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在进入本研究的议题讨论之前，有必要对现实主义理论做一总体回顾与反思。后理论发展自20世纪60至80年代的“吵闹与喧嚣”到今日的日趋式微使得一度被认为“可怜与老旧”、“过时而不入流”（Bowlby，2010：XIV）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学界正重拾审视。现实主义自19世纪初诞生以来，就因为其欧洲血统，备受政治、文化、哲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
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指“19世纪被经典化的小说及其相关艺术”（Beaumont，2010：2）。19世纪传统现实主义“让我们在对现实景象的描写中看到现实世界”（Natoli，1997：21）的观念渐入人心。一般认为，欧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主要包括：法国——其奠基人为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其后福楼拜、莫泊桑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英国——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艾略特、勃朗特三姐妹、吉辛、特罗洛普等；俄国——普希金是俄国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代表作家，随后出现了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诸多现实主义大师；美国——马克·吐温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对现实挖掘最深、对现实批判最激烈的作家，其后有欧·亨利、亨利·詹姆斯、杰克·伦敦等。这些作家及作品也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热力。所以当我们今天面临着新的“文学的衰竭”[1]时，现实主义文学有必要重新进入审视视野。不无遗憾的是，国内英语文学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欧美大陆，也会偶尔关注一下亚洲和非洲的现实主义状况，却习惯性地遗忘了处于地球另一侧的“澳洲”。选择在国内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就有着诸多意义。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丛林现实主义小说（1880—1914年）与欧洲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有着鲜明的区别性特征。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对独具澳洲本土特色的丛林地域风貌，澳大利亚丛林人真实生活风貌，以及丛林人对“自由、独立”等丛林理想的追求；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对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建构和想象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选择这一课题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理解澳大利亚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风貌；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洞悉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对于世界现实主义小说的独特贡献。
什么是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的原因是什么？哪些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促成了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形成？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有哪些特点？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与澳大利亚民族的独立之间又有哪些内在联系？这些是本研究首先着重关注和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自1788年第一批英国囚犯和政治犯来到澳大利亚大陆以来的100年间里，澳大利亚文学几乎都是关于这片新土地的地方色彩的“旅行笔记”。对此，巴恩斯说，只有当“当地文明有着自己的内在认同和内在力量时（即当澳大利亚真正摆脱了英国的影响时），澳大利亚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创新作家”（Barnes，1964：149）。也就是伊恩·穆迪（Ian Mudie）所说，“如果不能摆脱欧洲思维，我们永远也不会发现澳洲之美”（qtd.in Stephensen，1954：22）。而这一“欧洲思维”整整延续了近100年。
自18世纪中期以来，在澳大利亚大陆一些以迎合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人的阅读预期为目的的小说纷纷出现，这些小说主要是以澳大利亚这片充满异域风情的殖民者生活为原型而创作的。如罗克劳弗特（Charles Rowcroft）的《殖民地故事》（Of the Colonies，1843）、哈里斯（Alexander Harris）的《定居者与囚犯》（Settlers and Convicts，1847）、金斯利（Henry Kingsley）的《吉奥弗里·哈姆林》（The Recollections of Geoffry Hamlyn，1859），到克拉克（Marcus Clarke）真正具有小说水准的《无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1874）等，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殖民痕迹，即兼具浪漫主义和殖民地的传奇色彩。金斯利的作品很好地讲述了殖民地传奇故事，讲述了英国殖民者如何在澳洲大陆继续英国梦的故事，但这部小说后来被“追求现实主义”（Barnes，1964：157）的民族主义作家弗菲（Joseph Furphy）所诟病。《无期徒刑》作为一部殖民地经典，多次被拍成电影，主要反映了英国殖民地的囚犯制度，在这个囚犯制度下，“个人的深痛经历使得一个年代的苦难被具体化”（Hergenhan，1992：13），而这些深痛经历也是澳大利亚被殖民化的深痛经历。
进入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人口已经超越了移民人口。上述具有浓郁殖民色彩作品所描述的曾经的“英国版”的澳大利亚生活虽然满足了那些将英格兰当作“家乡”的读者，并且也满足了他们对曾经的英国经历的期待，但这些作品，对于“英格兰只是遥远的国度”并且将英格兰戏谑为“家”（‘Ome’）的人来说，有些过于浪漫而不真实。这时期的另一多产女作家普里亚德（Rosa Praed），由于其作品总是隔着一定距离去看待丛林人，把他们看作“人类中粗鄙的一类”，以及作品中的“文化犬儒主义”（cultural cringe）和“浪漫主义传奇”，致使她的接受度深受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1880—1890年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代。到了1880年的时候，“澳大利亚殖民议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女性呼吁解放，国家宪法在征求各方意见中逐渐完善，一种鲜明的区别于此前的殖民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正在被书写”（Jarvis，1983：404）。此前在欧洲大陆备受讨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道德价值在澳大利亚也开始出现，而正是这种讨论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在澳大利亚的诞生。斯蒂芬斯（A.G.Stephens）明确将劳森认定为现实主义作家。作为澳大利亚现实主义作家的奠基人，劳森在1893年的《澳大利亚常见的几个错误》（“Some Popular Australian Mistakes”）一文中呼吁澳大利亚作家去如实描述澳大利亚丛林，这篇文章也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宣言（1893）。在劳森呼吁的影响下，同时期的阿斯特利（William Astley）、迪森（Edward Dyson）、亚当斯（Francis Adams）等人都“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公开宣称自己以现实主义为创作信条”（qtd.in Jarvis，1983：404）。其中，要数亚当斯最为坚定地支持和倡导现实主义文学。亚当斯以刊登在《悉尼世纪杂志》（Sydney Centennial Magazine）上的两篇文章《现实主义》（“Realism”，1888）和《关于斯蒂文森先生的抗议》（“Apropos of Mr.R.L.Stevenson：A Protest”，1890）明确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特别是1888年的《现实主义》更是受到了《公报》杂志的推介，亚当斯在文章结尾号召澳大利亚本土作家将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今后澳大利亚作家的创作信条：
