）会产生价值。
早在古代，哲学家们便已谈及人类的能动性得以实现的三个范畴——真、善、美。真，是认知活动之果；善，是实践活动之果；美，是艺术活动之果。后来开始变得明了：美解决不了因艺术感染所致的情感净化和价值创造问题——在康德那里出现了“判断之能力”的概念。这一概念即涵括了美学的能力，亦涵括了更为宽泛的文化构建能力。马克思时常提及“实践性、精神性、宗教性、艺术性地”开发世界。这个问题曾引起俄罗斯宗教思想家帕维尔·弗洛连斯基的关注。在《祭祀的哲学》著述中，他将被我们视作第三类的活动称为圣礼式的（神圣的），或大祭式的（礼拜式的）活动。确实，最为纯洁、完备、稳定的，最为古老的价值体系，正是由宗教所成就的。在俄罗斯哲学中，宗教是首要问题之一。
宗教是个历史现象。最初的信仰样式是魔法、巫术。严格说来，这不是宗教。宗教是对超自然的信仰，而魔法式的（神话式的）思维，尚未发展到这一步。在日常语境中，“神话”就是臆造，在哲学中则不然。在这里，神话通常被人们理解为思维的一种特殊方式，是处在所有发展阶段的人类所素有的最单纯、最普遍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在原始时代还是现在，均是这样。神话是一种鲜明的形象（故事或图形），会被人们理解为它就是现实本身。当古希腊人说太阳就是太阳神赫利奥斯时，他便是确信：在火轮之上的那个生物，是沿着天陲在行进，并以相应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行动——祈祷、致祭，等等。依洛谢夫所见，“神话不是理想的存在，却是可被鲜活地感知到和被创造出来的物质性的现实”[50]。
在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中，认知、感知和意志的冲动，均交织在一起（民族学家将此比作剧场观众席上的人们在听到“失火啦！”的呼喊时的表现）。在现代人那里，类似的心理活动，被充分地区分开来。神话——这是将各种心理活动合并起来的心灵状态；神话——这是已经变成行动的激情。在神话中，最初的知识微粒正在蓄积起来，但是，总的说来，这还不是提供知识的模式，而是行为的模式；不是世界的形态，而是行动的样式。作为一种认知的形式，神话绝对是已经老去；作为行动的激励，它却依然保留着自身的意义。
神话的内容可能会是高尚的、人道主义的，但亦可能会是低级的、仇视人类的。随着文化的发展，神话会变得人道主义化，会提升至更为高级的程度，但退化也是有可能的。且神话的毁灭不会导致它的对手——纯理性的凯旋：一种神话只会让位于另一种神话。取代法西斯主义的“20世纪神话”的，是一些新式的、大众性的、本质上系神话式的意识形态。对消费的崇拜，便是其中之一；对民主的崇拜，是其二；对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崇拜，是其三；对时尚的崇拜，则是其四。现在，这些神话，在我们这里，在阶级斗争的神话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神话被排斥之后，很是盛行。
神话位于思考边界之外。这是思维的无意识形态。就这个层面而论，神话与音乐相似，它似乎是音乐作品与联络语言两者之间的中间物。关于无意识，古人便已知晓。这个问题曾被戈·威廉·莱布尼茨，后来还有康德研究过。康德曾断言：“在我们生命这幅巨大的地图上，已被阐明的，仅仅是不多的几个点。”[51]在意识完全不清的状态下，类如艺术创作这样的过程，是可能发生的。康德写到，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位音乐家，一边即兴弹奏管风琴，同时又与站在他身旁的人交谈。因此，一个错误的动作，一个误用的音调，都会令和谐被破坏。但这没有发生，尽管弹奏者并不知道在下一时刻他将要做什么；而在演奏完一首短曲后，他却无法用音符将其记录下来。
神话，这是神奇之事，然而，它也属于理所当然之事。我们要重申，在这里，自然的与超自然的之间没有差别，存在着的只有一个，绝对的事实。曾经对神话思维进行过研究的德国哲学家恩·卡西尔写道：“假借神或魔鬼的面貌现身的巫师，不仅效法着神或魔鬼，也采纳了他们的禀赋性情，正在变成神或魔鬼，正在与他们融合在一起。这里已没有了任何模仿，没有了任何代表作用，也没有了任何表演成分，不‘影射’任何事物，除了那真实的存在。当在神话世界观发展进程中，这样的分化来临时，独特的宗教意识便出现了。”[52]
宗教本身的最初形态，是对灵魂的信仰，是对周围环境——物品与生灵的神化（即万物有灵论和拜物教）。帕维尔·弗洛连斯基，这位俄罗斯民间文化的大家，曾找到了极其精确的、诗歌般的语言来讲述革命前俄罗斯农夫内心中此种概念的残余：“您听，农夫是如何同牲畜，同树木，同什物，同整个自然在交谈：他在安慰，他在请求，他在央告，他在斥骂，他在诅咒，他在与其谈心，他会因它而恼怒，时而也会憎恨它。他生活在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盟之中，与它抗争，也顺从于它。随便怎样的一叶小草——不只是一叶小草，而是具有某种无从计量的更多意义的事物——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用深邃的迷人的目光打量着其他一些世界。”[53]这种与自然的神话式的融合，在这里由一个信念做着补充，那便是：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有着诸多神秘莫测的神灵的世界。
宗教信仰发展中的下一个阶段，是对诸神的信仰。这类诸神是形似人类但因其威力强大和长生不死而有别于人类的高级生物。他们会化身为自然界的各种力，会对人类活动实施最高级别的指示。极其重要的是下一个步骤——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过渡。接下来，宗教的崇拜会超越一个民族的界限，世界性的宗教便产生了。这样的宗教有三个——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了了解俄罗斯文化，就必须知晓基督教的本质。
放下基督耶稣的来历及其死后的命运问题不谈，即使是头号的无神论者，纵然他的教养水平极其低下，他也不可能不承认，文化史中最伟大的变革，正是与耶稣这个名字相关联的。耶稣基督诞生之年，被人们命名为“我们的世纪”的元年，绝非偶然。两千年之前，人类掀起一场类同于造就了我们这个宇宙的那场“大爆炸”的道德大爆炸。一个精神的宇宙诞生了。
在此之前，曾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德行；从此之后，便出现了对所有人而言均无例外的绝对道德。广义的德行与道德是同一的，而狭义的，其概念是多样的。强盗帮伙里也可能有德行：这便是不论好坏均须遵守的团伙生存原则、行为习惯和规矩。《新约》里宣扬的种种道德原则，是第一个，也是独特的一个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
在苏维埃俄罗斯时期，长期以来，我们被灌输道：善，如同利益，为了对事业有益，可以说谎和杀戮；恶与善的界线是相对的，在这方面来说是恶的，在另一方面则会是善的；服务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是道德的。帕维尔·弗洛连斯基曾经辛辣地将这一观念称为“道德的一元论”并坚决予以否定。
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德一元论”（即善、恶本质同一的观念），以及这一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即精神与物质的尖锐对立，对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的空泛的妄谈），弗洛连斯基以“道德二元论”和“形而上学一元论”相对抗，即在承认包罗万象的万物一体原则、承认善与恶这两个被人为划分的本体有扯不断的联系的条件下，两者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基督教是善的宗教，是爱的宗教。《圣经·旧约》便曾言道：“……爱邻舍如同自己。”[54]但是，这条戒律，只适合推行于“你的人民的子孙”。耶稣在山上布道时，将《圣经》的戒律一一加以解说，表述出一个更为普遍的原则：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咒骂你们的祝福，为那仇恨你们的祝福，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5]这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但是，这一不合常理之说，会使一种思想锐利起来。这种思想便是：爱的原则所应当推及的，不只是“自己人”。基督教将“自己人”与“外人”等量齐观，对基督教而言，既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
基督教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不仅要求信者崇拜上帝，也要求信者积极干预生活，以执行上帝的意志。“信没有行为也是死的。”[56]道德的操行会令信仰生机勃勃。问题的这一提法，开启了信仰以外的基督教道德存在的可能。此时的道德行为，便成为一种自重自珍的行为了。