这是一篇阐释艺术创作理论的佳作，自始至终真实一致，这就是现实主义。如果澳大利亚要有自己的艺术，那么只有来关注这个理论并将它融合到创作实践中去，这样就会产生出澳大利亚的荷马（Homer）、但丁（Dante）、莎士比亚（Shakespeare）或者弥尔顿（Milton）或者歌德（Goethe）式的艺术佳作。（qtd.in Jarvis：1983：417）
除此之外，亚当斯与劳森一样，同样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关切，并且以更加敏锐的嗅觉来思考社会不公背后的政治内涵以及隐藏在其中的与英国社会之间的关联。在劳森现实主义“创作宣言”和亚当斯创作理论的号召和指引下，现实主义文学终于在澳大利亚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而对应于欧洲早在20至30年代就开始的现实主义文学，澳大利亚之所以到80年代才姗姗来迟，一方面是因为澳洲大陆自身地理位置的独立性，远离欧洲大陆，在交通、通讯、出版、流通都不是很发达的当时，澳大利亚读者很晚才接触到欧洲现实主义作品；另一方面，临近世纪之交的澳大利亚经济萧条，著名的羊毛工人大罢工也正在筹备和酝酿中，工人面临着大规模的失业风险，工人和资本家冲突加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澳大利亚进入了民族主义时期。1880年《公报》（Bulletin）杂志的发行，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情绪集中爆发的产物，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一种新的富有民主色彩的现实主义文学题材开始出现。本课题的研究年代自1880年开始，原因也即在此。1896年，斯蒂芬斯（A.G.Stephens）在《公报》上专门开设了文学创作专栏（Red Page），作为民族文学的培育园和保障地来培育具有澳大利亚本土意识的民族主义作家。到90年代的时候，由于《公报》的引领作用，它提倡“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摈弃当时小说中的英国风尚”（Barnes，1964：175）的采稿原则，使得民族主义和丛林书写成为了这一时期创作的鲜明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真实描述澳大利亚丛林的地域与文化风貌，劳森接受《公报》资助到昆士兰边境的亨格福德（Hungerford）丛林地区体验丛林生活，以期为《公报》提供澳大利亚丛林本土生活的素材。8个月的丛林生活体验，使得劳森精确地再现了丛林生活，在劳森“书写丛林文化、表达丛林人生活经历”（Lee，2004：12）的创作引领下，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文学呈现出三个特征，其中最大特征就是麦克拉伦所认为的，“尽管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已经是世界上城市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然而）几乎没有（作家写）城市生活题材小说，丛林书写依然占据主导地位”（qtd.in McLaren，1980：43）。
世纪之交《公报》上刊登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丛林现实主义”（Barnes，1964：175）特征。尤其是弗菲在《公报》上连载的《光脚的鲍勃》，以个人经历、方言土语不时地唤起人们脑海中关于早期丛林人的形象的回忆，丛林人也成了“澳大利亚所产生的强有力的和独特的民族类型”（Adams，1892：55）。劳森在《工人联合会给死者举行葬礼》（The Union Buries the Dead）中说，“丛林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样子”；弗菲认为“毫无疑问，丛林人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往往都采取了“简单、客观的现实素描”（A.G.Stephens，1896）来讲述“片段式”的丛林故事。劳森和弗菲则以“真实的丛林态度”从民族主义作家中脱颖而出。
在民族主义时期以丛林为主题的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多，然而能够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留下深深烙印的为数不多，主要有劳森、弗菲、弗兰克林、拉德等。芭芭拉·贝恩顿（Barbara Baynton，1862—1929），虽然在杰奥弗里·达顿（Geoffrey Dutton）编纂的《澳大利亚文学》和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的《1920年前的澳大利亚小说》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她的《丛林研究》（Bush Studies）以一个丛林女性的视角描写了女性在丛林生活中的真实生活情景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关注。这一时期，另外一位重要作家亨利·汉得尔·理查德森（Henry Handel Richardson，1870—1946）也值得关注，她出生在澳大利亚，但主要在国外生活，中途（1912年）只回过一次澳大利亚，而且那次澳大利亚之行还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因而她的作品并不反映《公报》所提倡的“澳大利亚文学传统”。她对“民族文学”不感兴趣，作品也都与反映丛林理想的“伙伴情谊”不相关，更多地延续了此前殖民文学的“英国思维”，但她有着“将事实转化为生活般经历”的能力。她的《贵客莫莉丝》（Maurice Guest，1907）和《智慧的获得》（The Getting of Wisdom，1910），特别是《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The Fortunes of Richard Mahony，1930），让她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位不以澳大利亚本土为创作背景却备受学界关注的作家。本课题没有将其纳入讨论范围之内，不是其作品的艺术性不够，也不是其作品不是现实主义作品，恰恰相反，其作品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这一时期内最高的；而是因为，她的作品不以丛林为描写背景，且都与澳大利亚本土性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理查德森的作品是现实主义小说，但不属于本研究的丛林现实主义小说范畴。
本著作主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时期除了理查德森之外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的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为研究对象。研究以独具澳大利亚地域与文化风貌的丛林为主线，从丛林神话、丛林情谊、丛林传统、丛林叙事几个方面来系统地探究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体思想、创作特色，以及其对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建构的艺术想象。
选择19世纪末的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除了上述国内这一研究课题处于起步阶段尚无学者涉猎之外，主要还源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形成于19世纪末期的缘故。到19世纪末，澳大利亚丛林人在丛林生活中集体展现了伙伴情谊、互助精神、坚韧勇敢的丛林品质，以及他们追求平等、向往自由的精神风貌。19世纪90年代，随着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加上工会运动以及民族主义杂志《公报》的成立，早期丛林人所展现的这些价值观受到了澳大利亚民众的欢迎，“丛林人的这些信条甚至成为了澳大利亚民族教义（the catechism of a nation）”（Waterhouse，2000：201）。
亨利·劳森作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家，是一个“有能力拯救自己却无能力解救自己的澳大利亚预言家，是澳大利亚的良心，正如普希金是俄罗斯的良心一样”（qtd.in Dutton，1964：322）。他的丛林作品，无论是对于人物角色还是细腻情感的把握都是一流的，在他笔下，“丛林中没有家庭、没有女性、没有已婚男人的一席之地”（Lee，1996：98），因而丛林就成了单身的、独立的、游牧式的丛林人的生活天地。但也正是这片只适合“独立的、单身的丛林人”的丛林缔造出了澳大利亚男性英雄气质，成为“澳大利亚新的民族身份”（Lee，1996：107）的诞生地。另一方面，劳森也真实细致地捕捉到了丛林人的悲惨命运，在他笔下，丛林人悲惨的人生境遇和多舛的命运既有丛林恶劣环境的因素，也有丛林人自身道德勇气的因素，环境决定论和性格决定论共同构成了丛林人既悲观又乐观的矛盾性格。劳森也因他的丛林现实主义短篇故事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透过劳森的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我们得以一览澳大利亚殖民期、淘金期、民族主义时期丛林历史、社会、文化概貌。
弗菲（Jospeh Furphy，1843—1912），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半丛林人，半书虫”，他的《人生如此》（Such Is Life，1903）是以现实主义为指导的一部关于丛林作品的经典。作为现实主义小说，《人生如此》的目的在于塑造出“生活的美妙画卷”，去解释而不是去记录丛林生活对他而言的感受。在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上都表达了作者对早期殖民浪漫传奇故事中对丛林生活歪曲的反对态度。虽然说，弗菲并不是文笔绚丽的作家，但没有哪部小说比《人生如此》更具地方色彩，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面，“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作家都更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Barnes，1964：180）。