列夫·托尔斯泰的主人公、谢尔吉神父想要获得神性，用斋戒和祈祷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他对自己施行自残，为的是不屈从于诱惑，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可那神性就在身旁呀：为了获得神性，不必逃避世人，应当与他们一起生活，并应当在不顾念此事的心态下去做善事。托尔斯泰也许想要否定长老的生活方式，否定隐居修道生活。但他道出了另一番话：如果你没有力量建立宗教的伟业，那就去着手做一些尘世的事业。在这里也是有可能展现你自己的超凡脱俗和与周围世界的价值关系。
除了种种宗教圣事的价值之外，还存在着一些纯粹实用的价值。我们都知道福音书里的那个智慧：人不仅仅是靠面包活着。但没有面包，人也是不行的，单靠精神食粮，你是无法存活的。因此，不劳作者，不得食。这在福音书中也曾谈及。生产类的、公益性的劳作，便是巨大的善行和价值。有的人对劳作持有无精神追求的、劫掠式的态度；但是，那种会欣赏劳动成果、会因这些成果而欣喜的人，才是正确的。文化，这不仅仅是劳动中的专业化技能，也是对劳动的热爱。
知识使劳动强度得以减轻，因此，科学也应被视为一种价值。但不是任何科学都是如此：知识不是为了知识，更不是为了恶，而是为了人类，它将科学引入价值关系的范畴。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实践与理论不与价值范畴对立，而是与之紧密相连，由它那里获取崇高的使命，作为额外的驱动因素。
最为伟大的实用价值，就是爱。这是一种愉悦的感受，是对生活的美化，是诗情画意。但不仅如此。它还是人类生存的本质与力量。爱已经被基督教吸纳为宗教的原则；俄罗斯的宗教思想所诉诸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心”，是使人神智清明、精神鼓舞的情感。这是爱的哲学。爱的意义，就是“一个新人的诞生”（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语）。此语应既可作转义来理解（即一个人的再造），也可依直义来理解——一个婴儿的降生。婚姻是件秘事，男女之间的种种关系，无论科学与教育如何干预，始终都是隐秘的、不为外人所企及的。
还有就是民族。家庭是民族生活的基层组织。每个民族，如同每个人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拥有生存的权利，都应受到尊敬，都对自己的文化拥有权力。每个民族不仅应当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应当了解其他民族的创造。亦存在着世界性文化，那便是人类的创造。人类亦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是一种最为伟大的价值和客观存在之秘。
个体就是类的代表。个性则是有着更多一些含义之物。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个体性和自身对社会的归属关系并使它们均得以成为现实的个体，便会成为一种个性。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不是通过个性来感知自我”（洛谢夫语）的。在善与恶之间做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赏罚，是基督教文化的成就。上帝的奴仆，是自由人：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自由。不应当将它与任性混为一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这是自愿、自觉地遵守道德戒律，是依据内心的呼唤、依据良心的吩咐去履行义务。
所谓“按需分配”，是个诱人的、乌托邦式的口号，这个口号所具有的乌托邦性质，即是借革命之名而对财富采用强行再分配的方法以期达到普遍的富足，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财富并不充裕；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赤贫状态下的普遍均等。于是，一个新型的上流社会诞生了（“一文不名者，将成为主宰”）：昔日的流氓，正在攫获他人无法企及的生活财富。此类所谓的“革命”靠暴力维系着，与刑事犯罪并行不悖，培植着对法律的不敬，滋养着游手好闲的恶习。