菲利普斯（A.A.Philips）曾经比较过劳森和弗菲的作品，在他看来，劳森和弗菲笔下的“澳大利亚人遭受的苦恼力量并不来自自身，而是完全来自外部”（1976：177）——如弗菲所塑造的“乔布所受到的对手的打击”。这个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乔布有着惊人的忍受能力，这种品质被认为是“丛林生活中最现实的基本美德”（1976：177）。
在弗菲的作品中，他一方面真实地展现了澳大利亚丛林人在艰苦的丛林环境中求生存的艰辛和不易，另一方面将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的社会矛盾一一展现，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并呼吁“组织工会”对社会进行反抗。作为最为坚定的以现实主义叙事为创作原则的作家，在小说《人生如此》中，他旗帜鲜明地激烈批评澳大利亚此前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生活在里弗里纳丛林中的人物既不像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哈葛德（Rider Haggard）、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笔下低劣卑鄙的小人物，也与同时代其他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有所区别。小说叙事者汤姆·科林斯在谈起澳大利亚小说的口头传统时，讽刺味儿十足地说，“丛林强盗故事、丛林坏人、农场主可爱的女儿戴安娜的婚姻等这些主题就留给那些出生高贵的新手写吧”（qtd.in Pierce，1996：163）。小说通过对澳大利亚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批评，宣示了作者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将丛林人生活现实的描写建构为澳大利亚民族未来的梦想。“弗菲的小说既没有后来者继承，也没有后来者对之进行模仿，也许这就是弗菲小说的影响力所在”（Pierce，1996：164）。然而，小说艰深晦涩的语言，断断续续的故事情节，貌似杂乱无章，其实暗含千秋的篇章结构使得小说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少有人问津的经典。
作品中的叙事者柯林斯是一个“九品芝麻官”（9th Grade Sub-Assistant Inspector），叙事者以一个公务员的身份令人更加信服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官场内“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任意临时的公务员任免制度”（Croft，1996：214）。另外，这部小说的哲理性也让不断思考生活本质和意义的人陷入虚无和悲观情绪，让人觉得“人生真是如此”。正如他的故事情节安排那样，被赋予哲理性的“喜剧—悲剧—喜剧—浪漫传奇—悲剧—喜剧”的篇章结构，让读者情不自禁地认同作者对于“人生如此”的哀叹，人生的章节犹如生活的章节，生活的章节犹如这部小说的章节：喜一回，悲一回；哭一回，笑一回。一切似乎充满无定，而一切又似乎早已注定，与选择无关。作为一部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从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来说，在格莱坦（Hartley Grattan）看来，弗菲的“《人生如此》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就如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莫比·迪克》（Moby Dick）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一样”（qtd.in Dutton，1964：349）。
拉德（Steele Rudd，1868—1935）的学校教育，跟劳森一样不规范，并且相当贫瘠，基本靠自学。他不到12岁就独立谋生，直到1903年才专注于写作，一生共创作了24部小说，主要作品有《在我们的选地上》（On Our Selection，1899）、《我们的新选地》（Our New Selection，1903）、《桑迪的选地》（Sandy's Selection，1903）和《重返选地》（Back at Our Selection，1906）等。其中，以《在我们的选地上》最为成功，1912年被改编成剧本并上演，1932年被拍摄成电影，均获好评。他的文学成就可以通过他的故居上的题词得以窥见一斑——“他为澳大利亚创作带来了丰硕的礼物：诚实的笑声，其中包含着先驱者的苦斗和悲哀”（Smith，1980：86）。丛林中艰辛困顿的生活，整日辛劳却食不果腹，在选地上定居过程中的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拉德笔下，都成了幽默的场景。他借助夸张的手法大肆渲染生活中那些滑稽可笑的真实细节，并都制造了浓郁的喜剧效果，因而他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第一位幽默作家。如果说，在劳森笔下，丛林环境主要给人以阴郁悲观色彩的话，拉德则刻意描画丛林生活中的愁苦，并且加以渲染制造幽默，凸显出丛林人乐观开朗的性格。
具体到本研究所关注的《在我们的选地上》，小说描写了丛林选地农拉德率领家人在一个穷僻的地区垦荒耕种，艰辛创业的故事。在此过程中，他们终日面临着缺钱投资、工具简陋、食物匮乏、生活无着落的困顿局面。虽然每天起早贪黑，也依然食不果腹。正如小说所描绘的那样，“欢快表面的背后总是不幸，但轻松和希望软化了困境”（黄源深，2014：86）。拉德家族的创业史，真实地还原了早期移民在澳大利亚丛林环境中建立家园的艰辛，并且以幽默的笔调反映了丛林人在与丛林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我们的选地上》中“老爹”这一人物形象至今让人喜闻乐见。小说总体而言，与劳森的小说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因其鲜明的澳大利亚特色而成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过分夸张的现实，也正表达了作者对丛林人在选地上艰难生活的客观现实的关照，因而也是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对澳大利亚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力的迈尔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1879—1954）是本研究涉及的唯一一位女作家。她出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丛林，从小在澳大利亚丛林环境里长大，小时候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与世隔绝、群山环绕的丛林里度过的，孩提时代的丛林生活环境解释了她从小爱思考、爱想象的性格特征。她一生共写了17部著作，其中12部小说，主要有《我的光辉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1901）、《我的生涯破产了》（My Career Goes Bung，1946）、《自鸣得意》（All That Swagger，1936）以及用“宾宾地区的布伦特”（Brent of Bin Bin）作为笔名创作的《乡下》（Up the Country，1928）。这当中最为有影响力的小说，也是本研究所重点关注的就是她16岁那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我的光辉生涯》。
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受到劳森和弗菲等作家丛林现实主义叙事的影响，是一部具有鲜明现实主义特征的丛林小说。在本研究中，没有把它分开到各个章节里一一讨论，而是集中在第三章的“丛林女性情谊”里展开论述，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强调这部小说作为“澳大利亚第一部小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旨在说明澳大利亚丛林中“女性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不仅如此，单独集中笔力讨论这部小说还意在强调在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中，弗兰克林的创作占有她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澳大利亚丛林不是劳森说的“丛林中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弗兰克林其人其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通过弗兰克林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她致力于描写澳大利亚的本土和地方色彩，描写对象有别于劳森笔下没有固定工作，在丛林中流浪的丛林人，而大多是在丛林中有一定土地的选地农和牧场主，但与劳森一样的是，她同样意在客观、忠实地记录澳大利亚丛林先驱者们在丛林中抗争和奋斗的艰辛历程。《我的光辉生涯》的艺术魅力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丛林少女西比拉（Melvyn Sybylla）这一人物形象。小说描绘了她在单调乏味的丛林环境中所经历的苦恼和抗争，刻画了她追求自由自我，富于反抗精神的丛林性格，真实地再现了澳大利亚19世纪末期的社会风貌。
按照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1884）中的观点：“一部小说能够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试图表征生活”（1957：25），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在试图表述丛林生活方面都显示了他们存在的充分理由，并且对这些丛林生活的真实描写使得澳大利亚拥有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小说。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小说发展进程要晚于世界现实主义小说，但具有鲜明的澳大利亚丛林地域与文化特色。劳森的丛林短篇小说奠定了其“澳大利亚文学之父”地位的同时，还因其对丛林生活“客观、细致、不加修饰”的现实主义手法，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小说特征。在劳森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本土诞生了一批以丛林环境为书写背景，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家，如弗菲（Joseph Furphy）、拉德（Steele Rudd）、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贝厄顿（Barbara Baynton）等，他们的作品被澳大利亚学界（如Kerryn Goldsworthy、John Docker、Susan K.Martin、Mitchell Adrian等）界定为“丛林现实主义”（bush realism）小说。简单来说，所谓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就是以丛林为描写对象，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再现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丛林人生活的小说。这类小说对于丛林人生活真实再现背后都有一个更加崇高的主旨，就是以丛林叙事将丛林人在丛林环境中为了求得生存而不断抗争过程中所缔造的丛林神话、所结成的丛林情谊、所形成的丛林传统真实地再现，旨在建构出“澳大利亚是一个建立在丛林上的民族”的想象。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澳大利亚处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期，这一时期的小说又兼具澳大利亚民族特色。如帕尔玛所说：“世纪之交的澳大利亚主要作家的共性就是都有一种‘民族意识’。此时的澳大利亚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殖民地，不再是大不列颠怀抱里像百慕大和斐济岛那样可有可无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当然澳大利亚民族真正是什么样子，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还在于作家们去发现”（Palmer，1924：1）。在劳森等澳大利亚民族作家专注于丛林书写的影响下，“丛林神话”构建的民族想象成为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主旋律。这些都构成了本课题的选题因素。
进入新世纪，有必要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思潮与文学理论纷纷登场，并引起了学术界的一片惊呼和盲从：后结构的解构思潮、后现代的游戏特征、新历史的文本历史性与历史文本性、后女性主义的两性和谐共处呼吁、后殖民的文化物质性等，你方唱罢，我又登场。然而，当这一切热闹过后，学术思潮逐渐颓势下去，文学理论逐渐意识到正本清源，重新回到文学本身的必要性。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时期重新获得关注的原因也即在此：有必要以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理论对曾经的经典进行新的阐释和解读。本研究选择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源于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欧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子，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又具有鲜明的丛林地域与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学现象在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文学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摆脱了传统上唯英国文学“马首是瞻”的创作思想。这一时期文学以忠实、逼真为原则，真实地描绘了移居澳大利亚的人群在丛林中艰辛创业，与丛林恶劣环境做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坚韧，并且重塑了澳大利亚丛林人的形象，颠覆了长久以来“澳大利亚的果子酒是酸的，啤酒是掺水的，乳酪是腐臭的，蜜饯是烂的”（Clark，1969：180）的歪曲形象。这些作品，让澳大利亚丛林读者倍感亲切。以亨利·劳森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忠实地记录了澳大利亚人在丛林狱火中所经历的肉体与灵魂的折磨，以及精神的升华，创造了自己民族的神话。在其“创造民族神话”的鼓舞下，同时代的弗菲、弗兰克林、拉德等纷纷响应，他们以同样的现实主义手法如实反映丛林生活，饱含深情地再现丛林人的生活风貌，使作品洋溢着鲜明的丛林地域特色，试图建构出澳大利亚人在茫茫的桉树丛林荒原中建立起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度的神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建构了澳大利亚人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
其次，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文学。“丛林文学”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因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而成为值得研究者深挖的“金矿”，因为“丛林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是真正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Adams，1892：47）。丛林在劳森等现实主义作家笔下被提升为“这个新兴国家的象征，而朝气蓬勃的丛林汉则几乎成为了澳大利亚人的代表（黄源深，2014：55），但它又代表着一种“精神追求和想象的神奇的可能性”（Schaffer，1988：17）。因而丛林生活成了现实主义作家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并且在丛林书写中，摈弃了过去一味模仿、缺乏活力的殖民文学，从而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另外，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的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处于澳大利亚民族、社会、历史剧烈变革时期，这些作家始终以一种欢呼的精神来热情观察、描写现实，为澳大利亚民族呐喊，欢呼澳大利亚的独立自由。他们各具特色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主题多样的丛林小说，为世纪之交的澳大利亚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产，因为它们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塑造了“一大批豪爽、幽默、粗犷的澳大利亚人形象”，奠定了澳大利亚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具体的研究意义表现在：首先，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回归，要求文学批评家在新时期以新视野来审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重新审视现实主义小说时，一直处在“期待被挖掘的一隅”的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些小说既具有鲜明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特征，又具有明显的澳大利亚民族特色，并且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留下了巨人般的足迹。其次，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是澳大利亚文学从蹒跚学步的殖民文学到当前在国际上发出声音的澳大利亚文学“顺承转接”的重要阶段。而国内尚无学者对这阶段文学进行系统研究。此外，本研究致力于挖掘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在现实主义文学史上重要的理论地位。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欧美文学”占据主流的当下，将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小说置于世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体系下，系统地梳理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独具民族特色的丛林主题和艺术风格，考察其对世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与拓展关系，表明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是对世界现实主义小说版图的一大丰富。