所谓“各尽所能”，在这个口号中，没有任何原则上的新东西：人总是在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范围内劳作着。能力较之需求，更为个性化。判断出这些能力，并加以发展和运用，很重要。能力就是创造的可能性，而人的生活，在其所有正当的表现中，均是创造的过程。[57]创造，这意味着不仅仅是撰写书籍、从事科学发现、设计新式机器。生命的创造——劳作、生儿育女、教育后代——也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由于其自身的大众属性而不会引人注意，但正因如此，它是最具责任性的创造，是所有其他创造的基石。
有这样一条格言：生意味着死。毋庸讳言，每个人都正在走向自己的终点。只有在自己的儿孙身上、在种种善事中、在被创造出来的文化中，才可能使自己永垂不朽。早就有人指出，有两种死去的方式：微火阴燃与熊熊燃烧。微火阴燃、醉生梦死，就是一个没有高尚情怀的命运；精神强大者，便会选择熊熊燃烧，但是，熊熊燃烧也是各有不同。有人在熊熊燃烧时，将自己与他人一并焚尽，并时刻准备焚毁整个人类。而另一种人，心中顾念着自己的同类，试图以自己的躯体温暖他们，为他们照明道路。这便是为什么在个性这个概念中还包含着属于个人的、不可推诿于他人的责任。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责任心会迫使人们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抉择，会产生一些精神需求并限制一些物质需求，会给需求划定理智的界限，不让需求转变为崇拜（需求的过盛，是一种野蛮行为；以此妄自尊大，是一种疯狂；文化则是适度）。
责任心不会使个体变成个人主义者、利己主义者、自我中心主义者。“个人必须以其他个人的生存和个人间的交往为前提。”[58]责任心使人成为家庭、宗教社团的一员，成为自己民族的、人类的儿孙。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研究过的那些价值（宗教圣事的和实用的），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绝对性的。价值关系的客体，看似被赋予了某种极其重要之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一种非同异常的诱惑力，它将人置于依附的关系之中，迫使人们努力争取拥有那个客体，或者服从于它。批评性的评价，在这里已被缩减至最低限度。
美学价值要求对客体持有自由观点，要求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要求对客体予以无私的欣赏和拥有游戏客体的乐趣。术语“游戏”（该术语被康德引入美学），在这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不是被用作娱乐的方式方法，而是被用作行为的方式方法。
游戏行为要求拥有心醉神迷的情怀和竞争精神。谁若总是感到无聊，不努力追求改善既得，谁就是在破坏游戏。竞争也可以以自身为对象，可以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果，然后再竭力去超越它。这种不知止境的追求，促使人们势必会在运动中、在科学探索中、在艺术创作中全力以赴。“游戏般地”工作，这就是极其出色地做事。就这个意义而言，谢林的话是对的。他断言：“人，只有当他是这个词的完全意义上的人时，才是在游戏；同样，人只有在游戏时，才是人。”[59]
游戏是自由的体现，但不是任性胡为。任何一项游戏都有一定的规则。游戏的实质，便是这些规则的精妙履行。游戏者自由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接受指定的游戏程序并为极其出色地完成这一程序而付出自己的精力。游戏就是一所社团性、社会性学校，是将人培养成合乎道德要求、有聚合精神之人的学校。
这种崇高游戏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想象力。这属于游戏的一种变种，在这一变种中，事实能被复现。想象力不会让自己与所模仿的客体融合在一起，并且会使自己在与客体的关系方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儿童们常常玩打仗的游戏，他们迷恋于此，相信打仗“就是如此”，但同时他们又都知道，“这并非如此”，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被他们打死。游戏自身包含着矛盾：游戏者始终是置身于两个范畴之内——真实的范畴和假定的范畴。忘却了情境所具有的这种两重性，便意味着对游戏的破坏。