第二节 文献梳理及研究意义
根据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网最新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1880—1914年）文学研究成果数劳森的最为丰富。这与劳森作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和澳大利亚丛林声音的传话人的地位有关系。具体看来，在研究专著与论文方面：劳森研究为412部（篇），弗兰克林90部（篇），弗菲61部（篇），拉德32部（篇）。从这一时期研究来看，内蒂·帕尔玛（Nettie Palmer）的《澳大利亚现代文学：1900—1923年》（1924）是研究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专著。50年代，万斯·帕尔玛（Vance Palmer）的《90年代传奇》（1954）、拉塞尔·沃德（Russel Ward）的《澳大利亚传统》（1958）、菲利普斯（A.A.Philips）的《澳大利亚传统：殖民文化研究》（1958）集中论述了澳大利亚19世纪末文学的文化自觉与民族意识。
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研究中，学界对劳森的挖掘比较深，视野多样，角度不一。从单篇论文来看，可谓是汗牛充栋，难以细数。菲利普斯（A.A.Philips）的《工匠大师劳森》（1948）是较早讨论劳森作品艺术性的论文。自20世纪50年代，劳森逐渐成为澳大利亚评论界研究热点。英格丽丝·摩尔（T.Inglis Moore）的《亨利·劳森的“起”与“落”》（1957）分析了劳森在澳大利亚评论界经历的起落问题及其历史渊源；20年后，菲利普斯的《再论亨利·劳森的“起”与“落”》（1979）在摩尔的分析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劳森作品，勾勒出劳森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褒—抑—褒”的经典形成过程；考林·罗德里克（Colin Rodercik）是劳森研究贡献最为突出的学者，在80年代撰写了若干篇劳森研究论文，并且毕生致力于劳森小说、诗歌、书信、文论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是劳森研究的集大成者；90年代，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ee）是澳大利亚文学评论舞台上劳森研究的主将，刊发了10多篇劳森研究论文，至今仍致力于劳森的研究。其他如曼宁·克拉克（Manning Clark）、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哈维·庞斯（Xavier Pons）等澳大利亚知名学者虽不是劳森研究专攻教授，但他们一直以来从未停止过对劳森研究的关注，并常常撰写劳森研究论文，论著颇丰。
这里按照年代顺序做一个详尽的梳理。60年代劳森研究专著共有四部：考林·罗德里克（Colin Roderick）作为劳森研究集大成者，他的1960年的《亨利·劳森的形成期：1883—1993年》是研究劳森的第一部专著，该专著集中论述了劳森在1883—1893年的作品，并认为劳森的民族文学奠基人的地位主要形成于这十年的创作；斯蒂芬·穆雷-史密斯（Stephen Murray-Smith）的《亨利·劳森传》（1962）以传记形式记录了劳森的一生；紧接着，普鲁特·丹顿（Prout Denton）从悲观主义诗学角度出版了《亨利·劳森：灰色梦想家》（1963），该专著以劳森的一首诗歌《流浪者之光》（1903）为引子，集中分析了劳森诗歌对现实生活流露出的悲观态度；随后在1964年，斯通·瓦尔特（Stone Walter）搜集和整理了劳森在1887—1924年年间在《公报》杂志上刊登的所有作品，分析了劳森对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杂志《公报》所做出的贡献；60年代末，威廉·哈里森·皮尔森（William Harrison Pearson）在《亨利·劳森在毛利人中生活的日子》（1968）分析了劳森在新西兰的生活经历及其在与毛利人生活经历中对毛利人的态度，作品认为，劳森对新西兰毛利人生活的记载流露出劳森的殖民思想以及白人优越论的局限性思想。在考林·罗德里克的《亨利·劳森批评：1894—1971年》（1972）的率先垂范下，进入了劳森研究的新十年。这部批评集囊括了近八十年来关于劳森批评的几乎全部声音，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劳森研究的各种批评观点和声音。这部编撰著作至今被认为是研究劳森必不可少的学术参考书，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同年，布莱恩·马修斯（Brian Matthews）以《正在退去的波涛：亨利·劳森作品》为劳森逝世50周年献礼；1978年，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文化研究学者曼宁·克拉克（Manning Clark），出版了《探寻亨利·劳森》，并且这本书在1995年获得再版，足见其对劳森研究的影响。80年代劳森研究成果更加丰硕，考林·罗德里克的《真正的劳森》（1982）、《评劳森及其作品》（1985）依然引领着80年代的劳森研究；1985年，道格拉斯·巴格林（Douglass Baglin）的《亨利·劳森的澳大利亚形象》论述了劳森在其作品中对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建构的问题；哈维·庞斯（Xavier Pons）的《走出伊甸园：心理分析学视阙下的亨利·劳森的生平与著作》（1984）借助心理分析学分析了劳森创作的内心焦虑以及这些内心活动对劳森作品的影响；凯·谢菲尔（Kay Schaffer）的《亨利·劳森：澳大利亚建国之父》（1988）将劳森提高到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之父的高度，研究其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1989年，林·桑德兰（Lynn Sunderland）出版了《完美入侵：吉卜林、康拉德与劳森》，该著作颇为宏观地讨论了劳森丛林书写对吉卜林和康拉德小说的非洲丛林书写的借鉴，并且比较了三者丛林描写之间的不同着力点。进入90年代后，尽管罗德里克没有论著推出，学界依然出版了四部劳森研究专著：阿德里安·米切尔（Adrian Mitchell）的《论亨利·劳森短篇小说》（1995）论述了劳森丛林小说的艺术特征；罗比恩·李·巴罗斯（Robyn Lee Burrows）与阿兰·巴顿（Alan Barton）合著的《亨利·劳森：丛林大岭区的陌生人》（1996）论述了劳森作为一个住在悉尼的城市人，却写出了让每个澳大利亚人都为之惊艳的丛林作品，而他对澳大利亚丛林的天才观察力和惊人的叙事才能更是让人赞叹；弗兰克林的《作为个人对劳森的致敬》在1999年获得出版，从中我们获悉弗兰克林对劳森创作才能的敬意和欣赏；马克·霍甘（Mark Horgan）的《美妙想象还是模糊困境？——佩特森与劳森之争》（1996）则讨论了劳森与佩特森的诗歌艺术，并且鉴赏了浪漫主义诗歌与现实主义诗歌的审美意境。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学界对劳森研究依然保持着高度关注。主要研究专著包括：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ee）的《城市丛林人：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想象》（2004），作为亨利·劳森研究的澳大利亚当代知名学者，克里斯托弗的专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证了亨利·劳森的“经典地位”的形成过程以及“劳森身后”对当今澳大利亚文化、艺术、经济、旅游等方面的影响，表明劳森影响的恒久性；同年，玛格丽特·迈克菲（Magaret McPhee）编撰的《亨利·劳森》（2004）作为教材出版，编著主要选取了劳森最为脍炙人口的几篇诗歌，并设置了讨论题目供学生讨论，是劳森走向课堂的选修教材。海迪·迈尔（Heidi Maier）的《诗辩：佩特森与劳森之诗》（2011）比较了劳森与佩特森（A.B.Pertson）诗歌的艺术成就，以及他们在澳大利亚各领域的贡献。
在弗兰克林研究方面，尽管她著作颇丰，学界更多地探讨了其被誉为澳大利亚第一部小说的《我的光辉生涯》，而对其他作品如《我的生涯破产了》、《自鸣得意》以及以笔名“宾宾地区的布伦特”发表的故事集《乡下》（Up the Country：a Tale of the Early Australian Squattocracy，1928）没有受到应有重视。21世纪前，国外学界关于弗兰克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莱·马修（Ray Mathew）的《迈尔斯·弗兰克林》（1963）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弗兰克林研究专著。伯纳德·玛乔丽（Barnard Marjorie，1897—1987）的两部研究成果《弗兰克林传》（1967）和《弗兰克林：澳大利亚的著名故事》（1988）是弗兰克林研究的代表作品。80年代的另一部代表性研究成果是亨利·劳森研究学者罗德里克（Colin Roderick）的《她的光辉生涯》（1982）。这几部著作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我的光辉生涯》的女性抗争意识、小说自传性、小说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贡献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维纳·科尔曼（Verna Coleman）的《她不为人知的光辉生涯：弗兰克林在美国》（1981）从美国人的视角记录了弗兰克林在美国生活期间对婚姻、家庭和女性意识的思考。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4年以来，由于版权解禁，以麦考瑞大学吉尔·罗（Jill Roe）为代表的学者日益关注弗兰克林作品及其创作思想，弗兰克林研究成果在短短十年中井喷式增长。在研究专著方面，有吉尔·罗（Jill Roe）和玛格丽特·贝迪森（Margaret Bettison）合著的《文化融合：迈尔斯·弗兰克林作品主题研究》（2001）以及吉尔·罗的《迈尔斯·弗兰克林传》（2008），后者一经出版，就备受评论界关注和好评。桑德拉·诺尔斯（Sandra Knowles）、马丁·席尔瓦（Martin Sylvia）、苏珊·玛格莱（Susan Magarey）、安吉拉·史密斯（Anglea Smith）、玛丽菈·诺斯（Marilla North）等均发表了书评，评论著作在弗兰克林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吉尔·罗在澳大利亚学界对弗兰克林研究贡献犹如罗德里克在劳森研究方面的贡献，著作等身。在研究论文方面，成果丰硕，不一而足，评论视角围绕弗兰克林小说的澳大利亚性、自传性、女性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新世纪以来，简内特·李（Janet Lee）的两篇论文视角比较新颖：《弗兰克林：美国男性与白人奴隶制度——红十字护士个案研究》（2007）和《弗兰克林与芝加哥服装工人大罢工》（2011）借助弗兰克林在美国创作但未发表的短篇小说《红十字护士》论证了弗兰克林对美国女性工人群体生活状况的关注。