在艺术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那样的两面性。即使艺术家努力追求最大化的逼真，受众（观众或读者）亦是一秒钟也没有忘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假定的世界。没有谁会冲上前去营救苔丝狄蒙娜，尽管她香消玉殒的场面会感动得人们流下真情的泪水。[60]享受艺术的快感，这就是对“游戏”的参与。审美的价值，就是“游戏”的价值。
任何创造活动，均是类似的样子。没有几近痴迷的心驰神往，没有公益之心，不了解他人所取得的成就，不具备发达的想象力，没有洞察不显形迹之物的能力，创造便是不可能的。
将创造过程，或任何发现的程序，分解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成熟阶段（孵化阶段）、彻悟阶段、完成阶段。这在现今已为世人所共识。灵感激发的状态，常常出现在新的事实资料收集完毕和任务被提出来之时：这是一种意识的运作。然而，接下来，若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即刻形成，便是思维中无意识成分的加入，仿佛要对各种处理预案进行仔细筛选，于是会出现对此类预案的蓄积与充分整理，这会导致飞跃，即达到成熟；到那时，被索寻的目标，就会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第一和第四阶段，就是意识的运作；第二和第三阶段，则是心理的无意识构成。如此一来，创造过程在自己的中心环节上与不受控制的思维联系起来。处于意识控制之下的，是健全的理智和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这对成熟阶段会有促进作用，同时亦会有阻碍作用。促进是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问题上来，集中于问题的难点上来，集中于已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上来的方式实现的；而阻碍则表现为，已是根深蒂固、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时常会给出不精确的定位，将人推上世人皆知的老路，虽然任务是要将世人引离那条老路，并铺设一条新路。发现，就是打碎那些陈旧的观念；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它的敌手。成熟阶段的来临，正是思维的意识成分减弱或完全被排除之时。这样的成熟阶段，时常发生于睡梦之中。
陀思妥耶夫基的观点是这样的：“众所周知，在我们的脑海中，常常会有一些完整的推理，以某种感受的形式一闪而过，并没有转译成人类的语言……”[61]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法国数学家杰·阿达玛[62]写道：“……话语在我的脑海中完全缺失，而当时我确实是在思考着。”[63]杰·阿达玛还时常援引另一位法国数学家、伟大的亨·庞加莱[64]的话，他建议将无意识想象为在脑力工作之前处于静止状态的某些“原子”。最初的意识运作将注意力集中于问题之上，致使这些“原子”进入运动状态。接下来，“休息”的只是意识，而下意识的“原子”的运作没有中止，直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止。那些“原子”不会复原到自己最初的静止状态，它们会继续自己的不可控的舞蹈。
创造，这便意味着在淘汰那些不适宜的备选方案过程中，进行选择：对科学之美的敏锐感知，指导着这种无意识的选择。“……谁没有这种敏感，谁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发明者。”[65]这便是这位经验主义科学家的观点。任何创造活动，究其实质而论，都是审美性的。研究者的审美文化修养越高，他的想象力就会越活跃，他的工作就会越有成效。创造是美的产物，此论古时便已有之。
“心灵的本质就是创造，而创造的本质就是想象。”——这便是鲍·维舍斯拉夫采夫的论断。“在科学事业中，智力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主宰，但在创造活动中居统治地位的，则是创造性想象力的主权。智力不再是王者，而是变为一种辅助手段，一种工具。”[66]维舍斯拉夫采夫常常援引荣格的话，他可能也会联想到康德，后者是最先赞美有成果之想象力的人物之一。
由此我们便触及生命的意义问题。我为什么而活着？这就是对康德哲学那个首要问题的逻辑补充：何为人？（康德将这个问题一分为三：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敢于期望什么？）生命的意义问题，对一个决心成为自觉地确定自己操行的个体而言，是重要的。