弗菲一生著作不多，只发表了三部小说：《人生如此》（Such Is Life）、《瑞格比的浪漫史》（Rigby's Romance）、《波恩地区与澳洲鹤》（The Buln-Buln and the Brolga）。此外，他也发表过诗歌、小品文、新闻报道等。学界的批评关注集中在被誉为澳大利亚文学史半经典的《人生如此》上，但是小说在作者生前甚至在身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人生如此》内容庞杂，故事情节断断续续，缺乏连续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无异于一部天书，甚至不敢问津。在当时电子、媒介、网络不发达的条件下，理解这部小说更加困难。这种客观现状也从90年代之前弗菲研究成果为数不多上有所体现。随着小说的意义和内涵进一步被挖掘，《人生如此》对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丛林生活的真实呈现和描写使其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的一部经典小说，可以与拉塞尔·沃德的《澳大利亚传奇》相媲美，也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无产阶级文学”（Croft，2013：3）的一部经典之作。
最早对弗菲作品思想性做出评价的是万斯·帕尔玛（Vance Palmer）的《弗菲在言说》，在这篇纪念弗菲诞辰一百周年的论文中，帕尔玛认为弗菲是“澳大利亚民主思想的先锋”（1943：7）；同一年，A.K.汤姆森（A.K.Thomson）以《弗菲的伟大之处》一文纪念弗菲诞辰一百周年，文章论及了《人生如此》以及弗菲作品集独特的叙事方式，认为弗菲是可以与劳森媲美的“精妙的艺术大师”（1943：20）；1955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A.A.菲利普斯（Arthur A.Philips）的《乔瑟夫·弗菲的艺术性》用翔实的例证证明了“《人生如此》看上去随意的小说结构，是作者的故意所为，体现了一般读者不能捕捉到的文学性”（1995：13）；紧接着，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以《弗菲小说〈人生如此〉的结构》对菲利普斯的观点进行回应，指出菲利普斯对弗菲的评价“走出了常规”（1956：374），并在此基础上颇富真知灼见地指出小说看似杂乱无章的结构内部的逻辑性和艺术性；1961年，克里斯·华莱士-克拉伯（Chris Wallace-Crabbe）的《乔瑟夫·弗菲：现实主义作家》论述了小说《人生如此》的现实主义特征，并指出小说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少有的三、四部经典之一”（1961：49）。克里夫·哈马尔（Clive Hamer）的《弗菲的基督哲学思想》从宗教角度出发，认为弗菲在小说《人生如此》中倡导的是“基督现实主义而不是社会现实主义”，并宣传了“积极的基督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1964：142）。
从梳理情况来看，不无奇怪的是，从1970年到1989年的20年里，弗菲研究几乎处于学术真空，少有关照。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沉寂了20年之久的弗菲研究没有“在沉默中灭亡，而是在沉默中爆发”了。这种爆发表现在弗菲研究的三部专著都是在90年代出版的。1991年，朱利安·克罗夫特（Julian Croft）的《汤姆·柯林斯的生平与观点：弗菲作品研究》问世，这是弗菲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著作全面地论述了弗菲的三部长篇小说、诗歌、短篇小说以及他的新闻报道，为普通读者全面了解弗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两年后，迈克尔·怀尔丁（Michael Wilding）推出《激进传统：劳森、弗菲、斯泰德研究》（1993），该著作从澳大利亚19世纪末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论述了三位作家作品中所体现的民族理想和澳大利亚独立思潮。1995年，巴恩斯（John Barnes）和霍夫曼（Lois Hoffmann）共同编撰了《丛林人与书虫：弗菲的信》，这部编著搜集整理了弗菲的全部书信，并从中梳理出弗菲作为“丛林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平等思想和民族理想。在90年代，关于弗菲的评论文章共有3篇，其中两篇是关于弗菲的女性思想研究。帕丁顿·道恩（Partington Dawn）的《弗菲与女性》，对弗菲的女性思想研究做了概括，从弗菲是一个女性歧视者到弗菲支持性别平等都有所论述，是了解弗菲女性思想的一篇佳作。在《乔瑟夫·弗菲与女小说家》中，澳大利亚知名女性研究学者苏珊·莱福尔（Susan Lever）指出，虽然说读了弗菲的小说，我们会发现澳大利亚文学的丛林传统有一种深深的男性气质，但是小说“抵制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文本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并且将性别表征问题置于批评的中心”（1996：163）；吉奥弗里·帕丁顿（Geoffrey Partington）在《一个民族的弗菲》中引用弗兰克林对《人生如此》的评价，“这不只是一部小说，这是澳大利亚的《堂吉诃德》，澳大利亚的《悲惨世界》，澳大利亚的《莫比·迪克》，澳大利亚的《名利场》”（1998：23），指出《人生如此》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澳大利亚的文学经典，因为它在100年前就提出了“多元文化政策来对待土著和其他民族的移民”（1998：29）。
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弗菲的研究延续着90年代的高涨势头。2000年，雷蒙德·德雷斯（Raymond Driehuis）以《乔瑟夫·弗菲与一些美国朋友：民主脾性与令人偏见的自力更生》一文论述了弗菲小说的澳大利亚民族性，并且引用了小说中的一段“通往卓越的道路没有关闭，目前，我们已经来到澳大利亚未来诗歌、小说、哲学的大门，为什么不敲门进去呢？”（qtd.in Driehuis，2000：135）来证明弗菲坚定的澳大利亚民族独立思想。继《一个民族的弗菲》发表三年后，吉奥弗里·帕丁顿发表了《乔瑟夫·弗菲与教育的目的》，该文概述了澳大利亚早期丛林人接受人文通识教育不够的现状，认为弗菲借助小说《人生如此》表达了丛林人“在丛林生活中的生存技能和丛林经历很重要，但他们要加强阅读来获得知识”（2001：82）的必要性。2009年，克里斯·格罗兹（Chris Grosz）提供了一张弗兰克林与弗菲在一起谈话的珍贵图片，西恩·马罗尼（Maloney Shane）为图配文《迈尔斯·弗兰克林与乔瑟夫·弗菲》，再现了弗兰克林对作为作家的弗菲的仰慕和钦佩之情，体现了两个民族主义作家间的友谊，也是研究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作家作品的一张非常有价值的图片。
2012年弗菲逝世一百周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会杂志（JASAL）专门推出弗菲研究专栏以示纪念。一时间，澳大利亚知名文学研究学者，如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苏珊·马丁（Susan Martin）、苏珊·莱福尔（Susan Lever）等都纷纷撰文纪念这位堪与劳森齐名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这些研究视角不一，涉及弗菲的生平、作品的思想性等诸多方面。相关电子资源都已公开，篇幅原因，这部分不赘述，感兴趣读者可以参看JASAL（Journal of Association of Studies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Furphy Specials，2013）。
拉德出生于澳大利亚图旺巴（Toowanboo）地区，一生著作不算丰厚，主要代表作品为《在我们的选地上》、《我们的新选地》、《桑迪的选地》、《回到选地》四部丛林选地故事；他的《拉德家族》（Rudd Family，1926）也为他带来了一定的声誉。拉德在描写选地上种种艰辛故事时的幽默态度和表达，深受读者喜爱，也使得作品一经发表，就大获成功。这些以拉德本人生活地区为背景，以自己及周边家庭生活琐事为题材的选地故事集成为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一座不可或缺的文学宝库。
90年代前，学界对拉德研究不太关注，成果也不丰硕。布莱恩·艾利奥特（Brian Elliott）在《为拉德辩护》（1944）中，最早对拉德作品的成功做了分析。他认为拉德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特有的幽默，还因为他的故事真实再现了“选地上的真实生活条件和对选地生活客观公正的临摹”（103）。1956年，澳大利亚著名诗人、评论家霍普（A.D.Hope）在《斯蒂尔·拉德与亨利·劳森》一文中，比较了拉德与劳森作品的异同之处，他指出，“与劳森相似，拉德擅长描写丛林选地农们的日常抗争、不幸、幽默、梦想，并且他们的短篇小说在临摹和速描真实场景和具体事件上也类似：都不注重叙事的连贯性”（24）。1976年《拉德年代与拉德生平：在我们的选地上，老爹和戴夫的缔造者》是拉德研究的第一部研究专著，该著作主要记载了拉德的生平及创作生涯，并讨论了拉德选地故事与他自身生活的内在联系。1987年，汤姆斯·柯克来（Thomas Coakley）以《斯蒂尔·拉德归来》对弗兰克·摩尔豪斯（Frank Moorhouse）选编的《斯蒂尔·拉德选地：拉德最佳故事与经典选集》（A Steele Rudd Selection：The Best Dad and Dave Stories with Other Rudd Classics，1986）做出评价，他认为“摩尔豪斯在选编拉德故事时，选择的标准是拉德与他自己故事风格类似的不连贯叙事故事，这让读者看到了丛林选地日常生活的全景画”（111）。
90年代后，拉德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但是直到1995年，也就是距拉德研究第一部专著出版近20年后，拉德研究的第二部专著才姗姗来迟。1995年理查德·福林汉姆（Richard Fotheringham）的《探寻拉德》（In Search of Steele Rudd）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界关注。肯·斯蒂瓦特（Ken Stewart）在《肯道尔与拉德的人、人物与作品》中评价了迈克尔·奥克兰（Michael Ackland）的《亨利·肯道尔神话》（Henry Kendall：The Man and the Myths，1995）和《探寻拉德》，在文中，斯蒂瓦特比较了拉德与肯道尔的创作成就，并指出，“20世纪的文化界被现代主义诗学和霸权垄断，拉德作为一个悲剧现实主义作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Stewart，1995：292）；同年，彼特·皮尔斯（Peter Pierce）也在《澳大利亚书评》上对该著作进行了评价；1996年穆雷·马丁（Murray S.Martin）以《寻找真实的拉德》对《探寻拉德》做出评价，他认为，“这部著作恢复了或者说让读者对拉德重新产生兴趣，因为就他在澳大利亚1890—1920年的影响来说，并不逊色于劳森、弗菲等作家”（170）。1997年，吉姆·霍依（Jim Hoy）刊发了《美国农场与澳大利亚选地的文学回应》一文，在文中，他认为，“拉德对昆士兰选地略带讽刺的幽默，也许反映了澳大利亚失败的主题。但这也激起了美国人书写边疆失败的兴趣，因而美国有了约翰·伊瑟（John Ise）”（94）。进入21世纪后，拉德研究还在延续，虽断断续续但一直在向前。值得一提的是，拉德创造的老爹和戴夫形象，早在1940年就被拍成了电影，在2006年被第四次搬上电影荧幕，获得了巨大成功。悉尼大学朱莉安娜·拉蒙德（Julieanne Lamond）对2006年版的电影写了影评《老爹拉德：创造了整个民族的观众》，在影评中，她认为，“电影的成功源于拉德塑造的好人老爹形象，这一人物是澳大利亚民族的先锋”（2007：92）。
以上按照年代顺序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劳森、弗兰克林、弗菲、拉德研究做了一个整体回顾。新世纪以来关于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还包括：哈维·庞斯（Xavier Pons）的《澳大利亚幻想》（2009）、罗杰·奥斯本（Roger Osborne）的《丛林传奇》（2011）、托比·戴维森（Toby Davidson）的《宗教神秘主义与澳大利亚诗歌》（2013）等。从综述的情况来看，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中，学界对劳森、弗菲、弗兰克林的关注要明显超越了对拉德的关注，这可能源于拉德作品着眼点比较小，对于家庭生活的描写使得作品缺乏了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独立的关注，思想高度不够。
澳大利亚学界对劳森的研究覆盖面最广、挖掘最深。关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都有很深的研究，这其中罗德里克对于劳森研究贡献最大，他编撰了三大厚卷本《亨利·劳森诗歌集》、《亨利·劳森小说集及其他作品》、《亨利·劳森批评集》，是劳森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弗菲方面，研究也颇为渗透，尤其是对《人生如此》的叙事风格和结构安排的讨论颇为深入，弗兰克林、拉德研究相对薄弱。
国内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作家作品研究还仅局限于单个作家、单个作品，未有系统研究。或者说，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怀特以来的当代作家作品上，近年来成果丰硕。对于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小说，则集中在因为“表达了当地澳大利亚人的真实经历，从而成为民族的宝库”（Lee，2004：232）的劳森的作品上，目前关于劳森的研究论著有三部，分别是张卫红的《亨利·劳森与现代派文学》（1989）、徐经闩的《一位富有特色的短篇小说家——论亨利·劳森短篇小说的主题和写作技巧》（1992）、张效勤的《探索乌托邦理想世界——亨利·劳森诗歌和短篇小说综论》（1993）。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劳森研究论文共21篇，陈振娇的最新研究《文学刊物在劳森经典形成中的作用》（2013）和《〈公报〉杂志的性别取向》（2014）将国内劳森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我的光辉生涯》研究论文共17篇，其中11篇是关于女性形象的分析，视角相对单一；此外，郭兆康在1982年曾对弗菲的《人生如此》做过简评，而这迄今依然是除了笔者本人在近年来发表过一篇相关研究论文外的国内唯一一篇介绍；国内对于拉德的研究则更加匮乏，除了笔者曾经翻译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外，其他可谓一片空白。
从梳理情况来看，劳森、弗菲、弗兰克林、拉德等作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经典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创作内容、思想、形式上呈现出诸多共性。首先，在内容上，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都自觉地以书写澳大利亚地域文化风貌为己任，专注于澳大利亚本土的人和事的书写，内容上摆脱了此前迎合宗主国英国殖民旨趣的创作；其次，在形式上，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都采取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以真实、客观的态度描写世纪之交的澳大利亚普通民众，尤其是澳大利亚丛林人的生活点滴，突出了澳大利亚民族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此外，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都注重对澳大利亚性的书写，关注澳大利亚民族的独立和未来，欢欣鼓舞地为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思潮呐喊，这一点在弗菲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具体地说，澳大利亚学界对劳森的研究覆盖面最广、挖掘最深。批评视角涉及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阶级性等诸多方面。对劳森研究综合梳理后可以发现：一、罗德里克是劳森研究贡献最为突出的学者，毕生致力于劳森小说、诗歌、书信、文论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是劳森作品整理、编纂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编撰的三厚卷本《亨利·劳森诗歌集》、《亨利·劳森小说集及其他作品》、《亨利·劳森批评集》成为劳森研究必不可少的学术参考书。90年代后，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ee）是澳大利亚劳森研究的主将，刊发了20多篇劳森研究论文和三部相关研究专（编）著，至今仍致力于劳森的研究。其他，如克拉克（Manning Clark）、巴恩斯（John Barnes）、哈维·庞斯（Xavier Pons）等澳大利亚知名学者虽不是劳森研究专攻教授，但他们一直以来从未停止过对劳森研究的关注与思考。二、从研究视角来看，澳大利亚学界覆盖了劳森的方方面面，如传记研究，诗歌短篇小说的主题、艺术、思想研究，悲剧诗学、民族性、殖民思想研究等。三、从研究势头来看，国外学界对劳森研究从未间断，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表明劳森作品作为澳大利亚经典的经久不衰性。