最为粗俗的回答便是：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最高的意义，我们只活一次，因此，“你要抓住时机”，只要活着，你就去纵情享受感官快乐吧，什么也不要想。将自我视作目标本身、丧失了道德定位的个人主义者，便会有这番议论。这种态度，我们会直言不讳地说，是可怜的、动物性的。
另一种极端是：将自己仅仅视为工具。费希特曾写道：“我把自己仅仅视作理性的一种工具并尊重、热爱自己，对自身感兴趣，只是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工具。”[67]尼·别尔嘉耶夫对这种观点直言反驳道：“个体是最高等级的价值，他从来都不是手段或工具。”[68]
那种将个体视作最高价值并对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论予以否定的观点，是可行的吗？基督教提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给人们带来最高真理、命中注定要承受难以忍受的刑罚并践踏了死亡的那位神人形象，就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回答。灵魂的不朽，还有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后肉体的复活，均令世人相信死将是必定无疑的。“为了永生而与死亡做斗争，是人类的基本任务。”——别尔嘉耶夫则坚决主张道。[69]对此，不信教者也应是无异议的。追求永生不死，为此而进行斗争，也是可以令其生命充满意义的。
与此相比，那种物资上的顺遂、“地上天堂”的计划，该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有限（因自身的时间条件所限）。我们且不去谈论我国兵营式的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和灾祸，仅仅这种社会的推行，便使我国付出数以千万计的人蒙难和经济上走向全面破产的代价。而这一主义的理论家们的那些理想，似乎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实现：普通工人和公务员过着富足的生活。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亦将会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准：俄罗斯已经于20世纪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那么又何故会令它不能在下一个世纪亦将置身于此列之中呢？祖国人民的顺遂安康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但这就将意味着人类使命的达成吗？难道只是为这个，地球上便诞生了生命、发生了有机进化、发展了世界历史吗？不是的，完全不是！生命和文化的意义不是寓于社会环境之中，而是寓于宇宙环境之中（尽管社会环境是人类的宇宙生存条件的基础）。
在这里，提出关于幸福的问题，是适宜的。何为幸福？粗浅的回答，就是顺当，是幸运的意外事儿。赢了一大笔钱，那就是走了运。这是暂时的成就。这种快乐是短暂的，因为只是消除了某种不愉快、痛苦（如鞋匠把令我痛苦的钉子从皮鞋里拔除了），是一过性的和一种感官上的快感（短暂得令我无法重复这种快感）。不，幸福并非寓于此。幸福，是对生存的富有意义与充实的稳定的感受。理解生命的意义并为了这一意义而去创造，就是幸福。
生命，这是最高级别的实用价值。生命的意义，就是对宇宙的改造，首先是战胜死亡。死是生的抗体，是生的无时不在的同行者，是生的非辩证的（即不可避免的）而系矛盾的（即相互排斥的）对立物。生命早在前人类水平上便已尝试着战胜死亡：生命衍生出新的生命，机体存续于自己的后代体内。人类亦是在自己的子孙体内延续着生命。家庭生活，便是对死亡的首次战胜。
人亦会在其创造的文化中永生。精神价值，就是绝对、永恒的生生不息。生存于故乡，生存于祖国的文化之中，生存于人类之中，这就是获得永生的另一种样式。但这还不够：精神不仅希望存活在自己的活动成果之中，也希望存活在个人的创造能力中，要求保留住自己的个性。尼·别尔嘉耶夫曾相信，借助上帝和人的共同创造能使死者复活。尼·费奥多罗夫曾谈到过运用科学手段使死者复活：与死亡做斗争，是联合起来的人类的“共同事业”。