对于弗菲，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采取了讳莫如深、敬而远之的态度。人云亦云地贬之者有之，“怕别人嘲笑自己看不懂显得无知从而大肆褒奖者有之”（Barnes，1990：255），根本不看不评者有之，看了根本看不懂从而不敢妄加评论者有之，这也是关于弗菲在60年代中期直至90年代都无人发声的一个因素。1999年，随着弗朗西斯·黛芙琳-格拉斯（Frances Devlin-Glass）注释的《人生如此》出版，学界对弗菲的了解与关注日益增多。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传媒和电子的普及，学界借助这些媒介对弗菲及其作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并逐渐取得一种共识，认为“弗菲是一战前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Wilde，Hooton，and Andrews，305）。对弗菲的研究梳理后可以发现：一、学界对《人生如此》不拘一格的独特叙事风格和结构安排的讨论颇为深入，或贬之或褒之；二、由于小说的晦涩性以及弗菲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没有任何发表物来证明其出版资历，这些导致小说《人生如此》同《我的光辉生涯》一样，在出版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学界对小说的出版始末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三、学界对弗菲的研究集中在《人生如此》上，对小说讨论的主题和主旨也比较广泛深入。但对他的其他作品，如《瑞格比的浪漫史》、《波恩地区与澳洲鹤》等批评则明显不够。
在弗兰克林研究方面，有一点与弗菲研究状况相类似，即学界更多关注了她的代表性作品《我的光辉生涯》。梳理弗兰克林研究可以发现，尽管她个人极度崇拜弗菲，但学界对她的关注则明显超越了对弗菲的关注。具体说来，弗兰克林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学界对弗兰克林，尤其是对其经典作品《我的光辉生涯》的研究较为深入，涉及到作品的自传性、澳大利亚性、本土性、时代性等多重主题；二、学界对弗兰克林作品及她本人的女性主义思想以及她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贡献研究比较深入；三、弗兰克林奖的设置有力地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使得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声音日益凸显，推动了一批澳大利亚作家走向世界，如数次获得弗兰克林奖的蒂姆·温顿（Tim Winton），彼特·凯里（Peter Carey）也数次获得了曼·布克奖。
国外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依然给多元文化并存、各种声音瑕瑜互现的当今澳大利亚学界，留有很大研究空间。
一、在劳森研究方面，劳森作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受到了学界最为持久的关注，学界对他的研究也最为深入，研究渗透到他的个人传记，作品的思想、内容、形式等。在今后的研究中，学界可以关注：（一）劳森作为一个有智慧和思想的作家，为了出版和迎合读者的需要，在作品中流露出一定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局限性，尤其是他在英国时期的创作思想在这方面表现明显，而学界对此讨论却不多；（二）作为中国学者，建议结合劳森作品淘金期的历史背景，挖掘其作品中对华人形象的描写以及作品中涉及的中国元素，这对于我们了解劳森的种族思想，了解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淘金期的生存状况都是有益尝试；（三）学界对劳森关注更多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事实上，劳森在诗歌上的创作成就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劳森诗歌研究成果；（四）从作品翻译来看，国内劳森作品的翻译数量少之又少，只有零星的几部短篇小说的选译，这是国内劳森研究也是翻译实践的新课题。
二、在弗兰克林研究方面，学界更多地关注了她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我的光辉生涯》，研究覆盖了小说的方方面面。建议学界今后研究关注：（一）她的“具有典型的澳大利亚风格，堪称澳大利亚经典的《自鸣得意》”（Stephenson，1954：3）以及她在美国期间创作的戏剧《生存者》等其他作品。戏剧《生存者》涉及弗兰克林在美国期间关心的两个主题：艺术在个人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对贫富不均现象的强烈批判，尤其批判了将“适者生存”作为阐释人类不平等现象的合法借口，但学界对这些研究还相当少。（二）弗兰克林小说《我的光辉生涯》最终得以出版中间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具体状况值得今后学界认真探讨，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中后期的澳大利亚女性作家的写作与生存状况。（三）澳大利亚学界对弗兰克林的研究，出现了一个20年的研究真空。即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弗兰克林研究成果为零，颇为奇怪，这是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的一个现象。
三、在弗菲研究方面，前面讲到，澳大利亚学界对于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人生如此》上，事实上，作为一部澳大利亚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生如此》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今后学界可以思考的领域包括：（一）从1964年到1989年的25年里，澳大利亚弗菲研究处于学术真空，少有关照。虽然进入到90年代后，沉寂了20年之久的弗菲研究没有“在沉默中灭亡，而是在沉默中爆发”了，但整整20多年的时间内没有研究成果，这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是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施行多元文化政策，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上，不再认同弗菲小说中单一的澳大利亚民族。（二）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拉德的丛林选地故事集等都被数度拍成电影，使得西比拉、老爹等人物形象成为澳大利亚最为熟悉的人物形象。而对于弗菲的《人生如此》，至今无人轻易尝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其搬上电影荧幕。（三）国内已经有人选译了劳森短篇、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笔者也曾翻译过一篇拉德的短篇，虽然《人生如此》是一部值得向国内推介的经典小说，但考虑到小说的晦涩难懂，在可见的将来，国内估计还不会有弗菲作品的中文译本。笔者一直想着等完成手头任务就开始尝试，每每未能如愿，但愿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四）在国内，拉德和弗菲的研究都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大量推介、译评、研究工作亟待开展。
整体来看，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笔端下，他们共同表达了对世纪末澳大利亚人民现实生活的关注，有着鲜明的澳大利亚本土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都渴望借助对即将独立成为一个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的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描写，以强调澳大利亚人民生活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澳大利亚民族的独特性、独一性。然而，国内外对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作品没有系统考察，“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研究”是在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作品研究文献展开系统梳理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论观点，文学是一个国家国运兴盛的风向标，澳大利亚因其传统的英属殖民地地位，一直被视为罪犯的流放地，难以培育出主教、法官、教授的地方。而二战后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力，使得自怀特以降的澳大利亚作家备受世界关注。此前的文学虽同样精彩，却鲜有问津，这既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遗憾，也表明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本研究以翔实的文献梳理为基础，围绕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进行深入研究，对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和叙事特征等多方面展开分析，力求为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提供一点管窥之见。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小说因其独具澳大利亚本土文化和历史意蕴的丛林意象，与世界传统现实主义有着显著区别。开展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洞见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中丛林地域风貌书写对构建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些是假想的诸多意义和价值，实际完稿后，能否达到预期，还期待读者指正，另外由于学术所限，书中纰漏之处，自是不在少数，恳请同仁不吝赐教。