今天，宗教与哲学都追求着同一个目标——为世人揭示其生存的意义。这一意义，不应被归结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顺遂。改变人类，这就是目标。在《圣约翰启示录》中，俄罗斯哲学看到的不是“万物的终结”，如康德讥讽地认为的那样。须知，福音书中言道：“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70]因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正在迫近，他将对世界做出审判，给渴望者和饱受苦难者带去美好。俄罗斯唯心主义哲学充满着“启示录式的紧张度”（洛谢夫语）。这是“末日的哲学”（别尔嘉耶夫语），是人类历史合乎逻辑地终结的哲学。
“生命的意义”——有两本书都是以此语命名的。其中之一，属于谢·弗兰克，另一本则属于叶·特鲁别茨科伊。让我们来援引特鲁别茨科伊的话：“任何生命的志向，其目标都是在追求永恒、不死生命的圆满；正是这种任何生命都在追求的圆满，才是所有宗教探求的标的……据基督的学说所论，上帝会在世间实现或具体体现，而世界亦会参与神妙生命的圆满。如常言道，这便是破解生命意义问题的唯一的、正当的方法。这一方法正留待世人去接受或拒绝……造物的功德圆满，即是完人，他会将神的圆满吸纳于自身，并逐渐变成神人；生命的基本问题的破解，正寓于此……”[71]
哲学不是科技，正因为这一点，它才敢于回答生命意义这个问题。与科技相比，哲学更近似于宗教和艺术。今日的科技正在爆炸式地（亦是爆炸般危险地）发展着，而哲学似乎还在原地踏步。但这并非哲学之过，也不是它的不幸，而是哲学作为一种特别的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特点。哲学不是一个人的智慧，而是全人类的智慧。这一智慧不会伴随知识的积累而增长。
智慧（及哲学）完全属于文化的范畴。而知识的增长、技术的发展并不总是意味着文化的发展。有时，这类“进步”对文化而言，会转变成一场灾难，会对人类构成危害（如使自然资源穷竭、原子能威胁，等等）。因此，科学与技术，只有在其服务于人类福祉的限度内，才属于文化。而所有其余的，最多不过可以被称作文明。广义的文明，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野蛮的对立体。而狭义的文明，这就是退化了的文化，是精神性丧失状态之下的能力的高等级水准。
文明，这是丧失了精神的文化。让精神回归人类，是当今的任务。这便是宗教的影响在增长的原因所在。60年代的极端虚无主义浪潮汹涌澎湃过后，现今的西方，在青年人的情绪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所谓“新精神性”；使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平衡蒙受破坏的技术和科学进步，遭遇到激烈的批评；对宗教信仰的信赖，正在增长。在我们这里，长期以来，教会曾一直受到压制。它因被磨难的荣耀光环所环绕而引来了同情。“禁果分外甜”，当禁锢垮塌后，所有人都奔向那禁果。但此时此刻人们的所作所为，不唯是出于好奇之心，不唯是为了表示对官家意识形态的反抗，而首先是在寻觅理想。
理想这一概念，由康德引入了哲学：“理想对理性而言，乃是所有事物的未来蓝本（prototypon）；而所有事物作为尚未完成的摹本（ectypa），则会从蓝本那里为自己的完成采集素材；且尽管它们会或多或少地接近蓝本，但若要与其相同，则依然总是相距无限之远。”[72]弗·席勒和洪堡[73]曾谈及在艺术中实现理想。谢林曾思考过将理想变为现实。他将此视为新型的、积极的哲学使命。先前的、“消极的”哲学，是用逻辑方法来解释世界；而积极的哲学的起点，则是在个体自语“我想要物上之物”[74]的地方。这里谈及的便是理想的实现。谢林将世人的注意力引向那个完全构成俄罗斯唯心主义内容的问题。
理想是全体性的，亦是个性化的。这是被具体体现于个体之中的最高价值。理想被确定下来，却又是现时不存在的。它存在于过去和未来，但决定着现在。基督教用一个名字——耶稣来表达理想。在这个名字中，有真、善、美。
理想的实现、向理想的靠近，就是寻求永生的生命的意义。宗教确定了理想，哲学则使理想走出崇拜的藩篱。俄罗斯化的马克思主义曾试图使理想降至地面，欲用政治纲领充作理想。对理想的这一亵渎，导致了操行的道德定位的丧失。
理想，是一颗指路星（它不发光，不发热，但能导向目标）。理想，是神的类同（богоуподобление）。俄罗斯文化将注意力集中于最高目标的达成。但是，常有这样的疑问：若是如此，它为何没能使人民逃避1917年那场革命和此后的种种灾祸？文化的哪些样式对俄罗斯而言是有局限性的？它们今天还在“起作用”吗？答案就在以下各章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